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军队,何以为行匪乎?!记山东国防军打劫事》这是中央社的报道,而《申报》则是以标题《国防军的光环何以被破?!数百民众赴京喊冤!》《大公报》还算是比较客气的,他们的标题是《赈灾?!亦或是军阀抢劫》。
这些报纸无一例外引起了一片的轰动,在国府有心人的推波助澜之下那些大户们得到了总裁的接见,中央社宣布将全程报道。
同时,国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由国府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祖燕主持,发布会上陈部长声讨了国防军这种“名为赈济,实则伤民”的行为!并呼吁国防军“尊重国府,立即撤出关内。其赈济,可交由国府及当地政府执行。而国防军则可派遣大员参与赈济。”
不得不说,被蒋中证和他的心腹们所参详出来的说辞极其有迷惑性。以国防军来说,再怎么辩解他依然是直属于南京国府之下的。
一个地方政府竟然进行全国性的赈灾,这本身就有些奇葩。不过,在民国各种奇葩之事下这也不算什么。而南京国府提出的要求在很多人看来也算是“合情合理”。
毕竟出动了军队,那么这种行事已经形同军阀了。在刚刚结束了各种军阀混战的国内,这无疑是触动了很多人的神经。而国府的提法,也就是国府进行赈灾国防军则监督。
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个可行的方案,可惜的是天真的记者文人们不知道。那些国府大员谁曾把灾民的生死放在心上过?!他们所要的,是那批粮食的分配权!
只要分配权到了他们的手上,那么搓圆揉扁还不是他们说了算?!至于灾民么……他们终究是要死的。只要土地留下来了,那么总归还是有人会来耕种。
这事实上就是南京国府不宣之于口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在后来被一个美国记者记录了下来。在后来的河南大饥荒的时候美国记者白修德决定和他的朋友,《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奔赴河南,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两个外国人被河南修罗地狱般的场面震呆了:无穷无尽的难民队伍,随时因寒冷、饥饿或精疲力竭而倒下;寻找一切可以吞咽的东西来吃的饥民,因此而死掉;一群群恢复了狼性的野狗,肆无忌惮地吞噬着死尸。那些尸体中,有的甚至是它们原来的主人……最触目惊心的,母亲将自己的孩子煮了吃,父亲将自己孩子煮了吃……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卖完换得最后一顿饱饭吃,然后全家自杀……白修德出离愤怒;这个政府非但不作为,而且变本加厉盘剥灾民。
军队征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仓库里堆满了吃空额剩余的粮食,国府的军官们便通过黑市倒卖这些粮食中饱私囊。教会和清廉的官员,却要花高价从黑市上买来粮食用于赈灾。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的报道《等待收成》刊发在美国《时代》周刊。这件事情几乎让在美国筹款的第一夫人抓狂,因为此时她正打算赢取美国的援助。而明显的这种报道对于她和蒋中证的计划是极为不利的!于是,白修德得以见到了蒋中证,但蒋中证“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听我讲述”。他告诉蒋中证灾民纷纷饿死的惨状,官员们征税和敲诈勒索的丑行。
蒋中证一开始对此矢口否认,但当白修德拿出大量现场照片后,“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
蒋中证问了照片的来历,又询问了很多官员的名字,还拿本子和毛笔记了下来,表现出要整顿这件事的决心。
“的确有人受到处分弹劾甚至掉脑袋了”,比如洛阳电报局那个将白修德的文章发往美国的发报员。他被以“泄露机密”为由。处决了。
在蒋中证看来,河南是中日军队角逐的主要战场,而非相对稳定的大后方,他随时准备放弃河南。因此,他提出“不让粮食资敌”的口号,一面将河南农民搜刮殆尽,一面随时准备抛弃整个河南。
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他才会在1938年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委员长的心里,那些饥民、灾民、农民都不是人。是可以随意牺牲掉的杂草而已。
蒋中证真的不知道灾区的事吗张仲鲁,这位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时任国府河南省建设厅厅长的老人,在数年之后道出了实情。
1942年夏,河南灾情初现,蒋中证便接到了军方密报。他于第一时间赶往西安,召开紧急“前方军粮会议”。在会议上,蒋中证宣布:本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并没有免掉。
蒋中证宣布减低河南军粮配额后,粮食部长徐堪却把250万石改为了250万包。一石小麦约为140多斤,一包约为200斤,这一字之差,农民惨遭逼死!
可超额完成征收军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却受到了蒋中证的记功褒奖!这些,实际上都说明了国府,或者说蒋中证先生对于饥荒、灾民的态度。
在奉天的屠千军也在这些报纸发出的当天便看到了报道。他冷笑着将这些报纸丢到了一边去。戴上自己的军帽离开了办公室下去视察去了,这些事情他相信梁大山他们总归会处理好。
实在不成,屠千军自然会亲自动作!你以为东三省内务部四处的那些崽子们是吃干饭的?!要梁大山这群瘪犊子搞不定你们,爷就扔个深水炸弹!把你们全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