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嫉妒与冷漠
空白之旅：对一枝山花的生命忏悔(2)
罗武让女孩上床去睡。他说他再看一会儿书，但他没说是不是出门去。女孩虽然坐了一整天的车，很累，已经坐到床上去，但也不敢脱衣服睡觉。
罗武就真的在房间的书桌上看起书来。然而，房间里有一个女的，他又怎能看得进书？
脑子里还是在作激烈的思想斗争。罗武认定张凌当晚回不来，而这个女孩反正是来献身张凌的，可按照她的条件，张凌一定不会跟她发生关系的。与其这样，还是如自己“上”。
这样一想，心里又躁热起来。
罗武走到窗口边，恰好看到对面楼下的一对男女搂在一起，那画面强烈地刺激了他。
罗武猛地闯到女孩的床上，要与她来真的。
女孩还是不同意，并愤怒地说些罗武听不懂的山里话。但她哪里是罗武的对手，衣裤很快被脱光了。
正如想象的那样，女孩的身体是黝黑的，并不光滑，也没有少女特别有的香气。
相反，她的yīn部显得浅黑浅黑的，腹部上显得有点赘肉，微微地凸出来。
总之，很不好看，甚至有点儿丑陋。
可他顾不得那么多了。不管怎样，这是他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一个赤裸裸的女孩。加之房间的光线很暗，他冲动得很。
可女孩仍然很坚决地反抗，将罗武的手都抓出了血。
然而，挣扎了好一阵子，女孩毕竟气力有限。而且她来到这里已经坐了好久的车，加之没见到张凌自己急，再加之罗武对她不怀好意，所以，她晚上没吃东西。
她没想到都市人不但“冷漠”，而且疯狂。她在深圳能跟“色狼”的老板打得个要死要活，可在这里，她竟然做不到。只任泪水刷刷地流下来。
罗武的暴力眼看就要得逞。
正在这时，比电影或小说还巧得很。有人敲门了，并且喊话——是张凌，竟然是张凌！他怎么提前回来了？而且在这个最最关键的时候？
罗武的头一下子炸开了。但他还是一边在房里答话，一边慌忙穿好衣服。
他不知道如何面对张凌。
当然，罗武还是打开了门。
“怎么等了这么久……”张凌进房后笑嘻嘻地说，但立即看见那个女孩子，他吃惊得没有把话说完。
与张凌一同进来的还有室友唐，罗武还以为唐回老家去了呢，原来他也跟罗武去西安了。
唐也看到了床上的女孩，就迟疑地问：“她是……”
其实，张凌也没有见过这个女孩，也许正是没有见过，所以，幻想中的山女一定比眼前的这个女孩水灵或美丽得多。但现实就是现实，张凌很快断定，这个其貌不扬的女孩正是奔他而来的。罗武结结巴巴想解释什么。
但张凌脸上有点怪异的表情，他很有礼貌地说了一声：“行了，你们早点休息吧。”
罗武想，张凌一定以为他与这个山女发生了关系！他怎么解释清晚上所生的一切？他又怎么能问张凌为什么提前回来了？从张凌那怪异的表情里，罗武在他眼里一定分文不值，他还会把罗武这种以恶报善的人当作朋友么？
不仅如此，罗武在室友唐的眼里也成了道德败坏的无耻之徒了。难道不是吗？
张凌走了后，房间一点儿声音都没有。一种难堪的沉默像冰块一样酷冷和锋利。整个晚上，他与女孩子仍然同居一个房间。但他再也没有激情了，内心痛苦极了。
而那个女孩更是没法解释清楚。她明白张凌一定认为她轻浮——可她并不是那种轻浮的人啊。
罗武知道女孩在无声地哭泣，他也想哭，可是哭不出来。只是憋在内心，比死亡还痛苦。他虽然没有与女孩子形成事实，可是他动机不纯，而且一直就在行动——对一个弱女子的欺凌。
如果张凌没及时回来，可想而知，罗武一定得逞了。
“我真不是人啊！”罗武在骨子里这么对自己吼道。
一夜不眠，压抑至极……第二天，罗武仍要装出笑脸，同张凌、唐、女孩等一起去公园玩。
因为没有睡好，加之心情紧张和强烈的负罪感，罗武疲惫极了，眼皮子直打瞌睡。
当大家走累了在一处石头旁小歇时，罗武竟朦胧地睡着了。
他醒来时，他发现唐正指着罗武手臂上的指甲血痕冲张凌笑。
那一刻，罗武真想钻进地缝里去。人们常说“生不如死”，也不过就是如此吧。
倒是张凌表现得一贯的大度。他将女孩子安置下来。让她休息了二天，然后给了她一些钱，并买了车票，送她回广西老家去了。
好歹坐牢似的又过了一年，大学一毕业，罗武立即从同学们的视野里消失了。他没有跟任何同学有联系。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洗涤心里的罪孽，然而，他的却yīn影越来越湿、越来越沉重。
工作五年后，罗武对女孩毫无兴趣，人们背地里称他为“阉割者”。
有一年春天，单位组织大家去桂林玩，罗武一到广西，就单独行动，他特地去女孩老家打听人家的下落。
当罗武好不容易找到女孩的老家时，她的父母说，女孩已经死去六年了。罗武听到这个消息，一下子惊呆了！
罗武没有问女孩是怎么死的，他甚至不愿意算一下时间。但他知道，有一把带毒的牙齿在他心灵最脆弱的部位不停地咬他。
罗武给了女孩的父母一笔钱，又匆匆去女孩的坟上看了看。
那里杂草丛生，山花朵朵。罗武深深地忏悔：一个生命就这样夭折了。一朵并不美丽的花因为自己的残暴而匆匆地结束了自己的人间之旅——那只是一趟艰难的、没有风景的空白之旅啊。
第六章 嫉妒与冷漠
戏谑曲：“‘性派对’就是我最好的安眠药！”(1)
罗武从广西回来后，关着门，班也不上，在家里睡了三天。害得楼道里搞保卫的老头到罗武的房门边探头探脑了好一阵子。
因为里面没声没响，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特别是单位上有人告诉老头，罗武有“自毁”倾向时，他的责任就更重了。
老头终于敲开了门，好一阵子后，罗武从里面伸出半个乱蓬蓬的头，问有什么事。
老头见罗武还活着，就笑着说，“没事，接房管局电话，下午楼里要停水，我得通知大伙现在将屋子里的水多准备一点。”
罗武就也冲老头笑笑，“谢谢。”
都是聪明人。不用明说。
罗武当然不会自杀。他开始正视自己的yīn影，并开始用真名写些“小东西”。在大学读书时，他就在一些报刊上发表小说和诗歌了，被同学们誉为“笔杆子”——很多人不理解罗武在大学里居然没有谈女朋友！
罗武自己也奇怪，因为，要是有了女朋友，他就不会那么压抑了。当时学校虽然不提倡谈恋爱，但地下“工作者”们不也是很多的吗？自己为什么要那么守着“老师的孝道”？——罗武后来在溯源时又将这笔账算到“孝道”文化的头顶上，因为“一日为师，终生似父”，老师说不准谈恋爱，背叛老师，就像背叛家父一样，是大大的“不孝”。
然而，压抑的“孝道”终于抵挡不住青春期的冲动。他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参加“性派对”活动后，罗武才幡然醒悟：所谓“不可原谅的错误”，放松来看，就是一场滑稽的闹剧，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不管怎样，当时没有这个认识，心里总是痛苦，毕业后，罗武就很少写文章。即使偶尔忍不住写，也是用化名。
从广西回来后，罗武写了一批辛辣的文章，那是对自己的解剖，也是对都市人的解剖。有了点“文名”，“爱情”也就随之而来。谢双依走进了他的心灵。他们很快就结了婚。
可是新婚之夜，罗武怎么也进不了新娘的身体。
谢双依倒是很大度，很体贴地帮助他。
然而，蜜月过后没多久，罗武就再也没有“性”趣了。
谢双依对罗武对人的本能的“冷漠”感到很奇怪，可是谢双依只有稍稍对某个同事或朋友表示一点亲热时，罗武又“嫉妒”得很，常常说些难听的话来。谢双依感到这样下去，这场婚姻一定维系不了多久。
罗武也很清楚这一点，心情很不好。有时，他觉得要是抛开一切良心道德，可能人会活得轻松些。但想归想，做起来却很难。
罗武只有通过不停地写作和不断的读书来转移内心的压抑和痛苦。
在读书过程中，罗武突然明白，其实，上古时候的写作活动，同最初的语言活动一样，是匿名式的集体活动。
汉语写作史上第一次“个人性”的签名活动从孔子开始。
有意思的是，当时的孔子却不是以作者的身分而是以阐释者的身分签下的大名。
孔子在编辑古代诗歌《诗经》时，与其说像一个文学评论家，不如说是一个书报检查官。
因为，经他严格的筛选和审查，春秋以前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诗歌仅存三百零五首“合格”。
孔子签下的审稿意见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
孔子对诗经首篇《关雎》解释为“食色性也”，因此，“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正因为此，当老夫子读完《诗三百》，特别是在读了“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和“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等露骨的情歌后，他仍然很悠然地发出了“无邪”的感喟。
罗武心想：这个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冠名的大评论家对文学作品的把关更多是从审美上去裁定的，他比我们现在某些卫道者还开明多了，也内行多了啊。
第六章 嫉妒与冷漠
戏谑曲：“‘性派对’就是我最好的安眠药！”(2)
这种“发现”，让罗武很兴奋，似乎解开了他的某个结，使他感觉轻松起来。
接着，罗武在重读《水浒》时注意到，浪子武松血溅鸳鸯楼后，满地尸血，竟丝毫不影响他大吃大喝的胃口，也不妨碍他把酒席上的金银杯盘扫在在上，然后一一拾起，揣在自己怀里。
而“大英雄”鲁智深离开桃花山时，把“朋友的”金银器皿一卷而空，然后竟从后山滚下去。这两位响当当的血性汉子之所作所为，让罗武发现了人性的“冷漠与自私”原本都是天生的，许多英雄从换个角度看就是小人。
比方，要说对武松和鲁智深有所佩服的话，那也只是佩服他们的从容和镇定——居然没有一丝自省和忏悔意识，整个书中每一个英雄好汉都是如此。而究其实，忠义堂上“替天行道”的杏黄旗也不过是个幌子罢了。
李逵喝酒杀人，眼都不眨。连宋江也不反对拿活人心肝做“解酒汤”呢。
罗武“发现”这些后，心想：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个个如此，可人们竟然还对他们十分敬仰，相对自己，因为“山女事件”，内心总是反复痛苦、不停地折磨自己，何苦来哉！
有一个周末的晚上，罗武跟谢双依坐在家里看电视。他俩很难得这么有好的“心情”坐下来看电视的。
当时碰巧电视里放的是一个外国电影，片名就叫《嫉妒与冷漠》。
故事讲的是楼里的一位中年职员，每天他坐火车进城去上班，忙碌一天后，再拖着疲惫的身躯搭火车回家。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就重复着这种单调沉闷的生活：他既不能做得太好，太好了，同事们“嫉妒”他；但也不能做得太差，太差了，上司又“训斥”他。中年职员痛恨这工作，可太太却不准他辞职。
他就在火车上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梦：他梦见火车经过一个名叫“威乐逼”的小站。这个小镇永远阳光普照、绿草如茵。欢笑的居民朝他招手，要他下车。他虽然十分心动，但是每次都拒绝了。
但是有一天，中年职员的工作特别不顺利，被上司恶狠狠地痛斥了一顿，他打电话回家，又被太太数落了一顿。
中年职员郁郁不欢，坐火车回家时，再度经过这个小镇，他看到了同样的景色和诱惑。
最终他跳了下去……
看完电影，罗武当即告诉谢双依：我要辞职，不再上下班，听那些无知的上司指挥。我得做自己的主人——否则，在“嫉妒与冷漠”中，我也会跳车的！
谢双依比电影里中年职员的妻子开明多了，她支持罗武的决定：“只要你觉得开心！”
就这样，罗武成了国内最早的自由撰稿人之一。他根据杂志的喜好和读者的胃口，写了许多纪实文章，什么家庭亲情，人生爱情，朋友友情等等，应有尽有。他还在好几家报刊开辟专栏，如《镜城早报》的“蔷薇野芒”就是其中之一。
罗武有时还编辑一些散文小品，如曾经流行一时的所谓“小女子”散文，就是在他这里“俏丽”出笼的。
有一天，当《镜城早报》的编辑告诉他，有个叫阿升的朋友找他时，罗武一下子竟激动起来。因为很少与老同学联系——他曾试图寻找张凌，并写了几篇小文追忆他们在大学的生活，但是没有得到张凌的消息，不知道是张凌忙于做生意没看到罗武的文章，还是他至今没有原谅罗武的行为。见到发福的阿升后，罗武很高兴，但他没有问及有关张凌及其他同学的消息。他想，既然生命就是对一段段往事遗忘的话，我又何必对昨日纠缠不休？
特别是罗武被拉进“性派对”的游戏时，他觉得找回了“做人”的感觉：以前的许多挣扎和努力都没有这样对自己的心灵造成彻底的颠覆和打碎。
既然人们可以这样生活，罗武觉得他完全有理由可以对昨天的“恶梦”说声“再见”了！
最让罗武感到“有收获”的是第一次与那个经验丰富的女人做爱，那感觉是他跟谢双依在一起时所从来没有激动过的——真是让人兴奋极了。
从此，罗武迷恋上“性派对”了。
谢双依问他在干什么，罗武就以自己在外面采访找借口。因为人回到了正常的状态了，他反而与谢双依也有了更多的性生活。
罗武认为：自由撰稿人让他找到了“肉体的自我”；“性派对”让他找到了“精神的自我”。
为了不让谢双依的盘问所困扰，罗武设法让妻子也参加了。这样以来，他与谢双依走到了同一条道德线上，无所谓人格的高低，也无所谓心灵的责备，大家彼此需要，互相尊重，共同经营好人生这一道难做的“盛宴”。
罗武尽量让自己不去想明天的事儿。因为，明天是什么，谁也不知道。说不定明天他就死了呢——比方，坐飞机失事、坐轮船翻船、或火车撞车或别的什么天灾人祸。报纸或电视上，每天都有不少人死亡，谁能保证他的名单就置于黑框之外？
既然生命是如此脆弱，他只要求好好过完每一天。哪怕这一天是在麻醉中度过的。
不是有人要吃安眠药才能睡觉吗？
罗武坦率地说：“‘性派对’就是我最好的安眠药！”
但是他又补充道：可是，这“安眠药”也不能经常吃。吃多了会伤身体的，对不对？也就是说，“安眠药”只是在睡不好的时候吃，目的是为了睡好，是为了醒来后有更好的精神对待繁重的工作，是为了更好地生活。
“对我而言，参加性派对就是为了调节生活。我觉得这样很好。不用担心任何副作用。”罗武说完这句话后，将脸转向窗外。
窗外有一棵老树，树上有一个蛛网，网里有一只小蚊，小蚊在不停地呻吟，并且挣扎……
第六章 嫉妒与冷漠
屈乡楠的文件夹
罗武跟我聊天时，不停地使用手势。他的表达能力远不及他的写作能力。他常常试图表示一些新的观点，甚至带有一点学术气味，这是一些写家经常犯的毛病。
罗武自己也承认，在与女性派对时，他总是习惯于“讲”，而不善于“做”。女性朋友有时对他的“学者化”谈话颇为不满，认为他有掉书袋或炫弄学识之嫌。
不过，初次见面时，罗武给人的印象是开朗、坦率而又大方，我头一回看到他时，就一点也看不出他内心竟有一块发霉的yīn影压迫他好长一段一时间。
通过谈话，我仍然感觉到，罗武有种“抑郁症”——“山女事件”给他的心灵造成的创伤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完全“拜拜”了。不，恰恰相反，它像一条蛇，在他不经意的时候，在他快要忘记的时候，在他快要沉醉于某一境界的时候，它悄悄地爬了出来，然后，在他心尖上狠狠地咬一口。咬完就走。当罗武意识到这种疼痛时，它早已消失了。
罗武积极参加“性派对”，不断地用一种“行为”来反抗另一种“行为”——而后一种“行为”不过是历史的沉积，是看不见的，这正是“抑郁”的来源。
“抑郁症”在我国都市人口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它也是一种全球化的时髦病。
有报道称，到二零二零年，“抑郁症”将成为仅次于癌症的人类第二杀手。
而在我国，“抑郁症”及自杀造成的损失之和已排在各种疾病的首位。十五岁到三十五岁人群死亡的第一原因是自杀——而自杀的冲动许多时候就是来历不明的“抑郁症”引起的。我国目前每年有二十万人以自杀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占全球每年自杀者总数的五分之一。
特别是最近两年，青少年自杀呈明显的低龄化趋势。
罗武表示，他不会自杀。他也不愿承认他患了“抑郁症”。他反而觉得眼下的状态很正常，他与谢双依的感情也很稳定，双方都在“性派对”行为中点燃欲望，放纵自己，并在一个陌生人的身体上打捞曾经有过的激情。
罗武说，“我派对，我写作，我自由——活着真好啊！”
尾声：燃烧的文明
“为了方便的婚姻”与“做自己的主人”
“万恶yín为首”，“百善孝为先”。
一个“yín”字将“性”推到了“邪恶”之首的境地，一个“孝”字又像一个“紧箍咒”，使“性”的约束带上了双重的意蕴。
换言之，遵从了卫道士们所订立的“规约”，就是“善”的；服从他们，就是“孝”的。
否则就是不孝，就是“恶”的，就应该受到严惩的。
可是，是谁授权了卫道士们制订这些“规约”的？人们为什么要将自己的手脚捆起来，交给他们去管理？人间的德行与天理究竟是如何交汇的？
不少人总喜欢沿用先秦儒家常谈的“天命”、“天道”来为此作辩护，其实，他们对这些字符的真正意义并不明了。
“天命”、“天道”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出土了《五行篇》解开了这个谜语。五行不是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而是仁义礼智圣五项德目。其中仁义礼智在同一层个层次，只是善人的行为；圣居更高的层次，能够体认，以德性形于内始达到圣的层次。
善是人的层次，德是天的层次；德而内化，德而形于内，人遂得由仁义礼智的融通提升到天的层次。天是自然，也是超越界。经过四德的内化，人性超凡入圣回到天然，是以经过人心与天心的交汇，经过圣的境界，天命不是降予王者，不是降于周人，而是降在你我他每一个人的身上。
天命遂不是王者的使命，天命的意义平凡而超越，现时而永恒。
因此，饮食男女，要“成圣”很难，而作为普通人的“天命”和“天道”就是要活得自然，活得真实，活得内外“顺达通乐”。
但并不是说，人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像存在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只要我想什么，我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存在，所以就有意义。这种想法的危害在于，它直接导向虚无主义，对什么都不相信，只相信自己的想法。
当今的中国现实，存在主义思想还大有市场，尤其在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刺激下，这种思想以各种面目出现。
“性派对”是很容易归于其中之一翼的，但它却有着自己的精神走势和独特疆域。
应该看到，当着没有外力的抑制而犹能自律，这只有最高“心性修养”的人才能办得到。在通常情况下，一般人是当有外力抑制时，他就收敛些，当外力不存在时，他就放肆些。
“性派对”的行为者正是在这种既有外力（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又不想压抑自身的夹缝中生存，这就决定了他们的行为诡异，以地下状态为主，而在实际行为中，他们又能十分放肆，越过一切传统藩蓠，将在办公室和公共场所压抑的心灵尽力伸展开来。
众所周知，婚姻、爱情和性这三件事，既是一回事，又是各不相干的三件事。
从婚姻的角度，从社会的约束的角度看，婚外恋是不道德的。但从爱情的角度上看，没有爱情的婚姻也是不道德的。
这个矛盾如何解决？“性派对”虽然不是解决这个矛盾的良方，但它是否提供了某些值得人们思考的东西呢？
董乐山先生说，中国有史以来的婚姻制度底下，绝大部分都是没有爱情的婚姻——有的爱情是在结婚以后大家互相培养出来的——不是指腹为婚，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了民国时代还是需要介绍。今天的农村和不少城里人仍然需要这种“中介”。
外国人称这种婚姻叫“为了方便的婚姻”。
“嫁得好还是干得好”曾一度成为媒体争论的热点，但争来论去，还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客观事实却是：不少家庭变成了“维持会”——就是过去敌伪时期给日本人维持社会治安的伪政府，关系勉强维持下去，有儿有女，而且年龄大了，凑合着过算了。
中国九十年代以前离婚一直十分困难，而且是一件特别丢人的事。
尤其是文革期间，除非你的爱人是右派之类，感情不好要离婚简直不可能。不但组织上不同意，就是到了法院去，调解来调解去，五年十年就这么耗过去了，再到双方都白了头发再离掉还有什么意思呢。
这种半死不活的“耗生活”其实是违背“天命”和“天道”的，是“恶”的和“不孝”的。怪异的是，身处其中的人们却麻木得连个喷嚏都打不响。
这种触目惊心的事实甚至延续到了今天。据报道，目前中国一千对夫妻只有十三对是真正幸福的，而五百多对则是彼此冷漠。
还有一个在作家文人中进行的调查：十二个人，七个是因为外遇离了婚的，另外五个其中的二个正在进行婚外恋，还没发展到离婚，最后三个有过精神外遇，也就是有贼心没贼胆。
好像没有一个跟另一半是真正忠诚和相爱的。这个数字让人大吃一惊。
年轻的女性不禁会问：“我能保证我与他就是那千分之十三中的一对么？”
“性派对”行为者至少没有这个疑惑，他们不少是有家庭的，甚至是再婚的，可他们的观念已经走出了传统的婚姻之外。
“我们给自己制订法规，我们有自己的‘善’和‘恶’，有自己的‘孝’和‘忤’。我们尽力做自己的主人。”
这是“性派对”行为者共同的心声。
尾声：燃烧的文明
从“礼下庶人”到“穿长裤游泳”
中国的儒家文化一直占据着汉文化的主流话语，汉民族的同化能力实在太强，普通百姓随波逐流，不必多说，连自命“天子”的皇帝也不例外。
中国历代的皇家，大概有一半不是汉人。孟子就说周文王是“西夷之人”。秦更被称为“戎狄”。常说的唐，皇家的“李”姓，是李家人还没当皇帝时被恩赐的。这李家人有“虬髯”，也就是卷毛鬃胡子，不是蒙古人种吗？唐太宗死前嘱咐“丧葬当从汉制”，生怕把他当胡人埋了。
陈寅恪先生认为种族与文化是李唐一代史事的关键。
大而言之，周，秦，南北朝，隋唐，五代，元，清，皇家不是汉人。辛亥革命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若说的是恢复到明，明的朱家却是回族，这族谱至今保存在美国。
儒家文化里有一条“规约”叫“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前半句做到了，这是当官的特权；后半句没做到。一半的原因是当官的将这种约束人性的“礼”压迫下去，让“庶人”（普通百姓）承担；一半原因是“庶人”自己主动投降，将手脚束起来交给当官去管理。
“礼下庶人”，大概到宋朝才开始严重起来的，朱熹讲到有个老太太说“我虽不识字，却可以堂堂正正做人。”
这股豪气正说明“堂堂正正”管住老太太了，其实“庶人”不必有“礼”式的“堂堂正正”，俗世间本来是有自己的风光的。
明代是“礼下庶人”最厉害的时候，因此贞节牌坊大量出现，苦贞、苦节，荼害世俗。晚明读书的颓风，或李贽式的特立独行，亦是对“礼下庶人”的反动——这种反动在“性派对”行为者中是否见出了精神余脉呢？
清在“礼下庶人”这一点上是照抄明代的。
王利器先生辑录过一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分为“中央法令”、“地方法令”、“社会舆论”三部分，仅这样的分法，就见得出“礼下庶人”的理路。
作家阿城说，略读之下，已经头皮发紧了。民国初年的反“吃人的礼教”，是宋以后“礼下庶人”的反弹，只不过当时的读书人一竿子打倒孔子。孔子是“从周”的，周是“礼不下庶人”的。看来人们误会了孔子。
执照阿城的意思，“礼不下庶人”是与道德有区隔的。刑条之外，庶人不受权力阶层的“礼”的限制，于是有不小的自为空间。“礼下庶人”的结果，就是道德区隔的消失，权力的道德规范延入世俗，再加上“刑”一直下到庶人，老百姓的日子就难过了。
阿城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一九六六年夏天，他在西单十字路口看见许多人围着一张大字报看，上面写的是革命倡议，说革命群众夏天游泳的时候要穿长衣长裤，并且不要戴帽子。看的人都不说话，“好像在看一张讣告。”
“游泳穿长衣的革命倡议，还没有出几百年来礼下庶人的恶劣意识，倒是围着的人的不说话，有意思。”
这“有意思”在“性派对”的人看来，就是人人“装宝”，人人都成了穿上新装的“皇帝”，为了一个共同的谎言，大家在烈日下沉默。
尾声：燃烧的文明
远古的图腾：“性”旌飘舞
其实，饮食男女，哪能无“性”或避开得了“性”？我们的祖先比当今的“文明人”可潇洒多了。
从历史长河来看，人类的原始时代曾经广泛出现过生殖崇拜，它是以一种巫术的形式表达了先民们对社会人口繁殖的祈求，而在文化心态的价值观念上，这种崇拜又展现出对性器官及性交的肃穆的敬意和坦荡的直视——“性”的幡旗迎风招展，那黄色的符簇正是部族兴旺发达的图腾。
新近发现的内蒙古、新疆地区的摩岩壁画，不仅精雕细刻男女生殖器，而且还清晰地展现群体性交的场面。
远古时代先民还有过“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的茫茫然时期。
杂乱的两性关系在春秋以前仍大量遗存。如史载，燕国有“祖”，齐国有“社”、“稷”，宋国有“桑林”，楚国有云梦，这些都是男女交会的代称，“性”是极为自由和开放的。
如在一些诸侯国里，“yín风”很盛，卫宣公时，“礼义消亡，yín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复相弃背”。
即便到了春秋，还大量存在过血亲间的乱伦现象。如卫宣公yín于夷姜，宋公子鲍yín于襄夫人等，并且还有一些专门的名称来称呼这些：子辈yín父辈叫作“蒸”，孙辈yín祖辈叫作“因”，同辈相yín叫“报”。
这些发生在公元前七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五世纪渐趋绝迹了。直到春秋晚期，母权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性自由”才慢慢消失。
今天，人们仍可以从《周礼》中的“中春三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设想到当时“自由时代”的盛况。
我国父权制度始于周代。从此，“性”的禁锢越演越剧，据说这是文明的结果。
孔子一句“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将对女性的鄙视表达得淋漓尽致，几千年的“性压抑”也就浓缩在这一句不祥的话里。因此，“五四”时代的闻一多就说，“女字和奴，在上古时不但声音一样，意义也相同，本来是一个字。”他点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的一种真实现状。
古代把女子出嫁叫作“归”，视夫为女性的归宿；在词源上，“妇”是“服”，即“服于夫也”。至于有名的“三从四德”中的“三从”即“妇人，从人者：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更是将女性在裹好了手脚之外，还把思想和精神也用枷锁套了起来。
“性派对”行为者中的女性都十分痛恨这种散发着尸臭味的文化残片。在广州《女巫》杂志当编辑的陈思佳就颇为激烈地说：“‘性派对’不单是颠覆个人的身体，更是对传统的男权文化恶狠狠地捅上一刀！”
尾声：燃烧的文明
“贞节”：祭坛上的献礼
应该说，躺在男权文化祭坛的是血泪斑斑的“贞节牌”，“性派对”行为者显然将它从高堂上取下来，砸得粉碎！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贞节比生命还重要。这句话判处了多少“失节”女人的死刑，让多少优秀的女性沉入屈辱的“冤河”！
有人分析说，“三代”以前是贞节观念的史前期；春秋战国为贞节的萌生期。此时，开放的性风俗被视为yín荡，尤其是女性的性自由完全被取缔，两性关系受到礼教的严厉控制。
中国先秦流传有“古婚制”，对“贞节”二字小心又小心。男女成婚必须经过六道程序：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纳采，就是男方家长找媒人到女方家里去提亲。
问名，指男方家携带礼物去女方家请问女孩子的名字与生辰八字，以便于回去在宗庙里正式占卜，看一看两个青年人的命相是不是相合。
纳吉，就是当男方在宗庙里举行的占卜得到吉兆后，备礼物遣人去女方家里报告占卜的结果，准备正式与女方联姻。
纳征，则是男方家向女方家赠送厚礼，两家正式订婚。
请期，是指男方家通过占卜订下结婚的日期，征求女方的意见。
亲迎，就是到成亲这一天，男方到女方家里迎亲。
从这个“古婚制”可以看出，婚前男女是没有见面的，所有的事都是由中间人去奔波，为的是让“贞节”在新婚之夜得到验证。
从此，“贞节”二字变得愈来愈沉重。
秦汉到隋唐以前为贞节观念的真正“确立期”。在此期间，“贞节”观念不仅问世了，而且还上升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思想。“忠臣”与“贞女”并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大力整饬性道德，鼓吹“从一而终”。隋唐到清，是“贞节”观念的成熟与鼎盛期。自隋开始，就有“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以及“立格九品妻，无得再醮”的官方要求；唐代则成为“县主有子而寡，不得再嫁”；元代更严：“三十以前夫亡守志至五十以后，晚节不易”；明朝在此基础上，又设立了“凡妇人因夫得封者，不许再嫁”的“定式”。
至清代，则鼓吹“室女守贞”，要吹捧殉夫的“贞烈”为“仁至义尽”。
从文化生长的土壤上来看，宋代理学的兴盛是“贞节”观念获得理论支柱的重要时期。
前面讲的程伊川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这种理论的代表。
他还主张男子不能娶寡妇，“凡娶以配身者，若娶失节以配身，是己失节也。”
这样，使女子在不可“更”二夫的同时，又添了一层新的束缚——它由男性来完成。
是宋儒理学最先提出“未婚守节”的概念的。这样，使妇女提前进入“贞节”的樊笼。
而这种事，跟一些女性自身的“不觉悟”也有关：即迎合男权文化，自愿成为其中的殉品。有人还用“残体自伤”的誓志行为来为“贞节”高唱赞歌呢。
例如，战国就有梁国寡妇高行，拒聘不改适，以刀割鼻明志。自此，仿效者众，周郁妻戳鼻，魏溥妻割耳，王凝妻断臂，曹文叔妻刈耳又割鼻，清人方启祥妻为表“不二”决心，竟在脸上刺下“守制”二字，使“贞节”二字带上了一股浓烈的血腥味。
正如“性派对”行为者桂妞所尖锐指出的：“这些可怜的‘女英雄’只知道伤残自己，为什么不把男人的‘根’割下来呢？”
尾声：燃烧的文明
纹身的“荆条”
现代人“纹身”既是成人标记，又是美的需要和个性的张显，可是，当女性把“贞节”的字符用来“纹身”时，她背负的则是带刺的“荆条”，是灵魂的收缩和对男权文化的臣服。
“男子贵信，妇女贵贞。”
“贞节”成为社会公认的女性价值的核心和人品的典范，并把它提高到与男人的“诚信”一样的高度，说明女性要在这个男权社会立足，必须背负着这根“荆条”。
众所周知：“信”被中国传统文化看成是人格的一种确证，三种重要品格“信、知、勇”，“信”居第一位。孔子在《论语》中反复讨论了“信”，共出现“三十八”次之多。而与“信”同属一个家谱的有“忠诚”、“孝顺”和“官”等，它们都是传统的“家文化”、“孝文化”之种，是将人性束缚的“荆条”和“绳索”，它与西方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异。
有人统计：与“忠诚”有关的中文单词总计103个，而英文中只有43个；与“孝顺”有关的中文词有45个，而英文中只有4个；与“官”字相关的中文词有323个，而英文中只有160个。
从这个对比中，可以看出中国儒家文化的封闭和狭窄，因为数字越大，意义越丰富，条条框框越多。
古往今来对“信”的礼赞也是浩如烟海，数不胜数。
据《晏子春秋》记载，有一回景公见晏妇老婆很丑，又很老，景公就想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他。晏子听了很严肃地说：现在我的夫人虽然又老又丑，但她是我的结发之妻，年轻时也很漂亮，但人不能永远年轻，永远漂亮。我已享受了她的青春美貌，你今天虽然赐我美女，但我怎么能背信弃义、抛弃与我同甘共苦的老妻呢？
而最动人的则是“抱柱”的故事：一位叫尾生的人，在桥下与人约会，后洪水至，为守约不移而被水淹死。
“为信不另娶”和“为信而死”都表明了男人的“诚信”之美。但这种美却是建立在主体对自我的认知和对信仰的追求上，是主动的，不是被迫或强加的。
它与女性为“荆条”沉重的“贞节”而沦为“次等人”、接受种种苛刻的检查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历史上曾流传着许多为这根“荆条”度身煅打的“法宝”——检验女性是否“贞女”。
比如，所谓的“守宫”法：“守宫”本是一种虫名，一般放在器皿里以丹砂喂养成，长到满十斤后，把它捣碎，点到肌肤上后，终身不会褪掉，但一旦发生性交，就会消失。因此，民间认为它可以耻止yín乱，保卫贞操，所以称为“守宫”。
民俗还有一种“灰检法”：用细干灰铺放于桶之内，教女子解了下衣，坐于桶沿 ，用绵纸条栖入鼻中，要她打喷嚏，若是破身的上气泄，下气亦泄，干灰必然吹动；如果是童身，其灰如旧。连朝廷选妃，都用这种方法，可见它的神奇。
此外，中国北方某些地区有一种“燎裆”风俗，即迎接新娘时，指定一个“法女”拿着点炮的麦草火把，在新娘胸前肋间和两腿间一下一下燎着，其目的是检验新娘是否贞节。
若女孩子与人有过肉体接触，便不是女儿身了。
据说，失了节的女人，最怕以火燎烤下身。身体近火之后，阳气上升，若为贞女，则没任何反应；反之，因热气上窜，抵至喉颈间，人就要顺气不止，面部潮红，耳根发热，浑身奇痒难熬。
而在古代的江淮一带则流行着所谓的“贞节帕”。据《性理三书图解》，此间男女成亲时，新娘由自己的母亲陪同步入洞房，见到女婿后，母亲不仅给他一些果酒礼品，还同时把一块方巾塞入女婿衣袖中，这叫“叫亲”；女婿恭敬地接下来，并此来印证是否有“落红”。
有的还将染有初夜血的白巾拿给众人看。
这种“贞节帕”在当今中国的某些地区还很盛行。夫妻性生活本来极其隐私的，况且礼教的压抑文化也使人讳言、慎言“性”，而今为了表白“贞节”，平时具有的羞耻感早已没有了——因此，有人说，中国人的生活特别“悖异”：该隐私的公开化；该公开化的反而极其隐蔽。
为了让女人的“贞节”更加“制度化”，女人还接受了“裹足”。
妇女缠足一般认为始于五代，但李煜将它发扬光大了。尖尖的小脚成了女人性魅力的所在，同时也变成了女人最隐秘的部分。
女人为什么要“裹足”？《女儿经》中写道：“为甚事，裹了足？不是好看为弓曲，恐她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
原来是为担心女子行为不轨而进行的一种超前的人身限制。因为缠了足，走起来不方便，跑起来不利索，这样就更加可以将身体“约束”起来，正如龚自珍写的《病梅杂记》，这样的“曲梅”、“折梅”，使自然的“梅”变成病态，从而形成一种“病态的美”。
当男人欣赏着这种“美”时，女人的心血却在“吱吱”地燃烧。这是“性派对”行为者罗武说过的一句话，它表明，即便是男性，也对这种束缚人性的“制度”提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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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节的美德比雪还白”
不过，对“贞节”的重视并非古老中国汉文化的专利。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和民族都认同“贞节”的重要。
英文中有一句谚语，叫做：“贞节的美德比雪还白”。
直到今天，英国每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是“处女节”。这一天的少女们上街游行，为自己的“守贞”感到骄傲。
而鉴别处女的方法在不同的民族中更是表现得五花八门。如匈牙利的齐格纳人在新婚之夜，新郎让新娘赤脚踏菩提树制的小圆板，圆板的一面画着圈圈（象征肉欲），另一面画着花（象征爱）。
他们认为若少女失贞，一站上去则立即有灾难，若是处女则平安无事。
还有一部分齐格纳人相信，用黄杨树把三个剥皮的喜鹊串起来，放入新娘枕下，就可测出她是否贞节，处女无事；但失贞的女妇则会彻夜惊恐而难以入眠，并会在喃喃呓语中道出奸情。
近代欧洲还流行一种“颈度量法”，即在婚前婚后分别测量新娘的颈作比较，若为处女，新娘次日的颈必比前一夜更粗，否则就不是处女了。
更可怕的还是一些非洲一些土著民族，他们竟用铁环把处女的yīn部锁起来，称为“yīn唇闭锁法”，这种“幽闭”要直到结婚前才打开。
但总的看来，这种原始的非人性的“禁锢”是极其罕见的，它与中国古老的“致残守贞”一样，都是反文化、反理性、反人性的一部分，是将人的自由灵魂变成扁状软体动物的残酷例证。
“如果你是人，你就要将灵魂拿出去晒晒，否则霉烂了还不知道！”大学老师刘然说的这句话，并不仅仅是为“性派对”作辩护。
尾声：燃烧的文明
叛逆的声音与“床上机器”
古往今来，叛逆的声音一直存在，从李渔、龚自珍到鲁迅、闻一多，从尼采到弗洛伊德等，多少志士仁人为之奔走呼号，将一块块“贞节牌”砸碎，将一张张“缠足布”撕毁。
尼采公开指出，“提倡贞节是公开鼓动反自然的行为，所有对性生活的轻视，所有用‘不纯洁’这个概念对生活的玷污，都是违反生命的重大罪行——都是违反生命圣灵的重大罪行。”
弗洛伊德则说，“我的印象是：禁欲不可能造成粗犷、自负、勇于行动的人，或是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大无畏的拓荒者或改革家，通常它只能造成‘善良’的弱者。”
但这种“叛逆的声音”也遭到不少的误解和反对。马尔库塞说：“本能的解放是向野蛮状态的倒退”。日本的池田也指出，性解放“其汹涌之势从根本上动摇了现代社会”，而罗洛?梅则感叹“我们的内在价值濒临全面破产。”
即便是大名鼎鼎的汤因比，他也担心：“性革命为人类心灵带来的最大的冲击将是道德的混乱。”
诚然，性的泛滥和不加节制，不仅造成了性与爱的分裂，而且也使“性”本身庸俗化。因为这个时候，“性”的交流不再是爱的施予与实现，而只剩下动物意义上的官能感觉的追逐，甚至沦为病态的虐待。“性”蜕变为快感的工具与机械的载体，失去了任何灵性与人性。
正如罗洛?梅所嘲笑的：“两性关系如此亠致使保持个人内在中心的唯一方式就是学会如何性交而不是真正动情”。
倘若“性”所含蕴的丰富情感与高尚的人性失落了，剩下的只是干枯而机械的“床上机器”，那么，“性已不再是对人的拯救，反而成了一种考验与负担。”
“性解放”与“贞节”恰恰是“性文明”这一镍币的正反两极。
中国学者胡发贵说得好：“贞节”的表面含义主要是对女性性欲望的压抑，这是畸形的，也是不公正的，但这种压抑的背后所透现的原始意蕴却是对人的动物性本能的恐惧与强制，是企图以此来实现人性的张扬，尽管这种人性的价值是封建的，因而也是有限的，但却不失为对人之为人的一种向往，是企图以一种规范来确证与保护为天地之灵杰的人的形象与价值。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性道德的设定目的即为寻觅性与爱的统一，在本能中确立人格意义的话，那么，“贞节”的原始意蕴仍然值得借鉴。
因为，作为一种性规范，“贞节”囿限了人的本能要求，却突出了人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它在否定性的动物性与个人主义的基础上肯定了性的社会价值意义并表达了对这种意义的高度重视。
总之，在燃烧的文明中，原始与现代，革命与反革命，“守贞”与“失贞”，放纵与禁欲，自由与约束，理性与反理性，等等，都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厮杀、较量，在全球化浪潮下的今天，这种厮杀、较量已经呈现出新的景观和精神走势。
“性派对”——无论你赞成或反对——在古老中国的土地上滋生蔓延已成事实，那么，我们是否应该采取一种更宽容的态度，走一走，看一看？谁能肯定它不能在全球化语境下掀起一点儿波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