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从枫木树脚谈起（4）
投笔从戎
一九二六年夏季我从常德回到会同过暑假。家中又不许我再出去读书，把我禁闭了起来，一直到八月初我才第二次出逃，回到学校。
这年十一月，经邱育之、肖钟岳两位同学介绍，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庄严地举行了入团宣誓仪式，一个月后，我担任团小组长。
北伐军一到湖南，形势起了根本变化，国家主义派逃的逃，藏的藏，学校改组，赶走了那个国家主义派的校长，由入党才一个星期的胡佐武担任校长，学校又新换了许多进步教员，“学生会”重新由劣势转为优势。
这时，桃源二女师与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合并，并且把常德省立第二中学并入，作为新二师的中学部，全校学生一千七百多人。学校党团组织也发展了，力量加强了，工作更活跃了。党组织公开挂出了牌子，叫“中国共产党湖南常德地区办事处”，办事处主任滕代胜，是滕代远的族兄。团组织负责人的真实姓名叫尹道涛，却起了个外国名字叫“细格斯”，平时他就用这个洋名字，我们也弄不清楚是什么意思。在滕代胜和细格斯的领导下，常德地区和常德二师的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向前发展。
常德原来的驻军是贵州袁祖铭的一个旅，老百姓叫他们“三枪将”，即：驳壳枪、红缨枪、鸦片枪。国民党不信任这支杂牌部队，派了一支中央军来缴他们的械，乒乒乓乓响了一天一夜枪，就轻而易举地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这支杂牌军还有许多武器便散失到了民间。湘人尚武。过去有句俗话，叫“无湘不成军”，许多人都知道。尤其是我们湘西人，似乎特别好斗。我当小学生的时候就喜欢扎绑腿，在绑腿上插把匕首，还敢同正规军队的士兵斗一斗。这时，为迎接北伐军，党团员们都趁机积极凑钱买枪，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合着凑钱买了一支驳壳枪，二百发子弹。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长沙的许克祥接着发动了“马日事变”，血腥镇压工农，革命出现了低潮。常德的形势突然紧张起来。
“马日事变”一发生，湖南省防军驻常德独立旅的旅长就派人来学校请胡校长去一趟。党组织和同志们都提醒校长局势紧张，此去凶多吉少，竭力劝阻他不要去，立即离开湖南。胡校长斗争性很强，但对时局认识不足，还认为自己是堂堂正正的省立师范校长，“夫子何惧之有”!结果，他被国民党中央军杀害了。消息传来，全校大为震惊，学生们愤怒极了，但一时又没有好的办法。
那时外面传说二师拥有七八百条枪。反动军警信以为真，就派了两个营的部队把学校团团围住。大概是怕七八百条枪吧，他们都不敢闯进校门。实际上这个数字是远远夸大了的，全校顶多有几十条枪，反动当局还下达了对学校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通缉令。面对这种局面，硬拚显然是要吃大亏的，党组织立即通知和组织大家，迅速分批撤离学校。
我和一些同学是最后撤离的。因为常德在洞庭湖边，经常发洪水，所以城里的下水道特别粗大。我们便揭开校内下水道的铁盖子，猫着腰，踩着发臭的污水，悄悄从下水道里摸黑跑到常德城外，在洞庭湖畔跳上了一条小船。小船行至长沙与岳阳之间，我们下了船，在黑夜里爬上往北去的火车，躲藏起来。火车在洞庭湖畔平原上奔驰，第二天清晨过了岳阳。一过岳阳进入湖北省界就没有事了，我们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我们的目的地是武昌，一到武昌就接上了组织关系。党已在叶挺领导的二十四师设立了一个教导大队，专门收容两湖进步学生和工农干部。叶挺的名字大家是熟悉的，而且对他很崇拜。他当时是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司令。反动派发动的“四·一二”和“马日事变”的血腥屠杀，共产党员胡佐武校长的鲜血和“二师”被围，深刻地教育了我，使我意识到，不拿起枪杆子，打倒新老军阀就是一句空话。我毫不犹豫地在五月末赶到平阳门外招生处办好了入学手续，顺利地进入教导大队。从此，我坚定地走进了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行列，再也没有离开过片刻。
党对这个教导大队是非常重视的，对学员寄予很大希望。通过严格的军政训练，党要把我们这些青年培养成为基层军事干部，毕业后去基层掌握武装力量。一九二七年六月，我在教导大队由共青团员正式转为共产党员。
从进入教导大队那一天起，少年时期立下的铲除军阀的志向，变成现实的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行动了。那年，我二十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