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金大阎王现在就忍不住要娶颜小姐了吗？”。
这是周中华的疑惑，在这时的中国农村，女人洗澡往往都是新婚之前要洗的。显然周中华虽然生活在富裕之家，也不是天天洗澡的。
虽然洗澡这件事，在中国曾经鼎盛的时代里，成为中国人乐而不疲的事情。可现在，在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里，生活原本就不是件美妙的事情。
作为食不果腹的普通平民，尤其是农民，生活更不是一件美妙的事情。他们上有地主的地租要缴，有国家的税负要负担，还有自己的家人要养。
如果在风调雨顺的时候，那么生活还是件可以得乐且乐的事情。可要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天灾.，那么往往就预示着一整个家庭的破产以及失去生活希望的可能。
所以无怪乎周中华这样去想，因为金涛生活的环境与他们生活环境的差异实在太大。最少这时候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这当世最强国的人，也不可能见过电脑不是。
金涛不是那种喜欢讨论什么“意识形态”的人，相对而言他感觉在中国还不是世界最强国之前，去玩那些什么“学说”的行为未免有点蠢。
他只认准一条，中国应该是一个工业社会，同时也需要发达的农业作为基础。而这作为一个工业资本家的后代，他只想到一点，那就是高科技含量的生产手段。然后就是有序的分配制度与公正、公平、公开的管理模式。这些不是他懂得什么社会学的结果，而是一个企业的管理，如果真的想做大做强，那么企业的内部管理就必须是有秩序的。
而他所做的，就是从每件事情上制定规则，同时所有人都必须严格执行。
“洗澡是为了你们身体健康着想，没有疫病流行，身上没有什么寄生虫，那么就不会影响作战。而因此保留下来的老兵，在战场上会为我们蚩尤军带来更多的优势！”
洗澡，这显然是为了战争的需要。一个度过了心理创伤阶段，习惯了战场生活、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值多少钱。如果从军士是强军之母这个角度来讲，那么蚩尤军的规则，恰恰是最符合这时中国需要的规则。
好的有作战经验的士兵当军士，好的有作战经验的军士当军官，而且他们都是经过了战争的洗礼，长期生活在战场上的职业军人。那么一支强大的军队，就已经有了不错的雏形。
战争创伤综合症，这已经是国际上认可的一种流行于军人当中的心理类疾病。不过我们看得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的八年抗战之中，那些长期生活在连绵不断激烈战争里的军人们，恐怕早已经没有了什么心理疾病。
这与人在熟悉的环境里不容易紧张，是同样的原理。基于同样的原理，《亡灵守则》规定的士兵升军士、军士升军官的方法，恰恰是对老兵资源的最大爱护与最佳利用。
周中华挠挠被递得光光的，发亮的头皮。虽然他还是不理解，怎么洗澡都会与爱护老兵，建立强大军队有关。但作为军人，命令就是命令，想不通那就慢慢想，总会想得通的。
坐在客厅里的两人，喝了由卡尔．京特博士家里的厨师贾有永送来的热水泡上的茶。感觉连续几天奔涌的疲惫，都一下子就减轻了许多。
“啊，能放松一下真舒服……”
金涛长长的在椅子上伸了一个懒腰，不过大概是因为他的块头实在太大，而屁股底下的椅子实在太少。伸完懒腰，再想站起来的时候，令人没想到的是，椅子居然与他就一起离开了地面。
“噗！”
周中华嘴里的茶水喷了出去，这么搞笑的事情还真是少见。在蚩尤军里，流传着许多关于金涛的传说。即有他如何神勇，也有他如何搞笑。
例如大家最喜欢听的就是赵德一讲的，关于金涛如何在大腿上，没蹭开盒子炮的机头。还有就是颜立冬讲的，金涛如何带着他第一次做贼。当然，更多的是金大阎王那大的包了天的胆，以及杀人如麻狠毒到极致的心。
这样的传说往往在军队里或多或少都有，传说最多的往往也是士兵们最佩服的军官。而金涛与周中华所见过的军官最大的不同就是，虽然他有着如此多的“光环”，但在平时他几乎是个没什么架子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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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着凳子一起离开地面，这让金涛感觉有些丢脸。这家伙的块头也实在是太大，试想1.95米的大狗熊，那能不带着凳子一起离开地面吗？
“笑，笑个什么狗屁，回头老子把你送到训练场上，练死你个小混蛋！”
到训练场上被练死，周中华倒也不如何担心。因为他听老兵们说过，无论是不是招惹过金大阎王，上了蚩尤军的训练场不掉几层皮那是过不关的。
新来乍到的周中华，当然不敢如同赵德一那样，在金涛面前时常是付二皮脸。而且他的性格，也不许他那样和自己的长官开玩笑。
“金大哥，你们洗吧，水已经烧好了！”
这时候的沐浴，可还没有什么电热水器。就算有，此刻没有电的情况下也没有办法使用。不过这难不倒德国佬，一个洗干净的汽油筒改造的水箱下，架着的炭火就能够烧得热一大桶水。
浴室不大，头顶上就是两个莲蓬头。分别连着装着冷热水的汽油桶，脚下是有眼的磁砖。虽然不能与高档浴室相比，但在战场上也是不错的享受。
金涛抬着头，看着上面纵横交错的管子，捉摸着安装的方法。
“我们住那地方不缺水，山上那么多树也不缺炭。这倒是个好办法，让大家训练完了都能洗个热水澡。而且……”
而且什么，金涛没有往下想，大家自然也就难以知道。
在在20世界30～40年代期间，大多数中国人都在痛苦的忍受着，一些关于思考的人，同样也在痛苦的思索着。而整个民族面临动荡的国际，同样也是在痛苦之中煎熬。
那么中国人需要的是干什么，显然不是关于意识形态的争执。一句话，民以食为天，抓住这一点再加上一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恐怕才是真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手段。
毕竟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是好的，这个问题的唯一答案就是，国富民强！而这个目标，则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建设。当然不是低效率的，低科技含量的建设能够做到的。
所以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做到正确的目标才对。
也许因为中国人太多，包括领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可以设法用最现代的科技来解决那些问题。没有人去尝试过，反而更多的时候，中国总是在军阀的连绵混战之中。
似乎国家的治理，没有一定的规则可循，甚至于中国人的道德，也没有一定的规则可循。这与当时的中国，处于外来文化与旧有文化碰撞的过程有关，因为人口太多，所以无论新事物的支持者，还是旧事物的崇拜者，数量都那么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