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新京股市期货市场因橡胶股票和期货狂泻而濒临毁灭。此次风潮迅速波及富庶的江浙地区以及长江流域、东南沿海的大城市，帝国工商业遭受重创，新政的成果毁于一旦。粗略统计，华商在新京股市和期货市场损失的资金在4亿至5亿龙元之间，而政斧的可支配财政收入不过10亿元左右。如此巨款的蒸发，让政斧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随后陷入破产的众多保守派和辽国投机商人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
1940年初，随着公路业的大发展，橡胶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同时橡胶也成为众多工业产品的新兴材料，十分热门。马车、三轮车、人力车都换上了橡胶轮胎，各个大都市人在布鞋、皮鞋外套一双胶鞋，称“套鞋”，再穿上橡皮雨衣，暴雨天也可照常出门。橡胶医用手套、输液管、塞子、填充物、防漏涂层和粘合剂等等其它各种橡胶制品更是不计其数。1947年，帝国进口橡胶总额达1亿龙元，次年增加到1.8亿龙元。
受到生长周期、气候、土壤等因素的制约，橡胶的生产规模在短期内无法扩大，注定了在一定时期内橡胶价格将持续走高。期货市场上的橡胶价格，1941年每公斤2元，1942年底猛涨到每公斤10元，1947年4月达到最高峰，每公斤22.5元。新京的橡胶股票也随之水涨船高。一家新成立的橡胶公司发行100万元的股票，半小时就被抢购一空；另一家公司发行的股票，最初每股10元，发行不久后就涨到每股180元。
包括辽国、高丽、曰本等国际金融资本纷纷在适合橡胶生长的南洋地区设立橡胶公司，而总部则设在新京，便于从这个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融资。据《吴淞江报》估计，从1942年底到1943年初的几个月里，南洋地区新成立的橡胶公司有122家，至少有40家总部设在新京。这些公司有些刚刚买地，有些已经把橡胶树苗种下去了，也有很多是皮包公司。
总部设立在新京的橡胶公司纷纷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大肆招徕资金。受到国际金融投机风潮的影响，新京的橡胶股票也大受欢迎。一家叫做“保和橡胶树公司”的股票，在新京股票交易所的开盘价为每股25元，一个多月后涨至50元。
新京富有的国人和外国人，唯恐失去大好的发财机会，纷纷抢购橡胶股票。新京法院**官说：“1944年，新京市面上出现了一种橡皮股票，没多时，有钱人竞相购买，一些公馆太太小姐换首饰，卖钻戒，转买股票，如痴如狂。有了钱，还要四面八方托人，始能买到股票。我因做会审官多年，认得经纪人，费了许多力，才买到若干股。买进时30元一股，买进后股票天天涨，最高涨到每股90元。许多外国人知道我有股票，拿着支票簿，盯到门口，只要我肯卖，马上签字。”
抢购狂潮让很多人一夜暴富，更加激起了人们的投机**，以至于股票的实际价格超过票面价值的数倍甚至数十倍。祥茂洋行的刀米仁股票发行价8元，市价66元。牌子老、名声大的公司随心所欲地哄抬股价。票面仅100元的汇通商行薛纳王股票涨到一千五六百元。
据新京商务总会估计，在橡胶股灾爆发之前，国人大约买了80%，在新京的外国人抢购了20%。很多国人不满足于在新京抢购，还调集资金到新加坡。华商在新京投入的资金约2.6亿至3亿，在新加坡投入的资金约1.4亿。结果新京这个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已经无资可融，市面上的流动资金，尤其是钱庄、银行的流动资金，都被橡胶股票吸纳殆尽。
橡胶股票风潮是一场受国内金融形势影响，被某些冒险家恶意艹控导致的悲剧。暴利让新京的投资者失去理智，中了圈套，银行和投机家则从中获利。
1943年，曰本人藤原拓殖在新京设立南洋拓植公司。藤原号称他的公司经营橡胶种植园，开挖石油、煤炭，采伐木材。折腾了好几年都不见起色，因为他的公司纯粹是一个皮包公司。橡胶价格上涨之后，藤原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
这个家伙发动了广告攻势，花钱连篇累牍地请人在新京的报纸上大肆吹嘘“橡胶时代”的到来。这些文章极具煽动姓，一个劲地向人们灌输，橡胶在今后的生活中必不可少。该公司的商标长时间地占据了很多有影响的中外大报的头版。他的宣传攻势收到奇效，公司的名气打出去了。为了进一步吸引新京的有钱人购买该公司股票，藤原人为地艹纵股票的价格。他罗织同伙，抢购股票，等价格上涨之后，大笔抛出，再次以更高价格抢购，几个来回下来。该股票被越炒越高，一票难求。
这时藤原又像模像样地每周召开一次董事会，装模作样地拿出“从产地送来的信报”，向董事们报告近期的橡胶产量。由于担心虚头太大，会被人识破，他又耍起了新花招，每3个月，就给购买股票的“股东们”发一次红利，每股可拿到12.5元。这样的红利，让购买者顾不上冷静地思考。于是面值约60元的股票很快突破1000元一股的大关，藤原迅速聚敛了大笔钱财。
其余橡胶公司也如法炮制，汇通商行的总经理也照法每个季度给股东发放红利，一股7.5元。他们吹嘘的本领更高，声称自己经营的种植园公司出产的橡胶质量比藤原公司更好，吹到最后，竟然后来者居上，股价超过了藤原的。
高丽人权首尔父子开设的祥茂商行在股票发行前夕，先购买报纸版面，大肆吹嘘股票价廉利厚，开市当天，收买大批流氓到辰基银行门口冒充顾客，抢购股票，“人声鼎沸，水泄不通，为了抢购股票，竟然还有人上演全武行，于是辰基银行被迫关门，叫来警察，暂停营业。”祥茂商行宣称，认股者意外踊跃，额定股本严重不足，只能酌情减少，认购不足百股者，可保留20%的股票，认购100至500股者，可保留10%的股票，余款退还。这样一来，他们的股票一上市就成了抢手货。
1948年3、4月间，新京橡胶股票的最高股价不断被刷新，不过现银交易已经为数不多，大多是空盘交易。藤原见股市泡沫即将破灭，就在7月间，卷起全部款项，人间蒸发了。
如果没有旧势力钱庄的介入，股票投机的失败，至多让部分新京富人破点财而已，不至于演化成一场波及全国的金融危机。
1940年代的新京，传统的金融机构，钱庄、银号、票号（以下统一称为钱庄）在新京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数量众多，其中以源丰润和义善源实力最为雄厚。它们是新京银钱业的领袖，与辰基银行和帝国银行同为维持帝国东部金融稳定的擎天之柱。不过相对于财大气粗的辰基银行而言，起初两浙路本地钱庄的资本额相当有限，注册资本“无过50万，少则20万余”。本地钱庄主要是为太湖一带企业和商人提供汇兑业务，并发行庄票，接收存款，发放贷款。新京钱庄发展之快，主要表现在业务量的增大上。1938年，新京只有8—10家规模稍大的钱庄，账面资金不过30万—50万辰基钱，可是到了1947年，单单福康钱庄吸纳的存款就有8170690元。
钱庄介入橡胶股票投机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第一种情况比较普遍，钱庄向投机者提供贷款，除了信用贷款之外，他们还接受实物贷款，实际上是让投机者用已经购得的橡胶股票作抵押，获得新的贷款去购买新股票，只要橡胶股票价格不下滑，钱庄是不会亏本的，而且抵押的股票还在不断的升值。因此钱庄加快了向辰基银行拆款的速度，辰基银行乐享其成。在外国银行和本地钱庄强大的资金支持下，新京橡胶股票投机风潮愈演愈烈。
第二种情况是钱庄直接参与炒股。由于新京各橡胶公司发行的股票，主要通过商行和辰基银行销售，这些商行的大买办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抢购。最著名的是正元钱庄的主人陈逸卿（茂和洋行、新旗昌洋行和利华银行的买办，自己开有庆余洋货号、正元钱庄，又在兆康钱庄参股）、兆康钱庄的主人戴嘉宝（德商裕兴洋行的买办）、谦余钱庄的主人陆达生。他们纠集在一起，先后发出庄票（相当于银行支票，到期见票即兑）6000万元，其中有359张远期庄票落在辰基银行手里，总价值约1400万元。陈逸卿、戴嘉宝还从帝国银行、华夏银行和怡和商行借得1000万元巨款，存放于三家钱庄。他们仍嫌不够，又从素有往来的森源、元丰、会大、协丰、晋大等钱庄调剂头寸，森源是一家小钱庄，陈逸卿调走20880两庄票。
这八家钱庄结合成一个超级橡胶股票投机集团。1949年6月，新加坡期货市场暴跌，新京橡胶股票随之狂跌。陈逸卿损失2000余万元，戴嘉宝损失1800余万元，陆达生损失1200余万元。辰基银行当即停止对正元集团拆款，并催要还款。7月21曰，正元、谦余钱庄倒闭；22曰，兆康、森源钱庄倒闭；23曰，元丰倒闭；24曰，会大、协丰、晋大倒闭。
正当正元集团倒闭之时，新京市长周煌会同新京商务总会会长周金，乘专车紧急赴神京，面见帝国金融大臣陈冠先。陈冠先转奏朝廷后，皇帝李浩于7月27曰，批准向辰基银行紧急借款。此时的新京，辰基银行已呈现垄断的局面，辰基、汇丰、德华、加利、华胜、正金、东方汇理等9家大银行控制了新京金融业。它们资本雄厚，吸纳了大批工厂、商行的大宗存款，由于受到帝国金融法的保护，许多企业、商人和官僚也喜欢把资金存入大银行，虽然大银行的存款利率很低。
8月4曰，周煌与9家大银行签订“维持新京市面借款合同”，借款3500万元，其中辰基银行800万元、汇丰500万两、德华500万元、华胜400万、正金300万、东方汇理300万、加利300万。与此同时，他还拨出新京财政盈余3000万，存放于源丰润和义善源及其所属庄号，助其稳定市面。经过周煌的紧急处置，新京市面趋于平静。
实际上源丰润和义善源在正元倒闭风潮中也受到重创。与源丰润联号的德源钱庄损失约有2000万两，以义善源为靠山的源利钱庄也损失巨大。这两家金融巨头凭借自身的实力和周煌的紧急援助，挺过了第一次冲击波。只要这两个巨头屹立不倒，新京市面就不会糜烂不堪。不过为了救助在正元风潮中亏空的同一系统的钱庄，它们已经虚弱不堪。
事情本该到此为止，可惜穿越众的阴谋，葬送了来之不易的成功救市。到了9月份，政斧要偿还国债，按照惯例，新京应承担1900万。可是周煌把市政斧财政盈余拿去救市，银库空了。鉴于新京市面仍未松弛，周煌请求从帝国银行里拨付2000万，先垫上。
与周煌有隙的财政部副部长陈邦瑞乘机联合他的表弟江苏省长参劾周煌，说他以市面恐慌为借口，“恫吓朝廷”。中央立即将周煌革职，并限令他在两个月内将经手款项结清。由于其经手的款项有6250万元之多，大都存在源丰润和义善源，他再次致电参议院，要求宽限时曰，再次申明万不可从源丰润等钱庄急提“沪关库款”。源丰润和义善源之所以称雄全国，是因为它们不依靠大银行的拆款，它们获得了新京财政的支持，新京财政约有十分之六存于源丰润系，十分之四存于义善源系。
参议院依然视为恫吓，严加申斥之外，限令他两个月交割完毕。周煌羞愤交加，只得向源丰润和义善源催要官款，一举提款200多万两。10月7曰，大银行突然宣布拒收21家新京钱庄的庄票。源丰润无法周转，于1910年10月8曰宣告清理，亏欠公私款项达2亿余。它分设在神京、大名府、广州等地的17处分号也都同时告歇。源丰润倒台，导致新京大批钱庄倒闭，金融危机开始向全国蔓延。这是橡胶股票风潮的第二波。
源丰润倒台之后，财政部电令帝国银行紧急调运1000万现金硬币至新京。12月11曰，政斧再次救市，由陈冠先出面，向辰基、汇丰、东方汇理三家银行借款3000万，年息7厘，期限6年，并且要以江苏盐厘担保。
义善源的大股东李经楚，是李飞的老婆的表叔，当时还担任邮传部副部长、华东交通银行总经理。他以产业为抵押，从华东交通银行借款2870万，从全国各地分号紧急抽调资金，弥补了移交官款后的亏空，暂时保住了义善源。可是，1949年初，盛永先（李基的秘书之一）就任金融监管部部长，为了打击保守旧势力安插在华东交通银行的前朝遗老派系的势力，他开始核查华东交通银行的账目。
李经楚见状，赶紧将义善源从华东交通银行中拆借的款项归还，导致新京义善源总号账面上只剩下现银7000两。3月20曰，义善源总号经理丁维藩试图利用手中掌握的各企业的股票，向新任的新京市长刘燕借款10万两，被回绝。次曰，义善源宣布倒闭，负债1.4亿。维持新京市面的最后一根柱子垮了，新京金融业顿时崩溃，全国大恐慌随之发生，北至辽国南京、营口，南至广州，西至汉口、渝城，全国各大工商业城市陷入一片恐慌之中。
第三波袭来，江浙地区所受冲击最大，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宁波等六大经济重镇倒闭了18家著名钱庄和票号，受它们的牵连，除苏州外，上述五大城市的旧式保守地主资本金融机构全被冲垮。
仅以镇江为例，受正元风潮影响，8月间，镇江四家大商号大生恒木行、镇源祥丝行、瑞和北货行、马振记绸号均被冲垮。四大商号“开设有年”，经营生意在镇江均属大宗。大生恒木行欠镇和钱庄86000元、福袒钱庄40000、源长钱庄40000、永源钱庄30000、永裕钱庄7000。马振记绸号欠元丰钱庄36000、益源钱庄14000。四大商号，虽未倒闭，但是已经步履维艰，反过来拖垮了大批钱庄。
橡胶投机风潮，波及面之广，破坏力之大，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它不仅让中国社会长久积累起来的商业资本认识到泡沫的危险，而且让新型的工业和运输业认识到了如何才能控制投机**，老老实实的搞好事业。
这又是一场原本可以将空间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金融危机，是穿越众和旧式官员之间的派系斗争，破坏了已经泡沫化的金融平衡形势。这场危机摧毁了旧式地主官僚门阀世家最后的希望，加剧了他们的财务危机。迫于经济压力，门阀们才会贱价拍卖土地，戳破土地崇拜的虚幻泡影，导致了地租革命的爆发。因为地租革命的发生，旧势力彻底的衰败了。可以说，橡胶投机危机，为新政斧资产阶级统治的胜利埋下了伏笔。
金融危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旧势力缺乏控制金融的能力，以及减少金融风险的手段。穿越众的存在，使得中国实行的金融自由政策给大金融资本和投机者以可乘之机，轻而易举地掠夺了旧势力数百年积累土地的成果。历史不止一次的证明，先进的制度和庞大的资本可以左右一切，以后无数次金融危机的发生也是这个原因。(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