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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经方主动辞去总统府秘书长和复兴党中央委员的职务，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宋骁飞必然清算复兴党内的保守派，平日里和李经方、李昭庆往来密切的政治要员，此时都像躲着瘟疫一样远离李家。李府门前门可罗雀，五十岁的李经方才切身感受到什么叫世态炎凉，“门前冷落车马稀”。
那天下午，本来是国会开会的日子，李经方还保留着国会议员的头衔，却称病没去开会，在李府的后院里对着欲开的满塘荷花唉声叹气。傍晚时分，夕阳西斜，清风徐来，落日的余晖，在墨绿色上的荷叶上跳跃，给荷塘涂上一层金色细粉。荷塘边上的细柳，也迎风而舞，像少女扭动腰肢。白色的朱鹮，在半空展翅，忽上忽下。
李经方伫立塘边，看着这满园的美景，心情却很沉重，两腿像是灌了铅一样，内心涌上一股悲凉的感觉，作为李鸿章的义子，他自幼从名师朱静山、白狄克，学英文，中举人，贯通中西，“弱冠补府学食廪饩”，极得李鸿章的喜爱，却没有子承父业，心里很委屈。现在宋骁飞的地位，还真不是他能撼动的。所以他主动辞职了。以退为进，或许还能明哲保身。
但李经方心里，也还有诸多的疑虑。他熟读历史，对《汉书》中有一段从韩信嘴里说出来的话“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记忆犹深。他知道。中国的历史，从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后剪除异姓诸侯王，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诛杀开国元勋中，除了汤和等寥寥几人幸免于难，大多数人都不得善终，以“擅权植党”、“枉法诬贤”的罪名处死，遭受牵连者多达三万余人。李经方知道此时如果宋骁飞要杀他。比捏死一只蚂蚁要容易。李经方心里也还有一丝侥幸，宋骁飞从来没有因为政见不合而杀政治对手，另外。他会不会看在李鸿章的面子上，放过李家人。
李经方正想着，一身黑色长袍的李府管家来报，“大总统已经到了客厅。他要见你。”
李经方听了。心头一惊，感觉自己的末日就要来临了，他战战兢兢问了一句，“大总统亲自来了？府外可有新兵？”
管家说：“是的。不过府外未见异常。总统府卫队的人也不多。”
李经方听了这话，才放下心来，到客厅去见宋骁飞。宋骁飞见了李经方，笑着说：“伯行兄别来无恙？我今日听容闳议长说你病了了，未到国会开会。故特来探访。前些日子张作霖给我送了一些高丽参，我一直没用。送于你吧。”
李经方的脸红一阵白一阵，慌忙拿手绢擦脸上的虚汗，回答说：“多谢大总统牵挂，我并无大碍。”
宋骁飞和李经方寒暄了几句，切入正题，说：“现在外面有一些风言风语，说是我们复兴党将会有一次大规模的清党运动，这纯属无稽之谈。我今日来看你，还有一个请求，那就是请你保留国会议员的职务，继续为国效力。”
李经方听了宋骁飞这话，颇感惊讶，说：“请求不敢当。我受父辈教诲多年，的确还想为国出力，但是党内恐怕很多人容不下我呀。”
宋骁飞说：“你放心。我们共和国将来的目标，是要实现政治现代化。纵观泰西列强，政治已经成为一种职业，政治斗争成为一种合规则且相对公开的博弈，道德、制度及法律共同规定着政治斗争的限度，少了很多血腥和残暴。而不发达国家**下的政治，则沿袭古老宫廷斗争，丛林法则发挥着作用，密室政治和血腥暴戾大行其道。这种**政治的弊端很明显，如果为政者深陷政治斗争的残酷之中，哪有心思治国理政或谋划国家未来的发展。”
李经方还是有点忐忑，说：“大总统的意思是？”
宋骁飞说：“我的意思是，中国将来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将来中国的政治，要光明正大地斗，不仅要有保守派，也有西洋派，还有中间派。党内和党外各个派别可以有斗争，但是要又合乎现代文明的规则。但这不是说政党进行着无穷无尽的党争，不受到制度上的有效监督。有些国家，政治议事没有相应的规则，每当召开国会，议员们前呼后拥地先住到甲党招待所，得到各种好处与红包，承诺投该党的票，然后再到乙党招待所住下，同样再得到好处费，并答应投该党的票。这就是半桶水的民主。与其这样，还不如不搞民主。当然，现在谈论这个为时过早。”
李经方说：“这么说，大总统也并不反对我们国家的传统文明？”
宋骁飞说：“中国的传统文明，也有很好的东西。实质上，中国史与西洋史不同。我们的周朝，不是昙花一现的希腊，文化十分灿烂，诗书礼乐，代代相传；我们的汉朝和唐朝，雄伟壮丽，而不是一衰而不可复兴的罗马。我们中国人，具有西洋人所没有的韧性，朝代虽有兴亡，国势虽有盛衰，但是我们的民族，中华文明自从埃及、巴比伦之时便一直屹立于东亚，不曾消亡，如果一棍子全部打死，不合常理。我们不可把中国的文明看得太呆板。”
李经方点点头，说：“大总统说得对。泰西各国有的政治制度，我们的老祖宗也尝试过。比如我最近看到一本史书，里面说秦汉时期，我们国家就有所谓的‘三权分工’，即是丞相与太尉分治文武之事，御史大夫专管监察之事。只是大将军霍光在昭帝之时，任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代阅公文，代批公文，此后权臣才三权合一，包揽一切了。”
宋骁飞说，“三权分工”只是体现了中央最高臣权的分立，虽然也体现了政治制衡的思想，但和泰西的“三权分立”不同，不过可以说，“三权分立”是彻底的“三权分工”，我们切不可囫囵吞枣，食洋不化还沾沾自喜。
李经方说，“确实是这样。”他这时忽然明白了李鸿章当初为什么不选他当接班人。自己和宋骁飞的差距，还真不是一点。自己以为的学通中西，不过是自欺欺人。
宋骁飞说，我说过，今后不分中国的，还是泰西的，只要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我们都可用。最早雅典时期，参与政治是贵族的特权，梭伦改革废除债务奴役制，使整个社会上的公民集体从此形成，这奠定了古代民主政治的基础。中国以前也是一个传统农业社会，政治也是是少数人的专利，虽然也形成了一定的政治制度，但在实践中，人的因素要远远高于制度的作用。所以我说，将来现代中国和传统中国在行政上的最大区别，就是“依法治国”和“以人治国”。过去几千年了，中国都是“以人治国”，将人民的幸福寄托在各级官员身上，寄希望于官员的个人道德修养，发善心，这是极不可靠的，以后还是要靠政治制度，官员首先要守法律。
李经方听了宋骁飞的话，点点头，说：“我明白了。中国的传统文明，也要向现代文明转变，我们的中华文明，应该是一个兼容并蓄的开放式文明，吸收一切有利于中国人民的东西。”
宋骁飞说：“你说得对。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年未灭，其实靠的就是包罗万象。只是到了近代，才特别固步自封。我们要恢复中华文明开放的传统。中华文明绝对不只是孔老二一家店。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诸子百家，琴棋书画，都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中国的现代化，从根本上讲，就是中华文明的嬗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接纳新的文明元素，如何消化外来文明，使之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将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李经方说：“中西文明彼此相互借鉴，我相信我们可以在坚持中国传统的道德天下理念的同时，加强法制建设，重视教育对人的教化作用，一个文明、现代的社会形态就会出现在中国，中华文明也因此可以顺利完成现代化转型。”
宋骁飞说：“确实如此，这个转型的过程，可能是痛苦的，也是缓慢的，但是我们这些当政的人，绝对不能停滞不前。不改革就等于自取灭亡。其实对老百姓而言，自古以来，他们需要的就只是安居乐业。但有远见的当政者，会看到，政治跟老百姓的生活休戚相关。没有老百姓的参与，政治必然会成为少数**分子的权力游戏。”
李经方没想到宋骁飞能和他促膝长谈，为了消除自己的顾虑，他提议将两人的谈话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宋骁飞表示同意。两人开怀大笑。不知不觉间，天就黑了，李经方留宋骁飞在李府吃饭，宋骁飞也没有拒绝，两人冰释前嫌，国内的政治氛围才又逐渐活泼起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