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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隔壁莫斯科大学发生大火，烧死很多学生。
在一个贫穷的国家过圣诞，感觉不好，房东老打呼噜，而且磨牙，隔着墙我也分分钟听得见，圣诞那夜，他喝了很多酒，我买的，醉后以头撞墙，用中俄两种语言大骂他的前妻。我有点怕，一夜紧握从国内带去的水果刀。
2000年圣诞，我在香港。那时候张国荣还没有从文华酒店往下跳，那时候香港正开始从金融风暴中渐渐呼吸，那时候还没有发生非典和禽流感，所以香港人民还敢大吃特吃火Ｊ。
香港圣诞的气氛很浓，这个弹丸之地的人们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像“职业动物”一样活着，受着老板、资本家的压榨，心理很扭曲，所以圣诞节成为一个发泄的机会。
首先是购物，铜锣湾的“sogo”、“时代广场”成为3折或4折大潮中的天堂，香港人民举着信用卡把天堂变成屠场，购物是一种心态，在香港，在圣诞节的香港，购物其实不是为了买东西，而是成为对残酷生活的一种报复。那天在“时代广场”见着了刘嘉玲，戴着墨镜，拎着大包小包，身后的马仔拎着更多的大包小包，但在这样疯狂的购物大潮里，没人会理会一个明星，何况她当时还没有出演让人很过瘾的《无间道》。不久，《东周刊》就爆出刘嘉玲那起受虐Ｌ照事件。
圣诞真美好，香港好残酷。
我们住的酒店在平民区，酒店有个教堂，附近的人们那天都来唱诗，样子很温馨，有趣的是，他们的唱腔中太重粤语味儿。我问一个小孩，喜欢圣诞还是喜欢春节，他说：“春节好老土哦……”
2002年圣诞，我在丽江，住在一家叫“水凌凌激”的客栈，怎么听都像“冰激凌凌”。中国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用庞大的人群把一幅宁静悠远的山水画变得糟糕无比，这一年的圣诞，丽江已变得满目疮痍。有个来自北方的退休老干部艺术团住在我们客栈里，天天唱二人转，老男老女眉目传情，自以为回到了三十年前，但样子却狰狞得吓死人。
平安夜很冷，客栈老板娘端来一盆绝对古老的铜火盆让我烤手，并且送了几个芋儿埋在炭灰里，那是能永远记住的温暖，我当时正处在人生一次痛苦的大抉择中，钟声响起的时候，剥开芋儿吃了一口，觉得人生变得很简单。
自己的骨头熬一锅理想的靓汤（1）
人的一生其实是被理想折磨的一生，特别是居住，要还是猴子，找棵大树找个山Ｄ群居就行，只要第二天早上还没被雷电烧成熟食或被剑齿虎这样的大型猫科动物叨走，就是真正的居住幸福。
小时候被一部片子感动得泪流满面——《聂耳》，由赵丹主演的这部片子有一个情节：被革命和爱情双重驱动的男主角，于一个静谧的夜中把脑袋伸出上海的某处小阁楼天窗外，拎着小提琴（那时很小资地叫它“梵阿铃”）开始演奏《幸福狂想曲》……阁楼、梵阿铃、静谧的夜、细雨如丝、澎湃的年轻音乐家——我发誓，当时我决心拥有这样一处小阁楼，总之它给我的感觉如此之好，如此地代表着还未成功（但必将成功）的爱情与革命，那真叫浪漫。
很久以后我才想通，上海滩那些个小阁楼非常潮湿非常容易得关节炎非常肮脏非常地容易遭到老鼠的袭击，而且把头伸出阁楼天窗外拉梵阿铃不现实，革命与爱情还没成功，隔壁家老阿姨的洗脚水就会泼将过来。
大学报到那天我很激动，不仅因为我们那会儿考上大学很光宗耀祖，而且我可以在集体寝室里与众室友切磋一切可以切磋的人生理想，包括尽情打麻将。大学宿舍，虽然多么“象牙”的一个称呼。
但寝室里良莠不齐，先是老四偷了老二的打火机被老大扇掉门牙，后是老三另立山头向老大叫板，然后大家在一个闷Ｓ躁动的夏天后开始找女朋友，我们那著名的团结的健康向上的316寝室名存实亡。大三那会儿，因寝室卫生条件太差（有一盆洗脚水至少2个学期没人倒了），本寝室成为甲肝的传染源；等肝炎被校方及时扑灭，又有两个室友因打麻将屡教不改而被开除……
成都“五大花园”热销时，我借钱买了一套170多平米的复式楼，虽然这种所谓“花园”离市区足有一个小时路程，但这已使人生的居住理想初现端倪，想象自己坐在房子里那半旋转式木楼梯上（这时一定要叨根香烟）端注客厅的感觉一定很惬意，我为当初小阁楼、大学寝室的居住理想汗颜，并为复式楼的居住现状深感骄傲，走出房门时背阔肌也提得高高的。
不久，有一贼竟爬上我家的窗台，得手后竟坐在我心爱的半旋转楼梯上抽了根烟，他走后，那股子香烟味道还余音绕梁，这让我很受伤。五大花园治安太差，一气之下我带着复式的心情把复式房卖了。
我一哥们儿的哥们曾在北京广播电台做主播，攒了一笔银子，他妻子生得极漂亮，如果酷爱艺术又有些资历的人一定记得当年有部轰动中国乃至世界的大型敦煌歌舞剧叫《丝路花雨》，他妻子就是里边二号“飞天”的角儿，甘肃一歌舞团的台柱。我哥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她搞定，未几，美人儿说想去美国定居，目标直指洛杉矶的“town house”。
这美女有追求，所谓“town house”就是葛优在《不见不散》里用特崇拜的口吻大叫的“好大一个耗子”——绝对美国中产阶级，绝对单门独户，前面有花园，后面有游泳池，看着《华尔街邮报》或《洛杉矶时报》坐等日落的那种美好情调。
说实话，在遭遇成都“五大花园”后，我屡屡从盗版碟中看到美国中产阶级的居住条件，那才叫生活，那才叫品位，电梯公寓楼？联排式别墅？那是人住的地方吗。我开始把理想的导弹瞄向独幢式别墅——不，它的学名叫“town house”，深深把这个发音刻入大脑语言区。
哥们儿的哥们儿一直在国际长途里对哥们儿说：“欢迎到洛杉矶参观”，我去到哥们位于洛杉矶的家中已是2003年，因为正举行美国女足世界杯顺道过去瞻仰的，他那“大耗子”位于洛杉矶一处半坡上，白天可以享受著名的加州阳光，入夜可以俯瞰山下壮丽的车河，但听不到车的噪音，整个社区属于那种你踏进一只脚就肃然起敬甚至觉得前30年白活了的地方。
但我哥们的哥们儿4年工夫就老了一头，以前他是记者队的强力中锋，现在背似乎佝偻了、头发也没以前那么茂盛，为了凑足60万美金买下这“大耗子”，他被吸干了人生的灯油，他按揭的是房子，但我觉着他把他整个的人也按揭进去了。哥们生活很拮据，他请我们吃的晚餐是粉条、白菜炖骨头汤，怀疑骨头是从打工的餐厅带回来的，因为美国人不吃骨头，喝的二锅头是我们偷偷带进海关的，因为美国的酒贵，花园里的草坪也只种了1/3，他悻悻说：因为养护费太贵。
哥们为了那美国“耗子”的人生理想，辞去了很火的电台工作，到美国后先帮人当司机，后又去唐人街包饺子，再后来又去当中文家教（其实我另一哥们儿甚至帮私立医院背过尸，他曾恶毒地开了一个玩笑说，这活赚钱啊，别说背尸，有钱Ｊ尸我也干，事实上上述几种工作他有时是兼着一块干的，“还有20万，估计还得干10年，还完房贷我就回国”），我算了一下，10年之后他已50多岁，连骨油都被理想熬干了。
自己的骨头熬一锅理想的靓汤（2）
这时，他那在华人旅行社打工的妻子回家了。那情形是后来看了《手机》后才深刻感悟到的，就是吕桂花30年后的模样——当年的蜂腰已有黄桶的趋向，当年天鹅般的脖子暗藏摺子，为了尽量挣钱还房贷，美人儿已如黄花去…… 但是我惊谔地发现，客厅中仍然有一架钢琴，很贵的那种。
为了理想的代价，生活中一茬茬涌现吕桂花。在我们这个时代，究竟是房子为人服务，还是人成为房子的奴隶，把你一生最美好的时光都按揭进去。
所谓理想，就是用自己的骨头熬成的一锅靓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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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到乡下来（1）
我一直怀疑，把“住到乡下”搞成一种时尚不是因为需要，而是因为诱惑，一种中产阶级生活情调的诱惑——蓝天、白云、草坪，孩子们在和那两条“哈士奇”嬉戏，太太在整理玫瑰园的花朵，而我，叨着烟斗斜躺在木制阳台的藤椅上，懒散中透着从容地看着某份主流报纸的财经新闻，最好的设计是看到一半时扔下报纸叹一声：“股市诡谲啊……”
这样的图腾想象一直蛊惑着我，那年看王志文、许晴演的《东边日出西边雨》，男主角建在郊外白桦林中的小木屋和当时还美得不可方物的许晴共同构成了强刺激，它符合东方陶渊明式的桃源遐思又紧扣时代的波希米亚节奏——直到前年碰到一号称在那剧组干过的人，才知道剧组在拍摄期间一直啃方便面，因为离城太远，生活极不方便。
人类的行居轨迹远远不像圣人和诗人描绘的那样宏大叙事，其实就是一种无聊的轮回，从乡下到城里，从城里到乡下，如此而已。但我们仍然被大量美国中产阶级片子推动着，向往去一片明媚、洁净、有序、富饶的小镇居住，矢志不渝。
老朱实现他美国式居住梦想时是36岁，地点：华阳，代价：按揭20年。虽然是两户一幢的联排别墅，但这个遗憾很容易因为其它正面因素而忽略不计——他拥有了一处草坪，拥有了从一楼至三楼窜上窜下的快乐，拥有了早餐时坐在落地窗前把刀叉碰得叮叮当当的音符……那几天他常给各路朋友打电话，故作漫不经心地通知对方：欢迎到乡下来做客。“乡下”两字他咬得很重，而且打给我那次，这两字甚至特别动用了普通话。
老朱开始索然无味是在入住1个月后，继而烦躁，继而愤怒。实际情况是：老朱并没有怎么享受躺在草坪上的惬意，倒是因为一次美国式的烧烤晚宴而格外失意，粗鲁而没见过世面的哥们把Ｊ骨头吐得满草坪都是，再由女宾们的高跟鞋把冬季草种踩得满目疮痍；一楼到三楼的奔波辛劳逐日递增，不仅叫女儿下楼吃饭显得无比麻烦，甚至从储物室搬床被子到主卧也遥远得像西天取经；最要命的是距离产生寂寞，前几次老朱还开着“马六”将亲朋们迎来送往，但终于他挺不住了，客人们也挺不住了——按照理论距离，如果取消成都所有的红绿灯和堵车，华阳前往市区只需20分钟，但现实与广告不一致，加上可以理解的心理距离（同等时间内去趟华阳比在市区里溜达要遥远得多），所以门前冷落鞍马稀，所以老朱如今晚间主要是在家中守着各类电视节目，从cctv的“新闻联播”到sctv的“电视点歌”，直到“再见”，直到斑马条或雪花点…… 他怀疑自已会提前老年痴呆。
老朱在寂寞中悟出的道理是：虽然乡下无比美好，但人是需要社会的，而不是社会需要人（除非你是一个需要每天被人民渴望觐见的领袖），住在乡下伸手不见六指，抬头不见乡亲，真他妈有种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被孤立感。
悲剧是这样开始的：在冬天里最后一根草儿行将枯死的时候，老朱动了养一群Ｊ的念头，“母的可以下蛋，公的可以打鸣，热闹而温暖”——于是一个美利坚中产阶级式的居郊梦想，将随着第一枚Ｊ蛋或第一声破晓的降临，最终堕落成有几千年传统的中国老农的田舍生活。
让中国人像美国人一样生活还真不容易。老朱出生在苏北一农村，村里就出了他这一个大学生，当村长的爸爸希望他有朝一日能过上城里人的生活，“怎么辛辛苦苦36年，我老朱又回到了村里？”老朱诧异地思考生活，脑子有点混乱。
与老朱“联排”的邻居叫老孙，老孙比老朱乐观，老孙也比老朱有钱，老孙的乐观与钱财促使他想要自已比老朱做得更有品位，比如老孙80多万买的房子光装修就花了100万。如果你进入老孙的别墅，会发现4间厕所里纷纷安上名牌电视机，殷勤而准确地正对着马桶（马桶坐垫是真皮加热的，马桶盖上都有瑞典厂家特制的黄铜徽章）。后来我了解到，老孙小时候家里也很穷，他36岁时才拥有第一部电视机，所以他喜欢看电视，他认为巨大的等离子电视会给他一种人生的支撑。不要因此就认为老孙是一个简单的电器崇拜者，他也在追求艺术品位，比如说他家的楼梯扶手转角就令人肃然起敬。
老孙把一块上等的石材寄到意大利是因为中国的厂家无法完美地制作扶手转角部分，那块石材含缅玉的成分，买成42000多，运费8000多，意大利工匠加工费折合人民币60000多，总共花了120000左右。需要注明的是，为此转角部分——老孙等了8个月时间。
老孙真敢把这石头不远万里寄到意大利佛罗伦萨，老孙真敢把它宝贝一样安在楼梯上，我们问过老孙理由，那一刻老孙的眼珠子迸发出一束晶莹得发绿的光芒，他一字一句地说：“我56岁了，这扶手——就算是我给自己人生一个交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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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到乡下来（2）
老孙真牛*！ 因为老孙敢把自已交待给一把转角石质扶手。
一个56岁的人可以用一段楼梯扶手给人生一个交待，并且如此乐观地住在乡下；但情况不总是这样，“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的生活逻辑告诉我，人，作为一种典型的群居动物，很难在晚年时把离群索居当成境界。文章开头我就说过，现时中国人住到乡下并不是因为需要而是因为诱惑，一种很不靠谱的情调的诱惑——美国是“建在汽车上的国度”，别人的交通状况与中国不一样，别人的城市进程已到了极度密集化才疏散到乡下——这就是需要，而我们的城市化刚开始几十年，何况中国充满牛粪的乡村与美国飘荡着草香的乡村根本不一样（这和两国农民耕种方式不同有关，至少美国庄稼不用粪肥），想象晚年时坐在乡间别墅落地窗前嗅着异味发呆的样子，肯定没有马龙·白兰度的风韵，倒让人想起葛优在《不见不散》里老年痴呆的镜头。
“欢迎到乡下来”——这么充满幸福感的口号怎么看怎么像一个心怀叵测的Ｙ谋，像我们这样的人真的不应该把所有积蓄拿出来，把人生按揭20年，以换回那么不着四六的居住理想，当客人走后，两口子孤独地凝望斜阳，其状甚是惨淡。
离地200米
向高处发展一直是东方国度人们的梦想，很多很多年前，古巴比伦人决定修建一座通天塔以达天堂，四面八方的人涌过来修啊修，塔越修越高，上帝觉着这样很危险，很容易泄露天堂的机密，于是就让人们的语言互不相通，这样就产生了很多误解甚至敌意，战争终于爆发，通天塔在离天堂很近的时候倒塌了……
虽然在修建高层建筑的技术方面西方人绝对领先，但真正的大面积高楼却出现在东方，东京、香港、上海、吉隆坡、新加坡、曼谷……东方人对超高建筑追求的心理原因是个谜，一方面可能因为东方人口密度大，另一方面可能因为东方人认为这代表着身份。
1999年我去纽约，驱车驶过著名的布鲁克林桥时，前方赫然出现一大片直入云霄的高层电梯公寓，正当我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富丽堂皇咋舌时，导游告诉我：这里面住的全是穷人，吃社会救济金的。美国人（其实大部分西方国家的人们）没有认为住在高楼大厦是一种高端身份，那么多人挤在一起既不卫生也不私密，并共用一根主下水道，这是贫民的象征；过了几天，我们又经过纽约附近的一个“塞隆”镇，那里的房子低低矮矮，看上去很旧，但向导告诉我们：这是纽约真正的富人区，比西海岸加州的“比弗利山庄”还要富。
这个故事我不断讲给周围人听，因为我的居住观念从此时被颠覆了，平时在国内看报纸，“俯瞰人生”“海拔至尊”“城市之巅”之类的广告，可是一直让我对住在高层电梯公寓的生活有种崇高感。
我现在终于明白所谓高层电梯公寓是最不人道最无情趣的一种居住方式了，离地200米，当年看《说岳全传》，金国探子哈迷蚩经常被一根绳篮牵着在城头放上放下，并终于丢掉了鼻子，现在绳篮变成了电梯，但上上下下的感觉肯定不如广告里渲染的那么好。在一幢楼里住了多年，天天在电梯里碰见的那个人，你却永远不知道他家住在哪里，大家彼此之间是一种冷漠的关系；当然也有很多港片、韩剧贩卖着电梯里邂逅佳人终成眷属的故事，但这种机率太小，更大的可能是，人们挤在一间电梯里，眼神茫然地盯住电梯间某个手机广告牌作若有所思状，实质上却是尴尬、敏感、不知所措、心照不宣，谁要是这时候放一个Ｐ（根据统计，由于电梯上下升降的原因刺激了人体气压，放Ｐ的可能性增大），全电梯的人大脑一定会很混乱。
有部日本片是描写电梯间凶杀案的，凶手不是人，是鬼，电影不断重复一个镜头：电梯间其实空无一人，但你却看到站了很多人。这些人就是鬼，上一次电梯失事后未及投胎的鬼，他们必须弄死一个人才能投胎，但总冤冤相报未曾了，弄死一个人便增加一个鬼……夜深人静时，你和陌生人共乘一部电梯，时间变得很漫长，永远达不到你要的楼层，突然门开了，你急冲出去，却是万丈深渊……
高层电梯公寓是一种伪高尚，离地200米，你将迷失自己的家庭方向，春节放鞭炮不方便，养宠物不方便，在阳台上种两株所谓花草基本上属于气若游丝一类，而且每逢喜庆之时挂灯笼找不到地儿，只能挂在阳台晒衣服的铁丝上，但其实那样子看上去好傻……
我觉得高层电梯公寓是这样一种东西：在单位面积里叠放n倍人群居住，用机械事故机率超过飞机（据权威统计）的铁匣子上下运输，早上永远会听到工人装修的噪音，永远不知道邻居的职业是什么，停电时只能爬上18楼（而且爬上去后绝不能发现家门钥匙忘带了）……这样一种类似工业化养Ｊ场的居住地点，它最大的商业宣传谬论是——这样一种在西方早已被否定（甚至从未有过）的居住方式，却在中国被商人们包装成时髦品、高端品。
在这里，郑重批评潘石屹，他的建筑不仅将中国人居住情趣引向庸俗化，而且非常不人道，大名鼎鼎的现代城就是一现代包身工高层窝棚，而建在国贸对面的那几幢高耸入云的纯玻璃建筑更加诡异——人类很像养在金鱼缸里的鱼儿，毫无保留地被来往于三环上的路人打量、嬉戏。
离地200米，你还真以为自己成为鸟儿了，不过绝不能飞翔，否则就会如张国荣一样香销玉殒。
城市地理性格（1）
我们处在一个不太承认阶级的时代，但是阶级是存在的，至少在我们居住的城市里每天都可发现。
“东穷西富，南贵北匪”，大概在20年前成都就有这个流传于坊间的口号，我认为这就是阶级，或者这个阶级划分没有按政治意义而是按经济意义，但多少年来，这座城市按照这种脉络关系默默地传承。东边是国营厂区，它也有过风光，但自从市场经济发达后它便成为下岗工人集散地；西边是当年个体户主要居住区，有钱是自然的；南城因为开发晚，新兴行业、部分官宦人家以及美领馆的入驻，让它成为地位的象征；北面离早年袍哥据点天回镇近，加之聚居大量铁路工人，所以民风骠悍，“匪”字没有太大贬意，但传神表达了这个区域的人群风格。
其实从外貌就可以看出来，从市区向东，房子普遍灰暗破旧，虽然“河心村”附近开发了一系列号称很生态的宅区，但待到钢管厂、420等大烟囱余毒尽消，没有个十年八年不行；向北，“上河城”已被证明是一个聊斋志异传说的烂尾楼，再深入铁路系统厂区，那里人们的眼神就会让你觉得像锥子一样锐利；向南、向西就不同了，建筑风格多样色彩斑斓，街区较干净，高档茶楼会所也较多，人们在那里悠然自得地斗地主砸金花。
我没有什么高下尊卑之分，我认为城市的分工很像人体，有上半身当然也就有下半身，有的是拿来看的五官，有的是肌Ｒ，有的是消化系统，有的干脆就是下水。不这样不行，当年乌托邦的设计者出于理想色彩，要把城市弄得和伊甸园一样，但事实证明这样的城市不存在，即使存在也会马上消失，因为城市没有“下水”就会生病。
北京城的分工也很鲜明，西边因为云集了北大、清华、中关村而成为贵气*人的区域；东边因为cbd区的兴建，一看就是阔人和新锐人住的地儿，国贸、港澳中心、燕莎、嘉里中心及大量使馆让它成为地王之王；南边地带则相对荒凉偏僻，是当年老舍先生写的《龙须沟》所在地，早些年晚上还可以听到狼叫，现在是中国足协、体育总局所在地；北边是工人较多的地方，民风也比较骠悍，那里离八达岭、草原近，历史上打过不少仗。
北京人是种太爱分辨方位的族群，所以至今都讲究家住东南西北，是否上风上水，活得也累。
上海分很多区，比如“黄埔”“静安”“徐汇”等，但总体来讲就是“上支角”和“下支角”，从理论上来看前者是达官贵人住的，后者是下劳力的人住的。但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上海人挺有趣，没钱的“下支角”要是碰到“下支角”的“下支角”也会很不屑，嫁女招婿首先不问对方是否健康善良经济状况如何，而是问对方“上支角”还是“下支角”。还真怪，“上”“下”的不同也确实显得人种不同，范志毅当年就是从下支角出来的猛将，而祁宏、申思则是上支角的斯文人——直接影响到球风。
香港更明显，“中环”“铜锣湾”“湾仔”肯定不同，要是你去了“油尖旺”地带——也就是著名的油麻地、旺角、尖沙嘴，一定会知道香港为什么能拍出这么多好看的警匪片了，走在油尖旺，想象当年刘德华和张学友的《旺角卡门》，想像《香港制造》中那些个蛊惑仔，想象《无间道》中昆哥拿着大哥大说：“香港，为什么并不香？”在正宗的香港看来，铜锣湾是可以平步青云的地方，而油尖旺则是可以一步就堕落到地狱的地方，前者出没着李嘉诚，后者出没着十四k、斧头帮以及Ｊ与鸭。
现在有很多人把香港当成繁花似锦、奢华无尽的天堂，其实去趟香港就知道，它大部分地区很破，基本上和成都重庆西安某些老城区一样，而且永无翻新之日，因为地价太贵，因为政府才懒得理你。
即使号称民主平等的美国，其城市阶级性也明显得不得了，富人区穷人区泾渭分明，大选的时候，总统候选人去哪个区事先都有讲究，有一年克林顿去了一个工人较多的社区，没留神穿了件阿玛尼衬衣，结果刚开讲Ｊ蛋就飞过来了，弄得小克不断说“sorry”。欧洲就不用说了，这里是城市化进程的鼻祖，所以社区本身已成为一个人的身份，比如说英国的球队都附属于它的社区，不同的球队代表不同的社区阶层，利物浦队名气虽大但只是一支工人球队，相反埃弗顿队早前是属于教会的，所以球迷的档次被认为相对较高，我去英国的时候，发现两支球队的球场虽隔一条小街却如云泥之别，一边是住着中产阶级的“town house”，一边却是住在“联排公寓”的工人，建筑这时候反映的绝不仅仅是建筑；最近火得不行的切尔西队其名字就来自于社区，阿布为什么不投资伦敦另外一支球队热刺呢？因为切尔西更有上升的潜力，不是说球队的潜力而是说社区的潜力，切尔西——住的大多是城市的高级白领。
城市地理性格（2）
回过头来说成都，我不认为用政策性强制手段改变社区阶层一定就好，也不相信房地产开发商宣称的种种蓝图，它存在，一定有它的道理，否则把人体的器官分工改变了，叫我们从哪里“下水”呢？
买房秘诀
陷害一个人或一件事物变得如此容易，有时候就需要造一个谣。
上海曾经有一种很畅销的啤酒——“三得利”，那是阿拉们几十年来非常钟意的牌子，坐在黄埔江边啃着小黄鱼干就着“三得利”看着新民晚报，是最地道的上海市民图。
“三得利”是日本贷，但有一段时间网上开始流传一个说法：三得利是日本人精心研发的一种基因产品，矮小的日本人为了改变中国人的基因，所以在这种啤酒中加入了某种导致变矮的东东，而日本人自己却能够长高，事实上日本人的平均身高在这几十年来确实也有了长足进步。此谣言一出，三得利立马在上海滩一泻千里，人人都以喝三得利为最恐怖的事情。
我们能够知道这肯定是个无聊的流传，但这没有用，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人云亦云，如果你连正在流行的谣言都不相信，证明你已经不时尚。
几年前我买置信丽都时也遇到一种很时尚的说法：因为丽都的花园部分上空经过了高压线，所以长期住在那里的人会得一种神经麻痹病，会半夜睡着睡着头发就立将起来，因为电磁波在捣乱。虽然科学知识已经普及到不低的程度，但当时也有人相信，直到现在才没有人相信了，因为丽都花园的人没有得怪病也没有半夜睡着睡着头发就立起来，每天清晨，老头老太太们都活蹦乱跳地在花园里Ｃ练，样子很可爱。
前段时间日本人帮上海设计了一幢高楼，这个在上海的天空显得很扎眼的高楼其实样子长得还算不错，是财经的一个枢纽建筑。但又来了一个说法，因为楼顶上有个设计看上去很像一个太阳，所以爱国主义者就说：那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企图征服中国的标志，一时间波谲云诡。在铿锵三人行中，文涛兄与文道兄对此唏嘘不已，说：“如果一切事情都扩大化的话，那么我们当年为什么要把抗日英雄毛泽东比作红太阳？为什么延安要唱东方红？
当然我也不喜欢日本人，我觉得由那么优雅的菊和那么血腥的刀组成的民族视觉图是一种分裂，“菊与刀”是日本人的标志，也是人格分裂的嫌疑。但我不会神经质地去怀疑每间日本人设计的房子，我觉得房子就是房子，民族对峙就是民族对峙，二者没有必要混为一谈，这种有意识的混为一谈是别有用心，是想利用点什么情结却又达不成什么具体目的的干活。
当然造点日本人的谣问题不大，谁让他们当年欺负我们呢。但还有一种混为一谈我就觉得不对——在中国的建筑名称中，有很多是别有用心的联想，比如说把住宅区取名为“曼哈顿”，比如说把别墅群取名为“维纳斯”，我在祖国的北方还看到过一个名称：“比弗利山庄”，也不知洛杉矶好莱坞会不会和他们打官司。这样的做法相当于另一种造谣，我的意思是故意丑化中伤一种建筑是造谣，故意美化也是一种造谣，自己造自己的谣，样子很傻。
不幸的是中国现在大多数房地产开发商都在造这种谣，他们故意在美化自己的产品，有时基本到了Ｒ麻当有趣的地步，这也是中国老百姓购房上当受骗最普遍的原因，所以在新年来临之际，我对于更新一浪购房热潮中的人们只有一个劝告：当心谣言。别相信广告，别相信流传，更别相信长得漂漂亮亮的售楼小姐，中国人是这样的轻信，以至于越是重大的购买行为越是失去理智，越是容易被忽悠进去。
那么怎么买房才是理智呢？借用82岁迎娶了28岁新娘的杨振宁博士的语录，那天孙子问杨博士“你这么老了身体能不能吃得消”，老杨头说“这和打麻将是一个道理，多摸、少吃、拼命碰，坚决不点炮”。
买房与打麻将也是一个道理，多摸、少吃、拼命碰，坚决不上当点炮——不过是多跑点路货比三家罢了。
为“暴利”埋单（1）
西方有个童话，说是很远很远的极地有座翡翠城，那里住着全世界最富有智慧的人，这座城全由翡翠建造，漂亮之极辉煌之极，连一座马桶都闪耀着晶莹绿光。因此，凡进此城的人必须先戴上特制眼镜，城主说了，不戴眼镜，眼睛立马会被翡翠的强光刺瞎。
全城人都是聪明人，因此谁都不愿意摘下眼镜。然而，有一天一个傻子混进了这座充满了聪明人的翡翠城中，他忍不住把眼镜摘下，一瞧，哈，结果翡翠城不过是一座破石头城，只不过眼镜是翡翠绿的镜片罢了。他气冲冲抓住城主要弄死他，城主哭丧着脸说：没办法啊，不是我想骗大家，是大家希望有一座充满梦想的翡翠城。
这个童话的道理是，骗局存在的理由不是因为有骗子欺骗了大家，而是大家希望存在着一个骗局。
这世界上并没有什么翡翠城，有的只是翡翠绿的眼镜，有些骗局，其实是骗子和受骗者合谋的产物，缺一不可。
我一直很狐疑现在房价攀升的原因，从经济学或者土地资源的不可再生性而言，房价的不断上升趋势是正常的——问题在于在目前中国的房产市场，这个势头疯狂得有些离谱。具体的数据不用赘述，做个类比，人类平均身高的增长是必然的，但突然在某个时期全长得和姚明一样就不是正常的，因为这一定证明人类吃了不该吃的食物或者干脆被某种东西辐Ｓ。以我所知，美国华盛顿特区的house大概售价在40多万美元（平均面积约300平米，另含草坪及家用篮球场），洛杉矶富人区稍贵，上次我说的那个在美国包饺子的哥们儿的那house用了不到70万美元（250平米，含100平米草坪），在货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东西海岸的house售价不过为330万和480万人民币。这个价钱，在发展中的中国并不见得能买上很高档的别墅。
在胡润的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前100名富豪有48位是搞房地产的，前10名中有8名是搞房地产的，这在美国或欧洲简直不可思议，因为它意味着美国或欧洲成为了一个建筑商、包工头的王国，成为一个把满手沾着水泥末子的人群当成上流阶层的扭曲社会。这是美国人民和欧洲人民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富豪榜中，绝无可能出现中国这样的房产商富豪的高比例。
它说明了一个道理，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仍是暴利，非常的暴利，据最新的统计，房地产与殡葬业成为刚刚过去的2004年最暴利的两大行业。一种住活人，一种住死人，这真是有趣！
我之所以举出翡翠城的例子，是因为我认为中国人群体正在做着的翡翠城梦幻不过是骗子和受骗者的一个合谋——房地产商事*事儿的用各类花言巧语让大家把翡翠绿眼镜戴上，而大家还都不愿意斗胆摘下来，谁摘下来谁###！
我一直以为，《居》周刊请我来写专栏的最大原因是因为——李承鹏根本就不是一个专家。这一点做得很对，在这个专家风起云涌的时代，专家是用来折磨消费者的，而我是用来折磨专家的。
所以我想拿来问一下经济专家和建筑专家的疑问是，在竞争如此惨烈的时代，为什么汽车、电器纷纷降价，而房地产却疯狂上涨，当然，我也知道前者是消耗品后者是耐用品，但一是这个反差太大了，二是你以为当20年按揭期完成后，你那所谓“花园”所谓“豪庭”不会满目疮痍不堪猝睹吗？而且你的房子涨价了，但整个生活的成本和价格也涨价了，此涨彼也涨，你有个Ｐ可赚。
一个真相是，如果排除货币本身的贬值带来的房产增值假相——现在所谓的高档房屋没有一处可在20年后增值，除非你老人家一不留神发达出名当了领袖，而房子也就势成为文物。
这说明，我们变得越来越没有尊严，活着的时候最大的事情就是为一个暴利行业做贡献——房地产，死的时候，再为另外一个暴利行业做贡献——殡葬，化作一缕青烟向苍天叫冤。
在一个本分的年代，一个本分的职员可以因为月薪3000元而过得无比滋润，他可以养老婆、生儿子，晚饭后躺在沙发上嘬牙花，甚至还可以偶尔下馆子并不用细看账单；在一个不本分的年代，即使你月薪6000元也会活得狼奔豕突，月供2800元使你实际上又回到3000元月薪的水准，还有物业费，一次性投入以示品位的装修费、车位费……生活变得艰难而无聊，吃完饭看账单时总不免心惊Ｒ跳。
商业时代的居高不下，与做人的尊严形成较量。这样活下去像工蜂一般真的不爽，举个例子，当你这样生活了20年并付清按揭，正要为自己20年来的坚持不懈深深感动——突然发现，当年所谓“花园”“豪庭”“soho”已人老珠黄，从数字上可卖一n倍于20年前的价格，但现实中却只能为下一次购房付出第一笔首付款——你怎么面对自己的儿子，是不是让你的财产继承者孜孜不倦地继续你20年前就开始的艰难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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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暴利”埋单（2）
人要有尊严真的很难，20年前，20年后，20年间你都在一个“翡翠城”的传说中交纳月供3000的高额房租，多年以后你才感叹：自己只是在为两个暴利行业买单。
别给理想安翅膀
成都人早年有个说法叫“请会”，从字面意义可理解为“请求帮助会”，或者“请求援济会”，这是纯民间的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几个好朋友、亲戚之间约定，每人每月各拿出等量货币若干，然后逐月轮流获得当月总和。如5人“请会”，每月“会金”10元，则每人每月交出10元，但在5个月中的某个月就可得到50元，相当于一种原始状态的集资。
中国人很穷，但中国人很聪明，中国人不仅聪明而且文雅，“请会”一词就很文雅，比“集资”听来少了很多商业味，也安全。
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是包罗万象的，所以现在在房子方面也有这样团结合作、互助互惠的行动。最近开始兴起的是“集资建房”，就是一群人各自拿出10万、8万，自己买地自己找设计师自己找施工队修房，当然自己也可从这种低成本运作中得到惠利。
在法国那些小资电影中，经常会有某个帅得不行酷得绝毙有钱得健忘的男子会自己跑到海边去修房子，不是买不起，而是据说外国女人会觉得男人干体力活儿时显得最性感，而且一个能自己单枪匹马修座房子摆在海边的人，一定是具备美学品位和设计能力的，不是一般莽夫能做到的。
但中国式集资建房没有透出一种浪漫，反而透出一种烂漫。很烂的浪漫。
首先是批件，包括土地的批件、建房的批件、安全生产的批件、工商的批件、税务的批件，当然还会有老婆大人的批件；然后还有内部分配问题，谁住一楼、谁住顶楼、谁可分得小花园、谁可离喧闹的马路远一点；水、电、气怎么解决？孩子入托怎么解决？物管怎么解决？
承认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不屈不挠与生活作斗争的勇气，但不鼓励“集资建房”，在上一期我表达了对房产商肆意涨价牟取暴利的现状的不满，但这是两码事，抨击房产暴利模式不等于鼓励劳动人民自己去建房，因为在现实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