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袁世敦闹得不欢而散，宋骁飞和王士珍他们马不停蹄赶回开封。到了府衙，已是中午，河南巡抚李鹤年忧心忡忡来找宋骁飞：“大人，出大事了，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带着一群洋传教士到开封赈灾，跟谢家福等一帮乡绅起了冲突，被扭送到府衙来了，涉及到洋教的事情非同小可，下官不敢擅自作主，故来请示。”
宋骁飞一听，这洋教士来救灾，好事呀，怎么会跟乡绅们闹起来了呢？连忙问，李提摩太他们现在何处？
李鹤年说：“谢家福等人情绪激动，要求传教士们必须马上离开河南，否则洋教士们就有生命危险。李提摩太等人也很固执，执意不肯离开河南，我怕他们在外面有危险，把他们暂时请到大牢里保护起来了。”
宋骁飞一听，大吃一惊道：“请到大牢里了？有这么保护的吗？洋教士好心来救灾，你却把他们关进大牢，这要传出去，洋人会怎么看中国人？会酿成重大外交事故！此前已有太多教案，让中堂大人焦头烂额了！”
李鹤年说：“谢家福等一百多位乡绅闹得很凶，下官也是没有办法，才出此下策。”
宋骁飞说：“赶紧带本官去大牢里接他们出来，这样才能显出我们的诚意。”
进到阴森灰暗的监牢里，宋骁飞见到一百来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农民，他们被关在一个充满臭味的大牢里，戴着沉重的枷锁和脚链，于是顺便问了一句：“怎么这么多犯人？”
李鹤年解释说：“这些人都是到大户人家抢粮的，大灾之年，不得不严刑峻法维持治安。”
他们一直走到监牢最里面一间干净点的牢房，宋骁飞才见到李提摩太等洋教士，李提摩太站在大牢里，并没穿牧师的黑袍，而是穿了一件儒生最常穿的灰色长袍，脑袋后面还拖着一条假辫子，他胸前挂了一个银色十字架，双手放在胸前，正在祈祷，宋骁飞抬手示意李鹤年等人停下脚步，安静下来，等李提摩太祈祷完了再进去。
在这世界上，有一些人，是真正靠信仰活着的。当时来华的传教士中，很多是随列强的利炮坚船来到中国寻找发财致富的机会，但也有很多教士，怀着毫无利己的动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当上帝的使者，凭借其执着的精神传播上帝的福音，以仁慈的善行来感化中国人，李提摩太就是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牧师，1869年，25岁的他就登上了开往中国的轮船。
毫无疑问，无论是当时的清廷还是老百姓，对这类真正的传教士难以理解，也不欢迎。基督教有一条教义，足以让中国人将所有传教士拒之门外：当时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对中国的祖先崇拜毫无顾忌地抨击，认为只能有耶稣一个“天父”，但中国人敬奉祖先是融入到每个人血液里的传统，是维系家族关系的纽带，不可能被任何文化改变。数典忘祖就是不孝，会被所有中国人唾弃！中国贫苦的农民，亲近教士，只是想从教士那得到一些医药和物质救助。而一些地主乡绅的儒家信仰更是根深蒂固，将洋教士视为“无君无父”的“魔鬼”，这是谢家福等人跟李提摩太冲突的根本原因。
宋骁飞进入大牢后，用英语跟李提摩太解释这是一场误会，完全是为了他们的生命安全着想。李提摩太见宋骁飞还会说英语，大为惊讶，他用生硬的中国话给宋骁飞提了一个建议：“把灾区人们迁往满洲，那里谷物便宜，价格只有河南的十分之一。”
宋骁飞摇摇头，心想，满洲是满族人的龙兴之地，清廷不可能把大批汉人迁去那里。不过，李提摩太的这条建议提醒了宋骁飞，一个大胆的主意在宋骁飞脑海中产生：把数百万灾民迁往朝鲜、越南、台湾、琉球等地开荒，这样一箭双雕，中国人多了，还可以更好控制这些地方，他准备找机会跟李鸿章说这建议，争取他的支持。
这次去狱中探望李提摩太，两人深入一聊，甚为投机，宋骁飞承诺说服谢家福等人，让传教士继续留在河南赈灾。
但宋骁飞没想到，谢家福等一百多个乡绅并不买他这个钦差特使的账，谢家福一甩长袍的袖子，义正言辞地说：“山东灾民受洋人赈恤，三月有余，几乎只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国矣。成年人也就算了，但小孩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但凡有血气者，能无锥心肝、竖毛发，亟图补救哉!我这次出来赈灾，主要目的是抵抗夷人，讲究的是大义，为此我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大人要我的项上人头可以，让洋教士在河南救灾，我必不许！”
谢家福的表态得到了在场乡绅的热烈支持，一位七旬老者程朱道：“朱子说过，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那些接受了教堂赈济之灾民，必然皈依洋教，终不再是中国之民。最可怜的是，那些童子尚未开蒙，如何知道这些，眼看着他们沦陷于教堂之中，于心何忍？如有传教士进入灾区，请大人务必婉为开导，设法劝阻，否则我等就是拼了老命，也要让这些洋鬼子离开河南。”
谢家福这些乡绅后来在乡下遍贴告白：“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真有很多可怜的灾民，闭门饿死也不接受传教士送来的粮食，有激进的书院儒生竟然罢课，四处找传教士拼命，宋骁飞这才意识到，本地乡绅这股势力不可小视，他第一次见识到了民族主义这头巨兽的能量，只得劝李提摩太等传教士离开河南。
宋骁飞办完河南赈灾的大事，从水路坐轮船赶回天津。到了天津，李鸿章已经开始调集全国的粮食救灾，这时，大清的**体制显示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巨大优越性，盛宣怀的招商局将全国的轮船都投入运送粮食当中，宋骁飞把北洋水师的军舰也拨出十五艘来运粮。
到了第二年，这场巨大的灾难还在蔓延，波及北方过亿人口，最严重的山西省，几乎饿死了三分之一，如此大规模的饥荒让李鸿章也疲于应付，陷入了悲观的情绪中，他对宋骁飞说：“朝廷日事祷祈，靡神不举，而片云不起。若明年清明前后仍不获甘霖，数省生灵，靡有孑遗，我辈同归于尽，亦命也夫!”
宋骁飞给李鸿章提了五条建议：接受泰西慈善机构和在华教会的捐赠，刺激江南的乡绅走出门救灾；让盛宣怀的招商局积极引外资，雇佣灾民大修铁路，另外鼓励民间商人多开办生丝厂等工厂，雇佣灾民；三年内，迁徙二百万灾民入朝鲜，二百万灾民到台湾，二百万灾民到越南，五十万灾民到琉球等地拓荒，初期从国际市场购粮食；让北洋军官学校的学生参与救灾；加大“捐纳”力度，公开拍卖一些非实际掌握行政权力的虚官职。
这场灾荒举世罕见，所以这些建议李鸿章全部采纳，并且，他作为钦差大臣，调动全国的资源和力量来做这些事。为了避免数以亿计的灾民造反，清廷也只好妥协。
第一条建议奏效，在《强国报》、《申报》等民间媒体的鼓动下，南洋、日本、美国的华侨捐款捐粮，一向坐等灾民上门的江南士绅们，主动深入到华北灾区腹地救助，救灾华北俨然成为中国全民的自发行动。
第二条建议使得中国工厂遍地开花，民族工商业大力发展，铁路、电报、煤矿、生丝厂、陶瓷厂等遍地涌现。
第三条建议使中国对朝鲜、越南、台湾、琉球等地的控制力大大增强，驻扎在当地的淮军也有了后备兵源。
第四条建议，使得北洋军官学校学员的国家意识开始萌芽，他们渐渐开始理解容闳和宋骁飞给他们讲的“老百姓的军队”是什么意思，也使得他们明白，爱国不等于爱满清朝廷，老百姓的死活才是天大的事！
第五条建议，却招致了翁同龢等清流派最猛烈的攻击，他们“秋后算账”，纷纷上折控诉李鸿章卖官鬻爵，要求光绪皇帝严办李鸿章，附带也弹劾宋骁飞，要求将他们革职下大狱。
翁同龢和李鸿章之间的权力斗争升级，宋骁飞明白，这一次，他和李鸿章必须全力反击，搞掉翁同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