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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战争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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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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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浙南三年游击战争(4)

    第一次反“围剿”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等于在蒋介石的后院修起了革命的堡垒,枪口相对,这必然是他无法容忍而要加以“平毁”的。革命斗争的实践已经证明,只要实行革命的武装割据,“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是不会平息的。浙江当然不能例外。一九三五年八月,敌人开始策划对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进行“围剿”。

    后来查明,蒋介石鉴于保安团对付不了我们,决定调动主力部队来“围剿”。国民党军委会在七八月间先后任命卫立煌和罗卓英为“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这个总指挥部原先设在江西上饶,着重对付我抗日先遣队,以后一度移驻福建南平,重点对付闽赣边境,七月下旬移驻浦城,九月中旬移驻浙江江山。该总指挥部制定的《第一期清剿计划》(国民党蒋介石认为我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只是红军的“残余”,故名“清剿”而不叫“围剿”),确定这次“清剿”要“以各边区大部对粟、刘”,并委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统一指挥。当时,福建、江西、浙江、安徽四省边区受该总指挥部节制的部队共有六十三个正规团,罗卓英计划以其中的一大半来对付我年轻的浙南游击区。

    由罗卓英任军长的第十八军,是陈诚起家的老本,装备精良,人员充实,训练有素,战斗力较强,以后被称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其师、团长中如黄维、霍揆彰,李树森、宋瑞珂、胡琏、阙汉骞、高魁元等,后来都是国民党军中的著名人物,由此可见蒋介石对此次“围剿”之用心。

    罗卓英的部队于八月间由江西向浙江开进,其“围剿”的部署是:以第十四师三个团在北面,第九十四师三个团在东北,第六十七师三个团在东南,浙江四个保安团在南面,第三师两个旅五个团在西南,郜子举“剿共军”第二纵队两个支队四个团在西北。各部都构筑碉堡工事,对我浙西南根据地形成包围;又从北面的溪圩经东畲到南面的龙泉,构筑一条碉堡线,将整个包围圈剖为东西两半,以其第十一师三个团由龙泉向北机动。十八军军部率其特务团驻丽水。此外,还调第五十六师所属的两个旅六个团,由隙■(左石右祭)(qi)下市向东南经花桥、举水、荷地直抵泰帧,构成第二道封锁线,以求切断我转向闽北、闽东的退路。敌人集中了三十二个整团共约六七万人的兵力,连同地主武装号称四十个团,妄图围歼我游击队,彻底摧毁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敌人发动新的“围剿”,我们虽早有觉察,但开始判断认为是刚提升为浙江省保安处长的宣铁吾指挥。当时宣铁吾在遂昌设有“浙南剿匪指挥部”,指挥有四个保安团和十余个保安大队,构筑封锁线,扬言要用“回环压迫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直捣松遂龙间我根据地。我们对国民党浙江省防军的战斗力是心中有数的,而且我们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发展和第一次反“进剿”的胜利所鼓舞,所以在七月底、八月初发起了“八一”大示威,以期打破宣铁吾的“围剿”。直到九月中旬,我们才逐渐查明这次“围剿”是蒋介石直接部署、由罗卓英指挥,并以敌正规军为主体。“八一”大示威虽然给了敌人保安团队和反动地主武装以相当的打击,但过早地暴露和消耗了我们的力量。形势比我们估计的要严重得多。

    对付敌人如此大规模的“围剿”应取何种方针,关系重大。回顾中央苏区在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下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和在周恩来、朱德同志领导下的第四次反“围剿”,都是以运动战歼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特别是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一路敌人被歼灭了,一次“围剿”也就基本上被粉碎了。就是在井冈山时期,自朱、毛两军会合形成红军主力后,也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而现在我们只是一支游击队,我们一次最多只能消灭敌人一个营,还是保安团的部队。我们必须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来粉碎敌人的“围剿”。游击战很难谈得上防御,也不能大量歼灭敌人,只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我们决定留下第二纵队和第五纵队就地坚持,其余主力部队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吸引敌人、调动敌人,并开辟和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

    九月下旬,我们由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区南下,在龙泉道太以东敌军第六十七师和第十一师的接合部——蛤湖偷涉龙泉河,突破了敌人的云、龙封锁线,进入浙闽边境。

    罗卓英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当他查明我游击队主力已突围进入浙闽边境后,知道以数万大军追捕我分散活动的不足千人的游击队,无异“以拳头打跳蚤”,不能奏效。因此,他除派一个师约五个团的兵力追堵我军外,仍将几十个团的大部队死死地箍住我纵横一百公里的浙西南中心区,企图彻底摧毁我游击根据地。

    后来的实践表明,我们将两个纵队的兵力留在浙西南是留得多了。如果我们当时对敌情有足够估计的话,主力部队还可以少留一些;留下的部队应该化整为零,采取武工队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活动方式坚持斗争。

    九月十九日,罗卓英开始血洗浙西南,先后延续八个多月,直到一九三六年六月“两广事变”爆发才结束。

    我浙西南广大革命群众和挺进师第二、第五纵队,在黄富武同志为首的浙西南特委和军分区的领导下,在敌我对比众寡悬殊的极端残酷的形势下,浴血奋战,以生命和鲜血誓死保卫红色游击根据地,写下了悲壮的篇章。他们在扼守玉岩、住溪、王村口等地的时候,日夜同敌军以营为单位编成的“搜剿队”作战,英勇机智,往往使敌人付出了重大的代价。苏维埃政府干部为了争取时间安置伤员,发动群众砍倒树木,横断交通,并在山崖上造石楼(即滚木擂石)、扎口子,凭险打击敌人。他们在王村口的馒头岭就是这样阻击敌人达三昼夜之久,打得敌人无计可施,后来不得不绕道石练方面去,爬上大乌尖从侧翼进攻,我军才放弃馒头岭,转移到第二个隘口御敌。敌人羞怒已极,焚烧了大小山路两旁的林木,漫天浓烟烈火,日夜不灭,并严密封锁,调整部署,紧缩包围圈。在反动地主武装的配合下,以梳篦方式漫山遍野来回“清剿”。十月三十日,黄富武等同志被捕后,形势更为严重。但同志们在人民群众掩护下,掩埋好战友的遗体,包扎好自身的伤口,整理好战斗的组织,继续战斗。支队整编为大队,大队缩编为小队,主要领导干部伤亡了,基层干部接替指挥。最后剩下几个人,他们也自动集合起来,选出指挥员,重新与敌人周旋。秋去冬来,天寒地冻,他们穴居饮雪,挖田鼠窝找粮食充饥,夜以继日、出生入死地坚持,与前来搜捕的敌人战斗。其中有张麒麟、余龙贵、宣恩金、曾友席、曹景恒、杨干凡、刘亨云等同志,克服了千难万险,直到几个月后,才同我们由浙南出击的主力部队胜利会师。

    坚持根据地斗争的第五纵队,是以浙西南根据地革命干部、共产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为主体的第一支浙西南人民子弟兵。尽管这支部队组建得晚,训练较少,但指战员们觉悟高,甘愿为保卫家乡、保卫红色政权、保卫土地革命英勇献身。他们人熟地熟,给予敌人的打击分外沉重;可是也由于他们是本地人,社会关系多,面目公开,易于暴露,牺牲最大。他们不愧是浙西南革命史上光荣的一代。

    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坚持斗争到最后一息。如龙浦县委书记方志富同志(化名张云龙),战斗到剩他一个人时,不幸左手负伤,他就凭着右手,轮换使用两支枪向敌人射击,最后在龙泉茶圆坑壮烈牺牲。又如安岱后的陈凤生同志不幸被捕后,敌人把他押到龙泉,软硬兼施,妥他招供。他坚不吐实。敌人残酷地把他钉在墙上。他还是不屈服。末了,敌人绝望地把他枪杀“示众”。其他如卢子敬、陈丹山等同志。都为革命洒尽了最后一滴血。

    敌人的烧杀惨无人道,对我们的同志不仅是枪击和砍头,甚至把他们当众“开膛”,割了心肝去下酒,被捕杀和活埋的基层干部和群众不计其数。但是,敌人越残暴,革命军民的反抗越坚决。我浙西南革命军民在这场斗争中用生命和鲜血写下的壮丽篇章,将永留青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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