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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晋孤烟之山河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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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北朝社会使儒学产生第二次划时代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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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用唐代修订的四书五经以南朝学说为主版本,来说明是南朝保存了国学。但是他们没看到北朝儒生因缺少社会特权,使北朝儒生重视自身的修身、立命,“用”字当头。这使北朝率先完成儒学的导向性革命:儒学从研究“道”转向为研究“德”。

    儒学从天命和道中脱离出来,主流研究‘人’,确切的说主要研究“德”,是具有划时代的进步。而这一改变是北朝儒学的功劳,南朝儒学只起到理论上的补充作用。没有南朝那两本书,唐朝儒学就不能发展了吗。自欺欺人!

    儒学是讲“经学致用”的,而且在两千年的儒学发展中,“经学致用”一直是儒学发展的一条暗线。

    隋之后,小农经济兴起,逐渐在宋朝形成主体。人们必须通过科举才能进入官场治国,而能进入官场的人就太少了。这时候,儒学核心转向----立命、安身。

    儒学前期的核心功能是治国,治家族;后期是立命、安身。总的来说儒学就是用来‘用的’学问。经学致用也。

    隋朝之后,儒学从再次确定“性本善”为起点,依次推理出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讲,人的本性是全面的善德,要把善德的本性全部挖掘出来(穷理尽性)。明确这些善德(致良知),最终人的行为不能脱离人的善德(知行合一)。

    在那个时代,单就“重君”和治理地方就已经可使儒学成功。而在魏晋之后,儒学已经吃掉法家。在十六国和北朝时候,儒生在庄园外没有太大的特权。但是有一个统计,北朝士族,在王朝官员中也能稳定的占到总数的70%之上,最高时占79%。南朝最高时士族官吏也只占81%,这是令人震惊的。

    北朝重儒学,但不重也不行,因为他能用的治理地方的人员,也只有在儒生中寻找。不然让老道、大和尚去,还是让一字不识的武将、太监去。

    士族虽在北朝社会特权不重,但有钱,有时间,有传承。更重要的是,他们要管理大族产业。他们近乎垄断文化和管理才能,使他们在北朝官僚中仍占有重要地位。

    在士族的特权逐步下降已经成为不争事实之后,士族最终失去特权是迟早的事。士人不能一出山就当官,士人追求修身、立命之学,为将来的以才德取士,科举取士做好充足准备。唐朝诗人白居易参加的一种科举为——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

    在北朝缺特权的士人也只有做到才识兼茂,明于体用了。著名的《颜氏家训》就在这一时期诞生了。著作人颜之推本是南朝士族,二十岁出头被北周掠走,但北周对士族还是很客气的,给他安排了官职。颜之推归国心切,逃走了。可是无法南逃,就先逃到北齐,其才华横溢,在北齐也做了官。后北周灭北齐,又回到北周,在北周和隋代又做了官。从颜之推的经历来看,北朝并不是一片黑暗的。

    《颜氏家训》是他在快六十岁时写成的。《颜氏家训》的主张就是“学贵能行”。讲究修身、处世,反对南朝士族对儒学高尖顶的研究。认为这是空谈高论,不务实际。传授儒学真正的核心价值——仁、义、礼、法。

    其对法在教学中的作用之重视,令人震惊,“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治家之宽猛,亦犹国焉。”

    《颜氏家训》证明了北朝儒学率先向“修身”、“安命”为核心的方向上转移。再次深刻的明确了儒学的‘以用为本’的入世思想。

    北周有鉴于在官员的选取中只有用儒学人士,而出台了《六条诏书》(治心身、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

    规定,凡做不到这六条,加上不懂会计学的人,不得为官。这制度本是北朝儒学大家作出的,只是得到了皇帝的赞誉和大力支持。这六条反映了北朝大儒的儒学态度。

    这个态度就是,儒学家第一要务是修身,学习有才华(治身心)。第二点是道德优(敦教化),懂经济(尽地利、使人富),会使用法律(恤狱讼),甚至还要学会数学(计账法)。这是何等的‘经学致用’!

    儒学再次回到“经学致用”上来。后世王朝进入小农经济,没有大庄园供儒生实践,后世科举就取这六条中的前两条——有才华、道德优。等儒生考上进士之后再学习后四条。所以儒生登进士后,一般只给个“做副手”的官,先跟着学习一段时间。

    儒学在成为古代主意识形态之后,汉儒讲天。做好事老天会奖励你;做坏事老天会惩罚你。使从孔孟荀一直传承的经学致用变了味,有向宗教靠拢的萌芽。

    魏晋南朝讲道。人要顺应自然的客观规律,人要顺应“道”才能安身、立命。这个说法看似正确,其实却有很大问题。因为这个道(自然规律)到底是怎样的,人掌握不了。自然规律是什么,不要说古代,就是放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放到二十五世纪的将来,也恐怕不能完全研究出来,人怎么能完全顺应它。所以,魏晋研究这个“道”,研究成玄之又玄,或许是个必然。

    正因为这个“道”玄之又玄,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有各自的标准,容易被“揉捏”,所以被大士族利用,形成自由式的思潮。

    在我们知道没有天意,而道(自然规律)又不能被掌握之下,只能退而求其次。有学问,讲道德,成为人在社会中安身立命的最好方法。相“比较”而言的最好方法,也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最现实的方法。

    所以,北朝以讲究“自身修为”为前提,使儒学进入研究“德”的时代,开启了儒学的新篇章。所以,那以后儒学的主流是研究“人”,能确切的就是研究“德”。

    因为北朝儒学更加强调了“学以致用”之后,儒学加重了它“积极入世”的思潮。过犹不及,其缺点是过于“功利”,“德”的培养成为教育中的重中之重。

    从这一点上看,后来一千多年儒学的发展路线就非常清晰了。

    隋朝之后,儒学从再次确定“性本善”为起点,依次推理出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讲,人的本性是全面的善德,要把善德的本性全部挖掘出来(穷理尽性)。明确这些善德(致良知),最终人的行为不能脱离人的善德(知行合一)。

    儒学从天命和道中脱离出来,主流研究‘人’,确切的说主要研究“德”,是具有划时代的进步。而这一改变是北朝儒学的功劳,南朝儒学只起到理论上的补充作用。没有南朝那两本书,唐朝儒学就不能发展了吗。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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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朝的士族统治阶层不会轻易地让出手中的特权,又利用对“玄学”的垄断,必然会在社会的主意识形态上加强士族特权的理论。他们主研究的这个“道”必然会走向“士庶天隔”。他们会宣扬大自然其中的一个规律,就是:士就是士,庶就是庶。这样在这一层面上又会走成“天命论”,最后很可能被宗教哲学吃掉。这或许不是危言耸听,南朝还是“本体不分”的儒学,在“天命论”上拿什么跟佛学拼。

    我的这一设想其实在南朝末已经有所表现,士族宣扬“士庶天隔”,佛寺林立。而古罗马帝国前期的思想学说,就是在被贵族发展成“士庶天隔”之后被宗教吃掉的。和孔子同时期的苏格拉底讲至爱至善;亚里士多德讲“|物质”。古罗马哲学主流斯多葛派前期讲万物的永存不朽,人人平等;晚期贵族产生开始消极遁世,讲宿命论。330年左右颁布一道法令禁止佃农离开祖种的土地,用现代话来说,他把佃农变成了农奴,终生依附在那块土地上。393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被神教吃掉。

    贵族的意识形态一定要借助神学,因为不管你王弼说破天,就算是再伟大的逻辑辩驳,再严谨的科学推演,也不能说服人们---贵人富命,卑人贱命。只有神学可以做到。神学可以说“不要羡慕贵人,人家上辈吃过苦,你这辈子好好干,下辈子也当贵人(轮回说);或者死后被度到西天极乐世界;要么上天堂。宗教是先“信”后理解的。(’先信后理解‘是宗教哲学家们的定论,不是笔者空口瞎说)

    后果更可怕的是:因为后来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是宗教人士说写的。对宗教前的哲学思想多有隐含,甚至篡改,以至于后世想深入研究,重新拾起都不太可能。博爱、公正在西方宗教史之前早就有。可是早被篡改的面目全非,无法拾起。只好来东方借‘仁义’。

    当1993年我国的考古学家挖掘出来战国时代的《老子》原著时,惊奇的发现我们读了两千年的《老子》,原来是被汉儒篡改以后的版本。由于伪流传已广,我们今天大多数人研究的还是儒家伪本。悲催,还是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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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是儒学发展的一个极端重要的阶段。相对比较完善的科举制度,使儒学人口成几何式成倍增长。这是唐朝对儒学最大的贡献。(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策、道举、童子八科)

    平民儒生给士族子弟造成极大大力。世家子弟又在学习儒学上比平民儒生有更大的优势。两派都是压力极大。只好一心只读圣贤书,放弃对‘玄之又玄’的最高理论的追求。

    另一发面,唐朝的小农经济相比于宋朝还有很大差距。平民儒生既要学习儒学,又拼搏在温饱线上,大多数成就自然不会太高。理论贡献对他们来说不现实。他们给世家子弟造成的压力是‘群狼压力’。

    而世家在唐朝是走下坡路的,一直在衰落。想让他们做出更高的理论贡献也是不现实的。

    但是唐朝在普及儒学人口上的贡献,比任何一个朝代对儒学的贡献都大。不能认为没有理论贡献,唐朝就是儒学低谷。

    反倒是整个社会因‘儒学’而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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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学致用在明清的表象就是考秀才。

    在明清时期,我国进入了典型而成熟的小农社会模板,自给自足,重农仰商。一个普通人如果想光明正大的脱离农业生产,最佳的捷径是考取秀才,举人、进士或许先不去指望。一旦他考取了秀才,他便可以光明正大脱离农业生产。

    秀才不用交公粮、赋税,甚至解除徭役。这使其可以安心从事教学,再不济可以当医生,实在不行可以替人写信,或干脆做个相士。有人会嘲笑我的论点。小小秀才算什么!请联想一下,那么小小‘铁饭碗’又算什么,多少人拼的头头破血淋。

    小农社会自给自足的特点,使人们对科技的渴望降低,社会几乎停滞不前。因为这一个家庭男耕女织从出生到死亡,都不需要社会参与。这里要说明的是,并不是农耕的人先发现了‘铁’。游牧的人发现了铁,把他当宝贝,做成装饰,而农耕的人把它做成锄头。蒸汽机的早期原型在农耕社会也早有发现。

    最典型的是‘石油’。在《梦溪笔谈》里有明确记载。对其使用上也有精准的猜测。但是在农耕社会里它既没有煤好使,也没用煤好开采。没有用。

    所以从大的意义上讲,新事物的出现不是谁先发现(发明),而是谁最需要。小农社会自给自足的特点,使人们对科技的渴望降低,社会几乎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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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北朝后,国学以“德”为主要研究对象发展了一千多年,为什么会在清末不批自倒。

    原因也很简单,社会变了。儒学这一千年研究总结出的是小农经济下的道德,有很多“道德”和今天的商业社会格格不入。

    比如《颜氏家训》中极端鄙视妇女。认为女人不仅不能治家,更不能治国。如果她有才华(注意是有才华的情况下),也只能辅助自己的丈夫。这个道德观念,即使是我这个大男子主义者,也不能接受,何况古代儒学还有很大的重君道德。儒学当然不批自倒。

    那么儒学是否有可能死灰复燃?一定会!因为时至今日,习学问、修道德仍然是在社会中安身、立命的最主要方法。儒学只要总结出符合今日社会发展的道德观念,就会再生。

    所以在新的形势下,研究如何经学致用成为儒学的最迫切的课题。

    社会最缺什么?社会最需要什么样的知识?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当然我们不能从历史中寻找答案,而只能在历史中找寻“灵感”。

    今天的时代是融合的时代,笔者认为公平式社会主要的任务还是:在不失公平之下,如何最大限度的容忍自由。

    把儒学的根“考”衍伸为社会责任,既不改其忠于社会的实质,又不再阻挡人的流动。以人的权益为礼,鼓励人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

    我再说一遍,儒学应以社会责任为根本,以正义、仁爱为主干,以人的权益为轮廓。

    就是,仁爱、正义、人的权益,使人修身、齐家、立业。

    叹一声:多情者多艰,寡情者少难。情之不敛,运无幸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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