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对于国王和内阁的决定也是普遍认可的，而且最近他们值得庆祝的事情确实有很多。1758年8月28日晚，正在海上航行的梅西耶——一位早年间就已经投靠环球集团的法国天文学家——在巡天搜索彗星的观测中，突然发现一个在恒星间没有位置变化的云雾状斑块。梅西耶根据经验判断，这块斑形态类似彗星，但它在恒星之间没有位置变化显然不是彗星。这是什么天体呢？
在原本的历史上，不列颠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经过长期观察核实，将这些云雾状的天体命名为星云。但现在既然有海宁存在，那自然不需要赫歇尔出来吱吱歪歪了。于是海宁干脆在环球集团的报纸上刊登了这一发现并直接将这一类天体命名为星云，同时决意赞助梅西耶在天空当中搜寻更多的类似天气。
梅西耶的这一发现让幸运讲述的提出者康德也十分兴奋。不过康德的那个假说是与天气演变有关的，现在只凭梅西耶的发现还无法支持他的假说。但海宁仍然在文章当中对康德的假说表达了支持，并扬言以后肯定可以找到更加丰富的证据证明他的观点。
有很多时候一些科学的认知往往都是有一些零散的，无法形成整体证据链条的观点拼凑起来的，而在这一拼凑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伟大而又大胆的假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康德在几年之前提出的星云假说虽然还充斥着神秘色彩，但却成为了后世天文学家所坚持的主流，虽然直到21世纪，这一假说也没有被完美的证明，但海宁已经不准备让康德的功德被18世纪的这些繁星苏子门所忽略——有着类似遭遇的伟大学者比比皆是，但海宁已经决意不让他们领受这份痛苦。
海宁的这份怜悯，并没有为广大的欧洲学者做述职，但仍然有很多人记得他颂扬这些人功德和业绩的美名。因为海南的贡献，许多人对中国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这在之前的七八年当中也是一直都在发生的事情，不过即便如此，很多人对中国也都是一知半解，更何况海宁也不能代表中国此时占据中国的仍然是大清帝国和他们的皇帝乾隆。
出于避免张冠李戴等仪式点错误操作，尤其是避免乾隆皇帝，捡了环球集团好民生这一大便宜的现实需求，环球集团在宣传的时候仍然需要经常强调两者的不同。但这多多少少的也带来了一些麻烦，毕竟海宁这个拥有中国血统的人和真正的中国人在欧洲人眼里似乎是有些差异的，对于一个喜欢经常移民的国家来说，拥有某一个国家的血统并不见得就能够算这个国家的人。
因此有那么一小撮人还是喜欢在海宁面前打擦边球，他们对中国的诋毁从来没有停止过，而在这一阶段，启蒙思想还没有完全的走进人们的心里，一些早一阶段的荒诞文学仍然在占据着中低层知识分子的脑海。
对这环球集团的身为日益壮大，这是喜欢打擦边球的人，也找到了越来越多发财的机会，以至于海宁以及更加频繁的收到这些下流作品的影响，因此他决意向这一乱象宣战。
如果以海宁所处的时代为基点进行讨论的话，虽然有许多历史的渊源需要追溯，但论引起中欧之间关系，恐怕最需要提及的仍然是不列颠的马嘎尔尼访华事件。
之前已经描述过，马戛尔尼的外交任务是在近40年之后才被踢到历史舞台上的，那个时候不列颠和大庆之间缺少相互了解，以至于这位外交官的外交任务几乎到了脱离现实的地步，这点似乎足以折射出十八世纪欧洲人对中国所抱持的主流态度。
当时出现的名词“中国风”指的正是强调华美装饰的洛可可风格。这种风格，模仿中国文化、艺术中的柔美梦幻色彩，表现在许多生活层面上：壁纸、柳条盘子、壁炉台、木头檐口、格子框架、家具、亭子、宝塔，以及最重要的园艺。无论是凡尔赛宫严谨的几何图案设计，还是由克里斯托弗·雷恩设计的位于格林尼治的海军医院，均由于大量运用直角及直线，产生了一种悠闲的轻松感，也就是当时人眼中的中国风味，并由于空间隐秘，处处隐藏玄机，更带出了特别的亲密感。
马戛尔尼在其谈论中国的日记末尾，以一段话总结了这种特色：
中国园艺师是大自然的画家，虽然缺乏透视训练，却能利用距离远近营造最佳视觉效果。他们或是拉远，或是压低园内景物，根据植物的形体数量将其安前或置后，以树木的明度对照树丛的暗度，并以强烈色彩的震撼感配上简单设计的柔和感，或根本不作任何装饰来凸显建筑的不同层次。
马戛尔尼这段文字折射出，随着习惯及品味的改变，一个时代也宣告结束了。推动法国革命及美国革命的情绪，若非复兴了传统观念，就是在哥特式的礼赞下，全然摒弃了传统及中国风格。
十七世纪早期，如果我讨论气能够开风气之先见证中国风格的人，恐怕避不开不列颠日记体作家约翰·艾弗林。
艾弗林1684年6月22日写道，“一位名叫汤生的耶稣会士”，让他看了一些“由日本及中国耶稣会士寄来的珍品”，它们的目的地虽为巴黎，但是因为是由不列颠东印度公司负责运送，因此当时暂置伦敦。艾弗林表示，他这辈子还没见过类似的东西，他的珍品清单如下：
最醒目的是巨大的犀牛角以及金碧辉煌的背心。那背心以金线编织刺绣，颜色鲜活，既优雅又活泼，欧洲压根儿见不到。还有一条镶着各式珍贵宝石的腰带和锐利到不能碰的匕首，刀刃的金属光泽也不是我们常见的，偏淡偏青。至于扇子，倒像是此地女士们惯用的样式，只是大得多，有个雕琢精美的长柄，扇面上则布满了汉字。
艾弗林表示，有些物品几乎让人误以为直接来自弗兰西斯·培根的乌托邦的小说《新亚特兰提斯》，其中又以闪亮的黄色羊皮纸为最。但是在这些珍奇而雅致的物品之外，还有另一批神秘又邪门的物品：
画有山水风景、神像、圣人、毒蛇的印刷品，造形恐怖邪门，都是他们膜拜的对象；还有人物和乡村，画在玻璃般透明的棉布上，相当罕见；另外就是花卉、树木、野兽、飞鸟等，精细自然地画在丝般的材质上。至于各式各样的药剂，根本不是我们的药师和医生所能调配。特别是其中一种药，耶稣会士称为“拉泰格迪”，样子像菌菇，却有金属般的重量，看起来又像某种物质的凝结体。海宁是个喜欢吃蘑菇的，但却从不曾见识过这种东西，他推测这要么是铁蒺藜的一种，要么就纯粹是这位日记体作家的胡编乱造。
在艾弗林所认识曾经去过中国的西方旅行家中，至少有一个人喜欢装扮得像“东方人”以接待访客，他们之中有些人喜欢说有趣的中国故事给艾弗林听，还有人会展示刚得到的“绘有中国人生活方式及乡村风光的山水屏风”。
无论是艾弗林的珍品清单、喜爱穿着东方长袍的不列颠人，还是登堂入室进入不列颠坚实乡村庄院的中国山水画，其实都是许多不列颠人绝对排斥的对象，特别是那些自诩为传统中产阶级美德的守护者。他们眼见斯图亚特宫廷道德低落，早已感觉简朴生活的价值观受到了严重威胁。换而言之，在当时的欧洲所流传的中国附属ar附有中国风格的物品，成为了奢侈甚至是腐败的象征，依然造成了贫穷的中下层的排挤。某种程度上，中国文化是蒙受了不白之冤的，他因为某些国家内部的阶级对立，而遭到了本不应承担的非议。
十七世纪时，中国正慢慢地渗入不列颠人的生活。莎士比亚并未顺应此趋势，他只在作品中两次简单提到“契丹人”，而且态度都很轻蔑。在弗兰西斯·葛德文1618年的社会讽刺剧《月球上的人》中，勇敢的太空人回到地球时，降落地点正是中国，他并受到慷慨、好奇、聪明的中国人款待。十七世纪中期，弥尔顿的作品显示，他对中国的准确位置及历史缺乏明确概念。以《失乐园》为例，亚当从乐园中最高的山上远眺：
全盛的帝国，
始于汗八里(cambalu)的城墙，契丹汗的治地……
蜿蜒至帕金，中国王的领土。
很明显的，cambalu就是马可波罗昵称的kambalik，而帕金亦即北京。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地方，实在同一个地方，亚当的目光也只不过是一直在同一个城市里逡巡。
约翰·艾弗林的珍品清单是1664年列出的，仅仅五年之后，英籍学者约翰·韦伯就费尽心力，完成了他毕生最伟大的事业，证明中文是第一种基本世界语。不久后的1685年，根据历史记载，中国人沈福宗，在法籍耶稣会士伴随之下前往法国途中，曾转往英王詹姆士二世的天主教宫廷拜访，使这位天主教皈依者成了第一位踏上不列颠土地的中国人。沈氏备受礼遇，英王命令宫廷画师戈弗雷·内勒爵士为他画肖像，牛津大学尊他为荣誉访客，他并在该校和不列颠大学者托马斯·海德会谈、切磋，双方用的是共同语言拉丁文
到了十七世纪末期，中国风格的事物影响力之大，自一幕莎翁《仲夏夜之梦》的舞台演出可以看出——之前已经说过，莎士比亚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并不曾频繁的提到过中国，而这部剧显然也是经过改编的，这意味着关于中国的那些情节或者是布景都是改变着自己加上去的，这样的变化也意味着中国风格在当时的欧洲也确实是引起了更多人的重视：
舞台上一片漆黑，有人在上面独舞。接着交响乐响起，突然间灯光大亮，舞台上清楚出现一个中国花园，有建筑、树木、植物、水果、飞鸟、走兽，与我们日常见到的花园大不相同。花园尽头是个拱门，从其中看进去，还有其他拱门、树荫、成排树木，直至尽头。在这个花园上面，是一个悬空的花园，由架子撑着连到屋子顶端，花园两边都有可爱的凉亭及各式树木。空中有珍奇的小鸟飞舞，舞台顶端是一喷泉，水流淙淙，流入大池子里。
在这如画的景色里，中国恋人唱着普赛尔优美的二重唱，六只猴子从树林中现身跳舞，舞台上此时进入最高潮：
六个中国风味的基座从舞台下升起，上面放着六个巨大的瓷盆，中间种着六棵中国橘子树……基座朝着舞台前方移动，二十四个人开始跳起优美的舞蹈来。此时海门——人名——现身台上，设法撮合奥布朗和提泰妮娅，并结合了中国恋人。众人齐歌五重唱，歌剧至此告一段落。
但这样的风格也并非每一次都受到观众的审慎者，也并非总是在创作者那里备受青睐。这种华美感性的中国风格第一次碰壁，是在小说家兼政治文宣作家笛福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