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继续说：“有没有耕牛、毛驴？炕上有没有被子？我们建军是靠老百姓，靠根据地，这是中国**的方针。”
1947年11月1日至25日，西北局在陕北龙泉县义合镇薛家渠对面的阳湾空地召开了各地委及边区一级机关干部党员大会，到会的约800余人。史称义合会议。
龙泉义合会议召开，贺龙、习仲勋、林伯渠、王维舟、马文瑞、张邦英、张经武、贾拓夫、李卓然、杨明轩、高岗、吴岱峰等人参加。会议以传达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的决议与精神为中心，检查部门的各项工作，检查干部的立场，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彻底翻底子。西北局在义合会议上继续全国土地会议“左”倾错误。在这次会上，还介绍了其他解放区的土改经验例子。
习仲勋在会上做了总结报告。
贺龙同意习仲勋的报告，并于11月25日会议闭幕时讲了话。他说：“今天土地法大纲，政策上是一个重大转变，又转到土地革命上，消灭地主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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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要求大家：“应很好地掌握这一点。今天对于地主阶级是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消灭，只留他一个**，并留一分生活。”
贺龙提醒大家：“这个斗争是残酷的。”
在会上，贺龙给大家念了一副对联：“削削削，削尽土豪劣绅杀杀杀，杀尽贪官污吏。”
在谈到平分土地中对中农的政策时，他说：“对上中农，我们要联合，但在平分土地问题上不能向他们让步。下中农要得到利益，中中农也可以得到一些利益，贫雇农是我们的依靠，主要满足他们的要求。”
在讲话中，贺龙还点了安文钦、李鼎铭、霍子乐等人的名。
贺龙也想到了杀人、打人的问题，他在会上也反复讲了几次，贺龙说：“我们要响大雷不下雨。”
可惜，这个精神到会代表没有带回去，而是把消灭地主宁“左”勿右这一套带了回去。
林伯渠也在会上发了言，他说：“土地改革是个大战斗，要打倒封建的统治阶级。这个阶级从周朝就开始了，这个阶级到了该消灭的时候了。这个阶级是中国落后的根，不挖出源不会自死。帝国主义要维持这个阶级。每个党员都要觉悟到这一点，肩负这个任务是光荣的。”
当年会议上提供的经验，其实，这些经验例子正是其他解放区所犯的错误。
也就是1947年11月，在西北局高级干部的义合会议上，吴岱峰因坚持实事求是，保护受委屈的属下干部，受到高岗的错误批斗，被临时口头宣布撤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绥德警备区司令员职务，受到错误批斗，后旋即恢复职务。
实际上，高岗对吴岱峰等同志的积怨由来已久。
早在1932年临镇战斗中，吴岱峰同志任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长时，因病不能指挥战斗，由二大队政委高岗代理指挥，但高岗在战斗时临阵脱逃，造成战斗失利。
当时，队委会曾做出过决定，捉住高岗后，要就地枪决。但后来没有执行。
刘志丹等同志牺牲后，高岗逐渐占据了西北地区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1945年以前担任了西北局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
吴岱峰曾讲过：“我参加革命，不是为了某一个人，而是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
吴岱峰同志对高岗的错误行为，进行了坚决地斗争。1945年，在“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吴岱峰与阎红彦、李仲英等同志未投高岗的票。会后，阎红彦曾找**和任弼时同志，反映高岗的问题，认为高岗迟早要出问题，并请中央记录在档。
1954年高岗事件的发生，历史验证了阎红彦、吴岱峰等同志的预见。
而当时就在龙泉义合会议上，为了保护被错误处理的下属，而当时在义合会议上，吴岱峰提出了异议，并不了解情况的贺龙却支持了高岗，撤了吴岱峰的龙泉军分区司令员职务。龙泉军分区司令员，由绥蒙军区副政委张达志接任他的职位。
1948年1月，绥德军分区副政委高朗亭也被调离，到宝鸡军分区担任副政委。
接替吴岱峰的张达志，原来是带来的绥蒙军区骑兵一、二两团在做买卖，将陕甘宁、晋绥的土特产运到边界地区，让商人们贩往国民党统治区去出售，为部队换回急需的钱和物资。
吴岱峰被撤不久的后来，贺龙就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撵着撵着吴岱峰，给他道歉。
也就是义合会议之后不到一个月，贺龙就发现了土改中的问题后，立即同习仲勋等人，“跑着纠”。
这时中央召开了杨家沟会议，**做了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会上迅速制定了纠正各解放区土改中“左”的倾向的政策，贺龙同西北局的领导根据中央杨家沟会议精神，对义合会议关于土改的错误部分进行了修订，使西北的土地改革运动迅速走上了正轨。
此后，贺龙曾多次在各种会议上进行公开检查，及时地提出了纠正错误的措施，并向一些有问题但批评方式不对或处分过重的同志道歉，并给他们平反。1948年4月，他找在义合会议上被宣布撤职的龙泉分区司令员吴岱峰谈话，一方面指出他的问题，一方面检查了自己对他批评的态度、方式不好，言辞过激，并亲自宣布恢复他的司令员职务。
在1948年8月西北局高干会上，贺龙说：“我们犯了错误，搞死了人，我们不要把这个责任推到贫雇农身上，你这一推又会使各阶层发生不团结。纠左不彻底的地方，哪怕是一分也要纠正过来。”
对于那些被错划了成分，错伤的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