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严复向陈克提及袁世凯邀请的时候，远在北京的袁世凯既没因为心灵感应而打喷嚏，也没有突然感觉一阵凉意。相反，袁世凯看着纸上写着陈克的名字，只觉得一阵怒意带来的火热感从心头生气。
1906年，为了避免各种对自己的政治攻击，袁世凯主动交出了兵权，让陆军部直接统辖北洋军的一、散、五、六各镇。此举算是一种表示忠诚的态度。所以不久前镇压庞梓“造反”军事行动他只是派了德州的骑兵营。而这次军事行动却远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庞梓的部队居然拥有了包括机枪在内的重武器，德州的骑兵营此战下来伤亡了四十余人。不仅如此，庞梓的部队虽然被打垮，但是庞梓本人却逃窜的无影无踪，还是从战场上逃走的。“景廷宾余孽”居然没有能够彻底剿灭。
更糟糕的是，这支新军当中，包括副头领在内的两名军官居然在战斗之后被刺杀了。据说刺杀他们的是一个当地端茶送水的老头子。这种种事情都让袁世凯很不高兴。而且这也给了袁世凯的政敌们一个绝佳的借口。当时就有人质疑袁世凯治军不严，新军不堪一战。更糟糕的是，邢台距离北京距离并不远，有人唆使下头的监察御史以新军“杀良冒功”为名，极力弹劾新军。
这里头的证据还真的不是捏造的，新军为了报复自己的指挥官被刺杀，将高家寨剩余的几个“村民”抓起来杀了。而这几个“村民”其实都是本地地主，因为放不下家业才没有离开。他们也有些官府背景，这一状告上来，弄得袁世凯很是被动。
袁世凯本来就觉得这次剿匪行动很是糟糕，他精于行伍，一看提上来报告就知道遇到了很不一般的土匪。庞梓倒是真的是官逼民反的典型。所以庞梓的手下战斗力反倒不算很差。一方面是对新军的不满，另一方面是对政敌的厌恶。两种情绪结合起来，加上王士珍亲自去邢台进行了调查，调查报告提上来之后，袁世凯终于有些恼怒了。
“那个陈文青居然和庞梓有牵连？”袁世凯问。
“是的。我在庞梓家抄出了一些信件。不仅仅是庞梓，武星辰、柴庆国这些景廷宾余孽都和陈克有干系。我特地拿了当年的画影图形让乡间的人辨认了。那些乡间的人认出了这几个人。他们和陈克前年都在庞梓家待过。不仅如此，还有一个人，就是华兴会的陈天华不仅陪着陈克在京城待了几个月，他在庞梓那里一直待到新军去剿灭庞梓前才逃走。”乡下很少有外地人去，庄户人家对这些外人都记得很清楚。一桩桩一件件，王士珍调查的相当清楚。
“严几道居然推荐了一个乱党给我们？怪不得那陈克不肯求到我门上来做个官。”袁世凯说到这里已经相当的懊恼。
对这个评价，王士珍也没有插话。他从一开始就觉得陈克这人很不对头，别人见了袁世凯都是削尖了脑袋去谋个差事。而袁世凯对于这些“晚辈”也是很照顾的，只要肯听话，能吃苦，这差事从来不会少了的。而陈克竟然没有一点这种态度，不仅如此，陈克固然恪守了晚辈的礼节，却有一种下意识里头与袁世凯分庭抗礼的风骨。原本王士珍还觉得陈克不过是少年心性，不知天高地厚。现在看来，陈克从一开始就没有拿袁世凯当自己人。
“陈克办的蜂窝煤场自从被善耆弄垮之后，那里头的人居然都去了上海。我已经发信给上海那边，上海回过来的信也很不了的。一年前上海大闹会审公廨的事情，一个叫做黄埔书社的民间团体脱不了干系。这个黄埔书社就是陈克创立的。”
听完这些，袁世凯干脆把面前的报告推开，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能让聘卿如此重视，看来陈克绝对是个乱党了。他现在在何处呢？”
“现在不知所踪。上海那边的消息说，很可能是陈克劫了会审公廨案子里头被抓的人，然后这些人都跑的不知踪影。有说他去广东的，有说他去日本的，还有说他去了安徽的。倒是说法都不可信。”
“安徽不是在闹灾么？若是陈克真的那么不得了，想来这些日子也该有消息了。”袁世凯笑着说道。
“是。若是陈克真的在造反，现在早该有消息了。既然安徽没有传来消息，他应该没有去安徽。”王士珍很赞同袁世凯的判断，“不过此人的书近些日子以来很是流行，北京、上海、广州都有了大量的翻印。袁公若是以后遇到此人，决不可不防。”
袁世凯已经收住了笑意，正色说道：“聘卿马上就要去出任江北提督，等你上任之后好好查查此人。我前些日子写信给严几道，让他带着陈克进京。想来严几道是不敢来见我了，聘卿路过上海的时候，不妨去见见他，听听严几道对此事有何交代。”
王士珍点头称是，但这都是以后的事情。他更关心当前的事情，“袁公，此次剿匪是您亲自下的手令。所以那些御使才会如此卖力的拿此事做文章。我觉得不妨把此事交给陆军部处理好了。您就不要再插手此事。不然的话，您处理的重了，德州新军那边觉得受了委屈，您处理的轻了，御使们也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袁世凯本来不愿意轻易放手此事，但是王士珍说的很有道理，这件事既然闹起来，而且本来也摆明了有人在背后煽风点火，无论袁世凯怎么处理，都不会有好结果。而且如果袁世凯一味的斗下去，反倒显得他不肯放手兵权。北洋新军早就被认为是袁世凯的私兵，连慈禧都已经有了隐隐的不满之意，在这件事上暂时退却，也倒是个保身的妙招。
“就按聘卿所言。”袁世凯终于表示同意。
1906年的满清朝廷也可谓大动作不断，自从戊戌变法之后，慈禧杀了六君子，囚禁了光绪。但是对于新政却没有丝毫放松。这个老妇人深知自己犯了大错，知道自己只要一放了大权，立刻就是身死。为了能够稳定朝局，她倒是以自己的见识去努力经营国家。对于新政，慈禧的感觉是绝对不能停下。这不仅仅是据说新政能够富国强兵，而且朝廷里头的那些还算是有活力的王公大臣们都很是支持新政。哪怕是因为这点，慈禧也不能放弃新政。
袁世凯在讨论怎么给剿匪案子收尾的时候，肃亲王善耆正在拜见慈禧。善耆人很是爽朗，长脸，留着八字胡，看着很是威风。慈禧对肃亲王善耆并不是很喜欢。这源自一件事。崇文门监督，不仅能收受贿赂，还能坐收部分税款，一年下来，监督可得几万两银子，历来是公认的肥缺。庚子事变中地处东交民巷的肃王府毁于战火，清廷命善耆担任崇文门监督，包含着让他从税款“提成”中得些收入，另建王府的用意。善耆上任后却没领这个情，将税款全部上缴。对此，慈禧太后不但未加赞赏，反而说：“若是都照肃王这样办，将来还有谁愿做崇文门监督啊！”
慈禧这个人性别是个女人，心理上也有着女性特有的那种圆润。她懂得该下手的时候就要下手，这仅仅是宫廷里头必须掌握的一项本能而已。但是政治家需要那种恢弘大度，那种能够兼收并容的气魄，慈禧并没有。她能忍耐，却不能接受。对慈禧来说，运用各种关系才是她擅长的，至于开创某种政治局面，并且全心全意的培养、发展，这并非慈禧擅长的。这个深宫中的老太太并没有这种能力。肃亲王善耆看似清廉的作风，却会给后来的人引发争执的借口，正如慈禧说的，“若是都照肃王这样办，将来还有谁愿做崇文门监督啊！”后面的人若是继续给自己捞，他们的政敌肯定要拿善耆的做法做例子，来弹劾后继者。那只会引发各种争执。但是崇文门监督却是该捞还得捞。与其这样，既不能把清廉的模式继续下去，又让人借着清廉的借口来引发事端。慈禧并不认为这样是正确的做法。
所以慈禧并不喜欢那种激进的政治理念，激进的东西很容易就失去控制，当年她曾经让光绪掌权，甚至容忍了光绪的种种激进措施。其结果竟然是光绪准备派兵进京干掉慈禧以及后党。这件事对慈禧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太后，现在立宪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朝廷里面不少人认为立宪应该缓行，却是大错。凡是行大事，就要一往无前，这样即便有了争执，再争吵也都是争吵这些事情办得好坏，却不会改变大事的方向。若是缓行，结果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被拿出来。这大事反倒办不下去。”善耆努力的劝说着慈禧。
慈禧静静的听着，心里头却忍不住想道，善耆难道没想到自己担任崇文门监督的教训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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