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佳继续谈玄学的话题：“刚才说的，士族的私利性，使得他们需要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这是从宏观上看，必将产生一种自由、放达的思想学说。但玄学的产生和发展还是要在微观中探寻答案。”
“先看宏观，找到事物发展产生的必然性和发展的方向；再看微观，找寻其特点、特质。”王戎从心中赞道：“你这套研究方法很妙啊！”
如佳没有回应王戎的话，只是接着自己的话说下去。
如佳认为：首先任何的思想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都是对原有的思想的一种改进和发展。
西汉儒学的根基“天人合一”，不批自倒，由于儒学的无神论，使其没有天赐之权，说服力不大。所以董仲舒为了更多的“说服”众生，使儒学快速发展起来，在儒学中引入了两个神学的概念。二十一世纪的人也很迷信，何况两千年前的人，董仲舒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董仲舒引进两个神学概念做儒学的根，就是“天人合一”和谶纬之学。谶纬之学就是假托神仙预言凶吉，这两个学问早在战国百家争鸣的时候就出现了。
而汉儒的天人合一和我们今天说的天人合一，还是不同的。汉儒的天人合一很“神学”，他认为人的一言一行上天是知道的，行善有好报，行恶有厄运。
汉儒用这个说法来吓唬皇帝和贵族们，多做好事，少做坏事。
“天人合一”成为汉儒学的根，所谓人在做，天在看，多做好事吧，以此衍生出孝、仁爱、正义等等。其实谶纬之学也是“天人合一”的衍生品，谶纬之学就是人们“偷窥”老天在想什么，做什么。
可是经过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常年的战乱，皇帝（汉献帝）没做什么坏事，却成了屈辱的傀儡和亡国之君；大臣没做什么坏事，也横遭杀掠；学习信奉儒学的人没做什么坏事，也惨遭天灾**。“天人合一”之说已经是不批自倒，儒学没落了，彻底衰落了。
当然长期的战争自身就打击文化道德，你抢了弱者手中的馒头，最少可以多活一天，你不去抢或许当天就要死。
而当曹魏建立之后，人们基本脱离了战争的苦难，政治局势趋于平静，则思想控制应运而生。
鉴于天人合一的根本不批自倒，很多人就不认为“天”是神。王肃（司马昭的老丈人）等将老庄之学中的“道”引入儒学。道，即自然万物的自然规律，认为世间万物万事，包括人都有其自然发展的规律。天道无常，人只有努力适应，掌握生存技能方法。这还是一种“有为”的儒家思想。
王肃在《孔子家语》中编入自己的话，在回答“国家之存亡祸福，信有天命，非人事可为”的问题时，就明确的指出“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并以历史上的纣王为例，说明“无才无德”，迷信天命，终将毁灭。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天下不再有天命的天子，崇道贵德，则圣人自来。皇帝是最适应天道而又最有德者居之。人也是靠适应这个世界，而又道德高尚才能高官显贵。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最有才有德的人做皇帝，再次的人做高官。这为士族统治奠定了理论依据，客观上也确立了曹魏篡汉的合理性。曹魏合理了，司马氏也就合理了。
王肃篡改孔子的话，在《孔子家语》中说：“崇道贵德，圣人自来”，曹魏皇帝听了很受用。可是他却没想到，这也正是司马氏篡魏的思想武器。其实，“崇道贵德，圣人自来”的原文是“善为刑罚，则圣人自来”。
可见人类的道德并非天生就有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理论。道德是用来规范人类心理和行为的思想工具。使人在思想和行为上更能推动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以及人类的繁荣。而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人类的繁荣又反使绝大多数人受益。
道德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要适应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人类的繁荣。道德理论因此要发展，必要时甚至要有所抛弃，像“夫为妇纲”的理论就要直接扔掉。
道德是人类文明的基础。不要认为西方文明只是科技的文明，西方人可是要在每次晚餐前感恩上帝的赐与。
当然我认为宗教的道德理论过时了，用拿破仑最推崇的启蒙者托马斯·潘恩的说法：“现在再说，人是上帝创造的，是对人智慧和常识的一个侮辱”。
今天我们的社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道理问题，并非人心不古，而是人们摆脱了战乱、饥饿。社会繁荣之后，道德问题突出出来，新的社会要有更先进的道德理论。
我们应该乐观，任何一次道德理论的大发展，都是建立在盛世。
西汉确立儒学思想，晋朝的儒道相溶，使儒学成为无神论学说。隋唐儒学把研究方向从‘道’转向‘德’；宋朝朱子理学；明朝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秦山学派；王夫之三人甚至发展出开放自由的思想。清朝进入儒学的鼎盛时代，但是清朝的闭关锁国使其没有沿着明朝开放的儒学发展，而是走了回头路。清朝儒学在宋理学的基础上畸形发展，将“存天理，去人欲”发展到剑走偏锋，令人压抑。
但是过分强调个人努力，一切都是个人努力得到的，就成了功利主义。其实王肃这个人就过分功利。
在司马召杀掉曹魏皇帝曹髦后，王肃干脆把《孔子家语》中荀子的话“上失之，下杀之，其可乎？”，直接改成“上失其道，其下杀之，理也。”
在他六十岁重病快死的时候，有人问他有什么遗言，他竟说自己没做到“三公”，怎么能死，可是他还是死了。人本应该有“尽人事，听天命”的豁达思想。
王肃的理论在魏晋初期影响甚大，成为魏晋的官学，可是魏晋士族社会进入鼎盛时期，士人都‘学在家族’，没几个人去上官学。
“道”的思想引入儒学，并成为儒学的基础，成为儒学的“根”，人们就自然的开始研究这“道”，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大自然的规律到底是什么？
何晏说：“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他认为“道”或“无”能够创造一切，“无”是最根本的，“有”靠“无”才能存在，由此建立起“以无为本”，“贵无”而“贱有”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学说。何晏是曹操的义子，曹丕和后来的皇帝都很讨厌他，曹丕对亲兄弟还要下毒手，何况是义弟。何晏的玄学有自表心迹之嫌。
王弼以老子“有生于无”、“道”是宇宙根本的思想作为自己思辨的起点，极力发挥改造《老子》。他认为“无”就是老子所谓的“道”，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
王弼把宇宙的本根从老子的“道”，改造成了“无”。“无”处于王弼哲学的最高范畴，“道”、“玄”等则是对“无”从不同角度所取的称谓。王弼的“无”，并不是没有任何内容的“空无”，相反是本质的“全有”。他对“无”所取的多种称谓，反映了这个“混成无形”的“无”的丰富内涵。
在何晏、王弼的理论基础上，奠定以研究“道”为核心的玄学理论基础。王肃过分强调个人才德的、极端“有为”的儒学思想由此没落。可是儒学自身并没有没落，魏晋南北朝大多数学者只是把玄学当成儒学思想的补充。
汉儒学理论基础“天人合一”的不批自倒，使王肃引入“道”为根，意图将儒学理论重建。到何晏、王弼等人对“道”的研究，产生了玄学。
如佳将这个意思说与王戎。王戎惊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前所未闻。当然了，二十一世纪也没有人提出这个理论，人们不喜欢研究这一段令人伤怀的历史。在小农思想意识下，重农仰商，也不可能理解这一时期的贵族的‘自由流’。
王戎沉思不语，刘琨也是玩味良久，如佳一看竟然冷了场，也就接着说玄学兴起的第三个原因。
魏晋篡位立国，需要大臣们配合，最少要大臣们不干扰其所为。所以希望群臣胆小怕事，政治无为无欲，这奠定了魏晋思想意识形态中政治‘无为’的总基调。
这方面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曹操在处理许都失火事件的凶残做法。建安二十三年元宵节，耿纪、韦晃等五位汉朝志士，对曹操自立魏王，骄奢淫逸、欺君罔上的暴行痛恨不已，决定利用元宵节发动政变、火烧许都，然天不灭曹，政变未果，被曹操残酷镇压。当所有朝廷官员被押解到曹操面前时，曹操令在左右分设红、白旗一面，声称政变当日许都大火之时，主动出门前去救火的人站到红旗下，而闭门不出的官员站到白旗下；那些曾救火的人，还有虽然没有前去救火，但自认为救火肯定是有功之臣的人都站到了红旗下，结果有三分之二多的人都站到了红旗下，结果如呢？
曹操一声冷笑，命将站在红旗下的三百多名官员全部绑缚到漳河边砍头，众人一齐喊冤，曹操怒斥这些人：“不是为了救火，而是为了助贼！”。而那些站在白旗下闭门不出、坐岸观火的官员，反而幸免于难，并被重赏！
这就是无为被赏。这奠定了魏晋思想意识形态中政治‘无为’的总基调。
而士族的生活无忧，政治无为使得他们的人生理想转变为追求长寿，道家的‘隐居避世，养性保寿’被士族崇尚。
王戎对如佳的这个说法深以为然，叹道：”竹林七子，个个才德出众。他们荒诞不羁的行为后面，就是为了掩藏其内心的痛苦，他们在表达对司马家的不满。虽然我也被世人称为竹林七贤之一，但当时我年少无知，锐意进取，并不能体会他们的心情。当年出游，嵇康见到我，竟说我的出现败了他们的兴致，多年之后，我才知其中含义。”
王戎看着如佳道：“今天听你的高论，真是三生有幸，你的思想我听懂了：从宏观上讲，士族壮大后，需要一个讲究‘个人’的思想意识，在思想上为士族服务；微观的看，道被引入儒学，取代天人感应。然后‘道’成为最尖端的研究对象。成为玄学的开端；另外，曹氏和司马氏的皇权争夺的现实奠定了士族政治无为的总基调，你说的真是大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