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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最强野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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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一百章:黑山革新(七)礼法之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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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正在黑山率先治“法”,此等前无古人之事虽凭权威压服了内部物议,但免不了外部的议论非非。

    这第一个,便是离着黑山最近的山下邑,弘毅大夫闻言此事,却是亲自上门来劝。还不及端坐互相见礼,弘毅大夫便痛心疾首地言道:

    “子敬,此事你做的未免太过孟浪了,先王之制斯为美,岂可轻废。”

    于正见此,则是淡然见礼,答曰:“法出于礼,黑山治法非为废礼也,只是在礼的基础上再加以规范一二。”

    在于正看来,夏商与西周的法,是一种完全依附于礼的法。诚然,在一定时期,这种“礼法”制度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维护了社会稳定。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礼法”制度在形式上偏于保守,内容上过于陈旧,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变革的新形势了,所以他才要“治法”。

    不过为了让此时的社会更容易接受,也考虑到好友的关切心情。于正还是避重就轻地言道:

    “不学礼无以立,礼是为人之本,也是立足之本,正,旦夕不敢忘礼也。

    然而时也易也,夏礼不足有商补之,商礼不足有周补之,正之所为,乃是补‘礼’之不足,以‘法’将模糊处规范,将错漏处校正。并将此公之于众,使人人知礼,人人守法。如此先王之制虽有稍改,但周室却可千秋永续,此治世之道也。”

    弘毅大夫与于正对坐,闻言却是脸色一黑,于正虽然善辩,但是在这一件事上,弘毅大夫却恪守“复礼”之道,根本不为所动。甚至认为于正想要改周公所制的周礼,未免有些得意忘形了。

    他将黑山治法之事,归为三大严重错误,言辞犀利地一一指出。

    “其一,氓隶之人亦知法度,如此,贵贱不分,民不畏其君,乾坤倒悬,此为一谬也;

    其二,弃礼而征于法,如此,民不知礼,而尽成追利狡黠之徒,互相争利,此为二谬也;

    其三,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治民在威,不在刑。法之成文,公之于众,从此世上争诉不止,永无宁日,此为三谬也。

    有此三谬,非治世之道,实乱世之道也。”

    弘毅大夫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把“法”明文公布出来,也反对把“法”从礼教中独立出来。

    他认为,民众一旦知道了刑书的条文,就不会再看重道德,遵守礼仪,而会去“征于书”,去钻法律条文中的空子。从此,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斤斤计较,甚至相互争诉,最终会导致天下大乱。

    于正回忆后世的历史,这番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很多时候,的确是“道德礼教”让我们变得更为无私,更乐于助人,而“法”在明确物权的同时,则让我们更“自私”,更注重维护自己的利益。

    比如于正在后世看到这样一个新闻,说两个老外比邻而居,一个老外院子里种了一棵果树,随着果树的长大,枝丫延伸到了邻居的院子里,于是两个邻居为此大打出手。

    在法的概念里,由于对于物权有着明确的定义,所以人人注重的是对方有没有侵害到自己的利益,甚至那颗果树根本也没碍着邻居啥,只是稍微越过了墙而已,就被认定侵害到了自己的空间。而在礼的概念里,大家应该互相体谅,互相帮助,所以中国讲究“远亲不如近邻”。

    想到此,对于弘毅大夫提到的一些弊端,于正也是能够同意的,后世为什么要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呢,不正是因为法不是万能的嘛。

    这让他有些醒悟,穿越者的自恋思维的确不可取,不是仅仅依靠“法治”,民众就必定景从,领地就能大治的,这是极其简单的想法。所以,在推行法治的同时,加强黑山领地内的“乡风文明建设”也是很有必要的。

    “法”和“礼”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对于“礼”,要学后世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法是硬性的,礼是柔性的,软硬兼施才是大治之道。

    于正出言同意了弘毅大夫的部分观点,言说自己一定会在治下加强“礼”的教育,然而弘毅大夫却是练练摇着头。他是要让于正收回此法,而不是仅限于稍稍让步,“弃法复礼”才是他的底线。

    法让民众贵贱不分,只这一点,他就是容忍不了的。

    对于这点,于正却是不能同意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确动摇了此时奴隶主贵族们的统治根基,然而这却是社会的进步所带来的,抵制社会的进步就是“**”行为。

    如今这个春秋时代,本就是个“礼崩乐坏”时代,是个天下大乱的时代,若是还守着原来那一套,别提富国强兵,就是闭关自守,保持祖宗社稷都做不到。

    面对这个时代的变化,有两种人,一种人便如孔子,讲究“克己复礼”,想要通过恢复先王之制,来结束天下大乱。另一种便是李俚一类,想要通过“变法”,来结束天下大乱。

    两类人都是欲要“平定天下”的志士仁人,也都只是维护自身统治阶级,有着明显局限性的古人。

    孔子是活在奴隶制变革时期的人,他的“礼”从根源上就是树立一种等级。而李俚的“法”,同样也是树立新兴贵族阶级的统治地位和等级。

    想到“统治”二字,于正的思路便豁然开朗:是啊,无论“法”也好,“礼”也好,不过都是统治工具罢了,哪个能更好地为他的统治服务,他便用哪个,就这么简单。

    礼教是阶级统治工具,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维护着封建王朝的统治。其实法律也是,它看似是公共意志的体现,其实在历史上也只是某一阶级的公共意志而已。

    他又不是要建万世王朝,建万世不变之法,想这么多干什么,礼也好,法也好,只要阻碍了时代的发展,那必然是要被不断完善的。

    若是在“革新”和“复礼”中让他选一个,那他自然会站在“革新”这一边的。

    送走了面色不郁的弘毅大夫,于正心中有些无奈。即便是圣明如孔圣人一般,在得知晋国铸造刑鼎的举动后,也预言说这是亡国之举:“晋其亡乎!失其度矣。”

    “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孔圣人尚且如此,对于弘毅大夫的举动,于正也不是不能理解的。不过他认为,“反对自反对,批评自批评,只要是时代迫切需要的,终将会把礼治社会演变为法治社会。”

    因为此事,他与至交弘毅大夫有些失和,这不免另他有些沮丧。

    若是小事,大家不妨各退一步,而现在,他们都认为自己所坚持的才是大道,于正是有着后世的历史知识,而弘毅大夫是有前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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