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那个狂乱的夏天余彬和所有的热血青年一样，心里都热血沸腾烧得厉害，都想到**广场喊一嗓子，都有好多的话想去跟国家领导讲。玉芳在街上找到正在跟着一大队学生喊口号的余彬，一把扯住他：
“彬伢，我听老乡们讲你现在一天到晚就知道去忙游行的事情去了，我觉得这样不好罗，以后分配工作又不会看你上街的时间有多长的。”
“那是你们姑娘伢这样想，我们男生就绝对不会这样想，”余彬用带点嘲笑的口气说。
“……我是怕你出事！”玉芳一顿脚。
“谢谢玉芳姐，你又不是太平洋的警察，管那么多搞么子哦？”余彬接过玉芳的稿费扔下她就跟着游行的队伍走远了。
对玉芳的那些话余彬当然不得会放到心上去的，如果是那个荆州女孩说，他可能会考虑一下。
木生每个月都会寄钱给他，但是钱不够用。余彬感觉自己好像永远都吃不饱饭，他的胃让他在心理上总是觉得自己处于一种半饥饿状态。妈妈的病时好时发，余彬写信让家里不要寄钱给他，但是木生还是会给他寄钱。寒暑假余彬也不回家，自己跑到武汉的一些建筑工地上做小工挣点学费生活费。
下了课，别人拿起饭碗就往饭堂里跑，余彬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的心早就跑到饭堂去了，但是去了后就只能站在一边看着别人在那里狼吞虎咽。他每个月都是计划好了的，一餐吃几两饭几毛钱的菜，一天吃多少，这样就能吃一个月，但是肚子对他这个计划不合作。
这时玉芳的声音就在他耳朵边响起来：“余彬，你要是没得钱用的话就到我这里来拿哦，我用钱蛮少的，老用不完。”
他心一横，真的跑到华师找到玉芳：“玉芳，借点饭票我罗。”
玉芳马上就递给了余彬100块钱。
“吃完了就到我这里来拿罗，我每个月的饭票都吃不完的，听到么彬伢。”
“我晓得的。”余彬不喜欢玉芳这种老是在他跟前充姐姐的口气。
有些东西好像是老天安排好了的，老天让占元的姑娘这么爱我，余彬厚着脸皮这样一想，心里就好受了一些。余彬想反正占元的钱来得不正，不用白不用！
这天余彬去华师找玉芳借钱经过门卫室的时候，正织毛衣的宿管员也没拦他，玉芳下楼来接他时都跟那女人说余彬是她哥哥。
走近玉芳寝室的时候，他听见里面有人说话，声音不大。
“玉芳，你咋不去吃饭？又在给你那个弟弟省钱啊？”是那个长得有点胖的河南女孩。
“我不想吃，又不饿。”
“你是不是在减肥啊，有什么好减的，你其实又不肥，老娘我这个样子，刘兵还不是把我当个宝样的，天天买苹果给我吃，我吃了苹果照样吃饭去！再饿也不能饿自己！……”那女孩一口冒着大葱味的河南口音，咔嚓咔嚓边吃边劝玉芳。
“我……我这个月饭钱给我弟了，他老吃不饱。”
“我猜就是！给，吃个苹果！姑奶奶你看你这两天饿得都变了形咧！”
余彬像个小偷样蹑手蹑脚走了。他这才知道原来他的生活费有好多都是从玉芳的牙缝里省下来的。晚上余彬在恶梦中惊醒，大汗淋漓，坐在床上发痴。他就想起多年前他在草堆下犯下的强奸罪，想起栀子树下文凤跟占元叠在一起时两个**中间露出的金黄色阳光，玉芳那个下午挣扎起来蹒跚着跑回家去的背影。这些回忆像毒瘤一样慢慢地跟着长大，他割不掉，根本就不知从哪里下手，除非他去死，他当然不会真的去死。况且他死之前，起码占元要先死。最后余彬痛苦地对自己说，我没什么内疚的，她是占元的女儿，她又不是我妹妹。
“你这样搞真的有点卑鄙咧，你又不爱人家，却老用人家的钱。”寝室老大骂她。
“……那我有什么办法，她天生是个**。”余彬很平淡地扔出一句。
想想占元，再想想文凤和走路一拐一拐的木生，余彬就觉得自己有理由心安理得了。
玉芳打电话给占元说余彬的诗写得不错，想替他出一本诗集，占元在电话那头说：
“出那个东西搞么事哦？吃饱饭就行了。”
经不住玉芳缠，占元还是把钱给玉芳寄过来了。玉芳偷偷把余彬发表在华中师范大学校园文学刊物《摇篮》上的那些诗拿着去了一趟印刷厂，她准备把它当作余彬23岁的生日礼物。
1990年7月余彬和玉芳正式毕业。毕业前余彬只做了一件事，跟天鹅的镇党委书记写了一封信，因为不知道书记姓氏，他在特快的信封上加了两个字：书记亲启。
这个时候叶欢容已经不在城关镇政府当小小的通讯员了，他进**雁城县委机关报《雁城报》社当了名记者，虽然还只是个临时工，但足已让他欣喜若狂了。不可否认这里面有玉芳的一点功劳——她给叶欢容编发在《摇篮》上的那两首诗起了一些作用，报社社长刘明秀以前也写过“太阳出来红通通**是我们的大救星”之类的革命诗的。晚上他正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玉芳时，他妈妈给他带回玉芳寄来的一封信，这封信让他把写信的笔暂时放了下来。玉芳的信里还有一本刚刚出版的诗集《栀子花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