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部分读者很是奇怪，问我放着那么多叱诧风云的大人物不去写，为什么偏偏要把李秀成这名叛徒作为小说的主角呢？
不，我本人从未曾视李秀成为可耻的叛徒，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我的这个史学观点深受一个人的影响，那就是已故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先生。k罗先生前后经历近５o年时间，皓穷经，对《李秀成自述》作了全面的考释、译注。他的一生几乎都在替李秀成鸣冤叫屈，著书立说为李翻案，甚至因此而受到政治运动冲击而无怨无悔。
有榜样如此，我为何不能用自己的一杆秃笔状写这个伟大的“叛徒”？
就是这个叛徒，站在木笼里写下了那份迷一样的“投降书”;
就是这个叛徒，被俘后把审讯他的过程当作另外一个特殊战场与敌周旋;
就是这个叛徒，被清军割了3多刀凌迟就义，死前还在从容微笑……
我不愿再多饶舌了，看了英国人柯文南（所作的，有关李秀成是否在《自供状》中向朝廷乞怜投降的文章，相信大家自有公论——
……另一个目的是比较引起争论的：就是为“乞活”而写的可能性。据我知道李秀成在被俘后从来没有直接地“乞命”，只曾在《自述》中劝“老中堂……奉请……肯赦此(两)粤之人，甚为美甚”。
“乞活”说先是根据赵烈文日记，见了李秀成之后所记“言次有乞活之意”。
曾国藩在安庆出版的《李秀成供》刻本批记中也写道李秀成“宛转求生”。李秀成和曾国藩谈话时是否曾要求“赦命”，我们当然无法知道，但我看来曾国藩的话不见得可靠。因为他很可能认为“李酋”“宛转求生”正是清廷所欢喜的消
息。赵烈文的话也不能完全相信。因为据《能静居士日记》，赵问：“汝今计安出？曰：死耳。顾至江右者皆旧部，得以尺书遣散之，免戕贼彼此之命，则瞑目无憾。”──此语看不出什么乞活之意。
但比较有力的证据是：自述》中说“先忠于秦亦丈夫信义，楚肯容人，亦而死报”(但其含意不能说完全不模糊);(二)李秀成所提出的“招降十要”只有他自己生存才能实行，而且，如果成功亦有“以功赦命”的可能性，而李秀成可能象韦志俊“得回家之乐”。但李秀成当然知道韦志俊“得回家之乐”是因为他用兵力帮助敌人镇压革命，而没有理由说李秀成愿意如此做。何况曾国藩并不是象“胜小孩儿”那样无用，他知道招降“贼目”的危险性，尤其招降李秀成那样威风的人。
再者，太平天国几乎完全被镇压下去，再没有招降“贼目”的必要，尤其是已被俘的“贼目”。我想李秀成一定知道“赦命”的可能性的确不大。另外，我们可以从英国政府翻译官阿拉巴斯德纪录访问李秀成在监狱里的情况，看出他当时的情绪：
“我不愿打扰他便静静地进去，但某人招呼他，他就转头，遂站起来，用我的姓名向我祝贺。这时我不得不说几句，故只问他是否对我有什么要求。他回答说他唯一的希望于天。说此话好象几乎以快乐的声调，使我无意之中同情他。”（英国外交部档案
李秀成对赵烈文的“死耳”和对曾国荃野蛮行为的态度，都表明他对自己的生存并没有什么幻想。在《自述》末段也写道“死而足愿、欢乐归阴”，而根据赵烈文记载他在刑场“复作绝命词十句……遂就诛”。当然，这些记载不能做铁的证明，但我总认为，忠王在世最后几天所写并不是以“乞命”为动机。
……
英人文章我做了节选，以后将6续在论史时予以引用。
在此做两个关或李秀成的补充：
一，拙作封面那幅图取自民国初年的一本演绎小说的插图，画面上紧挨天王洪秀全站立的人便是李秀成。此外还有一张他骑马杀敌的图，日后我换封面时再给大家看。
二，广西古籍出版社曾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版了一部李秀成自述原本线装影印件，网上有卖的，要价近千元一本，我犹豫半天还是嫌太贵所以没买，现在想想颇后悔。
英雄的遗作，不该用金钱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