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所处的时代，是被后世称为“地理大发现”的大航海时代。
欧洲人开始远洋探索，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航海家，其中有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瓦斯科·达·伽马等人，他们发现了很多不被欧洲人所知的国家与地区，从而拉开了地理大发现的序幕。
大明虽有明成祖朱棣时代“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如今早已成为昙花一现的梦幻。
万历皇帝的皇祖父明世宗嘉靖皇帝，他在位的中后期，倭寇横行，就是明朝海禁政策酿成的恶果，到了万历的父皇隆庆皇帝掌权，他开放海禁，被后世称为“隆庆开关”。
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
从此，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据历史学家统计，从隆庆元年到明朝灭亡的1644年，海外流入大明朝的白银总数大约为3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
大明朝的商品物美价廉，在对外贸易中，自然能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赵铭心道：“大明通过贸易获得了大量的财富，但朝廷却并非是最大的受益者，而是那些商人尤其是海商。”
明末的郑芝龙是海盗与海商的结合体，他之所以能拥兵自重，根本原因就是在于通过对外贸易，他可获得源源不断的财富，而朝廷在对外贸易中获利不多，只征得了少量的税额。
历史上的神宗皇帝曾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设立“矿监税使”，均以宦官充任，往各地开矿征商。
这些矿监税使的权力极大，可专摺奏事，节制地方官吏。他们于各处横征暴敛，先后激起多起民变。三十三年罢矿监，税使仍置，直至明神宗死后始罢。
“设立矿监税使很有必要，可增强朝廷的收入，但人选需要斟酌而行，不然，激起民变就得不偿失了，等迁都南京后再实施吧！”
试想如果矿监税使的官职保留到崇祯时代，大明朝廷拥有可观的财力，也不至于在应付建奴和闯献二贼的时候力不从心。
“崇祯败亡的最根本原因还是没钱，我重生为万历皇帝，定不会让明朝灭亡的悲剧重演，即便得罪既得利益集团也在所不惜。”
赵铭以孩童之身亲政，却无人敢有异议，朝政按部就班，尤其是迁都南京的准备事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这些事情自然不用万历皇帝亲自去辛劳，他宏观上把握进度即可。
时光在不知不觉之间流逝，转眼已经到了万历元年四月，迁都的工作已基本就绪，万历皇帝朱翊钧下诏，令在京各衙门开始南迁，重要文书、典籍等都要装箱运到南京去。
未来的南京，将重新成为大明帝国的京师，金陵原本就是明朝的开国之城，明太祖、建文皇帝以及明成祖朱棣三位皇帝都曾在此处理过政务。
如今，万历迁都南京不如说是回归，南京有明太祖的孝陵以及太子朱标的明东陵，即便被降为“留都”，也一直是大明士人心目的朝圣之地。
从北京到南京路途遥远，以明朝时代的交通工具，费时得一月有余，无数的马车从北京各大城门出发，南下南直隶应天府。
几家欢乐几家愁，生于南方的官员大多是乐见其成，而家在北方的官员则叫苦不迭，对他们来说，南迁金陵是背井离乡。
万历皇帝则准备从天津走海路到崇明，然后转入长江去南京，数月前，赵铭已下令南京新造大海船五百艘，如今都停靠在天津，以备皇帝陛下南下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