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于二和雷局长出于各种“不可说”的原因，没有说出内心里那“或许更接近真相”的猜测。但是他们依然达成了一些关键的共识：
无论人类面对什么困境：商业、健康、人际关系等问题，以及这个时代面临的科学、社会和文化的各方面挑战———都存在一种正确的思想引领我们走向成功，而且我们可以找到这种思想。当我们找到它以后，需要做的就是将其变为现实。
思想的力量：这本身就是一种思想…
而于二和雷局长都不认为“人类现在为已有的科技水平已经找到这种思想，或者刻意将某种适合当前时代的思想变成现实”。三项关键科学技术的研究速度衰减，社会的种种问题。简而化之，还是“人的观念”出了问题：
人类在数亿演化中的形成的、从而不可能在数十年内有所改变的“深层心理结构”，能够容忍的“环境变化速率”将低于“人类创新活动”所诱致的“环境变化速率”，从而引发了整个中国社会“持续了数十年的”一次深刻的“总体性危机”。
当物质财富的生产速度，在工业文明和知识经济下飞速提升，直到撞上了“不患贫而患不均”这种“铲平主义”怎么办？中国人的“集体心理”如何面对这“数波”无法回头的“财富的革命”？
在比较美国的速度下，中国这趟列车是越来越快，可是大多数的民众能跟上来吗？
雷局长同于二说，中国有句古语，叫“德不配位”：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拆迁致富的人中，很多人有了钱却不知道能做什么。赌博，甚至吸毒，不少最终重回赤贫。
于二认为，或许雷－库兹韦尔可以大胆预料科技的进步，但却忽略了人心的叵测———
如果gnr技术真的突破，那么必然是富人可以“先于”穷人“永生不死”（永生科技的普及必定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年为单位）才能惠及贫穷之人）。那么死亡这个对所有人类都绝对公平的“公平”都消失后，更加绝望的穷人会做出什么“不可以预测”的行为呢？！
凭什么“我”要悲惨的死去，而“你们”这些有钱人可以不老不死的享受“生”的乐趣？！
战争！战争！战争！必然出现战争！而这次战争使用什么武器，没人预料到。但下一次的战争必定只能使用木棍和石块，就像史前人类一样…
讨论这里的时候，于二着重和特别阐述了他借鉴和发展于“三十年前的未来学者【阿尔文－托夫勒】”的【同步性发展规律】：一个发达的经济需要一个发达的社会，因为“经济行为”是整个社会“集体心理的投射”。而每一种经济，都是其存在的“社会”和“所依赖的关键机构”的直接产物。
如果一个国家设法加速了它的经济发展但将其重要的机构体制甩在了后面，那么这个国家最终创造财富的潜力将受到限制。过去的过去，世界各地的封建体制都在阻碍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同样，过去（三十年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工业时代的官僚制度也在减缓着向创造财富的更高知识体系发展的速度。
那么当【过去】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实体的时候，经济发展依赖的关键结构革新速度跟上了经济的发展速度了吗？或者是从开始变革后就只有很少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梦起始于【深化改革】，需要的是“同步发展”！
如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五年过去的时候，滴滴专车因为违反“法律”被叫停。滴滴专车却在网上被一些用户所拥护，并宣称坚持使用。直到此后神州专车推出。那么到底什么“经济环节”出现了“不同步”？
继续引用【阿尔文－托夫勒】的论述：
经济发展，或者想想人类文明进化的“高速公路”上，尝试测速，就会有领先者和落后者：
【每小时100英里】：在想象的告诉公路上，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疾驰的是一辆代表今天经济发展中变化速度最快的“主要机构”的车子：公司或者企业。
事实上，这辆车子也是社会上众多变革的驱动者。公司不仅在快速地运行着，而且还迫使供货商和销售商同时发生变化，因为他们都受到激烈竞争的驱使。
结果，我们发现公司在加速改变他们的使命、功能、资产、产品、规模、技术、劳动力的特性、与客户的关系、内部的企业文化以及一切一切。这些不同领域里的变化在以不同的速度发生着。
在企业界，技术的发展速度极为迅猛，往往超出了经理人和雇员所能应对的能力。金融界也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变化着，这不仅是在应对技术，而且是应对新的丑闻、新的规章、多样化的市场和金融业的动荡。与此同时，会计行业和其他体系也在争先恐后地追赶着。
于二认为：以金钱利润为目标下，公司或企业追逐与满足着“飘在前方的”民众**与需求，其革新速度远远超过社会里的其他组织。事实可见，资本为了更高的利润，甚至驱使公司或企业去突破法律的边界。如果他们发现隐藏在重重迷雾下的“金矿”可以被光明正大的挖掘，这些公司或企业开动起来的速度超乎想象…
【每小时90英里】：有一辆车紧随在企业的车子之后，车里的乘客也许令人惊讶，连“于二这个穿越者”都感到惊讶。这辆紧随其后的第二辆车里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号机构：民间机构。
他们像马戏团里的小丑一样，被挤在第二辆车子里。
民间机构是一个不断膨胀的温室部门，是由数千个进行生产和变化着的非政府基层组织、亲企业和反企业的联合体、职业团体、体育联合会、天主教组织、佛教组织、塑料产品制造协会、反塑料产品的激进主义分子、邪教、憎恨税收者、鲸鱼爱好者，以及所有有关的人组成的部门。
大多数的这类组织都要求变化：环境、政府规定、国防开支、地区划分、疾病研究资助、食品标准、人权以及数千个其他的事业组织。
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却拼死反对某种变化，并尽其所能来阻止或者至少减缓这种变化。
如美国的环境主义者利用法律诉讼、纠察队和其他的手段减缓了美国建设核电站的速度。他们不仅延缓工程，而且将法律诉讼的费用抬高到了极点，使得这些核电站将来无利可图。不管我们是否同意这种反对核电站运动的观点，这里反映出人们利用时间和时机掌握的这门经济武器。
由于非政府机构所领导的运动往往都是由一些小型、快捷和灵活的单位组成，而且是以网络化组织的，所以它们可以在大型公司和政府机构的周围形成层层的包围圈。
总的说来，研究者可以证明：
美国社会中任何重要机构的变化速度都没有这两个部门的快：商业界和民间机构。
于二认为：中国的民间机构远没有美国那么繁荣。可以说是大政府替代了很多民间机构的义务，但谁又能说这不是社会经济文明所发展的必经阶段呢？
【每小时60英里】：第三辆车的乘客也十分惊人：（美国的）家庭。
数千年来，世界大多数地方的典型家庭都是数代人一起居住的大家庭，只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才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时，家庭的规模变小了，更适合于工业和城市条件的核心家庭模式成为了主体。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专家们还坚持认为，（美国）核心家庭（其严格的定义是一位工作的父亲、一位作为家庭主妇的母亲和两个18岁以下的孩子）绝不会失去其的主导地位。而到了21世纪初，符合“核心家庭”定义的（美国）家庭数目还不到25%。
单亲父母，未婚夫妇，带着前婚孩子的二婚、三婚（甚至是更多次婚姻）的夫妇，老年婚姻以及最近合法化了的即使不算婚姻的同性恋结合，这些家庭都纷纷涌现出来。因此，仅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家庭体系（在此之前一直是所有社会机构中变化最慢的机构之一）就发生了变化。
除此之外，还有一项快速变化正在发生着：
在那漫长的农业社会时代，家庭单位具有许多重要的功能。在田野或者农舍，家庭是一个生产单位。家庭教育过孩子、护理过病人、照顾过老人。
然而，随着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实行了工业化，工作从家庭转移到了工厂。教育由外面的学校代办了。医疗保健方面有了医生和医院，赡养老人成为了国家的义务。
今天，尽管公司都在履行着外包的各种功能，但是（美国的）家庭却在家里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数千万的（美国）家庭来说，工作已经回到了家里，或是兼职，或是全职。方便在家工作的数字化革命同时也将购物、投资、股票交易以及许多其他的功能转移到了家里。
教育仍然主要在学校的教室里完成，但是，随着互联网、(z)ifi网和手机通讯在社会上的普及，至少部分的平行工作很可能又返回到家里以及其他的地点。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赡养工作也可能返回到家庭里，这是因为（美国）政府和个人保险计划都在试图降低护理院和住院的高额费用。
家庭模式、离婚的频率、性行为、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异性约会的方式、抚养孩子以及家庭生活的其他方面都在迅速地发生着变化。
于二认为：很明显，中国人大迁徙般的“春运”就是这种“家庭变化”的直接体现。社会经济文明的发展，深刻的影响到了每个家庭。
【每小时30英里】：如果公司、非政府机构和家庭的方方面面都在快速地变化着，（美国）工会的情形是怎么样呢？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在从体力工作向脑力工作转移，从可互换的技能向不可互换的技能转移，从不用思考的重复性工作向有创新的工作转移。
工作变得越来越具有流动性，可以在飞机上、汽车里、旅馆里和餐馆里完成。人们不再是在一个组织里和同一批人共事，一干就是好几年，而是从一个项目团队转向另一个特别工作组或工作小组，不断地离开原来的伙伴并且结识新的伙伴。许多人是签了合同的“自由代理人”，而不是签了合同的雇员。公司在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发生着变化。可是美国的工会却被冻结在了琥珀之中，因为它们满载着的组织、方法和模式都是20世纪30年代和大生产时代所留下来的历史遗产。
1955年，美国的工会代表着全美国劳动力的33%。而到了2003年，这个数字是125%。
非政府组织每小时90英里的激增速度反映了已处于第三次浪潮中的美国各种利益和生活方式的迅速解体。同时，每小时30英里速度的工会组织反映了第二次浪潮大众社会的衰败。（美国）工会仍然还有某些角色要扮演，但是若想生存下去，他们就得需要一张新的地图和一辆更快的汽车。
【每小时25英里】：政府的官僚机构和职能部门。
几十年来，金字塔般的官僚机构很善于推脱责任、推迟变化，然而却在全世界执掌着政府的日常工作。政客们知道，设立一个新的官僚机构（不管它多么过时或者多么没有目标）远比关闭一个旧的官僚机构容易得多。他们不仅自己变化缓慢，而且还在减缓着企业改变的速度。可是，企业为了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条件，需要的就是这种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
一个真实的例子：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在批准新药品时所花费的时间长得令人感到痛苦，而急等着用药的疾病患者只能在痛苦煎熬中等待，有时候甚至死去。
令中国人难以想象的是：（美国）政府的决策十分缓慢，批准建设一条机场跑道往往要花上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批准一个公路项目往往也要花上7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于二（不怕被说“五毛”）认为：如果只能调用一样多的资源，中国的政府机构绝对不比西方的政府机构落后，甚至遥遥领先。如果有钱，谁不想给民众的产假延长三年啊？！
【每小时10英里】：即使是政府的官僚们从车子的后视镜里往后看时，也能看到后面很远处还有一辆车子。这辆车子轮胎没了气，散热器冒着蒸汽，跌跌撞撞、颤颤巍巍地向前行驶着，将后面所有的车子都挡住了不能快行。维持这辆破烂车子花费了4000亿美元，这可能吗？答案是“是的，每年都是4000亿美元”。
事实上，这就是美国的教育体系。
以及远落后于美国的中国教育。美国学校的办学目的是为了大规模生产，运作起来像是工厂，管理用的是官僚手段，保护者是依赖教师选票的强大的工会组织和政客。这种学校是典型的模式，完全彻底地反映了美国20世纪早期的经济———只不过是有一个重大的差别罢了。唯一可以令他们挽回颜面的就是，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学校也好不到哪儿去。
企业受高速的竞争逼迫不得不发生变化，而公立学校的体制却受到垄断企业的保护。家长、有创新思想的教师和新闻媒体都呼吁着进行改革。然而，尽管教育的实验项目越来越多，但是美国公共教育的核心仍然是为工业时代设计的工厂式的学校。
每小时10英里速度的教育制度能使学生适应每小时100英里速度的公司里的工作吗？
于二认为：明显全世界的教育体制都面临严重危机，他们的“教育产品”严重过时了。甚至中国的教育研究者已经喊出“中国教育是毁人”的口号。有个亲身例子，很多美院学生毕业后过的很苦逼，他们却不知道将才华如何兑换成生活所必须的金钱。而于二所从事的游戏行业，却缺乏大量需要高端审美能力的游戏美术…
【每小时5英里】：并非所有影响世界经济的有机能障碍的组织都是国家性质的。
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经济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一些全球性组织的深刻影响。这些所谓全球性的组织是一批跨政府的组织，比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几十个制定国际规则的不甚显著的组织。
有些组织，比如万国邮政联盟，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还有一些是在75年前国际联盟时代出现的。剩下的大多数组织（世贸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除外）也是在半个世纪前二战结束之后建立的。
到了2003年的时候，国家的主权正在受到新的势力的挑战。新的选手和新的问题正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但是这些政府间的官僚结构和常规工作却一成不变。
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84个成员国选举新的领导人时，美国和德国在人选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最后，德国的候选人得以当选，因为据《纽约时报》报道，当时的克林顿总统和他的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最后决定，“他们不能破坏50年以来让欧洲人担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人的规矩……”
【每小时3英里】：变化速度甚至更慢的是富裕国家里的政治结构。美国的政治机构，从国会到白宫一直到各政党本身，正受到来自越来越多的不同团体的要求的攻击。
所有这些团体都在期待美国的体制做出更快的反应，然而这些体制最初就是为了方便抗辩和官僚惰性而建立的。当时美国参议院的一位身居要职的成员“康尼－马克”曾这样对我们（托夫勒等人）抱怨：
“在国会山，我们做任何事情从来没有连续超过两分钟半的时间，从来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或者进行些有点儿知识含量的谈话……”
“我们必须将三分之二的时间花在搞公共关系、竞选或者筹措竞选经费上。我在这个委员会，在那个专门小组，在另一个工作小组，谁知道还有什么机构。你认为我真会有那么渊博的知识，为那么多的事情做出明智的决策吗？这不可能，根本没有时间。因此，越来越多的决策是由我的工作人员做出来的。”
对他的诚实我们向他表示感谢。然后我们问：“那么您的工作人员到底是谁选的呢？”
政治体制的建立根本不是为了应付知识经济的高度复杂性和飞速发展的速度。政党和选举也许更替不休，筹措经费和竞选的新方法正在出现，但是在美国这个知识经济最为先进、互联网使得新的选举政区可以立即形成的国度里，政治结构上的重大变化却发生得十分缓慢，简直令人难以察觉。
我们几乎不需要为政治稳定性的重要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做什么辩护。但是一成不变又是另一回事了。美国200年历史的政治体制第一次发生根本变化是在1861～1865年的内战之后；第二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当时它充分使自己适应了工业时代。
从那之后，美国政府毫无疑问得到了发展。但是就基本的、体制上的改革而言，美国的政治结构仍然将以每小时3英里的速度在路上继续爬行，而且还经常停在路边休息，除非发生某种根本性的危机。这种危机也许到来的比世人想象得还要快。2000年的总统大选（当时美国总统仅是靠最高法院多的一票得以当选）几乎导致危机的发生。
于二认为：对比愿意承担责任的决心上，中国的政党机构要“优”于美国所谓的民主。
【每小时1英里】：我们最后来到所有缓慢变化体制中最慢的一辆车：法律。
美国法律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组织性的：法院、律师协会、法学院和律师事务所，另一部分就是这些组织解释和辩护的法律主体。
尽管美国的律师事务所正在迅速发生着变化（合并、刊登广告、开发诸如知识产权等新的专业、召开电信会议、搞全球化、努力争取适应新的竞争现实），但是美国的法院和法学院基本上没有改变。这个体系运作的速度也没有加快。重案大案在法**令人无精打采地一拖就是好几年。
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微软公司反垄断案审理期间，广泛的推测显示出美国政府可能试图把微软分成若干个小公司。然而，这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来完成。等到案子结束时，技术的发展可能会使整个案子变得毫无意义了。硅谷事件记录者“罗伯特－克林格雷”（robertcringley）写道，这是“超高速的互联网时代”和“司法时代”之间的冲撞。
法律主体据说是“活着的”，但也仅是奄奄一息而已。法律主体每天都在改变，因为国会在撰写新的法律，法院在给现存的法律增加新的解释。但是增加的这一部分，即使不算是微不足道，也仅占全部法律的一小部分。这些增补的法律只使得现有的法律更加膨胀和庞大，而没有从整体上对法典做出任何重大的修改，或者对其结构做出调整。
当然，法律的改变应该是缓慢的。它为社会和经济提供着一种所需的可预测性，可以及时地为过快的经济和社会变化踩刹车限速。
但是缓慢是多慢呢？在2000年之前，一项法律将享受美国社会保障福利的65～69岁的老人的利益减少了“三分之一”。由于这项法律制定时正值失业率的**期，所以该法律的原宗旨是不鼓励老年人工作，从而让更多的就业机会由年轻人所获得。这项法律已经存在了大约70年的时间，致使《福布斯》杂志以这样的标题来调侃这项改变：“快看！大萧条时期结束了！”
美国国会经过了几十年的辩论之后，也将两项关于知识经济的基本法做了修改。1996年，世界上变化最快的产业之一电信业，一直受到1934年通过的一项已有62年历史的法律的制约。在金融业，掌管监督美国银行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也是60年没有任何改变。美国管理股票和其他证券发行的基本规则都是1933年写成的。
直到2003年，全美国共有8300个合资公司，代表着几乎25亿个账户和几乎70000亿美元的资产。然而，这么大的投资数目却基本上受制于1940年制定的法律。而在那时，账户不过30万，合股投资公司仅为68家，其资产仅为今天总量的“1/146000”。
在另一个领域里，当2003年美国的东北部地区出现了大面积停电现象时，努力想恢复供电的技术员们感到了束手无策，原因是，据多伦多大学的“托马斯－霍默－狄克逊”的说法，这些技术人员不得不使用“几十年前所制定的规则，可是那时候大多数的发电站都离消费者很近”。
直接影响诸如版权、专利和个人**等领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法律已经远远地过时了。知识经济的出现并不是因为有了这些法律，而是因为它们丝毫不顾忌这些法律。这既不是法律的稳定，也不是固定，这是法律上的僵死。
美国的律师们也许在改变着他们的工作方法，但是法律本身却几乎一成不变。
那么中国的情形呢？所以说滴滴专车是“违反法律”的其实是“事实”的，也是必定的…
想象的高速公路的尽头，托夫勒总结为这是一场竞争：“惰性vs超速度”。
当我们看这些机构以及它们如何应对时，我们清楚地看到，美国（其实也涵盖中国）今天所面对的不仅是一种迅猛发生的变化，而且是“高速发展的新经济的需求”和落后的“社会体制结构的惰性”这两者之间的悬殊对比。
二十一世纪的信息生物经济能够继续高速发展吗？
或者说社会上的那些步履维艰、功能失调、陈旧过时的机构会让这种发展戛然而止？
官僚制度、运转不灵的法院、目光短浅的立法体系、管理上的瓶颈和病态的增长只能造成更多的损失。看样子我们得牺牲掉某些东西了。
与那些众多相关但是却不同步的机构越来越多的系统性功能障碍相比较，没有多少问题会被证明更具挑战性了。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得到世界领先经济的巨大好处，那么这个国家就必须根除、替换或者彻底地改革那些阻碍在面前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机构。
随着变化的继续加速，这种机构上的危机也不仅限于美国了。在21世纪，世界经济中的每一国家（包括中国、日本和欧盟国家）都必须发明新的机构，摆好同步化和失同步化之间的平衡关系。有些国家遇到的困难也许比美国的还要多，因为美国的文化至少对制造变化者是友好的。
不管怎么说，尽管我们（托夫勒）刚才所做的这种公路上速度排名的比喻肯定具有争议，但是有一个主要的事实却不容置疑：
全面地看：在家庭、公司、工业部门、国家的经济和全球体系本身等各个层次上，我们正在财富创造和时间的深层原理这两者之间进行着最广泛的变革。
而在最后，于二又加上了自己对“托夫勒同步发展规律”的补充：
在假想的社会经济文明发展高速公路上，慢慢悠悠的晃荡在最最后的，是“人的心理”。
社会上的每个人，心理都需要一种“安全感”。但是面对快速变化的未来，瞅着公路上将自己远远抛在后面的那些社会机构。尽管他们之间有快慢，有领先者和落后者。但是他们的变化速度，还是快过大部分人的心理接纳速度。这样的情况下，安全感何从建立？
所以说社会经济文明进入“知识时代”后，后工业文明、网络文明和其他等等让人类的物质财富迅速增多。人均寿命大幅提升，但是怎么大家都在说：找不到曾经的幸福了？
刨根问底的想一想：哪怕是产假放三年、而福利体系非常好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他们的人口出生率也出现了“负数”？
因为【人心】变化的太慢，而世界变化的太快。就算排除养育孩子的经济压力，而教育孩子的知识压力，连带自身找不到锚点的安全感，也是新时代年轻人“内心的挑战”…
面对这个越来越陌生的世界，我们可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