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庞煌刚刚穿越而来之初，大家就知道大明的衙门基本依据蒙元制，有“三班六房”，所谓“三班”，即负责缉捕罪犯、看守牢狱、站堂行刑等职务的快、皂、壮三班；所谓“六房”，则是与国家六部相对应的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三班里设有衙役，六房则由胥吏负责。
但是蒙古人占领中原，与汉人风俗、语言各异，又不通文墨，所以凡事都倚仗胥吏。以至于在相当的程度下，蒙元的各地政务把持在胥吏手里。自古以来贵贤臣而轻胥吏的传统，竟然丧失殆尽！
胥吏在整个官府体系内属于最基层人员，地位甚低，甚或毫无地位，所以大家通常将他们大都忽略掉。但是由于蒙古人的无知，导致了地方政务其实是由最基层人员也就是胥吏所操纵，其严重程度远超出以往学者的想像。
由于这些基层僚属一方面惯于使用欺骗、蒙蔽、行诈、勾结等技巧，选择性地执行分派给他们的任务，一方面又精熟行政细节和运作程序，他们遂能够蒙蔽、妨碍、误导，甚至胁迫比他们更具声望的上司。
然而大明建朝后，重胥吏而轻官府的传统竟仍在继续，大明所任命的各地官员，大部分人终日袖手高坐，一应事务任凭胥吏处置。胥吏不把官员放在眼里的现象，在洪武初年是很普遍的。譬如常熟县胥吏沈尚，衡州开化县胥吏徐文亮，就把各自的上级。也就是当地的县官，揪倒在政厅里拳打脚踢。
为此作为皇帝的朱元璋气得七窍冒烟。恨铁不成钢地大骂：“那些胥吏当然统统该死，可你们这些做官的如此任人侮辱。难道都是饭桶？！”殴打县令还算情节比较轻的，苏州昆山县的皂隶朱升，已完全脱离本县县官的约束，纠结同伙，居然连钦差的旗军都敢当众殴打。
在教化不起作用之后，朱元璋终于采取了四编《大诰》这种惊世骇俗的雷霆手段，来对付这些骄横了近一个世纪的胥吏们。
号召当地“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壮豪杰者”，来帮助朝廷治贪，比如：“今后所在有司官吏。若将刑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邻，旁入公门，将刑房该吏拿赴京来。”
“若私下和买诸物，不还价钱，将礼房该吏拿来。”
“若赋役不均，差贫卖富，将户房该吏拿来。”
“若举保人材。扰害于民，将吏房该吏拿来。”
“若勾捕逃军力士，卖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邻里众证明白，助被害之家将兵房该吏拿来。”
“若造作科敛，若起解轮班人匠卖放。将工房该吏拿来。”
这些都是《大诰》中所倡导的，说得很清楚。受贪官污吏欺压盘剥的百姓们，可以“旁入公门”。从小门冲进去，把与自己的冤屈相对应的六房的胥吏抓起来拿送京城。如果官员们试图阻止百姓们抓污吏，就会遭到族诛。这一手段的目的，就是为了彻底摧毁蒙元以来重胥吏而轻官府的风气，重建儒家治国的理念。
对于重建帝国的儒家传统这个伟大目标，朱元璋采取的措施是官府与百姓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发动百姓们惩治污吏，就是重点针对自己所任命的官府的。这一手段的目的，是彻底摧毁元代以来重胥吏而轻官府的风气，重建儒家传统。与之同时开展的大规模的整肃贪官运动，即由朱元璋亲自主持的那些大案，如”胡惟庸案”、“郭桓贪污案”等等，都是为了重建朝廷官府的儒家传统。
儒家政治观里面以天下为己任、重义轻利等理念，一直被朱元璋高度推崇。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给官员们定下的俸禄会低到极限。这一俸禄标准，与发动群众惩治污吏，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既然严厉打击胥吏，也就等同于严厉打击了一切依附在这些胥吏身上的官场陋规。既然没有了陋规，经过朱元璋的仔细核算，官员们的工资虽低，但过上中等人家的生活，并不是什么难事。朱元璋极力想要做好的另一手，则是恢复百姓们日常生活中的儒家传统。
那就是知丁法，本来两者相乘，朱元璋以为可以达到最大的效果，可是，人杀了不少，无论是知丁法还是制裁胥吏，却都没有按照预期的方向发展，种下的西瓜，非但没有丰收，反而收获的是畸形的豆子。也难怪朱元璋这么的难受。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局面呢，其中就和庞煌当初在北平所遇到的问题基本上一样，唯一不同的，庞煌当初在北平府遭遇的是一府之地的情况，而这种情况，在全国上下都是十分普遍的。
那就是所谓的“冗员”之状况，之前已经说过了，就是那一种常见现象：官家的一个名额，总要由六七个人共用。
洪武十九年，松江府的吏卒违法害民，都察院穷追根由，揭露出一个特殊群体。
都察院近似庞煌所知道的类似于监察部一样的机构，由御史台转换而来，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松江府下辖上海县和华亭县。
朱元璋干劲十足，试图建立一个干净的社会，在审案子的时候讲究“瓜蔓抄”，刑讯逼供，内查外调，最多时一个瓜竟能牵扯出两万多个大瓜小瓜。这次在松江府顺藤摸瓜，又牵扯到苏州府，结果发现了一个二千八百七十一人的害民集团。
他发现，在松江府有一批不务正业的人，专门依附衙门里的役吏皂隶，借官府之威害民。这些人自称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帮虎，仅松江一府就有一千三百五十人名，苏州府还有一千五百二十一名。
这些人不知农民的艰辛。农忙时下乡生事。芒种正是栽种季节，他们拿着官府批文找到农民。从水车上把人锁下来，或者从农民手里夺下秧苗。锁人出田。
仔细查下去，发现牢子分三等，有正牢子、小牢子和野牢子。正牢子是编制内的正役，小牢子和野牢子都是不务正业之徒，这样的人仅松江府就有九百余名。
皂隶（衙门内的差役，近似法警和刑警）的职位上也有猫腻。编制外的皂隶叫“小弓兵”和“直司”。小弓兵大概相当于皂隶职位上的临时工，“直司”的地位排在小弓兵之后，可能属于二等临时工。当时的官府正式人员似乎也像很多时代一样，位子坐稳当了。就想把脏活累活交给临时工做。临时工干久了，位子也坐稳了，又会招徕和支使二等临时工，同一职位上就可以形成三个等级。
正吏的职位上也有编外人员，朱元璋提到过“主文”和“写发”。无法确定这些人的数目和身份等级，但从表面上调查所知，同一职位上也存在三个等级。松江府的正吏不过十五名，一等临时工“经书”常有二百多人，二等临时工“清书”和“小书”是经书的徒弟。统称白书，数目与师傅相近。
这些人不务士、农、工、商这四项正业，也就是说，不属于上述四大社会集团。那他们属于什么集团呢？朱元璋将他们统称为“帮闲在官”之徒。这个“闲”字用得好。本来官吏和衙役集团已经满额了。日子过得颇闲在，他们偏要去帮。不过“帮闲”二字在大明建国以前已经有主了，专指那些帮助阔人消闲的门客。朱元璋创造的术语未能普及。
朱元璋逮捕了这个害民集团的二千八百七十一人，但他认为并没有抓干净。据他估计。“若必欲搜索其尽，每府不下二千人。”
明朝初年松江一府二县。不过三个衙门，如此平均下来每个衙门就有六七百位白员。大明王朝的每一个县的正式官员不过四五位，再加上十几位吏，县级衙门的“经制”名额不过二十左右，此外还有约二百名额设衙役 ，而“帮闲在官”的人竟然超过这个数字的三倍。
明初，在皇帝朱元璋吏治森严，**不那么严重的情况下，白员为正员的三倍。面对白员集团，朱元璋的反应极为凶狠，杀手叠出。
朱元璋说，竟有官员敢在朝廷法令之外巧立名目，起用闲民当“干办”和“的当”。官员擅自起名，闲民擅自承当，这是乱政坏法，罪当处斩。今后捉拿进京，官员和闲民一概斩首于市。
没过多久，朱元璋就觉得仅仅砍当事人的脑袋不解气了。他说：如今的官府故意违反法律，滥设无藉之徒。这些人自称“的当”、“干办”、“管干”，出入城市乡村，祸害百姓比虎狼还厉害。……今后再有敢这么干的，“的当”本人、“管干”本人、“干办”本人，连同政府官吏，族诛。
灭族？灭族。《大明律吏律滥设官吏》规定，对滥设编外人员的官吏，最重处罚是杖一百、徒三年。明朝立法严酷，已经比唐朝规定的徒刑增加了一年。至于钻营滥充者，《大明律》规定杖一百、迁徒。容留（错误轻于滥设）滥充者的官吏，最多杖一百，不判徒刑。朱元璋竟不加区别，一概满门抄斩。
朱元璋不仅立下严刑酷法，还发动群众保障实施。而四编《大诰》这种惊世骇俗的雷霆手段，就是用来对付这班人的。
《大诰续编吏卒额榜第十四》规定：今后，各省、府、州、县衙门的官员，必须把应役皂隶的名额张榜公告，让民众知道。公告最后还必须声明：“除榜上有名外，余有假以衙门名色，称皂隶、称簿书者，诸人擒拿赴京。”
为了鼓励百姓替他捉拿白员，朱元璋悬下重赏：“所在乡村，吾良民豪杰者、高年者，共议擒此之徒，赴京受赏。若擒‘的当’人一名，‘干办’人一名，‘管干’人一名，见一名赏钞二十锭。的不虚示。”
洪武十八年的二十锭等于一百贯钱，如果不考虑次年出现的通货膨胀，这笔钱可以买到七八千斤大米。似乎比务农的收益高。
后来朱元璋又提高了赏格。《大诰续编闲民同恶第六十二》规定：闲民私下擅称名色，与官吏共同祸害老百姓的。族诛。如果被害人告发，将犯人的家产赏给首告人。有关官员凌迟处死。
《大诰》是朱元璋亲自处理的各类案例的汇编。通过庞煌制造的高速印刷机械，刊发了无数份发行全国，朱元璋要求人人学《大诰》，家家户户有《大诰》，这就在全国城乡撒下了天罗地网。
如果把这种局面比喻为一盘棋，那么，延续千年的棋局上出现了朱元璋的新杀着。
洪武十九年，朱元璋写下了一段充满失望和希望的文字，大意是：过去我任命的那些官。都是些不才之徒，一到任就与吏员、衙役和顽恶泼皮勾结起来作弊，害了我多少良民。我想依靠官员替百姓辨别曲直，但是十九年了，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官。今后，民间的老人和豪杰要帮助我安民。官府再徇私枉法，就给我把刑房官吏捆来。再赋役不公平，给我把户房官吏捆来。……只要民众按我的命令去做，不用一年。贪官污吏就会全部转化成贤人。为什么呢？因为良民自己能辨别是非，奸邪难以得逞，由此就可以逼迫官员成为好官。谁敢阻挡民众捉拿贪官污吏，满门抄斩！
百姓监督政策的实行情况及其效果如何？是很难以作出准确评估。但从这三年的实施情况上看，确实有一些百姓使用了这种权利并且获得奖赏，还有一些刁难权利行使人的官吏被挖掉膝盖甚至被处死。
朱元璋曾以洋洋得意的讲过一个县官向老百姓求饶的故事。他说。乐亭县的主簿汪铎想方设法害民，擅自征发劳役。避劳役者要交五匹绢。结果，德高望重的老人赵罕辰等三十四人联合起来将其绑缚赴京。路上。又有何睿等十名“的当”人、“说事”人和“管事”人（至少有两种为白役）翻然悔悟，改正错误，协助赵罕辰等人将具体执行害民政策的工房吏张进等八人一并绑缚进京。走出乐亭县四十里后，县主簿汪铎求饶说：我十四岁读书，用十年寒窗之劳换来了今天，你免了我这一次吧，别毁了我的前程。
但是百姓始终不为其说动心思，而是将他绑到了京师之中，曾经被朱元璋在朝堂之上说了好几遍，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就让朱元璋彻底的恼怒了。
百姓监督当然是好，但是更有不干净的一面，某些刁民如何滥用这种权利，如何借机横吃横喝，到人家杀鸡宰羊，敲诈勒索，如何拿获贪官污吏白役后做私下交易。 这倒也罢了，反正可以降低贪官污吏和白员们的收益。问题在于难以正常执行政府公务。
朱元璋本来限制了衙役的合法伤害权，不准他们拿着牌票下乡抓人，只能发牌传唤，三次传唤不到才可以用强。结果，在官府需要召集民众正常服役的时候，某县一传不来，二传不来，三传都不肯来的达二百五十多户，更有一位叫刘以能的刁民，不仅三牌不至，还把前去通知的差役绑缚进京。
可以想象，各级官员如何窃笑着把这些信息迅速而夸张地传到朱元璋的耳朵里。他们的潜台词是：不是要限制我们的权力吗？不是要群众监督我们吗？那好，你安排下来的差事我们无法完成，这可不赖我们。
朱元璋听多了这类报告，感叹道：呜呼！为了方便民生而禁贪婪的官吏，刁民便乘机侮慢官长。为了维护官吏的威信而禁民众，官吏的贪心又勃然而起。没有人知道仁义在哪里。治国难呀！
就在皇帝如此糟糕的心情下，太子朱标一踏进乾清宫，便与从宫内走出的户部尚书郁新打了个照面。接受了拜见，寒暄两句之后，太子朱标急忙走进乾清宫西阁。
“儿臣恭问父皇圣安！”太子朱标向御案前的朱元璋跪下，朗声说道。
朱元璋放下手中的御笔，推开奏折，目光移向太子朱标，紧绷着的脸上松弛了，绽出一脸慈祥的笑容，说：“起来吧，起来吧。”
“父皇万岁万万岁！”
“好了，好了，坐下吧。”
“谢父皇赐座。”
太监将铺着黄龙锦缎垫的椅子摆到一边，太子朱标半个屁股挨着椅子坐下。朱元璋慈爱地瞅瞅太子朱标，朱标依然那么英俊年轻，看不出已是三十四五岁的人。
朱元璋望着太子朱标，想起马皇后生产长子时的喜悦与兴奋，想起她对太子朱标的偏爱种种情形，难免有些伤感，唉，马氏，你走得太早了。
“太子，”朱元璋微微抬手，抚摸着嘴角两撇已经花白的胡须，亲昵地说道，“雄英和允炆好久没进宫了，他们好吗？”
“好，很好，托父皇的洪福，”太子朱标欠身连声说，皇帝招招手，示意他坐下。
“叫人带他们进宫来让朕看看，”朱元璋意外的说：“朕看看他们的学业怎么样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