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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连续二十多天来，‘东风’大卡车（坐不起客车）没日没夜地满载着外出打工的农民奔向祖国四面八方的城市。我们乡40000人，其中劳力18000人。现在外出25000人，其中劳力15000人。”这是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2000年3月10日在写给###总理的信中谈到“盲流似‘洪水’”时写下的一段话。
“少壮打工去，剩下童与孤。”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人民生活加快改善。但是与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不相适应的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局限在农村城镇化实现之前仍然十分突出；农村与城镇人均收入的差距，甚至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于是，“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日益突显出来。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党和政府为解决“三农”问题，先后发过近二十个中央文件，其中九个一号文件。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央政府接连出台增加农民收入、减免农业税、免除农村小学学生学杂费等政策，不断加强新农村建设，取得许多深得民心的实效。亿万农民切身感受到中央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和力度。但“三农”问题的形成非“一日之寒”：中国人口总量众多，国情复杂，发展很不平衡，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很大。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参与国际竞争之后，“三农”问题尤显突出，农业人口走向城市，加快农业人口向城镇集中的步伐，成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降低农业风险的必然选择。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农业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势在必行。于是，在这体制转轨、户籍制度改革滞后的特殊历史时期，农民工的生存状态问题，以及农民工背后庞大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尖锐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何为“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十四周岁及以下的儿童。
留守儿童一走进我们的视野，就带有巨大的冲击力。
首先是数字上的庞大惊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段成荣、博士研究生周福林利用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抽样数据，推算出当年十四岁及以下留守儿童的数量约万人，其中农村留守儿童达到1981万人。留守儿童集中分布在四川、江西、安徽、湖南、广东、海南等省。2005年5月23日，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和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主办的首届“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支援行动研讨会”在郑州召开，这次会议公布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是近2000万人。据近年相关媒体报道，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仍有不断增长之势，留守儿童集中分布的省份也在增加。2005年起，我以湖南、河南、安徽、四川、湖北这五个劳务输出大省为考察对象，对农村留守儿童情况进行调查，据我了解的情况，湖南省近年来由于大批农村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2004年全省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达到万人，其中跨省劳务输出700多万人。该省打工收入已经占到农民人均收入的。河南、安徽、四川、湖北等省份情况基本相同，各省常年外出务工人员都在1000万人以上，夫妇共同外出打工的均占到了1/3。以此可以推算出各省留守儿童应在300至500余万人。
其次是极端个案的群体亮相。监护人的缺失，导致留守儿童存在诸多安全隐患。许多留守儿童患病不能及时得到医治，溺水、触电、车祸等意外伤亡事件屡见不鲜，许多留守儿童还成为不法分子侵害的目标，绑架、拐卖、ＱＧ、诱Ｊ案件时有发生。
再次是暴露的问题触目惊心。大量的留守儿童与父母处在一种天各一方的极不人道的亲子关系模式里，由于缺乏来自父母的亲情呵护与家庭教育和监管，许多儿童过早地承受着成人社会的各种压力，在思想道德、心理健康等方面出现严重问题。不少儿童有害羞、不善于表达的自闭倾向，一半以上的孩子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家庭监管的严重缺位，还导致诸多留守孩子出现行为失范，成为学校学生管理工作的“老大难”。亲情的缺失还严重地影响了孩子与别人的社会交往，导致孩子对周围环境和人缺乏安全感和信任感，有的出现攻击型性格趋向，自控力差，好冲动，动辄吵闹打架，从而极易被社会上不法分子引诱参与打架斗殴、吸毒、贩毒，甚至被骗去参与买凶杀人，走上犯罪道路。曾有权威媒体在公开的消息中说，全国的刑事犯罪中，有20％的青少年犯罪来自留守家庭。
如果说最初关注留守儿童，还是间接地感触于这一组组数据和媒体上的个案报道，那么，这次历时三年跨越五省的走访调查，让我切身感受到，无数农村留守儿童正有意或无意地成为一个家庭、一个地方、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的牺牲品。在整个走访调查过程中；透过许多孩子一双双于苦苦渴盼中渐渐黯淡了的眼神，看着孩子们荒草样被刈去的花样年华，我一直在深思：我们是否有必要以一大批孩子的健康成长为代价，去换取城市的发展？面对着数以千万计孩子被忽略的人生春天，我好想问，我们的经济发展是否漏算了一代农村儿童的代价？如果孩子的留守是历史的必然，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发展必须做出的牺牲，那么，在留守儿童问题已经浮出水面且日趋严重的今天，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家庭，甚至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努力来缀补他们那已经破损的成长天空，还孩子们一片充满爱和温暖的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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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在新时代的“孤儿”（1）
毋庸讳言，打工大潮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无限的活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工的付出功不可没。但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外出也给农村的社会结构和家庭，带来了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冲击，中国农村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首先是“家”的解构
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对家的理解是什么？“老婆孩子热炕头”这句俗语，给了我们最通俗、最生动的答案。然而在打工大潮的冲击下，在非年节的日子里；农村几乎找不到父母子女厮守在一块儿的温馨场景了。一般的家庭，在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夫妻或一方外出，一方在家带孩子、务农，或夫妻双双外出（往往亦分赴两地），而将孩子留给年迈的爷爷乃乃、外公外婆一起生活，或干脆把孩子托给邻居或朋友照顾，与孩子团聚的时间少之
又少。
这种变化，对于成人来说，是使夫妻关系危机四伏。夫妻天各一方；缺乏正常的、必要的沟通，情感长期处于疏离状态，没有寄托，自然会给婚变埋下祸根；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和社会制度对来到城市务工的农民又是一个绝对的诱惑，外出的一方来到城市眼界大开，接受了新生活、新观念，或通过努力改变了地位，跟留守一方有了不协调不融合，冲突在所难免，走向离婚，便成了一个必然。
有媒体载，在有25万多农民外出的中部农业大县怀远，县法院近年受理的离婚案逐年增加，从2004年1月19日至2月9日的二十一天内，到法院起诉要求离婚的达120人，2月9日一天受理三十一件，创下该院的历史纪录。新华社的一篇报道说，在河南省豫东商丘农村的离婚率已经超过了当地的城镇。据我从一个县法院所了解的情况，2005年度，该院受理离婚案件六百九十一起，起因为当事人外出打工；双方或一方有外遇的，占90％。一个新的情况是，在涉农的离婚案中，妇女的位置发生了变化，过去多扮演被“遗弃”角色的“秦香莲”们，在进城后，反而比男性更容易生根，也更容易通过各种途径改变地位，特别是一些从贫穷山区走出来的妇女们，一旦脱离原来的生活轨道，便从此再不回家乡，不认前夫、不认儿女，造成许多“事实离异”和子女被遗弃的悲剧。
在西部的重庆，一些基层法庭的法官对打工女诉夫离婚的情形已习以为常了，一个县的一个乡镇法庭2003年办理了一百六十四件离婚案件，2004年上半年受理九十八件。外出打工女起诉离婚案已成为一些律师的主要案源，其中八成以上是外出打工一方先行起诉。在我所调查的几个县市，当地离婚诉讼的原告也主要是外出打工女。
婚姻危机还是刑事犯罪的温床，在农村，一些婚姻纠葛，最终还有可能演变成为夫妇相互残杀的家庭悲剧。
对于孩子来说，孤寂的留守生活再遭遇父母离异，更如雪上加霜。
且不说由于父亲或母亲的外出，孩子实质上已经丧失了一半的天伦之爱，留在孩子身边的那个“单亲”，也往往由于留守压力，在自觉不自觉中使孩子得到的爱大打折扣。如大多数留守妇女，在家中不仅孤灯只影，一整年一整年没有正常的夫妻生活，忍受着与丈夫长年两地分居的孤寂，还要耕种家里的承包地，赡养老人，照顾孩子，所有的粗活、重活都要一肩挑，即使是病了、累了，也找不到一个人来分担。劳动强度大还在其次，留守妇女最主要的，还是精神压力。大多数留守妇女在外都格外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怕招惹闲言碎语；而对在外打工的丈夫，既担心其安全，又对其能否经受城里的诱惑心存疑虑，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情绪化了的时候，对孩子的态度就可想而知。反之，由男方留守，也是同理。而随着“打工婚姻”离婚率的不断攀升，这种压力和恐惧还会在更多的留守家庭升温。
对于父母双双外出、被托给他人照管的孩子，父母更是已蜕变为一年两年才露个脸、见个面的符号和概念。
这些孩子孤单地留守乡村，少有依靠。内心的寂寞与忧伤，生活上的不便与环境的歧视，意外的人身伤害，无一不在困扰着这些孩子。由于缺乏亲情滋养，这些幼小心灵，有的走向消极、孤僻，有的变得任性、暴躁。父母在生活中的缺位，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这些孩子健全人格和良好心理的形成。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诞生在新时代的“孤儿”（2）
最不幸的还是解体以至发生刑事案件的家庭的孩子。
离婚，对于成人来讲还可能是某种解脱，但带给孩子的，只会是留在他们心中无法消弭的痛。在笔者查阅的一些离婚案卷宗中，因顾虑带着孩子会对以后的工作和再婚有影响，还有相当比例的离异双方都拒绝将子女带在身边，这对孩子幼小的心灵是何等的打击！这样的孩子的前途也最为堪忧。调查中，笔者翻阅过一些少年犯罪的案卷发现，未成年人犯罪中一半以上的犯罪留守儿童，大多家庭破裂，或者父母长期不和。
父母之与子女，或言家之与孩子，真如皮之与毛，或巢之与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对于一群群羽翼未丰，甚至仍在嗷嗷待哺就被放了单飞的留守儿童，其艰难困苦和将经受的磨难可以想见。
留守儿童问题，其实后面隐藏的是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难怪有专家称：“与西欧和美日等国家在不同年代出现的农村人口劳动力的外流及其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相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农村的状况都更加独特：一面是外出者无根飘零，遭遇着黑心老板的压榨、城管队员的驱赶以及城市市民的白眼，一面是留守者们同样的紧张、孤独、痛楚和无助。正如‘后院起火’这一中国式的语汇所包含的意蕴那样，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劳动力流动引发了如此迅猛、广泛和深刻的家庭解体，乃至于形成名副其实的人道主义危机。”
家庭结构形态的变化，各种矛盾的发生，自然还会
对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带来冲击
“我的孩子只要不吸毒，不杀人，干什么都没事！”
我走访的一个学校的男生，学习成绩不好，不遵守学校纪律，拿钱买动同学一起逃学去社会上闹事。班主任打电话给其远在外地打工的父母，要父母回家管一管孩子。谁知其父亲竟这样对班主任说。
“这样的家庭教育！我敢断定这个孩子今后很可能会吸毒，很可能会杀人！”在该校调查时，该校负责人说起这样的家长心中仍然怨愤难平。
“这个学校附近的一个组只有二十一户人家，几乎户户在外打工，除一跛脚妇女和一脸上有明显疤痕的妇女没有出去外，一户带一户，就这样带出去了。家里的楼房都竖起来了，但很多家长在外面干的都是违法的事情。男的帮人看店，当打手，‘提包’（意指偷窃有钱人钱财），女的‘跑广’（意为卖Ｙ）。”“攒了几块钱，对子女的教育也发生了变化。公开笑贫不笑娼。你说他们的子女变不变坏！”这是我在一个学校组织座谈时，学校所在县的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两位老同志提供的情况。
老人言辞激烈，听来令人心惊Ｒ跳。座谈会后，我到老人所说的那个组去走了走。远远看去，组里楼房林立，近看，则大多房舍紧闭，坪上杂草丛生，甚至连猫狗都少见。房舍对面的菜园，也看不到常见的时令蔬菜，大多是被租种的人家种上了经济作物，或没有托人管，就抛荒在那里。道路上可以看见的就是几位年迈的老人，但也要走三五户才能见到一位两位。但只要你停下来和他们提起儿子、孙子，老人便可以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地讲，孩子无法无天，调皮捣蛋不服管的事情，每个老人都能讲出几“皮箩”。
通过调查走访，笔者不得不相信，在许多村落，传统的是非观、价值观、伦理观，已被拜金风扫得荡然无存。知识无用论抬头，各种曾经在农村绝迹的不良风气重新大行其道。
比如赌博风。有的孩子本来就像是被爷爷乃乃喂着的一头猪、养着的一条狗似的代管着，可有的父母出门几年，有朝一日“衣锦还乡”，想的不是与子女的亲情陪伴，而是与牌友酒友的轮番酣战。难得与孩子共度的春节，就这样在打牌赌博中不知不觉耗过。更有甚者，牌局还开成了大人桌、小人桌，日夜不止。
再比如迷信风。我所调查的一所学校，有一个叫董浩的初二男孩，写信告诉父母：“你别不信哦！上个月乃乃在家里装了很多香，供了木菩萨，经常有人到家里来下跪，看病。有一次，我不小心把她装香用的东西绊倒了，她还大骂了我一顿，按着我的头，要我下跪。家里天天不得清静。听说现在有人在劝乃乃改信耶稣，乃乃又把香撤了，每逢星期六家里人来人往，写的写，折的折，又不得清静了。”据笔者调查，60％的留守老人有不同程度地参与迷信等不良活动。
另外，在农村外出打工者中，一些暧昧职业已然登场，如“代孕”、“陪聊”、“陪睡”等非法职业在求职场上已不为鲜见。甚至在某些落后山区的家庭中，还出现了一些非法职业被整个家庭默认的情况，嫂带姑、姑带嫂，整个家庭的女子就这样被逐一带出去从事非法职业。2006年11月22日，中新网就以《合肥出现陪睡保姆，单身男子要求保姆丰满健谈》为题，报道了记者暗访两天两夜的所见所闻。报道中，一中介工作人员告诉暗访记者，只要开价超过1000元，他们随时都能找到四五位同意陪睡的“保姆”，连二十来岁的女子都能找到。一妇女在面见暗访记者时也公然说：“只要处出感情，也就没有什么了……”社会不良环境的推波助澜，不法中介或城市独身老人的金钱诱惑，使一部分盲目进城、找不到理想工作的妇女误入歧途。
有的父母在外个人生活不检点，回来后还把大叠的黄碟放在家里看，过后扔在家里成为孩子的“娱乐”工具；有的丈夫在外刚刚有点起色，就嫌弃妻子，甚至当着孩子的面虐待妻子……有关专家称，中国每年有万名女性死于自杀。而我调查追访过的160多个农村妇女自杀个案中，有66％的自杀与家庭暴力、离婚有关。可以想象，这样的家庭悲剧，会对孩子的心灵造成怎样的伤害，而这样的孩子将来走向社会，又会给社会带来多少隐患。
“像这样一些家庭，父母仅在电话里说几句要孩子好好读书，这又有什么用呢？面对这样的家庭走出来的孩子，我们拿什么来净化他们的心灵？”谈起留守孩子的家庭教育环境问题，一老师痛心疾首。
“贫穷不是个简单的没有物质生活资料的问题。这里有愚昧、冥顽不灵等因素作怪，有恶劣的生活习惯问题。……你说仅仅提高了农产品价格青年农民就不外流了吗？你以为可以把千百万散布在各地的农村来的按摩女、妓女和在城市游荡的人们赶回农村吗？没有受教育，就更愚昧，因为愚昧，就更认为受教育没用，不如直接当大款。”在“南洋小筑的博客”上，这个署名方汀的人发的帖子虽言辞过激，但的确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
恶劣的家庭环境，不良的家教，更容易使孩子善恶不分，是非不明，孩子便极易做出反社会行为。
代管，一个沉甸甸的话题（1）
关于未成年人的家庭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章有非常明确的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创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虐待、遗弃未成年人，禁止溺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不得歧视女性未成年人或者有残疾的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和行为习惯，以健康的思想、良好的品行和适当的方法教育和影响未成年人，引导未成年人进行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吸烟、酗酒、流浪、沉迷网络以及赌博、吸毒、卖Ｙ等行为。
但在农村，这些法律明文规定的父母的责任，实质上因父母的外出，自然而然地转移到“其他监护人”即代管家长的肩上。这些代管家长是谁？这么沉重而重要的担子他们担得起吗？“没管好”的责任与后果又由谁来承担呢？
代管，谁在管？
2006年岁末，我在某山区了解到一件十分凄惨的事件。一位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半夜心脏病突发，因无人及时抢救而死亡，而与他相依为命、同床共眠的两岁孙儿也因无人知道爷爷的死去而另托人代管，活活饿死家中。可以想象，满怀希望外出挣钱养家的孩子父母及亲人得此噩耗，是如何地痛断肝肠。
无独有偶，湖北李家祖孙同赴黄泉路的悲惨情景与之何其相似：2005年6月19日晚，在十堰打工的李师傅往老家父亲手机上打了一个电话，无人接听。次日中午，他打电话时发现他父亲手机关机。几天之后才知真相：他五十六岁的父亲和他三岁的儿子双双被发现死在家中。事后据警方调查，李师傅父亲系突发急病死亡，他儿子兵兵两天之后因饥饿和脱水死亡。两个极端的个案，以相似的情形提醒着我们，这种悲剧可能不是偶然。
其实在近几十年外出打工浪潮汹涌的大背景下，我们不难看到，伴随着无数的青壮劳力抛家别子远走他乡，一个又一个的家庭饱尝着母子分离、夫妻分居、亲人相隔、幼无所育、老无所养、病无所医等种种揪心之苦，为了生存，无数个寻常之家，竟然到了连起码的一家人一年能同桌吃顿饭、见个面都十分艰难的地步，这不能不说是一家老、中、少三代人连筋带骨的疼痛。
隔代抚养：谁愿抚了竹子再哺笋？
我走访过的一老婆婆，已八十九岁，听她村里人讲，她有三个儿女在外打工。老两口总共带有五个孙子、外孙。见到她时，草坪上并排摆有两大盆衣服，老人正光脚着双凉鞋在搓洗。得知我的来意，老人不好意思地说，今天是星期天，一家七口换下的衣服还没洗完，家里不像个样子。
“孩子们听话吗？”我问。
“爹娘不在，你说他们能听话吗？！”老人索性放下手中的活，打开了话匣子，“外孙磊磊学习不上路，成绩差不说，总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柜里摸钱，田里放火，剪同学头发，喊老师绰号，提起他我就头痛。是头十足的‘野牛’！一年上头来找我告状的人没断过。
“爹娘在家，他们就好些，真是一群小精怪。有什么办法呢？
“三家的小孩子，毕竟不是一个屋里出来的，又都是男伢，平常总是会为一些Ｊ毛蒜皮的小事闹得Ｊ犬不宁。小孙子甚至以‘主人’自居，动不动就对其他几个说：‘不要你在我屋里住。’
“有一次，四个小家伙在屋里玩球，因两句话不合，大孙子梭梭就打了大外孙磊磊一个嘴巴，四个人当即滚成一团。打得两个人都出了血。手心手背都是Ｒ，看得我心里直打战；生怕打出个好歹来，背不起责任。
“晚上做梦都在跟他们磨牙，不知几时是个头啊！”
写在老人脸上的是一脸的茫然。
“辛苦吗？”看着她那双正在脱皮、粗糙得像松树皮一样堆满皱褶的手，我问。
“不辛苦是假的。晚上都不敢睡死，冬天的话，起床盖被子都要好几趟！早上五点多就得跟他们准备早饭，洗衣，下田。有时候他们哪个逃学了，我还得找人去把他们找回来。”
“下田？”
“是啊。趁还能动，种了两亩呷饭谷！”她说；“靠崽女吃饭靠不了。崽女在外也不容易，搞不了几个钱。挣的那俩钱，光给孙伢子读书就读没了！唉！幸好身子还硬扎。”
代管，一个沉甸甸的话题（2）
“幸好身子还硬扎”！儿女们出门五年来，老两口都是自己上山捡烧柴，下田种地，做饭洗衣。老人用孱弱的身子支撑着缺少支撑的三个家。
“他们出去，我们不反对，多搞点钱，免得总是借钱过日子。只是儿子在家，媳妇在家，我们就好些，有爷有娘照看自己的伢子，就好一点。再说，我们对他们不好教育，像书上的题目，他们问我，我晓得个鬼……”
老人说完这句话，有些无奈地笑了。苍老疲惫的笑容，留在我心中的，是拂之不去的痛。
打开作家张步真新近贴出的博文，在《青壮打工去，收禾翁与妪》里，农村留守老人生存状态可见一斑：
我去的时候正是“三秋”季节，也就是秋收、秋种、秋管。这真是巧了，不论是杨林、石坝，还是龙门，凡我走访的人家，无一例外地年轻人都出门了，家里就留下老头老太太。我家所在的杨林乡新溪村峡口坝，共十户，39人。目前在家的只有12人，其中学龄儿童2人，另外27人外出打工，分别在深圳、浙江、上海、长沙等地。组里的四十多亩水稻，就靠这十位六十多岁的老头老太太，用蚂蚁啃骨头的方式，一把一把地收回来。有一位七十二岁的老人，几年前中风半身不遂，也拖一把小木椅，挪着身子下田，用一只能够活动的手，帮着老伴收稻子。而湘乡石坝村的亲戚，他家是四代同堂，儿子、孙子外出打工，收稻子是六十多岁的父母亲作主将，而两位八十多岁的老祖父和老祖母，也要帮着晒谷看场。过去三秋季节，农村学校放农忙假，让中小学生回来帮助秋收秋种，现在讲究教学质量，学校不放假了。这些老头老太能把稻子收回来已属不易，至于传统的秋种，比如，种油菜、小麦、蚕豆……就无暇顾及了。
在中国农村，本应该受到公共财政大力支撑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农村老人目前只能依靠子女来养老。从表面上看，青壮年的外出务工本应有助于提高其经济上赡养老人的能力，但在实际生活中，这种“本应”远没有转化为现实上的供养水平。我们看到的情况更多是，青壮年的外出带给老人的，是负担的加重和生活质量的下降。在儿子媳妇女儿女婿均外出的情况下，很多老人不仅要一切自理，还要承担起抚育第三代的重任，有的是一至两个孩子需要老人照顾，多的达到六七个孩子与老人生活在一起，这明显超出了他们的负担能力。
在农村，“身子还硬扎”的爷爷乃乃是孩子的福气，更有许多被迫担负着监护职责的老人，连自理都难，又遑顾孩子。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在大多数祖孙相依为命的家庭里，老人的生活质量都很差，遇到身体不适，只能是大病小看，小病不看，死在家中多日后才被人发现的事件也偶有出现。再者，老人含辛茹苦一辈子，对子女也有感情的需要。而留守儿童太小，与老人的关系更多的是上下之间的管与教，不能形成平等的情感上的互动和交流，这使得大多数的留守老人都有很深的孤独感和不幸福感，许多老人甚至觉得他们的日子便是带着病痛等死。
而对于那些儿子外出、媳妇留守家中的家庭来说，老人虽然只是农活、家务和照看孩子上的帮手，但由于儿子这个家庭主要劳力、这个亲情维系的中间人在家庭中的缺位，处在各自生活与情感重压之下的婆媳之间一旦滋生矛盾，便很难调和。有媒体报道说，某村一七十多岁的老婆婆，三十岁时丈夫因病去世，她含辛茹苦把三个儿子抚养成人。然而，老人并没有因此过上好日子。几年来，三个儿子分别外出打工挣钱，三个儿媳不顾老人体弱多病，都要求老人为各自家庭洗衣、烧饭或者带孩子。老人一年四季奔忙于三个儿子家，从无停歇。一次，老人因受凉感冒发高烧，没有起床，二媳妇却把老人从床上拽下地，让老人到田里干活。老人被儿媳强拽到地里后，无比心寒，收工后将自己关在自己的破屋内上吊身亡，结束了痛苦的一生。邻居说，多年来被三个儿媳虐待的老太是看在外出打工的儿子和可爱的孙子孙女身上，才勉强活了这么多年。
晚年残生，如果不是不得已，谁愿抚了竹子又哺笋？更何况许多老人为儿女Ｃ劳一生，已经被生活的艰辛榨得油枯灯尽。于是近些年也有不少地方出现了老人受生活所迫，将子女告上法庭的事，理由是索要带孙费。对于这看似有悖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现象，一法学界人士明确说：“老人带孙子只是传统，但不代表法律。赡养父母是我们的义务，不带孙儿是他们的权利。” 。。
代管，一个沉甸甸的话题（3）
“乃乃，我觉得您真的好伟大！为了我们父母能够在外挣钱养家糊口，您毅然选择接受了照顾我们。是您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选择了留在我们身边。您本来是和伯伯他们生活在一起的，身体又有病，平时生活都得由伯伯他们照顾。可自从我爸妈问您一句，是否愿意到我们家来照顾我和妹妹的时候，没想到，您肯定地答应了！原本还需要人照顾的您，现在却反过来带我们，多不易呀！”湖南省益阳市一中学学生蔡艳在调查表“最想对代理家长说的一句话”一栏中这样说。
是的，没有哪个国家的老人比中国农村留守老人更为伟大！他们完全没有隔代抚养的责任和义务，但在当下中国农村，正是有赖这数百万位本应安享天年的老人，燃烧着自己生命最后的热度，用残烛一般摇曳的人伦之光，照亮着众多孩子心头微弱的希望和梦想。
代管，你管了什么？
一次我到一山村学校走访，正赶上一个班在开家长会。那天到会的监管人，孩子父母只占13％，70％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而非父母、祖（外祖）父母的监管人中，来参加家长会的仅三人。大多数的代管家长来学校，只是为了问个分数，而那些行使代管权的老人既听不懂老师的话，更无法和孩子交流，老师根本无法通过他们达到开家长会的目的。据我对另一所山区小学的数据统计，学校四年级有三个班，人数分别为60人、60人、58人，父母皆在外或父母一方在外的学生比例为：一班50％，二班39％，三班68％。留守学生的抚养状况显示，由祖辈抚养的占50％以上。另一所山村中学的情况同样令人担忧，59名留守孩子中，只有21个孩子的代管家长参加过学校的家长会，半数以上的代管家长根本没在学校挂号，主动打电话过问过孩子在校情况的代管家长更是少得可怜，仅有三人次。一次，我和一老师在半路碰到了一个留守学生的监护人，老师建议他有空就到学校去了解了解孩子的情况。那个监护人却说：“跑一次学校得花个把小时，自己的正事都做不完，哪里有这么多时间跑？”
分析这种状况，一位老师十分忧虑地说，它至少反映出目前孩子监管中存在的两大类问题：一是监管人的能力问题，二是监管人的责任心问题。
哈市某小学四年级女生小茹被人ＱＧ怀孕案发后，案犯张某主动交代，从2004年7月起，作为邻居的他多次利用给钱上网的方式诱Ｊ小茹，第一次得手后他曾担心过好长时间，但发现小茹的乃乃并未觉察，加之他深知小茹的父母一直在北京打工，过年都没回来，于是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而小茹的乃乃在案发后也承认，自己年纪太大了，除了照顾孙女吃住外，别的无能为力。
后面还要提到的震惊全国的四川十三岁少女小英生子案，更是引起人们对这种隔代抚养的诸多质疑。一个正在上学的小女孩从怀孕到生产，其间长达###个月，小女生从怀孕之初的妊娠反应到身负重达三公斤的婴儿，她身体的变化会有多大，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而整整###个月的时间，家庭、学校和社会上的其他亲人邻居，竟然没有一个人“察觉”到她的变化，其间就包括天天看管她的爷爷乃乃。
在留守孩子中，由于爷爷乃乃看管能力问题而导致孩子伤残、死亡的事情时有发生。一次，笔者在一个乡就留守孩子问题组织几位乡镇宣传委员和妇联主席座谈，就听到过这样一个案例：一个两岁的孩子感冒了，乃乃拿出一包药冲了就给孩子喝，孩子见气味不好闻，哭着吵着不吃，乃乃就强行将冲剂灌进了孩子喉咙里。不到半个小时，孩子气息全无。乃乃哭得死去活来：村医告诉她，她喂给孩子的竟是一包“毒鼠强”。
除了客观上的能力的问题，从主观上，隔代抚养还有个想管但不敢管的问题：又不是自己的亲生孩子，说轻了、说重了，都不好。“我们怕，其实学校老师也怕”，“你想他爹妈不在身边，万一出了啥事，哪个担得起？所以对孩子只能管吃饱，管穿暖，别在学校闹出事来，就算万幸”。
这种“不敢管”、怕“担不起”的态度，客观上纵容了孩子，也伤害了孩子。网以《父母国外打工三年，十四岁儿子成抢劫犯》为题报道过这样一件事：十四岁的小雷，父母长年在韩国打工，年幼的他跟随着姥姥、姥爷一起生活。小雷花钱大手大脚，并沾染了打架斗殴的不良习气。姥姥、姥爷管教他，小雷不但不听，还威胁他们：“再管我就离家出走！”一想到女儿女婿在国外拼死拼活地挣钱，两位老人多次在给女儿的电话中想告之一切却欲言又止，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他们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对小雷的变化只字不提。老人的态度无疑纵容和助长了小雷的畸形心态，自从迷恋上网后，小雷就在某网吧里长期包了一个单间……钱不够上网了，他便起了抢劫的念头。有一次，小雷伙同另外两个男孩抢了一个过路女孩的小灵通，随后，三人又来到某银行门前想砸开自动取款机直接弄钱，钱虽未取出，价值三十多万元的自动取款机却被他们砸得面目全非……审讯中，警方发现另外两个孩子同样只有十四岁，并且他们的父母也长期在外打工，一人寄宿在姑姑家里，另一个则是与爷爷乃乃生活。
代管，一个沉甸甸的话题（4）
因为代管人缺乏必要的责任心，对孩子过分溺爱、纵容，造成实际上对留守儿童的监管不力，使孩子实质上处于无人监管状态，出现的问题更是防不胜防。有的走上自我毁灭的犯罪道路，有的为了满足一时私欲而残害他人，有的甚至导致几个家庭从此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2007年“十一”长假期间，一省山区某村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六十多岁的刘乃乃和她年仅八岁的孙女小小在10月3日凌晨1点，在自家开的小商店中，被一把罪恶的砍柴刀残忍地夺去了生命。乱刀之下的祖孙俩被劈头断颈，腿砍断，手指砍断，脑浆迸裂，其状惨不忍睹。小店里的一千多元现金、两条香烟被盗。
“太狠了！砍了老的，还要杀掉小的！”“把杀人犯抓到，一定要严惩！”“抽他的筋，扒他的皮！”村民们群情激愤。是谁跑到村子干下这伤天害理的事？村里人均把疑问的目光投向村外，认为是流窜犯丧心病狂撞到村里谋财害命。
案情真相大白后，谁也不敢相信，与被害人比邻而居的年仅十五岁的宁某竟是这起血腥大案的真凶。
笔者来到这里调查时，正逢大案发生之后的第四天。这是一起典型的农村留守孩子杀害留守儿童的悲剧。一方（案犯宁某）是长年缺少父母有效管教，而走上犯罪的道路，一方（被害人）是留守家中的老少缺少安全防范意识，就这样一把柴刀轻易地撕开了两个家庭三代人今生无法落幕的悲剧，也向社会奏响了凄厉的警钟。
邻居都说，是乃乃的溺爱害了宁某。隔代抚养的孩子本来就容易被宠坏，宁某的乃乃更是那种三精六怪，护犊子护得厉害的老人。孙子想吃的，她想千方设百计弄来给他吃；想玩的，想千方设百计让他玩。有时候孙子偷邻居家东西被人捉到了，人家好心好意来他们家说给他乃乃听，提醒他乃乃注意管教，她还发脾气，认为别人上门就是欺负他们。孩子到镇上上网，经常夜半三更不回，人家说给她听，找了几次，找不回，也不将情况及时通知他父母，随他在外怎么野。一村民说，这个孩子在外面平时难得跟人说一句话，一说话，嘴里就不干不净，对人总有敌意，稍有不顺，就对人“砸”上一句：你只怕吃得亏！
学校抓德育的老师说：“听说过他抽烟、喝酒、打牌、上网、偷窃，但在学校从来没有被老师抓到过。还听说放假后，他经常跟社会上的人混在一起，学校更是鞭长莫及，只能家长管，我们管不着。我们只能管在校的日子。”学校认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家庭教育不能缺失，孩子出了学校，恶习全部暴露，家长难逃其责。
血案已成事实，宁某的乃乃还是不相信经她一手带大的孙子会杀人。就在公安干警带走孙儿时，她还不停地在喊冤。而如果她看见孙儿在看守所里的笔录，相信她一定会不寒而栗：“我还准备杀四个人，邻舍？菖？菖从来不把家伙我吃……”
我见到宁某的乃乃时，她正缩在邻居家靠角落的一张椅子里，一双枯瘦的手在不停地抖动，枯干的白发蓬乱地散落在额头与脸颊上，蜡黄的脸像刚生了一场大病。她不停地重复着这几句话：“要吃给吃，要穿给穿，要钱给钱。我不相信我的孙子会杀人。我晓得他会杀人的，我变成一只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