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
颇受大众喜爱的神魔小说《西游记》也是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演变才形成的，它源于唐朝高僧玄奘赴印度取经的史实。
《西游记》的写定者吴承恩（1500年～1582年），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人。他把“大闹天宫”的故事放在小说的开篇，突出孙悟空的中心地位，又把许多人们熟知的神话传说有机地组织起来，用幽默、讽刺的笔调进行描写、渲染，赋予了小说崭新的艺术风格。
孙悟空的艺术形象，在两个故事结构中都占据着核心地位，通过这个神话英雄，寄托了人们的生活理想。而且，正因为这是一部幻想性的神话小说，它比现实题材的小说能够更充分地反映出人们内心深处的欲望。从开头美猴王出世到大闹天宫失败，共七回的篇幅集中描绘了孙悟空的基本形象。他天生地长，学会了高强的本领，闯龙宫夺得如意金箍棒，又闹冥司一笔勾掉生死簿上的姓名。于是他在花果山上自在称王，无拘无束，无法无天。这是人性摆脱一切束缚、彻底自由的状态，是神话中才能表现出来的人对于自由的幻想。但这种自由显然不现实，龙宫夺宝，触犯了四海龙王水族；阴司复生，违背了生死循环定律。玉皇大帝本想发兵剿灭孙悟空的，听了太白金星奏议，就招他上天做个弼马温。他一开努恪尽职守，但听说这只是个未入流的马夫时，不由得怒火中烧，打出天宫，回花果山做了“齐天大圣”。玉皇大帝发兵征剿失败，只好认可他自封的尊衔，于是他又在天宫里快活。等他察觉这只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骗局后，便搅散蟠桃会，偷吃兜率宫的金丹，回到花果山。这些情节形象地反映了人们与生俱来的渴求：在已有秩序中为自己找一个应该的位置。自由和固有的秩序再次发生碰撞，结果是作为个人的孙悟空败给了玉皇大帝、西天如来、东海观音、太上老君为代表的天宫的整体力量。可以说，彻底的自由、生活欲望和个人尊严的充分满足、反抗一切压制，这在现实环境中是无法实现，也不可能实现的，但却是人性中根本的要求；只要社会思想较为开放，它便会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西游记》的前七回，正是以神话形式满足了人们内在心理中这种不尽合理却根深蒂固的向往。当然，人性的实际处境使小说不可能始终在这一方向上发展，孙悟空的失败，从原型的角度宣告这种奋斗的绝望，即自由的人性不可能不受到现实力量的约制。
第八回至第十二回转到唐僧方面，交代取经缘起。自第十三回起，写孙悟空被迫皈依佛门。在八戒和沙僧的协助下，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在这里，两大故事结构相互重叠。就前者而言，小说写出向往自由的人性在受到强大的约制时的矛盾。在取经的过程中，孙悟空并未改变其基本的性格特征：他仍然以“齐天大圣”自居，动辄夸耀自己闯地府、闹天宫的光荣历史。他照旧桀骜不驯，对玉皇大帝、太上老君等尊神放肆无礼，对如来佛和观音菩萨也常显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当唐僧冤屈他，要将他赶出取经队伍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取下“紧箍咒”，恢复自由生活。但“佛法无边”，“紧箍咒”牢不可破，他又只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在与妖魔斗争发生困难时，他还常常求助于如来、观音、老君乃至天宫的神将。
《西游记》直接的创作目的，是为了给读者以阅读的快感，而作者思想又相当活泼，所以小说中一本正经的教训甚少，戏谑嘲弄的成分却十分浓厚。那绡庄严尊贵的神佛，在作者笔下常显得滑稽可笑。玉皇大帝的懦弱无能、太白金星的迂腐而故作聪明；像观音菩萨在欲借净瓶给孙悟空时，还怕他骗去不还，要他拔脑后的救命毫毛作抵押；就是在西天佛地，阿傩、伽叶二尊者也不肯“白手传经”，唐僧用紫金钵盂换取有字真经。而如来居然堂而皇之地为这种敲诈勒索行径作辩护，佛祖在这里竟成了斤斤计较的生意人。这些游离于全书基本宗旨和主要情节的“闲文”，不仅令人发噱，而且表现出世俗欲念无所不在、人皆难免的意识，透露着商业社会的气息。
《西游记》中的艺术形象，既以现实的人性为基础，又加上作为其原形的各种动物的特征，再加上浪漫的想象，写得生动活泼，令人喜爱。如孙悟空的热爱自由、不受拘束、勇于反抗等特点，体现着人性中较高层次的追求。猪八戒的形象也颇值得注意。他贪吃好睡、懒惰笨拙等特点，既与他错投猪胎有关，又是人性的一种表现。自然，猪八戒也有长处，如能吃苦，在妖魔面前从不屈服等。但他贪恋女色，好占小便宜，对孙悟空心怀嫉妒，遇到困难常常动摇，老想着回高老庄当女婿，在取经的路上，还攒私房钱。他在勇敢中带着怯懦，憨厚中带着奸猾。猪八戒的形象，体现了人类普遍存在的欲望和弱点。但在作者笔下，这一想象不仅不可恶，而且很有几分可爱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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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研究西学：
面对后金的威胁，翰林院官员徐光启一连上了3道奏章，认为要挽救国家危局，只有精选人才，训练新兵，才有希望。明神宗听说徐光启精通军事，就批准他到通州训练士兵。
徐光启（1562年～1633年），字子光，号无扈，谥文定，上海徐空汇人。徐光启出生于一个商人兼小地主家庭，少时就聪敏好学。他一生担任过庶吉士、赞善等多种官职，但他终身都致力于科学研究，是我国16世纪自然科学的杰出代表。他的科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农业上，他的《农政全书》系统地从农本、田制、水利、农器、农时、开垦、栽培、酿造等多方面阐述了农业生产理论，是我国古代农业知识的一次大的总结。他尤其重视农田水利的理论，提出用水五法至今还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万历九年（1581年），徐光启考中秀才，而后考举人未中。因为家境的关系，他开始在家乡教书。大约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徐光启受聘到韶州去教书，在那里见到了传教士郭居静（原名lazaruscattaneo，意大利人，1594年来华）。通过和郭居静的交往，徐光启开始接触到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而且还见到了来中国传教的耶稣会会长利玛窦。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徐光启入京应试，被主考官焦竑慧眼赏识，破例拔置为第一名。36岁中了举人，徐光启又回到故乡，一边教书，一边考进士。
万历二十八年（1606年），徐光启考中进士，迎来了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此时，他已经43岁了，为功名耗去了足足23年的时间。
中进士之后，徐光启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以后的时间他与教会来往密切。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秋，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西方数学名著《几何原本》的前6卷，并于1607年出版。译文中的许多数学专用名词，如几何、点、线、面、三角形、四边形等，都一直沿用到了今天。他还写了《勾股义》和《测量异同》，用数学方法把中西测量方法作了比较。他还翻译了《测量法义》。这些工作是西方科学著作译为中文的开始。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徐光启授翰林院检讨，不久丧父，返乡守制。3年期满，回京复职，再次担任翰林院检讨，这是个较为闲散的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他与传教士熊三拔合译了《泰西水法》，介绍西洋的水利技术和各种水利机械。
徐光启在向西方学习科技的过程中，对传教活动也进行了协助，引起了朝臣误解。他于是辞去工作，在天津购置土地。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六年（1613年～1618年）间，他在天津搞农事试验，写成了“粪壅规则”（施肥方法）和《农政全书》的大纲。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军队进攻边境，朝廷召见了病中的徐光启。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徐光启担任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
这一次，徐光启提出练兵的主张，得到神明宗的批准，他满怀希望，想尽快把新兵练好，加强国防。哪料到朝廷各个部门都腐败透顶，练兵衙门成立了一个月，徐光启要人没人，要钱没钱，闲得无事可做。后来，领到了一点军饷，可是到了通州，检阅了一下招来的7000多新兵，大多是老弱残兵，能够勉强充数的只有2000来人，他大失所望，只好请求辞职。
1620年，明神宗死去，他的儿子明光宗朱常洛又接着病死，神宗的孙子朱由校继承皇位，这就是明熹宗。徐光启又重返京城，他看到后金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便竭力主张要多造一些西洋大炮。为了这件事，他跟兵部尚书发生了矛盾。不久，就被排挤出朝廷。
徐光启回到上海时，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他从前就对研究农业科学很有兴趣，回到家乡后，亲自参加劳动，在自己的田里做了一些试验。后来，他把他平日的研究成果，写成了一部著作，叫作《农政全书》。书中详细记载了我国的农具、土壤、水利、施肥、选种、嫁接等农业技术，可以称得上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农业百科书。
在天文上，他主张改革历法，并借鉴西方历法编定了《崇祯历法》。他为我国科学技术进入中西结合的研究开辟了道路，因而在我国科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