作为副官自然要跟在长官身边，至少不能太远，要保证随叫随到。庄继华和蒋先云开始也以为是这样，可是孙中山只送给他们一人一堆书，包括国民党一大宣言、三民主义讲演、帝国主义侵华史等，然后就让他们读书，每天将读书心得交给他审阅，这下俩人明白了，孙中山这是亲自教导他们。蒋先云有些为难，庄继华知道他为何为难，只是这没法劝。他倒无所谓，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信仰什么，每次就当写文章交上去，不过还是不知不觉的把前世的一些东西写出来了。
比如平均地权，他认为孙中山提出的核实全国地价的方法行不通，提出采取收入递增税的方法来平抑贫富差距。这对于后世人来说是很平常的，但在这个时代却是很新颖的。
对于这一点蒋先云却不同意，俩人当着孙中山的面争论起来。
蒋先云引用共产国际关于地主富农理论驳斥庄继华，认为这是对剥削者的让步，应该让剥削者把他们剥削劳动人民的财富归还给劳动人民。
庄继华则认为剥削是不可能被完全消灭的，而且强行平均财富是对私人财产的暴力侵犯，违反民主自由原则，况且大多数地主富农的财富来自自身勤劳持家，善于经营，恶霸地主是少数。
蒋先云讥讽的说善于经营实质就是巧取豪夺，财富的积累过程就是剥削过程，同时引用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描述，说明这种积累本身就是犯罪。
庄继华同意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描述，但却不认为剥削是犯罪，他解释道自商业诞生以来剥削就客观存在，资本家开工厂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赚钱，如果不为赚钱他还开什么工厂，同样农民有勤俭持家者，也有卯吃寅粮者，抛开其他的原因，一旦遇上天灾人祸，后者必然要借贷，可是谁也没有必须借给你的责任，付出代价是必然的，因此剥削并非犯罪，而是商业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要想彻底剥削就必须彻底消灭商业，而消灭商业是不可能。
蒋先云反驳说消灭剥削是可以的，苏俄就办到了。
庄继华有点为难，他总不能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苏联彻底失败了。但他还是坚持认为苏联也没有办到，因为苏俄还存在商业交换，只是它的那种剥削还没有认识到。
孙中山开始很有兴趣的听他们俩的争论，最后忍不住也加入进来。他赞成庄继华关于大多数地主富农财富的观点，可是他认为庄继华的办法过于缓慢，另外很向往苏俄在革命后国力的迅速增强，认为这对中国有借鉴作用。
庄继华则说苏俄国力迅速增强中包含绝大危机，它是以牺牲轻工业和农业为代价，强力发展重工业，导致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个扭曲的经济，这种扭曲到一定程度将使国家经济崩溃。
这场由土地引发的关于剥削的讨论他们算打了个平手。
俩人关于革命的策略的观点却是一致的，都认为国共合作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基础。但在对外关系上却产生分歧，分歧的主要点就在主要敌对国家。蒋先云认为是英国，庄继华则毫不犹豫的选择日本。
庄继华认为英国在欧战后实力已经削弱，已经无力大规模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但日本不一样，日本在欧战中没有丝毫损失，国家实力不降反升，而且日本自民治维新以来一直奉行对外扩张政策，而且它扩张的主要方向是中国。
蒋先云部分同意庄继华对日本的观点，但他认为英国在中国有重大利益，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革命首先会在发展到这一带，仅仅收回租界一条就会让英国人狗急跳墙。他举出商团事件的背后就是英国政府。
庄继华也同意收回租界会让英国政府感到很痛，可关键是英国没有实力派出大批陆军干预。最多派几艘军舰来示威，派出陆军绝不可能。
俩人争论多次，有时是在孙中山面前，有时是在俩人的房间里，时间就这样慢慢流过，孙中山也不再着急的催促各军北上，只是象征性的发一通电报，里面不疼不痒的批评几句，这反而让各军产生各自不同的理解，可是孙中山也不解释，已到韶关的朱培德几次来行营发牢骚，孙中山也只是简单的安慰几句，唯一了解的孙中山目的的却是蒋介石和廖仲恺，俩人接到孙中山秘密发来的命令，要他们做好一切武力镇压商团的准备。
这天孙中山又在审阅俩人的笔记，谈论几句后突然问道：“你们认为该怎么解决商团事件。”
庄继华和蒋先云同时反应过来，孙中山现在需要的是理由。在前期政府已经和商团达成协议，现在又要武力解决，如果没有好的理由，那么政府威望必然要受影响，在政治上陷入被动。
蒋先云首先说道：“学生建议在广州城外集结黄埔军校学生和工团军农团军，然后发动工人农民向政府请愿，要求政府解除商团武装。”
庄继华想想却说：“学生以为等就行了。”
等，孙中山和蒋先云有些纳闷，庄继华接着解释道：“商团人员都是由一些富家子弟组成，平时吓吓地痞流氓还可以，真上战场是不行的，用不着集结很多部队。至于….，你们知道吗，有钱人都有个坏毛病，就是爱惹事，这些人平时就趾高气扬的，现在吃了那么大的亏，早就想发泄发泄了。所以我们就等他们出来惹事，然后就该我们动手了。至于部队，学生建议不要从韶关调，只需悄悄的把黄埔学生和工团军武装起来就行，只要首战打掉它的指挥中心西关，用最快的速度控制住广州城，外地的商团武装可以传檄而定。”
孙中山听明白后，很生气地责备道：“等他们惹事？等他们惹出事来我们要死多少人？这些人难道不是我们的革命群众？就让他们白白牺牲？要是他们不惹事怎么办？你是不是要挑唆他们惹事？文革，革命不能只求目的不管手段，这样的手段只能得逞于一时。革命是正大光明的事业，不能通过阴暗的手段实现。”
庄继华一听脸色通红，他就是这个意思，他设想的是现在只缺一个理由，那么就寻找一个理由，或者制造一个理由，前世老美经常这样干，很容易的。
接着孙中山又说道：“商团其实不是一个坏组织，前些年对革命的贡献也不小，这些我都记着，只是现在他的领导人野心膨胀，就说他购买枪支吧，以他现有的武装完全可以保护商社，他买这么多枪要作什么？这些不能不让政府警惕，这也是我下决心解决商团的原因。”
庄继华满脸通红，向孙中山道歉道：“总理，我错了，是我急功近利，思虑不周。”
孙中山语重心长的说道：“有这种想法的人很多，可是这种方法是错误的。唐太宗李世民曾说我以诚待人，则人必以诚待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样的成功比失败更可怕，长此以往，则革命将丧失其原本的立场。”
庄继华虽然道歉，但心里不以为然，政治本就是肮脏的，搞政治靠诚信，…，总理太理想主义。
蒋先云见庄继华很尴尬，有心解围，便问道：“那总理认为该解决呢？”
孙中山说：“商团自民国初年即存在，成员遍及广东各地，有比较广泛的影响，最好是政治解决，如果能把他们收编是最好的，如果不能，那么让他们暂时保持现状也不错。”
庄继华和蒋先云闻言大吃一惊，知道孙中山又从坚决镇压的立场上后退了。
孙中山仿佛知道他们的想法，接着说：“你们是不是要问，我的立场又改变了，不，我从没改变，文革有句话说得很对，商团战斗力不强，如果没有陈炯明，仅凭商团，无论是谁都无可作为，我们的心腹之患还是陈炯明，没有商团，陈炯明还是可以进攻广州，还是可以封锁赣粤边界，还是可以收买我们队伍中的不稳定份子，因此不解决陈炯明不能北伐。”
蒋先云还是不相信，问道：“可是….”
孙中山打断他的话：“可是我们停留在韶关，既不进也不退，是吗？这是因为我还要再看看…。”
庄继华和蒋先云明白孙中山说的看看，是看商团。
这次谈话后，俩人明显感到孙中山对他们的笔记批阅越来越详细，甚至一些小观点也批示大量文字。
然而事态的发展最终让孙中山失望了。
十月十日双十节，韶关各界举行大会庆祝国庆，孙中山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心议题自然是北伐。
下午却传来商团向广州双十节游行群众开枪射击，打死二十余人，伤百余人的惨案，得到这个消息后，孙中山勃然大怒，对商团的一切幻想都被抛到脑后，立刻电令许崇智、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陈友仁、谭平山6人组成革命委员会，并担任全权委员，并命令该会用会长名义便宜行事，平定商团叛乱。
10月11日，又令胡汉民将广州商团机关一律解散并缴械，令韶关警卫军及北伐军一部回师广州，讨伐叛乱。同日下达“平定商团”手令，早准备好的蒋介石廖仲恺率领黄埔学生军、铁甲车队、农民自卫军于当晚迅速攻占西关，陈伯廉、陈恭受逃往香港。12日各地商团武装纷纷作鸟兽散，15日广州各商店一律开业。
消息传来大元帅行营一遍欢腾，护卫队的黄埔学生在高兴之余又有一些担忧，担心作为平叛主力的黄埔同学的伤亡，昨天传来的消息枪击事件中牺牲者就有黄埔学生。
庄继华不知道，由于他的介入，商团叛乱提前两天平定。蝴蝶翅膀煽起的风在逐步加强。
14日孙中山返回广州，绝口不提北伐之事，黄埔学生护卫队随之返回，不久奉命返校。
17日孙中山召集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鲍罗廷开会商讨东征陈炯明。
然而，不久传来消息，吴佩孚战败，中国局势顿变。
10月22日冯玉祥带兵从前线返回北京囚禁总统曹锟，逼北京政府下停战令，宣布解除吴佩孚的职务。随后在天津杨村击溃吴佩孚指挥的直军，此举导致山海关直军主力崩溃，吴佩孚于塘沽仓皇乘军舰逃往南方。
北方吴佩孚忙于逃跑，张作霖忙于将部队开到平津一线，冯玉祥忙于联系各方准备应对来自奉系的威胁，段祺瑞忙于做梦，想东山再起。
然而，在南方南方，一支中国以前从未有过的军队正在慢慢组建，两年之后，这支军队将掀起一道狂潮，横扫半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