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西风卷起市委大院里遍地金黄的银杏叶，四下飞舞。司机王富民蛮有兴致地摸出手机拍照，嘴里还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立在车头前的李志斌漠然地看着老王笨拙地在停车场移动脚步，目光不时转向安置了市委主要机关的那栋十一层办公大楼。
市委大院位处市中心，占地大约有200亩。原先的灰色围墙早已被拆除，代之以更具现代风格的铁艺围栏，看上去好像拆除了与市民间的隔阂，实际上没有人可以随便进入市委大院。肃立的武警似乎练就了火眼金睛，你别看进入市委大院的人络绎不绝，但如果平头百姓想混进去，立马就被武警喝住了，必须到值班室去办手续，必须说明要见哪个部门的哪个领导，然后拨通电话得到对方的确认，否则只能打道回府。如果是最常见的信访，对不起，旁边就是装潢精美的信访接待室，你到那里去诉说冤屈吧。李志斌发现，上访的人几乎每天都有，但到市府的明显比到市委的多。这并不能说明市府的权力比市委大，只能说明市府管辖的事务更涉及百姓们的生活。李志斌并不需要去值班室办哪些琐碎的手续，他总是跟着陶唐乘车出入，只办过一次手续，并不能真正体会老百姓的困难。
过去，平泉市委和市府是在一个大院里办公的。据说********和市长还在同一层楼。但后来在郊区新建了一栋大楼，市政府就搬走了。那时李志斌刚上大学，所以故事都是听来的。本来那栋新楼是给市委的，不知为什么最后却被市政府给占了，于是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从市府来市委或者从市委到市府。乘车最少需要二十分钟，那还是在交通顺畅的情况下。
国庆后，李志斌频繁跟着陶唐出入这两座象征着权力的大楼，他承认，市委这栋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办公楼比起市府大楼严重老化了。李志斌一直想不通当时的********、现在的王副省长为何让出了新楼。之前，他是搞不懂市委和市府的关系的。现在他基本搞清了，也认识了陆书记和上官市长，
现在，李志斌奉命等候在市委大楼的外面，如果接到电话，他将抱上那堆资料送到老板指定的地方。但时间已过去了快两小时了，老板的电话仍未打过来。
称呼是个大事。作为秘书，李志斌也研究过对领导的称呼问题，特别是对陶唐的称呼。如果按照习惯。称呼其为陶总是最平常不过的，他也是这样称呼的，陶总长陶总短的叫了半年多了，但最近一件事让他意识到，陶唐对于称呼并非不在意。
那天他根据陶唐的安排把一个红星的老“债主”领进了陶唐的办公室，那个私企老板在北阳经营着一家钢材卖场，在宋悦执政时，红星赊欠了人家两千多万的钢材。现在钢材生意不好做了。更因为陶唐上任后改变了原来的采购办法，更多地用公开竞标的方式确定合作伙伴。这位仁兄被红星抛弃了，红星厂不再采购他的货了，所以便索要起债务来。跟财务部谈不拢，找到韩志勇，又谈不拢，便找陶唐。当然被李志斌挡了驾——没有预约的客人陶唐是不见的。而且自他刚上任处理了一起煤款后，这类业务他只听财务部或韩志勇的汇报，他是不亲自处理的。但那位仁兄在下班后截住了陶唐，非要有个承诺。陶唐大概答应他次日在办公室约见，次日一上班就对李志斌交代。上班后请韩总来，待会儿有个北阳来的姓沈的先生要见我，你让他进来吧。果然，韩志勇进了陶唐办公室后，那位秃顶的沈老板就过来了，核实了身份后，李志斌把其领进了陶唐办公室。他并不知道陶唐和韩志勇都见过此人了，习惯地介绍：这是我们陶总，这位是韩总。说完后他发现陶唐脸上带着不豫之色，似乎对他的介绍不满意。李志斌是个很心细的人，出去就琢磨哪里出了问题，想来想去就发现对领导的称呼有些不合适，陶总、韩总，听起来好像是平级似的。
他意识到陶总这个称呼对于陶唐的职务是有些“不公平”，因为陶唐的职务是红星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他的本职是董事长，总经理不过是兼职。而且，习惯上对副总经理，甚至对副总师都称呼某某总，比如李总，马总，邱总，在外人听起来和陶唐没什么明显的区别了。但红星的传统里从来没有人称呼某董的，这个称呼听起来总觉得怪怪的。所以他尝试着在单独面对陶唐的时候叫老板，因为很多中干背着陶唐都是这么称呼的：小李，老板在不在？小李，老板现在有没有空？小李，明天老板不出差吧？
那天他这么称呼了，陶唐一愣，随即做出反应，“不要这么称呼了，还是叫陶总吧。”李志斌很想说过去就是这么称呼宋悦的，“总”可以有很多，但老板只能有一个。但拿宋悦说事儿不免晦气，就没敢提出来。但从那以后，李志斌对领导的称呼就改变了，陶总还是陶总，赵书记还是赵书记，但李总变成了李副总，马总变成了马副总，常书记变成了常副书记。想不到的是，他这一改变极具示范效应，朱宁和贾建新立即采纳，朱宁还在办公室周末理会上专门讲了规范公文中领导称呼及日常称呼的问题。
李志斌受人推荐，认真阅读了据说很畅销的《某号首长》一书，受其启发，并未弃用“老板”之称，不过只限于他和陶唐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使用，说来也怪，陶唐再未拒绝。
等候的时候是李志斌放飞思绪的机会。他可以从容地分拆组合当前的事件和问题。这是一个有趣的游戏，当李志斌把自己带入陶唐的位子后，很多他原来感觉到不可理解的决定就有了明晰的答案。
当前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指标？这肯定是。之前一季度一次的经济活动分析会从十月份后变成了每月一次。分析的方法也变了。最主要的变化是不再做与历史同期的对比，而是着眼于与计划的对比，比如十一月初召开的十月份经营分析会气氛就很紧张，对比十月份计划。一半的指标未完成，包括两个kpi指标——存货和应收账款。主持分析会的韩志勇刚说了句十月份的成果还是不错的，我们两个最主要的指标，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全部完成了，陶唐就打断了他的话，分析会就是挑刺。不是摆功。我们这些人坐在一起自称自赞有什么意思？一半的指标没完成，我想听的是原因何在？那些措施为什么失效了？
之前，公司从未把除产品产量和收入之外的指标分解到月份。但现在这样做了，一连串的指标——凡是宋悦和集团签订责任书上的指标（现在落在陶唐头上了），都要分解到月份。还要相关单位拿出保证指标完成的具体措施，并确定责任人。这项工作是以发展规划部的名义书面安排的，一些领导和单位没有重视，一些单位和领导不会分解，比如说eva（经济增加值）。财务部就表示没法子分解到月份（要求拆解到各经营单位），结果，变革后的第一次经营分析会开的很不成功，陶唐发了脾气，严厉批评了韩志勇、刘秀云及财务、发规两部。陶唐尤其对各部门制定的措施不满意，“这就是糊弄！你要措施，我就洋洋洒洒写上十几条措施！在我看来，这些措施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没有一丁点的现实指导作用！经营单位在糊弄，部门也在糊弄。审核这些措施的牵头部门一样在糊弄！最后到分管领导那里还是糊弄！检验措施是否有效的就是结果，现在结果出来了，你们还有什么说的？吕绮！这些措施你审核了没有？如果没审核或没有亲自审核，你这个发规部主任就是在渎职！如果亲自审核了，却没有发现他们玩文字游戏，那你就是不称职！你属于那一种？现在我说几条意见。第一，凡是没有完成指标的单位和部门，包括牵头部门，一律在三天内写出有数据支撑的分析，直接报我。发规部召集安排下去。告诉他们，我不准他们玩文字游戏，要说清楚为什么措施不管用！第二，要拿出对未完成指标单位的处理意见，主要是经济处罚的意见。至于他们的乌纱帽，暂且寄存在组织部吧，三个月后见分晓，完不成指标的，自动起立！第三，韩总在发规部召集的会上代表公司强调一下今年后两个月的指标保障措施的思路，要彻底摈弃现在华而不实的作风，谁再给我搞这个，我就让他提前起立！”
当时气氛很紧张，坐在后排的李志斌清楚地看见发规部主任吕绮眼里闪烁的泪花。李志斌虽然没有参与指标的分解，但他知道吕主任是下了大工夫的，那段时间频繁出入陶唐的办公室，但结果却不能让陶唐满意……
帽子？当然是。其实比指标更重要。不消陶总在月份经营分析会上谈“起立”问题，大家都知道，陶总一定会在年底或下年初大幅度调整公司的领导班子。这点李志斌更是近水楼台，他是可以自由出入陶唐的办公室的，他从进入十一月份后就不断发现陶唐桌上摆着的机构和干部名册，那当然是为接下来的干部调整做准备。
但在李志斌看来，比起指标和帽子，红星厂面临的搬迁更为重要。从十月份起，陶唐就受召频繁出入市委和市府，跟平泉市主要领导以及相关部门研讨因平泉新城建设带来的搬迁问题。红星厂内部也组建了一个临时机构，由陶唐挂帅，赵庆民为副，公司领导全部参与，办事机构设在了政研室，但更多的业务是发规部支撑的。利用晚上的时间反复研究红星的对策。保密是反复强调的，但正如某位哲人所言，秘密正是为了传播的，现在厂里针对搬迁谣言四起，人心浮动，赵书记屡次建议陶总做一个电视讲话以安人心，但陶总总用方案未定拒绝了……
搬迁肯定是大事。但在李志斌看来还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他已看到了文件，集团公司的考察组很快要进厂了。按说此类考察组也是常态，最多两年就要来一次，但这次考察与往常有所不同。李志斌听说有人告了陶唐的状，而且是份量很重的人。所以最近在传言，集团公司此次对红星领导班子的考察不是为补员（由于杨文欢及骆冲的落马，红星的班子处于缺员状态），而是针对陶唐的。
李志斌并不担心针对陶唐的考察。作为陶唐的贴身秘书，他对陶总充满了信心。但陶唐最近因搬迁方案与地方的分歧和冲突越来越激烈，这让他很不安。
今天是又一次的专题会议，陶唐没有带任何副手，只让他带了那堆资料。这不，会议足足进行了两小时了，他仍未接到陶唐让他送材料上去的电话，
不需要那些资料了吗？(未完待续。)
ps： 住院了，刚出院。原谅没有通知书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