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薛仁杲之败
李世民龟缩在高墌附近，其实一无所为，仅是消极避战。
www.00ks.com
但就在这时，薛秦发生了重大危机，内部分裂，尽管李世民六十余日一仗未打。薛仁杲军原本正在势头上，却突然：“其将梁胡郎等帅所部来降。”（《通鉴》）“其内史令翟长孙以其众来降，仁杲妹夫伪左仆射钟俱仇以河州归国。”（《旧唐·薛仁杲》）“其将牟君才、内史令翟长愻以众降，左仆射钟俱仇以河州降。”（《新唐·薛举》）
按《旧唐·地理志》河州即隋枹罕郡。较西，离唐秦战场也较远，中必有误。武德二年平李轨，才置河州。不当于此时此刻归唐。不知是否平凉州之误？但且不管这些，有一点很明确，薛仁杲已解体。那钟俱仇也不是好东西。薛举把女儿嫁给他，让他当驸马，左仆射，并未亏待他。他却在兴旺时叛变，促成了薛秦之败。还有内史令翟长孙，他与钟俱仇都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常委，如与唐本不该打，当初为什么不对薛举说？后来投降最快的又是他们。
世民知仁果将士离心，命行军总管梁实营于浅水原以诱之。（宗）罗睺大喜，尽锐攻之，梁实守险不出；营中无水，人马不饮者数日。罗睺攻之甚急；世民度贼已疲，谓诸将曰：“可以战矣！”迟明，使右武候大将军宠玉陈于浅水原。罗睺并兵击之，玉战，几不能支，……（《通鉴》）
到了这种时候，李世民仍“几不能支”，其军事水平就可知了。这一绝妙的表现《旧唐·薛举》抹去了。自然薛仁杲已是强弩之末。最后：“罗睺士卒大溃，斩首数千级。”——宗罗睺是最早的起义农民领袖，在别人变心降唐时，他却作战最坚决。
世民帅二千余骑追之，窦轨叩马苦谏曰：“仁果犹据坚城，虽破罗睺，未可轻进，请且按兵以观之。”世民曰“吾虑之久矣，破竹之势，不可失也，舅勿复言！”遂进。仁果陈于城下，世民据泾水临之，仁果骁将浑幹等数人临陈来降。仁果惧，引兵入城拒守。日向暮，大军继至，遂围之。夜半，守城者争自投下。仁果计穷，己酉，出降；得其精兵万馀人，男女五万口。（《通鉴》）
后来李世民解释说：
罗睺所将皆陇外之人，将骁卒悍；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斩获不多。（注意着重号）若缓之，则皆入城，仁果抚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则散归陇外。折墌虚弱，仁果破胆，不暇为谋，此吾所以克也。（《通鉴》）
薛仁杲不是打败的，而是内部解体的。其统一战线右翼，可能还有混入的反动腐朽势力叛变。
有人后来把所谓的李世民于河东道追宋金刚，与这次追薛仁杲比。我已经揭穿了前者的谎言性。但对这次我倒觉得合情合理。
李世民打仗不行，但却有一种特殊的政治嗅觉。像他这类人的鼻子特别灵。而正派人、革命派，却往往在这方面根本没法跟他们比。如果没有这种特长，那就很难想象后来在玄武门阴谋中，他是如何得势的。自古以来，战场上的英雄未必斗得过官场上的奸佞。战场上不行的，往往又是官场上的老手。李世民年龄不大却已是官场上的老手了。最后他父亲、他兄长都败在他手中。
他嗅出了薛仁杲的内溃，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种内溃。尽管他打不来仗，斩获不多。薛举军将骁卒悍，薛仁杲有可能抚而用之，表明秦统一战线之左翼，农民为主的士兵并未叛。但李世民不给薛仁杲以“抚而用之”的机会，利用秦国右翼的叛卖，造成的混乱，只带了二千骑就敢追击，使折墌虚弱，薛仁杲只好出降。
据说唐高祖认为：“薛举父子多杀我士卒。必尽诛其党以谢冤魂。”这又是李世民捏造的谣言。后来造谣说，唐高祖欲空山东，连司马光也不相信。唐高祖下长安，仅杀十余人，余皆不问，阴、骨等人还掘了他的祖坟呢！河东战役刘武周、宋金刚杀唐军还少吗？高祖赦免并、隰、潞、晋等州的人，当是降刘武周者。这些人的罪当比秦军大。何至对薛举下属如此酷也？
从后世封建史家攻击薛仁杲残忍，张贵尤淫暴来看，杀薛仁杲、张贵的当是李世民。薛仁杲不杀常达，李世民却腰斩张贵，薛仁杲出降也难免一死。他自己才真正残忍呢！我相信必定还有许多小薛仁杲、小张贵被杀。李世民说：“还令仁杲兄弟及贼帅宗罗睺、翟长孙等领之。太宗与之游猎驰射，无所间然。贼徒荷恩慑气，咸愿效死。”（《旧唐书·薛举传》）实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大抵是杀人多了，引起了非议，瞎编出来的。尤其说对薛仁杲还那么好，简直不能使人相信。另外再把杀人的责任推向高祖。
唐高祖必有所杀，有所不杀。李世民也是有所杀，有所不杀。大概唐高祖要杀李世民不愿杀的人，就造谣说他要将薛举下属尽诛之。
上享劳将士，因谓群臣曰：“诸公共相翊戴以成帝业，若天下承平，可共保富贵。使王世充得志，公等岂有种乎！如薛仁果君臣，岂可不以为前鉴也！”（《通鉴》）
可见唐高祖眼里王世充才是主要敌人。要大家吸取薛仁杲君臣教训，而自己与薛秦有共同之处，
即然说了薛举，就不妨说说李轨。据《旧唐·李轨》称他“有机辩，颇窥书籍，家富于财，赈穷济乏，人亦称之。”与为富不仁的并不相同。隋末也“与同郡曹珍、关谨、梁硕、李赟、安修仁等”议起兵。
“轨令修仁集诸胡，轨结民间豪杰（即农民起义军），共起兵，执（隋）虎贲郎将谢统师、郡丞韦士政。（《通鉴》）
起兵后，薛举来侵，击败薛举。对俘虏的薛举士兵还能宽容。
薛举遣兵侵轨，轨遣其将李赟击败于昌松，斩首二千级，尽虏其众，复议放还之。赟言于轨曰：“今竭力战胜，俘虏贼兵，又纵放之，还使资敌，不如尽坑之。”轨曰：“不然。若有天命，自擒其主，此辈士卒，终为我有。若事不成，留此何益？”遂遣之。（《旧唐·李轨》）
但他对旧隋官吏也不加区分地宽容。
轨自称河西大凉王，置官属并拟开皇故事。关谨等欲尽杀隋官，分其家赀，轨曰：‘诸人既逼以为主，当禀其号令。今兴义兵以救生民，乃杀人取货，此群盗耳，将何以济！’于是以统师为太仆卿，士政为太府卿。”（《通鉴》）
关谨等是激烈反隋的。但最后害了李轨的正是这些隋官。
属年饥，人相食，轨倾家赈之，私家罄尽，不能周遍。又欲开仓给粟，召众议之。珍等对曰：“国以人为本，本既不立，国将倾危，安可惜此仓粟，而坐观百姓之死乎？”其故人皆云，给粟为便。谢统师等隋旧官人，为轨所获，虽被任使，情犹不附。每与群胡相结，引进朋党，排轨旧人，（注意着重号—笔者）因其大馁，欲离其众。乃诟珍曰：“百姓饿者自是弱人，勇壮之士终不肯困，国家仓粟须备不虞，岂可散之以供小弱？仆射苟悦人情，殊非国计。”轨以为然，由是士庶怨愤，多欲叛之。（《旧唐·李轨》）
正是在这些人的挑拨下，加上民族矛盾杀了梁硕，“是后，故人多疑惧之，心膂从此稍离。”（《旧唐·李轨》）疑惧者当然首推曹珍、关谨，造成了李轨的败亡。然李轨不开官仓却能倾家赈之，至私家罄尽，也非等闲之辈。
时邓晓尚在长安，闻轨败，舞蹈称庆。高祖数之曰：“汝委质于人，为使来此，闻轨沦陷，曾无蹙容，苟悦朕情，妄为庆跃。既不能留心于李轨，何能尽节于朕乎？”竟废而不齿。（《旧唐·李轨》）
这个邓晓，原为使代表李轨，拒绝受唐高祖官，而入朝，表称“皇从弟大凉皇帝臣轨。”李轨不派别人，而派他。当是力主李轨与唐分庭抗礼称帝的人。闻轨败，他又舞蹈称庆。可以想见唐高祖决不会重用如；梁胡郎、钟俱仇、牟君才、翟长愻这样的人。或许要杀的正是这些人。
薛仁杲败，李世民确实捞了大大的一笔政治资本。七月兵败的阴影也冲走了。李世民被任为太尉，于十二月任陕东道大行台。从第二次为帅，到薛仁杲降，总共八十天，龟缩倒有六十几天。直至最后十几天，才突然来了个飞来横福。
薛举之地并没有马上入唐。薛仁杲败于折墌，属安定郡。从《旧唐·地理志》看，该年仅收回安定郡、平凉郡，改为泾州与原州。估计陇州、宁州也得以回归。总之仅收复失地。薛举原据的天水郡、金城郡、浇河郡均至武德二年才收入唐，并改为秦州、兰州、廓州。可见薛仁杲败后，其余部及所据地犹在。是谁下的史无记载。
李轨趁机夺取了枹罕郡、西平郡。平凉郡的会宁镇也入李轨之手，平李轨入唐才为会州。《旧唐·地理志》有“隋西平郡。武德二年，平薛举，置鄯州”之说。如不是记载转抄错误，便是先入唐手，后又被李轨夺取。以此论，薛举下后，唐与李轨矛盾激化。但从历史记载看双方还未到了争城夺地打了起来。不知有否隐讳。
《旧唐书·李轨传》称，李轨于武德元年冬，攻陷张掖、敦煌、西平、枹罕尽有河西五郡之地。即表明了这一事实。张掖、敦煌早就属李轨了，《旧唐》笼统地把它们归入武德元年。
而《通鉴》说李轨于义宁元年，击败常仲兴，未几，攻张掖、敦煌、西平、枹罕，皆克之，尽有河西五郡之地。“又是把武德元年下西平郡、枹罕郡，笼统地与张掖、敦煌归在一起了。
但《旧唐书·李轨传》说：“武德元年冬，轨僭称尊号，……薛举遣兵侵轨，轨遣其将李赟击败于昌松，斩首二千级，尽虏其众，……未几，攻陷张掖、燉煌、西平、枹罕，尽有河西五郡之地。”其事与《通鉴》义宁元年类似。但武德元年冬薛举已死，《旧唐》又把义宁元年事混入武德了。
但不管如何，李轨确实在西边攻击牵制了薛举军。唐高祖的远交近攻取得了很大实效。
（八）战争后果与责任
李世民最大的收获是——他原来没有自己的军队，其军队原是从平阳公主那儿盗的——经过那么多月的反复，虽受了十死五六的损失，现在确实是他的了。不但丘师利，李仲文也一直受他指挥。薛举部下梁胡郎、钟俱仇、牟君才、翟长愻、浑幹等均来降，他又直接从薛仁杲那儿接管了一万多人。现在这些实实在在是他的军队了。
然而对唐，对陇右都受了重大的损失。全国的间接损失就不提了。
唐军损失惨重，而薛仁杲败，不但也有许多士兵死伤，最关键的却是，其余的又都被李世民带走了。在陇右留下的是孤儿寡妇与活寡妇。这些活寡妇，大多很快又成了真寡妇。她们的丈夫成了李世民的兵。李世民又不会打仗，后来又败掉了。平阳公主的军队按十死五、六计，尚该有四、五万人。加上萧瑀、张隆、窦璡、及汉阳郡降军之战余，再加上薛仁杲及其降将那儿接受来的，总也有若干万人，合在一起不算小了。但后来李世民驻长春攻蒲坂久攻不下。刘武周、宋金刚大举南下，唐高祖命李世民援晋阳，李世民派李仲文、姜宝谊败没。到高祖亲征河东时，李世民仅剩下三万人。武德三年一月之败，所剩便无几了。尉迟敬德、寻相、张万岁等降，又有一部分军队到了他的手中。刘武周因部下杨伏念等降，出逃，所降之兵，想必又有不少成了他的私家军队。所以后来说李世民的军队大多是山东人，而不是平阳公主的关中人，也不是陇中人。再后战王世充，李世民又连打败仗。战窦建德时仅三千五百人。这当是他的私房军队。其他如李世勣及窦轨的川兵等，均不计在内。实际战窦建德军队远不止此。以此算，无论是平阳公主的娘子军，还是薛举的陇西降军，几乎被他消耗殆尽了！这些陇西降军绝大多数走的是一条不归路。他们的妻儿，也就绝大多数注定要成为孤儿寡妇。
薛举所据五郡人口统计如下：
表二：
隋郡大业五年户数每户五口计唐州贞观十三年口数孑遗
天水郡52130260650秦州250739.6%
金城郡681834090兰州720521.4%
西平郡311815590鄯州958261.5%
枹罕郡1315765785河州1265519.2%
浇河郡224011200廓州24400217.9%
———————————————————————————————
合计774633873157901520.4%
损失惨重！只剩下五分之一。这还是唐高祖平定天下近二十年后的事，实际损失当更惨重。尤其与唐最近的天水郡十不剩一。那儿正是唐秦之战离战场最近的地方。浇河郡人口倒有很大增长。显然那儿战争未及，大批难民在那儿定居。
李轨所据三郡人口统计如下：
表三：
隋郡大业五年户数每户五口计唐州贞观十三年口数孑遗
武威郡1170558525凉州3303056.4%
张掖郡612630630甘州22092
肃州711895.4%
敦煌郡777938895沙州16250
瓜州432252.9%
———————————————————————————————
合计256101280508281264.7%
李轨是安修仁、安修贵不用战争下的。后太子与杨恭仁去安抚人口保存了近三分之二。功劳不小。被李轨夺取的薛举西平郡也保存了61.5%。
原来薛举所据五郡，是李轨三郡的三倍多，现在还不及李轨处。
但损失最惨重的当是原属唐的陇西其余各郡了。由于李世民兵败，成了双方争夺的地方，受兵祸最重。
表四：
隋郡大业五年户数每户五口计唐州贞观十三年口数孑遗
陇西郡1924796235渭州90289.4%
汉阳郡1098554925成州725913.2%
武都郡1078053900武州11522.1%
临洮郡28971144855洮州8260
岷州1923921.8%
叠州4069
宕昌郡699634980宕州14614.2%
———————————————————————————————
合计769793848955046813.1%
只剩下13.1%。丢失的陇西郡十不剩一。宕昌、武都几乎成了无人区。
原最繁荣的临洮郡分成三个州。直到武德二年才置洮州、叠州。可见很可能被李世民丢失了很大一部分。唐高祖把剩下的置岷州。这又是义宁二年的事。所剩人口以岷州占了大多数，州治所在反不到岷州一半。可见洮、叠两州因战祸所及，丢给薛举。人口损失一定十分严重，也几乎成了无人区了。全靠岷州未丢，临洮才留下五分之一人口。这五郡如排开岷州，可能就是十不剩一。
汉阳郡因窦轨败，丢给薛举，剩下人口与平均等。算是剩得最多的了。
以上三项合计：大业五年有180052户，以每户五口计，当有90万人。到贞观十三年仅剩212295人，孑遗23.4%。
关内道战祸波及郡州，也损失严重。
表五：
隋郡大业五年户数每户五口计唐州贞观十三年口数孑遗
扶风郡92233461115岐州108324
陇州1860327.5%
北地郡70690353450宁州66135
豳州6481937.1%
安定郡76281381405泾州359219.4%
平凉郡27995139975原州105127.5%
———————————————————————————————
合计267189133594530431422.8%
可见尽管扶风郡人口众多、城市坚固，孑遗仍只有27.5%。那是义宁二年窦轨归唐处，也是刘世让败没处。李世民正在那儿。扶风郡所剩置陇东郡，后又常达败失。
北地郡算最好了，也只剩三分之一强。义宁元年属唐，二年分置豳州。宁州被围，后为刺史胡演击却之。豳州也进入了薛举军。由于至少两郡治均未失，孑遗最多。安定郡、平凉郡十不剩一。平凉郡未考虑丢失的会宁镇。《唐志》无贞观十三年数字。但经过一百多年恢复，到天宝也仅4594户，26662人。此时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即使计入，也决不会改变平凉十不剩一的情况。有些县，如朝那、默亭，所以会失踪，最大可能就是人口损失殆尽，县彻底废了。
《隋书·列女传·裴伦妻》讲了一个故事。裴伦为渭源令，县城落入薛举手中，裴伦被杀。其一妻二女三媳全部跳井自杀。《隋书》称此事发生在大业末，然这是谎言！渭源属陇西郡，后改渭州原来就在唐手。正是李世民兵败才落到薛举手中的。薛举军是否见到妇女就要**？这连李世民与《旧唐》等也都没有说。也许这六名妇女是自惊自扰而死的。但李世民兵败失地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萧瑀的河池郡，唐属山南道，改为凤州。大业五年有11202户，贞观十三年仅9794人，剩下17%。
贞观十四年高昌国王麹文泰不服唐。李世民派侯君集击之。
文泰闻唐兵起，谓其国人曰：“唐去我七千里，沙碛居其二千里，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烧，安能致大军乎！往吾入朝，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今来伐我，发兵多则粮运不给；三万已下，吾力能制之。当以逸待劳，坐收其弊。若顿兵城下，不过二十日，食尽必走，然后从而虏之。何足忧也！”（《通鉴》）
可见陇西之凋敝。因麹文泰正好病死，侯君集侥幸打了胜仗。
隋末丧乱，百姓遭殃，户口大减。当然得首先追究隋炀帝代表的腐朽反动势力的罪责。政治苛暴，引起天下大乱。但各处损失大小不同，其体情况不同，各有各的具体责任者。李轨据地尚剩64.7%，为他夺取的薛举西平郡尚剩61.5%,而薛举据地总计只剩20.4%,原属唐的唐秦争夺处更是十不剩一。那就不能全怪隋炀帝了。正是李世民打了败仗，才使原唐地成了战场。相应地薛举原据地战祸较少，反而保存较多。自然薛举与隋对唐弼的战争也是一个原因。但全国到处是战场，不是这儿才有唐弼。李世民无法逃脱罪责！
薛举五郡为何西平郡保存的是总计的三倍呢？——薛举五郡所受的直接战祸不算大。应该这样理解，那就直至薛仁杲败，那五郡损失人口实际并不多。决定性那战，李世民仅消灭几千人。其余主动或被迫投降的。薛军东要对付唐，西要防李轨。大致东面郡的壮丁用于对付唐，西面郡的壮丁对付李轨。——乡土观念使然。西平郡等也因此在薛秦败后，土地军队人口都入李轨处。后来没打就下，太子、杨恭仁等处置正确，没把那儿壮丁作为私家军队。夫妻尚得团圆。得以耕作生子。李轨能够宽待俘虏也是原因，李轨功劳不小。而李世民就不一样了，降军全成了他的私家军队走上了不归路。留下了妇女儿童老残等。那儿又没真正均田，勉强耕种着贫瘠的土地。救死尚恐不及，加上失去了丈夫，何谓生儿育女？到贞观十三年，二十二年过去，人口就稀落了。
突厥入寇是人口减少的另一原因。突厥当然有罪责。但李世民反对均田何尚没有罪责？自然如把陇西人口大批迁往关东，陇西将空。但这些人到了关东，得以开垦肥沃湿润平原。每丁可得百亩土地，寡妇不但可得四十亩，还可获再婚的机会，可以生儿育女。在严守租庸调制及每丁得百亩土地下，一个丈夫供养两个妻子，及她们的儿女是足足有余的。待人口恢复了，再向陇右移民复垦也不迟。李世民贞观四年李大亮说：“河西州县萧条，突厥微弱以来，始得耕获；”（《通鉴》）便是明证。如不能移民就应及早将突厥打败。唐高祖武德七年迁都移民被阻后，就准备最后解决突厥问题。可李世民于武德八年打了败仗。武德九年突厥再度入侵时，又发动了玄武门阴谋。并与突厥订下了屈辱的便桥之盟，使突厥又祸害了四年。如不是突厥解体的话，真不知关陇的灾难何时才是头？李世民在突厥内乱请降后，仍发动了灭突厥的战争，是对关陇的又一次摧残。后来又连连战祸，战高昌，再高昌置州。便是又一大罪状！
然而唐秦战争的损失远不只如此。农民起义军互相残杀得利的总是地主阶级。地主阶级也总要挑起农民起义军互相残杀。刚开始唐军大败,平阳公主的农民起义军，与太子麾下的刘文静、刘弘基等农民军损失惨重。就是其他人如窦轨所率的何尚不是农民军？薛秦解体失败，损失的也是农民军。说薛仁杲残酷，捉富人以责金宝，张贵尤淫暴，以至前来投靠李世民的褚亮、钟俱仇、翟长愻、梁胡郎等，自然是地主阶级的背叛。反攻倒算是难免的。张贵腰斩便是例子。但这一背叛，对唐亦是一祸害。自此以后，唐军中有了一支地主武装。最后杀害了太子、齐王，推倒了唐高祖，武德功臣大批受迫害，李世民代表的地主阶级篡夺了政权。
薛举薛仁杲自然有重大责任。他们扩展地盘不论对象，很早就与唐弼打了。在当时应把矛头对准旧隋，及其腐朽继承者，如王世充、宇文化及等。可在太子建成东向洛阳，李孝恭等南下巴蜀时，他们发动了骨肉相残的唐秦之战。以至两败俱伤。
薛秦所处地狭隘，地理位置注定不利。但如从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就理应顾全大局，当不上皇帝就不硬当。让唐军全力对付旧隋，自己安坐陇右，将息百姓，恢复发展生产。就是要扩展势力也当南下四川。如有机会打下益州，则可迁都成都，并有指望夺取全川。旧隋的地盘是人人可以夺取的。但如像扶风，乃至长安，被唐捷足先得后，就不要再争了。再争就是农民军自相残杀，性质变了，不再是推倒腐朽残暴的旧隋皇朝，完全成了非正义战争，干扰了反隋大方向。太子被迫放弃洛阳就是明证。我们不能苛求唐对薛举采用和平解决。就是努力和平解决也不大可能有效。唐朝基本上是正义的自卫战争。
薛举进攻唐，结果是两败俱伤。自己也身名俱灭，实在是咎由自取。倒霉的是广大农民士兵。当时唐已夺得关中，且有河东，势力强大，后又取得四川。薛举薛仁杲可以获一时之胜利，却不可能用战争手段灭唐。以后讲到唐还有两个野战军，及齐王元吉和其他地方部队。就是灭了唐，自己也精疲力竭，关中亦已残破。既祸害了天下，又于己无利。自然薛仁杲不但降后不该杀，就是硬捉住的也以不杀为好。
李世民也逃不脱重大责任。既然战争不可避免就应该打赢，而不是丧师失地，许多郡被蹂躏。
（十）刘文静之死
李世民兵败泾州。刘文静、殷开山成了替罪羊。第二年九月初六辛末，刘文静伏诛。李世民归罪于裴寂。
这又完全是谎言！该年六月二十六日癸亥，刘武周、宋金刚大举南下，李世民援军姜宝谊、李仲文败没。裴寂临危请缨，为晋州道行军总管，讨刘武周。至刘文静死已六十八日，又怎么能够谮刘文静呢？这完全是李世民捏造出来，给裴寂加罪的。司马光并非不知道。可他不但不对李世民捏造的谎言有一点怀疑，反而毫无根据地倒推出“寂未行时，先有此言，高祖未忍杀，至是乃决意耳”。总之李世民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即使漏洞比天还大，也非照着李世民要求，硬给裴寂加罪名的。李世民会编谎，编得不像，他们会替他圆。
好吧！就算裴寂说过，既然高祖未听，那此事就已过去。以后致刘文静死，就应与裴寂毫无关系，是其他人的事了。
《通鉴》是这么说的。
民部尚书鲁公刘文静，自以才略功勋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议，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数侵侮寂，由是有隙。文静与弟通直散骑常侍文起饮，酒酣，怨望，拔刀击柱曰：“会当斩裴寂首！”家数有妖，文起召巫于星下被发衔刀为厌胜。文静有妾无宠，使其兄上变告之。上以文静属吏，遣裴寂（？！）、萧瑀问状。文静曰：“建义之初，忝为司马，计与长史位望略同。今寂为仆射，据甲第；臣官赏不异众人，东西征讨，老母留京师，风雨无所庇，实有觖望之心，因醉怨言，不能自保。”上谓群臣曰：“观文静此言，反明白矣。”李纲、萧瑀皆明其不反，秦王世民为之固请曰：“昔在晋阳，文静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任遇悬隔，令文静觖望则有之，非敢谋反。”裴寂言于上曰：“文静才略实冠时人，性复粗险，今天下未定，留之必贻后患。”上素亲寂，低回久之，卒用寂言。辛未，文静及文起坐死，籍没其家。
《新、旧唐·刘文静传》大致相同。《旧唐》赞曰：“风云初合，共竭智力。势利既分，遽变仇敌。”史臣给裴寂开列了四大罪状，（李世民也给裴寂开列了四大可杀之罪）但还是把裴寂放在刘文静前。《新唐》则干脆把刘文静放在裴寂前。
这儿显而易见有谎言。裴寂人在河东，在外面打仗如何问状？唐高祖又怎么能让他审刘文静？他又怎么能下谮言？
从这儿看，刘文静不是无可杀之罪。首先是他要杀裴寂，但还仅是杀人动机而不是行动。如出于个人意气，每庭议，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数侵侮寂。那不但他先极端无理，而且问题就大了。但仔细推敲这一说法亦大有疑问。
或许刘文静确实对裴寂有妒忌之心。贞观时已人所共知，这便给李世民加罪于裴寂提供了方便。但仔细算两人的行踪，所谓“每庭议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数侵侮寂。”未必是事实。
既谓“风云初合，共竭智力。”，那一开始刘文静与裴寂不至于如此吧！什么时候成仇雠的呢？
刚开始裴寂始终在高祖身边。而刘文静出使突厥，背回了让高祖当刘武周、梁师都那样的仆从皇帝的方案。高祖出于民族大义，未予接受。裴寂提出收起白旗，杂用绛白，遥尊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傀儡皇帝的方案。高祖接受。刘文静也无异议。再次出使突厥。这一去到高祖抵龙门才回。——这大概称不上“每庭议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数侵侮寂。”还不至于成仇雠吧！
李世民把刘文静捧得很高。一是为了贬低父亲，抬高自己。胡编晋阳起义是自己与刘文静两人策划的。反正刘文静死得早，在以后可由着他说。甚至连与突厥的外交也归功于刘文静。但刘文继第一次出使并不成功。是高祖扭正方向便是明证。可李世民还污蔑高祖称臣于突厥，祥见《民族英雄唐高祖大败**》。第二便是贬低太子。屯永丰仓歼灭屈突通主力，就首先是太子的功劳。李世民突出偏将，抹煞主帅。这是一切反动派篡改历史的惯用伎俩。
由于以上原因，与裴寂比，刘文静刚开始地位的确不很高，那也是应该的。裴寂首谋起兵。高祖出兵，裴寂出物资。所以一开始就封县公。后来又一直在高祖身边出谋划策，从事具体工作。但即使如此，高祖也没亏待刘文静。京师平，裴寂进封魏国公，刘文静在歼灭屈突通残余后，封鲁国公，均为大国。高祖登基，裴寂为右仆射，刘文静为纳言。不久又一起得免二死，在此以前，刘文静正与裴寂意愿相同，也“位望略同”，按理不该有妒忌之心。
如刘文静谏“贵贱失位”是事实的话，那么他去打薛举当在高祖登基以后。从三月跟太子从洛阳回，到去西线，中间最多有两、三个月在朝廷与裴寂在一起。那是他一生的顶峰，不至于与裴寂“有所是，必非之”吧！按李世民说是四月下旬才回，那最多一、两个月。如从洛阳回来就去西线，那是连这一、两个月都不会有。
这以后就是李世民七月兵败泾州，代李世民受罪责了。
按《新唐·高祖本纪》功臣免死约于武德元年八月初六戊寅。李世民败于泾州，是七月初九壬子，刘文静已当了替罪羊。尚能得免二死待遇。刘文静除名是在壬申日，《新唐》称八月当误。该年八月癸酉朔，无壬申，壬申当是七月二十九。即败后二十天，除名前七天。高祖当然已知西线败讯，还对他特别照顾，没忘了他的功绩。
真正使刘文静与裴寂地位悬殊的不是别的，正是这七月之败。除名后，刘文静栽了下去，也就失去了与裴寂共议朝政的资格。所谓裴寂“有所是，刘文静必非之”，根本就没有这个可能。
不久刘文静又跟李世民去打薛仁杲。平后，以功复其爵邑，拜民部尚书。十一月二十二日癸亥，李世民至长安，刘文静当是此时回长安的。但十二月初二壬申，李世民即为陕东道，他担任陕东道行台右仆射。在京只有九天，充其量与裴寂见上一面，不会有议朝政的机会。当时他任民部尚书也只是个名，何况远在仆射之下。不久又与李世民一起镇长春殿，一时连议朝政的资格也没有。——这我们已知道，实际是攻蒲坂。这是他当时的真正任务。
裴寂无门第观念，刘文静等级观念强，两人或有分歧。但因位望悬殊，裴寂“有所是，必非之”简直不可能！
我们可以相信，刘文静确实对裴寂有妒忌之心。但由于不在一起，裴寂可能到刘文静死，还蒙在鼓里。
既然使刘文静栽下来是七月之败，替李世民当替罪羊。那么顺利成章的是，刘文静有怨望，当首先冲李世民，其次才是妒忌裴寂。
真正在高祖面前告刘文静的，根本不可能是裴寂。第一个嫌疑犯当是李世民。
刘文静怨望李世民，使七月之败真相可能暴露危及李世民，这是李世民告他的第一动机。
刘文静正与李世民镇守长春殿。上告这样的大将必先经过李世民。无论是刘文静之妾，还是妾兄都不可能自己告到高祖那儿，除了李世民代为转达还有谁？甚至我们还可问：究竟是李世民代他们转达？还是李世民利用他们除掉刘文静？其他人也未必肯转达，能转达并肯转达，必是地位高，又欲制刘文静于死地的人。
李世民说，他在唐高祖面前为刘文静说话，纯是一派胡言。什么：“昔在晋阳，文静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既表白刘文静不是自己所害，又借此为自己贴金，把晋阳起义说成是自己与刘文静策划的。他人在朝邑，又如何为刘文静开脱？蒲坂是顽固堡垒，令他攻克。独孤怀恩攻了一百一十天未克，就受唐高祖责备。而此时李世民已攻了二百六十九天了，难道他还能擅离职守？
假使李世民此时确在长安高祖身边，那问题还要严重，刘文静是他亲自押送到长安的。
所以《通鉴》那段话里充满着谎言。刘文静死时，裴寂不在场，也不知道，李世民也不在场。裴寂没有谮过刘文静。李世民也没有为刘文静说过话。告倒刘文静的多半是李世民。刘文静的罪名也根本不是什么廷议意气用事。书中不是明明写着谋反吗？
什么样的谋反罪？没有任何记载，这就有鬼。但我们仍可知道。这是明摆着的。那就是走后来独孤怀恩之路！——《唐高祖亲征河东道》中已说过。在李世民统治下，陕东道虞乡多盗，夏县、解县欲反——勾结蒲坂的王行本，南下永丰仓，北连刘武周、宋金刚，夹攻裴寂，只有这样才能制裴寂于死地。刘文静自供妒忌裴寂。又有妾兄作证。恰恰在唐高祖面前印证了这一罪状。唐高祖低回久之，不忍杀，但为了大局又觉得不能不杀。
李世民以比独孤怀恩长一倍半的时间攻蒲坂，仍不下，自然更不可能不受高祖责备。他虽贪天之功为己有，常把别人去的地方，说是自己去的。对攻蒲坂却一字不提，好象别人忙于打仗，他在休息。这正表明他攻蒲坂不顺利。现在说刘文静勾结王行本，就可以为自己开脱了，真可谓一箭双雕。也正如此，刘文静究竟是什么谋反罪名？不能指望李世民给我们留下真相。
《唐高祖亲征河东道》已说过，李世民说李轨下，是他去的凉、甘纯属吹牛。如真去了凉、甘，只怕连路上时间也来不及，又怎能为刘文静说话？在读唐史中，经常可以发现李世民这类分身术。这次他成了三身国的人了！
最说明李世民制死刘文静的，恰恰是贞观三年李世民为刘文静平反了。那年他整裴寂，假惺惺地为刘文静平反。目的正是利用人所共知的刘文静妒忌裴寂，诬陷是裴寂害死了刘文静。即打击了裴寂，又表白了刘文静不是自己害死的，又可以编出自己与刘文静首谋起义的神话，贪天之功为己有，真可谓一举三得。
可偏偏刘文静两个儿子都不领情。照理说刘文静追复官爵，子树义袭封鲁国公，许尚公主，那么刘文静儿子应感激涕零。但刘树义与其兄刘树艺仍怨其父被戳，这怨恨明明是冲着李世民来的。这不是说他们认为父亲是李世民害的吗？最后以谋反罪被李世民杀害。事情已经过去十年。他们被没为奴，还有什么资本谋反？可李世民心狠手毒，把刘文静两个儿子也杀害灭口了——他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使刘文静之死成了永久的秘密。可纸包不住火，一千三百年以后，一个恶魔还是把这一血腥恶毒的阴谋揭穿了！！！
刘文静死得早，一切就可以由着李世民编着说了。晋阳起义本是高祖一手组织的，太子建成还参与，李世民蒙在鼓里。所有的人都是唐高祖聚集的。太子、裴寂起了很大作用。李世民本毫无功绩可言。可他却恬不知耻地把晋阳起义归功于自己，说成是自己与刘文静策划的。即害之、又捧之。害之是为了掩盖晋州之败的罪责，又可推卸久攻蒲坂不克的责任。捧之是把刘文静说成首议者，自己也就成了晋阳起义的组织者。于是刘文静入狱，李世民探监，并在狱中策划起兵的谎言编出来了。刘文静称他“非常人也。大度类于汉高，神武同于魏祖，其年虽少，乃天纵矣。”的谎言也编出来了。就这样据说在狱中策划一番后，也不知刘文静出没出狱，如何出狱？就可以“部署宾客，潜图起义。”了。
刘文静的实际功绩远不如所说那么高。而裴寂的功绩又多半被抹杀了。从高祖南下时，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屯贾胡堡还是到河东，都是裴寂在帮高祖出谋划策。后来任右仆射是实际的宰相，可比萧何。别的不说，拟订并贯彻租庸调法及均田制，作具体工作的只能是裴寂。人们常把房、杜比做萧、曹。其实房、杜加在一起也顶多抵半个曹参。所以房玄龄传中没有多少事迹也！何况裴寂在河东临危请缨，后又与高祖一起去战王世充。那是萧何都远不及的！
把刘文静与裴寂合卷是完全荒谬的，裴寂理应**成卷。许敬宗把刘文静、长孙顺德、钱九陇三人同卷，才是唯一正确的做法。那么许敬宗如何对待裴寂呢？史无记载。但既然刘文静分出去了，似乎没有人能与、或只能与裴寂同卷。较大的可能是裴寂独自成卷，加上一些附传。众所周知许敬宗的书在他去世后，被刘仁贵大加篡改了。
李世民到处要借别人之口说自己有天命，刘文静便算是第一个。现在不多说，只举一例。据说李密见到他，惊服道“真英主也！”封建史官便肉麻地说：“此岂独相表服之哉？威灵气焰足以服之也！”他以为李密不久以后叛死了，就可以由着他说了。借李密之威望来为自己称天命。可我倒正要问：如果李密真的遇到真命天子了，那不久以后为什么又要叛？！
李密的话据说是对殷开山说的。为什么知情者总是个别人，且早死？《旧唐·殷峤传》说他征刘黑闼：“道病卒。太宗亲临丧，哭之甚恸，赠陕东道大行台右仆射，谥曰节。”是不是也是杀人灭口，掩盖泾州败绩？不敢推断。但赠官的只能是唐高祖，绝不可能是他李世民。李世民篡弑上台后，封四十三功臣，没有刘文静，也没有殷开山。看来李世民对殷开山也没有什么感情。
唐高祖所拟免死名单，在四十三人中，只剩下裴寂、长孙顺德、柴绍、刘弘基、唐俭、张平高、刘义节（刘世龙）七人，不久也全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柴绍最轻贬为华州刺史。裴寂被开列了四大可杀之罪，流放静州至死。唐俭招降**差点被李靖害死。这个旧隋特务称起义元勋“唐俭辈不足惜”。如不是李世民排斥打击，岂敢如此藐视？唐俭后为御史所劾贬官。但在武德功臣中他的确最幸运。他亲眼看到了长孙无忌—褚遂良集团的衰落，于显庆元年去世确实可以瞑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