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冀专权：
从汉和帝起，东汉王朝大多是由小孩子继承皇位，最小的皇帝是只生下100多天的婴儿。皇帝年幼，太后便临朝执政，太后又把政权交给她的娘家人执掌，这样就形成了外戚专权的局面。
但是，到了皇帝长大懂事后，就不甘心长期当傀儡，受人控制。他想摆脱这种局面，可是里里外外都是外戚培植的亲信，跟谁去商量呢？每天在皇帝身边伺候的，只有一些宦官，结果皇帝只好依靠宦官的力量，消除外戚的势力。这样，外戚的权力又转到宦官手里。
无论是外戚还是宦官，都是最腐朽、没落势力的代表。外戚和宦官两大集团互相争夺、轮流把持着朝政，使得东汉的政治越来越腐败。
公元125年，东汉第7个皇帝汉顺帝即位，外戚梁家控制了朝政大权。梁冀是顺帝皇后之兄，跋扈专权，骄横无理，鱼肉百姓，欺压群臣。士大夫如张纲等人为了躲避牢狱之灾和杀身之祸，被迫归乡务农。顺帝死后，梁太后抱着他2岁的儿子即皇位，是为冲帝。冲帝在位一年便夭折。为了专制东汉王政，梁太后与梁冀密谋，又从皇族中选定一个8岁的孩子，作为政权的象征，是为质帝。
汉质帝虽然年纪小，但聪明伶俐。他对梁冀的刁专蛮横看不惯。有一次，他在朝堂上当着大臣的面，指着梁冀说：“真是个跋扈的将军！”
梁冀听了，气得七窍生烟，当面又不好发作。暗想“这孩子这么小的年纪就那么厉害，将来必是心腹大患，就暗暗把毒药放在煎饼里，送给质帝吃了。
梁冀害死了质帝，又从皇族里挑选了15岁的刘志继承皇位，即桓帝。
桓帝即位后，封梁冀3万户，增加梁冀所领大将军府的官属，位至三公；又封梁冀的兄弟和儿子都为万户侯。并封梁冀妻孙寿为襄城君，兼食阳翟租，岁入5000万，加赐赤绂，和长公主同样待遇。梁冀可以“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谒赞不名”。朝会时，不与三公站在同一席子上，10天到尚书台办公一次。从此以后，不论事情的大小，都要经过梁冀的决定才可以执行。不但文武百官的升迁要先到梁府去谢恩，就是皇帝的近侍也是由梁冀派遣，皇帝的起居行止都要报告梁冀。又隔了两年，总计梁冀一门，前后有7个封侯，3个皇后，6个贵人，2个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7人，尚公主3人，其余卿将尹校57人。梁冀在位20余年，威行内外，百僚侧目，没有任何人敢违其命。
梁冀无法无天地掌了近20年大权，最后跟汉桓帝也闹起矛盾来。汉桓帝忍无可忍，就秘密联络了单超等5个跟梁冀有冤仇的宦官，趁梁冀没有防备，带领羽林军1000多人突然包围了梁冀的住宅。
梁冀得知情况后，惊慌失措，知道自己活不了了，只好服毒自杀。
汉桓帝论功行赏，把单超等5个宦官封了侯，称作“五侯”。从那时起，东汉政权又从外戚手里转到宦官手里了。
桓帝依靠宦官的力量击败外戚专权，视宦官为心腹，而宦官的力量剧增，其微风亦不亚于外戚。汉末，士人批评时政。太学生则在太学中进行反宦官政治的组织和宣传，清议之风顿时盛行。再加上中下级官吏的声援，遂掀起了一个不小的反对宦官政治的浪潮。宦官见势不好，进行了凶猛的反攻，于是形成党锢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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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是桓帝、灵帝时期，统治集团的内部权势之争。东汉政权自和帝后长期被宦官外戚轮流把持，到桓、灵时期，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政治腐败黑暗，官宦专权也到达了顶峰。宦官集团把持朝政，谋取私利，排斥异己，陷害忠良，先后制造了两次党锢惨祸。反对宦官的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受到惩罚，本人以及亲属、门生等或被逮捕，或被流放，或者禁锢终身不得做官。
东汉后期，官吏的任免权被宦官控制，正直的官僚士大夫在朝中不断遭受排挤和打击，而作为官吏后备军的太学生们更是感到仕途无望，于是，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联合起来，形成反对宦官集团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抨击时弊，品评人物，被称为“清议”。有识之士力图通过清议，反对宦官专权，挽救微机四伏的东汉统治。清议之风的盛行，造成很大的舆论影响。
公元153年，宦官赵忠的父亲去世，安葬时葬礼隆重超出常规，刚正严明的朱穆令手下挖掘坟墓，亲自检查，发现有玉匣、木偶等违规葬品。朱穆下令逮捕赵忠家属，赵忠反而向桓帝告状，诬陷朱穆。太学生刘陶等人愤愤不平，联名上书请愿，桓帝迫于舆论压力赦免了朱穆。公元162年，宦官徐璜等向平定羌人叛乱有功的皇甫规敲诈勒索，遭到拒绝。徐璜等反诬告皇甫规私吞军饷。皇甫规被桓帝罚服苦役，太学生张凤等人和一些官员联合起来共同上书，使皇甫规获得赦免。这两次以太学生主体的反对宦官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他们的活动对当权的宦官形成巨大的压力。
公元165年，陈番做了太尉，名士李膺做了司隶校尉。他们都是读书做官、操行廉正又看不惯宦官弄权的人，因而太学生都拥护他们。
李膺做司隶校尉的职责是纠察京师百官及附近各郡县官吏。有人向他告发大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做县令时，横行不法，虐杀孕妇，事后逃到张让家躲避。李膺打听到张朔藏在张让空空心柱子中，亲率部下直入张让家中，“破柱取朔”，拉出去正法了。张让马上向汉桓帝哭诉。桓帝知道张朔的确有罪，也没有责备张膺。
李膺执法公正，刚直不阿，轰动了京师，受到士人和百姓的推崇。
过了一年，有一个和宦官来往密切的方士张成，从宦官侯览那里得知朝廷即将颁布大赦令，就纵容自己的儿子杀人。杀人凶手被逮起来，准备法办。就在这时，大赦令下来了。张成得意地对众人说：“有大赦诏书，司隶校尉也不能把我儿子怎么样。”这话传到李膺耳朵里，李膺怒不可遏。他说：“张成预先知道大赦，故意叫儿子杀人，这是藐视王法，大赦轮不到他儿子。”就下令把张成的儿子处决了。
张成不肯罢休，与宦官侯览、张让一起商量了一个鬼主意，叫张成的弟子牢修向桓帝诬告李膺和太学生，罪状是：“结成一党，诽谤朝廷。”
汉桓帝接到牢修的控告，便下令逮捕党人。除了李膺之外，还有杜密、陈寔和范滂等200多人，均在党人之列。朝廷通令各地抓捕这些人。李膺和杜密都被关进了监狱。
捉拿人的诏书到达了各郡，各郡的官员都把与党人有牵连的人申报上去，有的多达几百个。
第二年，有个叫贾彪的颖川人，自告奋勇到洛阳替党人申冤叫屈，汉桓帝的岳父窦武也上书要求释放党人。李膺在牢里采取以守为攻的办法，故意招出了好些宦官的子弟，说他们也是党人。宦官害怕，就对汉桓帝说：“现在天时不正常，应当施行大赦。”汉桓帝对宦官是惟命是从的，马上宣布大赦，把200多名党人全部释放了。
党人被释放后，宦官不许他们在京城居留，打发他们一律回家，并把他们的名字向各地通报，罚他们一辈子不得做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事件。桓帝袒护宦官集团，使社会更加黑暗，而正直的党人却受到社会各阶层的称赞。党人范滂出狱回家，家乡人迎接他的车多达数千辆。
桓帝死后，灵帝即位，窦太后临朝，大将军窦武和太傅陈蕃辅政。他们起用李膺等被禁锢的党人，企图一举消灭宦官势力。宦官曹节等发动宫廷政变，劫持太后、挟制灵帝，窦武兵败自杀，陈蕃也被捕死于狱中。又过几年，曹鸾上书为党人诉冤。灵帝反而重申党锢，这是第二次党锢事件，直到黄巾起义爆发，灵帝被迫赦免了党人，党锢才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