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绰定律”一讲完，李世民陷入了沉思，一双手不断的摩挲着下巴，久久不语。
李承乾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坐着，一时之间御书房内的气氛有些压抑。
这个“苏绰定律”直接看破了事物的本质，道出了历朝历代吏治**的根本，因为“以贪反贪”的思想在封建社会家天下的王朝之中均有表露。
自夏启开创家天下开始，直至清末几千年的历史，除了周朝因分封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名义上存留八百年的王朝之外，可还有任何封建的王朝的超过？
究其原因正是这种思想导致了中国历朝历代贪污横行，吏治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也是封建王朝吏治**的真正历史根源和政治根源，也是中国历史政治的真正痛处所在，以致使中国社会难逃历史设定四百年一轮回的灾难。
“世间没有不灭王朝，更没有长盛不衰的国家，天地轮回，生老病死，乃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李承乾声音放缓慢慢的说道：“究其原因还是用人，具官。”
“那你有什么办法？”李世民凝重的说道，本来他是抱着姑且一听的思想的，但是谁知道李承乾却是言之有物而且思想让他都始料不及。
“只有加强监督，儿臣也无其他的办法。”李承乾迎上李世民的目光，毫不怯场的说道。
李世民不由的暗自舒了一口气，暗自放下心来，接着又道：“这治民和治臣你全都说了，你在给朕说说这治军、治家和修文。”
“儿臣，遵命。”
“一个王朝之强盛，在于其有无一支能征惯战的军队，更在于这支军队在国家层面中所处的地位。”李承乾道：“兵强马壮未必战无不胜，国富民强未必攻无不克。”
“拳头大就是硬道理，才能让四方臣服，万国来朝。要想使我大唐长治久安，就必须有一支绝对忠诚，英勇善战的军队。”
“在这一点之上，儿臣有一个详细的想法，可以将其写成一个条陈，呈给父皇。”李承乾说道。
“嗯嗯，就以你之意，接着说。”李世民说道。
“其四为治家，儿臣所说的治家，为如何治世家。”李承乾说道。
一听“世家”二字，李世民的瞳孔猛地一缩，他实在是没想到李承乾竟然已经想到了这一步，心中既有欢喜又有些忧虑，典型的矫情病又犯了。
所谓千年的世家，百年的王朝，自秦汉以降，王朝更迭不断，但是五姓七望，关陇军事集团等等世家门阀却始终活跃屹立与朝堂之上。
最典型的就是山东曲阜孔家，隋来称臣，唐来佐唐，明来扶明，清来降清。
可谓是大小通吃，满盘皆赚。
“自光武帝利用世家门阀力量获取天下之后，世家之力不断壮大，虽然魏武帝曾经重用寒门子弟，但是因为曹丕篡汉致使其根基削弱，而晋之以后，更是有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士族之说。”
“前隋一个庞然大物，衰亡的如此之迅速，还不是杨广的一系列改革触及了世家门阀矫情的底线。”
李世民听得频频点头，科举制度，迁都洛阳等等无一不是削弱世家的举动，科举甚至是杨广想要将世家连根拔起。
“南平吴会、北却突厥、三征高丽，完善科举制度、开凿大运河，纵观杨广为政举措，从这些方面来说，杨广称之为明君也不为过，但是他操之过急，他不知道，在世家子弟心中，先有家而后才有国，国始终是排在家之后的。”
“用一句话概括前隋，君非亡国之君也，臣乃亡国之臣也。”
“那以你之言世家岂非一大毒瘤，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李世民出言问道。
“也不全是，看待问题要一分为二。”李承乾道：“毕竟现如今还是世家掌天下教化之声，现如今朝堂还好，但是民间任何人、任何事都脱离不开世家的影子。”
其实纵观历史的长河，每一次王朝的更迭世家在其中都起了很大的力气，而且最后更是得到丰厚的回报。
但是唯有三次例外，一次是刘邦立汉，因为那时候真正的贵族都被始皇帝歼灭一空，剩余都是小鱼小虾，等到刘邦击败中国最后的贵族项羽之后，得以定鼎天下。
第二次则是朱元璋建明，同样也是如此，因为蒙古入住中原之时将中原五大姓等诛杀一空，最后朱元璋这个放牛娃得以开创朱明基业。第三次则是毛太祖之时。
更何况在唐朝初期世家门阀在民间的力量大的不可想象，就算是李世民有时候也毫无办法。
贞观中期，李世民实在无法忍受世家大族的傲慢，说：“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
而且李世民多次发出包含迷惑与愤怒的质问：“吾实不解山东四姓为何自矜，而人间又为何重之？！”
于是，命重臣修《氏族志》，但在初稿中，编修者无视皇室，而将“山东士族”中的博陵崔氏排为天下第一。
这将一直自视甚高的李世民气得不行，于是在李世民的强势干预之下，将皇室排为第一，虽然《氏族志》抬高了皇室，对“山东士族”进行了压制，但却没取得实际效果。
就算是程咬金等大臣也以娶五姓七望之女为荣，盛唐宰相薛元超甚至留下“此生所遗憾者，未能娶五姓女！”的感叹。
不过在盛唐之时，五姓七望在朝堂之上的力量确没有绝对的优势，一者乃是皇帝的刻意打压，以李世民的强势自然容忍不了他们，虽然继任者李治有些暗弱，但是架不住人家有个狠老婆武则天啊！杀太子都跟喝凉水似得，更何况是区区的五姓七望了。
二者乃是建立唐朝的功勋关陇军事集团在盛唐之时仍然占有很大的比重。
三者则是大力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导致不少庶族朝臣出现，而当时“五姓”多以门荫入仕，不适应且不接受科举考试这种新的出仕方式。
四是寒门出身的朝廷权臣的嫉恨（如武周时宰相许敬宗和李义府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