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战争似乎演变成了战略相持，特别是西南，更为明显一些。云南、四川、广西，再加上鄂西、川东的夔东十三家，贵州的水西，战场虽呈分散化，但明军却有呼应之势，而清军却乏进攻之能。
有关吴三桂假书信的事情一出，清廷更是大为不安，深恐局势糜烂，不可收拾。因为，目前西南最强的军队便是吴三桂所统率，如果他反叛清朝，与明军合兵一处，则滇、黔不保，连四川、广西也没有足够的兵力能够抵挡。
但相信吴三桂，还是怀疑吴三桂，目前的形势下都不宜轻易处置。清廷不想逼迫吴三桂，可也要做出预防的措施。所以，一边下旨安抚吴三桂，一边在钱粮上加以控制，另一边则做出相应的兵力调动。
东西两线作战的不利和危险被清廷重视起来，是西攻东守，还是东攻西守，清廷终于做出了选择。
西南为南明朝廷所在，各地抗清武装奉为正朔，且大有兴复之势，若不尽早除灭，恐各占领区亦将人心不稳。
从这一点来看，清廷的认识还是很清醒的。目前的南明控制区仅仅为西南一隅，清廷占领区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极大地超过对方，如果进行持久战，南明的压力显然会更大。
但惟有一点，清廷无法与南明抗衡——这就是人民的向心力。在多数人眼里，南明是承继明朝三百年统治的正统汉族政权，而清朝是茹毛饮血的野蛮夷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大规模的战争、武力高压并不能使广大汉族人民屈服，尤其是民族气节坚定的高尚分子。不断绝人们心中的寄托，或者不经过一定时间的进化、蜕变乃至融合，反清气氛不会很快消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民不会口服心服。
另一方面，由于常年的战争，导致了经济凋敝，清廷财政困难。支撑两线同时作战也力不从心。权衡之下，清廷做出西攻东守的策略，并不出乎意外。
至于东面的郑成功，清廷则决定实行大规模的强制迁徙濒海居民的政策。迁海这一场以极其野蛮的方式摧残沿海居民的骇人听闻的暴行，比历史上提前几个月，终于开始了。
迁海令的目的是断绝郑成功的物资供应，以收不攻自破之效。但迁海政策除了给沿海居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外。同样也给清政府自身带来了重重困难，
当朱永兴接到情报部的加急传送时，他正在赶往滇省元阳的船上。
“愚蠢而短视，自此，清廷不可惧也！”朱永兴将情报轻轻放置桌案，对清廷这一自以为高明的政策做出了评价。但他的眼中也掠过痛惜和怜悯之色。
沿海迁界政策的推行，不仅使大批滨海居民在违旨“透越”的罪名下惨死于清政府屠刀之下，对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是严重的阻碍。清廷本就财政紧张，抛荒大量土地，断绝对外贸易。岂不是更难恢复？
而迁民们既然被视若蝼蚁、泥沙，任人践踏。软弱者成了牺牲品，强悍者则铤而走险。一部分迁民或参加了抗清义师，或在当地揭竿而起，势必被逼成了反清战士；另有迁民无法谋生又不甘心坐以待毙，则会沦为匪盗，既使内地居民因之皇皇不安，也使清廷地方官员穷于应付。
“殿下。”易成并不是太理解朱永兴所下的结论，倒是面有忧色，“舍东就西，我军将要面对的压力可是要加大了。”
“想要大军云集，粮饷充足，最少也要半年的准备。”朱永兴已经熟悉了这个年代的行动效率，所以便并不是很担心。
所谓的以一隅敌全国，清廷的判断显然并不正确，因为在西南的背后还有越来大的海外之地，越来越多的物资供应。迁海令则使清廷的白银来源断绝，会造成了清廷“财源杜绝，有耗无增，是以民生穷困”的经济大倒退。而西南有海外通道，可大力发展海外贸易，“通洋裕国”，以便维持与清廷对抗所需要的军费和财政开支。
而迁海令的发酵，则是鳌拜掌权后的“裁水师提督缺，悉焚诸战船”，并把“各投诚官兵分配外省开垦”，在沿海采取消极保守的防御方针。这无疑又将使日益强大的南海舰队，以及组建起来的海军陆战队，更加有用武之地。沿海千里，何处不是战场？制造几十里无人区便能高枕无忧，便能抽调大部分军队主攻西南，显然是愚蠢幼稚的想法。
“半年——”易成估算了一下，说道：“兵工厂应可造火枪上万枝，海贸之钱亦可购置火枪，我军兵力亦将有所扩充，倒也未必不能抵挡清军。”
“通番获利十倍，人舍死趋之，穷洋竟同闹市”，迁海令使大陆的海上贸易停顿，势必促进西南海贸的发展，以及郑家走私的兴旺，获得的利润肯定要大大超出易成的估计。
“这只是单纯从军力上来讲。”朱永兴淡淡一笑，说道：“迁海令一下，沿海必有揭竿而起者，再有郑家水师和南海舰队的推波助澜，乱势岂是短期能平定的？”
“只是迁海令一下，郑家必然更专注于复台，恐无法在东南施加压力。”易成眨着眼睛，分析着迁海令对各方的影响。
“郑家——”朱永兴苦笑了一下，幽幽地说道：“凡事还要靠自己。吾担心迁海令一下，清廷会再次招抚郑家，虽成功希望不大，但郑家在抗清上的消极和起伏却是有可能的。”
历史上，从康熙元年到二十一年，清政府对郑氏集团发动了五次高层政治和谈的攻势，企图令郑氏决策层率众投诚，同时对郑氏大小官员展开了大规模的招降活动。尽管由于朱永兴的出现，南明又有复兴之势，且清廷没有一支能够威胁郑氏集团生存的水师力量，单纯的招抚效果肯定不佳，但也引起了朱永兴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