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天刚擦黑的时候，王一民手提钓鱼竿，身背渔具，来到了道外头道街。这是中国劳苦人民集居的地方。那肮脏的街道，恶浊的空气，烟熏火燎的房屋，加上衣服槛楼的人群，构成了一幅底层生活的悲惨画面。因为这里离松花江码头很近，所以在狭窄的马路上也拥挤着各种车辆。间或也有一些衣着华丽的过客，掩着鼻子从那高低不平的人行道上匆匆走过。人行道本来就不宽敞，又被些煤球炉子，垃圾箱子，脏水桶，晾晒小孩尿布拴的绳子等左拦右挡，使得过往行人有时只能侧身、弯腰、寻找空隙曲折前进。如果再遇上那出来泼脏水的妇女，你就得腿疾眼快地跳跃着往前走。
王一民就是这样走过了头道街的大半条街道，来到了一座灰色的二层楼前。这座二层楼在当年初建成的时候，也可能是相当漂亮的，但现在已面目全非。楼上边用水泥精细雕塑的花纹图案上沾满污垢，风吹雨打，再加上烟熏日晒，已经变成了地皮色。那福禄寿三星的彩色浮雕也变得面目不清，残缺不全了。楼正面门脸上已经长了不少草木本植物。一棵弯曲的小榆树从房檐的缝隙中顽强地探出身子，向过往行人俯视着，好像让人们都来看看它和整个这条街道的居民是在什么条件下活着。
只有那么一点点可供吸取养分的土壤，只能存留那么一点点可以滋润它的雨露，但是它却活下来了，顽强地活下来了。
楼门的木头门框也有点倾斜了。门顶上挂着一块已经裂缝了的黑匾，匾上的字原先是烫过金的，现在也已剥落，和匾的颜色差不多了。如果不仔细看，真难以辨认出“平安客栈”四个楷书大字来。
门上挂着一块像棉被一样厚厚的门帘子。门帘挂了一冬，深灰的颜色变成了藏青色，手一摸帘子，就觉得黏糊糊的。王一民掀开帘子，脚往楼里一迈，一股非常复杂的气味扑面而来，这是烟草、烧酒、大蒜、大葱、汗泥，廉价的香粉、花露水和破烂衣物混合组成的一种特殊气味。这种气味只有在这样的小店里才能闻到。楼里灯光昏暗，一盏大概只有四十度的电灯泡高悬在屋顶上。柜台账桌上有盏木头撅子似的桌灯。桌灯后面有一张床，床上斜躺着一个胖大的男人，半闭着眼睛，任凭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给他按摩。这个女人虽然年纪很大，但是却披散着烫发，头顶上系着一条半寸宽的鲜红发带，脸上胭脂搽得大钱厚，紫红色旗袍外面罩着一件深绿色的毛衣……和这个老女人穿着打扮差不多的，还有两个年轻些的女人，坐在一进门的长条凳子上嗑瓜子。王一民一迈进门槛的时候，她们都站起来，要跟过去，但一看王一民一直走进楼下的大屋子里去了，就又都坐了下来。
熟悉这种小店的人都知道，这里面楼下是长简屋子，自带被褥一角钱就可以住一宿。如果在店里包伙，还可以减价一半。楼上就都是单间了。大多数单间的屋地上只能同时站两个人。屋和屋之间只有一板之隔，这屋说话那屋都能听见，有的板壁还露着缝子，不但能听见声音，若是高兴，还可以用一只眼睛向这近邻参观一番。
虽然如此，在这个小店里也是“高级”房间了。楼下的女人就是专等住这样单间的房客。王二一民已经来过多次，他深知此中奥妙，所以一进门就目不斜视地径直向大屋子走去，这可以免去好多纠缠。
mpanel（1）；这大屋子是两层铺，下铺是火炕，上铺是平板。三间房子通连着，满员的时候可以睡三十人。因为这里离码头近，生意兴隆，所以经常是挤得满满的。王＿民进来的这间屋子住的多是码头上的搬运工人，他们是常年住客。其中山东。河北人居多，也有从附近乡下来的。这时候正是才吃完晚饭——有的还坐在炕当中就着狗肉喝烧酒——所以人很多。一屋子人，乱哄哄的，气味比一进店门的时候强烈得多了。
吊铺上有的已经倒下睡觉，有的正脱光了衣服，就着天棚上的小电灯抓虱子。火炕上有拿着纸牌摆“天门阵”的，有缝补破衣服的，有看小唱本的，也有看报纸的。
卖烟卷、酸梨。瓜子和落花生的在地上蹿来蹿去，卖唱的老头领着年轻姑娘从这屋走到那屋。
在这乱哄哄的大地中，紧靠里边的火炕上有一个小天地，那里围坐着不少人，都聚精会神地听一个“老先生‘’讲古。这个”老先生“盘腿坐在炕里面，没有修整的胡子长得很长，头发齐在耳丫子上，长瓜脸，高鼻梁，稍微有些驼背，穿着一件深蓝色粗布夹大褂，长腿便裤，扎着腿带。从这身穿着打扮看，很像一个教私塾的老先生，或者是摆摊为人代写书信的‘代书”。可是当你仔细观察一下的时候，会发现他眼睛很明亮，看起人来好像一眼就能把人看穿，那敏锐的眼神和那外表上的老相很不相称。正因为这样，他的眼睛就经常是眯缝着的，好像患有怕光的眼疾一样。有时他的眼圈也真就红起来，这时他就戴上一副茶色眼镜，眼镜是黄铜框子，粗重的方腿上还长些绿色铜锈，好像才出土的文物一样。
现在他就戴着这副眼镜，在讲《说岳全传》。他正讲到金兀术五路进兵，宋康王被困牛头山，岳飞祭帅旗奋起抗战那地方。他讲岳飞讲得活龙活现，在凛然正气中突出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的声音不大，除了坐在他眼前的那些听得人神的人之外，稍远一点的就听不清了。
王一民进屋后就装成找人的样子，向吊铺上下张望着。当他走近这群听书人的时候，他的眼睛一扫说书的“老先生”，便感觉到“老先生”正在看他，并向他微微点了下头——这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知会，一般人是感觉不到的。王一民就不再看他，转身向另外一个屋子走去。
王一民从小店走出来的时候，早已是万家灯火了。他悠闲地向松花江边漫步而去。他知道那位“老先生”得讲到“且听下回分解”的时候才能抽身出来。他现在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溜达到他们指定会面的地点去等他。他一边走着一边想着方才这位“老先生”。他们同是吉林人，别看这位“老先生”满脸胡子，实际他比王一民只大四岁，今年才三十三岁。他是王一民的朋友和老师，王一民非常爱他，尊重他，甚至崇拜他。王一民把他当成自己的一面镜子，经常用他的言行来对照自己。这个人就是原来满洲省委工会负责人，新任命的省委秘书长李汉超。
李汉超早年在北京大学文学系读书，由于人聪明，学识丰富，博古通今，所以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他。他在文学系里是以研究当代文学而著称的。他广泛订阅当时北平、上海出版的期刊杂志。开始是一般阅读和研究，渐渐地他爱上了由鲁迅主编的《莽原》和《萌芽》，从这里他开始接触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并对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发生了兴趣。接着他就参加了党所领导的群众团体“革命互济会”，并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书籍。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在他到北平读书期间，父母相继去世，士地财产由他叔父经管。当他逐渐地信奉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懂得了剥削和被剥削的革命理论以后，他就感到依靠土地收租来生活是可耻的，他甚至觉得自己吃的饭菜里都有农民的血和泪。但是怎么办呢？他很苦恼。有一次他看了托尔斯泰的《复活》，从中得到了启示，他就写信给他叔叔，要把他名下的土地分给农民。他叔叔以为他得了精神病，便急如星火地跑来看他，当弄明白他还正常生活着的时候，就把他暴训了一顿。他的计划没有实现，但这些土地却成了他精神上的负担，总像块大石板一样压在他的心上。
在这期间有个叫石玉芳的同班女同学爱上了他，爱得那样深，就像着了迷一样。
李汉超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碰”见她。在学生会里，如果他在发表议论，总有一双深情的大眼睛在盯盯地看着他，看得那样出神，已经到了毫不掩饰自己感情的程度了。一个未婚女孩子，看一个未婚男人看到这样不错眼珠的程度，那就是棒打不回头了。
石玉芳是这样主动地追求着李汉超；李汉超呢？也不是不爱石玉芳。开头那几天，他甚至不敢相信那样一个温和稳重，甚至有些羞答答的姑娘，会忽然间勇敢地追求起他来。李汉超一连好几个晚上难以人睡。那双直盯盯看他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圆圆的脸蛋，有些苍白的面孔，时时在他眼前晃来晃去。他真有些把握不住自己了。有几次他甚至要冲上去大胆地向她表示自己的感情。但是他没有，不但没有，他还有意地回避她。是什么东西阻碍着他和她接近呢？原来石玉芳的家庭是一个颇有些名气的所谓官宦世家。她的祖父当过清朝的礼部侍郎，在北京西城报子胡同里有所大宅子，至今在这个宅子里出出人人的还是些官僚政客。石玉芳就是这宅子里的一位小姐。李汉超已经苦恼于自家的土地了，怎能再找一个比他那点微不足道的土地还要大得多的包袱背在身上呢。他觉得他和她不可能是一条道上的人。她爱他，很可能是一时感情冲动，经不住时间的考验。
李汉超哪里知道，这位出身于封建家庭的所谓大家闺秀石玉芳，活了二十四岁，还是第一次在男女问题上动真情呢。她本来早已有了未婚夫，她祖父在她刚生下来不久的时候，就把她许配给当年显赫一时的北洋军阀外交官陆征祥为孙子媳妇了。
后来陆征祥当了外交总长，在袁世凯主持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款”。袁世凯倒台后，他率领全家跑到比利时，他本人人了修道院，当了外国洋和尚，他的孙子也流落到异乡，再也没有音讯了。在这种情形下，石玉芳本来应该获得爱情上的自由，至少可以另选配偶。可是，她的封建家庭不允许她这样做，说是订婚就等于结婚，宁守“望门寡”，不准解除婚约。石玉芳一怒之下，冲出家庭，进了女子中学，以后又拼死拼活闹着上了北京大学。在这里，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爱上了一个男人——李汉超。像她这样的女性，不爱则已，一爱就像祝英台爱上梁山伯一样，至死也不肯罢休。从封建家庭冲杀出来的女性，在爱情上倒有她坚贞不屈的一面呢。
一九二八年发生了济南惨案，日本侵略军在济南屠杀中国军民达五千多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李汉超英勇地参加了战斗，在斗争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被捕了。
从李汉超参加斗争，一直到被捕，石玉芳都紧紧地追随着他。他被抓进监狱，她在狱外奔走呼号。她用眼泪和誓死相从的至诚打动了她的寡母和她一位有活动能量的舅舅。于是李汉超在党的多方营救和石玉芳舅舅的努力下，被释放出狱了。
爱情经住了考验，在大学毕业那一年，他们结婚了。婚后，石玉芳的寡母一定要让他们夫妇搬到那大宅院里去住，李汉超一口拒绝了。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正赶上石玉芳生了一个女孩。李汉超顾不上产后多病的妻子，为救亡运动日夜奔忙，有时一连几天不回家。
一九三一年末，正是大雪纷飞的隆冬季节，经李汉超自己的请求，党批准他到东北去，到抗日斗争的第一线去。
接受任务的第二天就要动身，他要和几个同志，一同赶到烟台，搭乘一条货船，从大连进东北。
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没有告诉妻子真情，只说要到山东去一趟，很快就会回来。他收拾东西，温柔的妻子给他做了顿可口的饭菜。他没有喝酒的嗜好，但有时高兴了也喝几杯度数小的水果酒。妻子这次特意跑到街上买回一瓶青岛葡萄酒，又买了一只三味酱鸭和几个醉活蟹。
小女儿才四个来月，李汉超很少抱她，今天抱起来却不愿放下。孩子会笑了！
眼睛那么大，那么亮，真像她妈妈。只是太苍白了些，这也像她妈妈。李汉超仔细地看了看妻子，她的两腮陷了下去，脸显得消瘦，眼睛更大了。这时妻子也正深情地看着他。她微笑着，笑得那么甜蜜，那么幸福，几个月以来很少看见她这样笑。
她也喝了几杯葡萄酒。
妻子搂着小女儿睡下了，她身体弱到力不胜酒的程度。
李汉超没有睡，他伏身在一盏孤灯下奋笔疾书……
第二天早晨，石玉芳在一阵婴儿啼哭声中醒来的时候，李汉超已经出走了。她一翻身坐起来，见枕旁放着一封信，忙拆将开来，清晰、刚劲的笔迹展现在眼前——玉芳：我走了，是往山东走了，但那不是终点，要从那里漂洋过海，到东北去，到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去！那里有我的家乡故土，有我的父老兄弟，他们如今都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铁蹄下挣扎着，呻吟着。他们在呼唤我，像受难的母亲在呼唤她的孩子！这呼唤就响在我的耳边，我几乎每天每夜都能听见。我如果不投身在母亲的怀抱里，我将睡不安席，食不甘味。几个月来，你不是已经感觉到了吗？你不是常常问我：为什么你睡得那么轻？吃得那么少？又起得那么早？又为什么常常烦躁？
为什么？那时我不能告诉你，告诉你又有什么用呢？只会更增加你的忧愁。现在，我告诉你了。这就是我为什么，忍心抛下你和可爱的孩子远走塞外去的主要原因。
我想你完全弄明白以后，一定会同意我去的，虽然这对你来说是非常痛苦的。
我去了！我是怀着这样一种决心去的：不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者，决不离开战斗岗位！日本侵略者肯定会被我们击败、粉碎！我们一定会胜利！但是得什么时候才能听见那胜利的礼炮声呢？我说不清楚，因为敌人现在还是强大的，我估计最少也得十年吧！
玉芳，十年，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的青春完全失去了。而且是否就是十年？十年后我是不是还在人世间？我再告诉你一句话：我确实想到了死。在国难当头外族入侵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不都曾经以身殉过国吗？你和我不是都爱读岳飞那悲壮的《满江红》，文天祥那气吞山河的《正气歌》吗！古人尚且如此，何况我们……
这就是我的信条。
我走了，我也可能永远不回来了！你和那新出世的小生命怎么办？过去我曾坚决拒绝到你家里去住，现在你抱着孩子回去吧。把孩子交给她的外祖母好，在她的膝下欢娱她的晚年吧。而你自己——玉芳，我只说出我不忍说的话：去走你自已的生活道路吧。你和我三年的共同生活，和我们大学同学的时间一样长，大学可以毕业，这也可以结束的。
我衷心地，全心全意地盼望你能生活得更幸福！这是你应得到的权利。
我希望你把这封信给你的母亲看，看，通达事理的老人，会帮助你做出合乎正常人情的判断和裁决的。
我们的孩子还没有名字，就管她叫小超吧。
别了，愿你勇敢地去迎接新的生活……
汉超夜一时石玉芳一边读着信一边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只觉一阵眩晕，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小女孩也在哭，越哭越厉害，哭哑了嗓子，哭岔了声，直哭到邻居跑来，喊醒了石玉芳。当天晚上，她们母女二人便离开这个家，回到报子胡同大宅子她母亲那里。
7
李汉超到了哈尔滨，就被省委分配到东满抗日义勇军里。在那里他遇上了王一民，两个人出生人死地共同战斗了一年多。一九三三年初，王一民被调到哈尔滨。
不久，李汉超也调到省委，负责工会工作。那时哈尔滨还是个消费城市，工业很不发达，产业工人不多，比较起来铁路和码头还算是工人最集中的地方。铁路上的工作，开辟的比较早，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码头工人则一直没有很好组织起来。所以他就选定这里为重点。为了能深人到工人当中去，真正和工人交成朋友，他决定搬到工人当中去住。他把胡子和头发都留得长长的，到北市场估衣铺买了几件粗布大褂和便裤，又买了一床蓝地白花的麻花被，一条家织布的褥子，一个两边有绣花顶头，像大酱块子那样长方形的老式枕头，外加一块能隔凉隔热的狗皮。接着他又到旧书摊去逛了一圈，买了一部金圣叹批的《第五才子》，一部绣像《说岳全传》，一部《三国演义》。又买了一个墨盒，两支毛笔。最后他又在破烂市上搜寻到一副铜框眼镜。他把这些东西都裹到麻花被里，用小绳一捆，就到这平安客栈来了。一进门，先上了店簿子，改名为吴鸿儒，职业是教私塾的先生，因为家乡闹土匪，流落到哈尔滨来。从此，在这个小店里，李汉超就被人们称为“吴先生”了。
李汉超在小店里住下来以后，就努力接近工人，实心实意地为工人做事情。他替工人写家信，写得非常用心。他那一手欧阳询九成宫的正楷小字写得像用刀子刻的一样有力。这信一写开头，就不断有人来求他，于是他就成了免费的“代书”。
他不但字写得好，而且内容也写得周全、得体，写完一念，无不拍手称好。求写信的人说他写的都是自己想说的话，甚至想说又说不圆全的话他都给写上了，简直像钻到谁的心里看了一样。一来二去，传开了，来求他的码头工人就越来越多，有些人遇上疑难问题也来问他。他也主动走出去，到工人家属住的破房子里去串门。有时遇上工人病了，家里人手不够，他就成宿在那里守护着。买药没钱，他就掏自己的腰包。有一次北市场东面那像鸽子笼一样密集的房子失了火，他冲进火海，一连救出三个小孩和一个病重的老人，一个产妇。谁也想不到这个“老先生”一腿脚会那么利落，力气会那么大。人救出来了，他的衣服却被烧破了，头发烧焦了，手烧得直冒油……
码头工人的心眼最实在。你对他诚心诚意，他乐得把心掏给你。李汉超是他们心目中的老师和“圣人”，他们喜欢他，尊敬他，越来越信任他。遇着谁有点好吃的，总要先给“吴先生”送一点来，谁家乡里捎来东西，也要分一份给“吴先生”。
凡是送来的东西，李汉超都如数收下。但他自己从来不动，总是悄悄地送给那些病号、老人和生活上最困难的码头工人。天数一久，人们就知道了，开始还有人劝阻，后来，看劝止不住，也就不劝了。可是东西反倒越送越多。
李汉超深深扎根在群众之中，以此为基础，不但开展了码头工人的工会工作，而且建立了党、团支部，形成了领导核心。
王一民下好鱼钩，放好渔具，坐在松花江边上等了十多分钟，李汉超才匆匆赶来。
mpanel（1）；他们选定的这个会面地点很僻静，会钓鱼的行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个鱼群经常回游的地方。堤岸上还有一盏街灯，余光照到这里虽已昏暗，但还可以看见水面上“浮子”的摆动，往钓钩上挂鱼食也不用另找亮光了。
李汉超见到王一民，就紧紧握住他的手，端详了一下说：“又瘦了！上次我让你把薪水多留下一些，不要每月都拿出一半来交党费，你不听话……”
“我只有这件事不能听你的话。”王一民笑笑说，“党现在经费困难，需要钱。
再说，我再清苦也比你在这小店里生活好……”
“呵，这你可说错了。”李汉超一拍王一民的手说，“我现在是乐在其中了！
从外表上看那里很脏，甚至是非人的生活。可是人和人的关系可干净了，可纯洁了！
那肮脏的外壳包藏着的都是赤诚的心，在那厚厚的沙石下边掩盖的都是纯金。这样的赤心和纯金，我们俩在义勇军里不是接触很多，感受很深吗？可是这里又是一块宝藏。”
“现在被你开发出来了！”
“应该说才露出矿床……”
这时漂在水面上的钓鱼“浮子”遽然间往下一沉，连鱼竿的顶梢都拽得颤动起来。李汉超止住话头，伸手拔下鱼竿，往后边一甩，一条一尺多长的鲤鱼上岸了！
鲤鱼在岸上蹦跳着，金黄色的鱼鳞被岸上的灯光一照，直放金光，真好看哪！“真大呀！”王一民忙跑过去按住，抓过来。两人欢笑着，摘下鱼钩，放进鱼篓里。王一民一边将鱼篓放进江水里一边说：“这回回去晚了也不怕了，让房东老太太看看，我钓了多么大的一条大鲤鱼！”
“够你和塞上萧饱餐一顿了。”李汉超一边往钩上挂曲鳝一边说，“老塞这家伙还那么馋吧？”
王一民笑笑说：“嗯，还有一点。”
“有一点？两点也不够。”李汉超把鱼钩又抛到水里去了。“我在北大的时候，他在朝阳大学，隔些日子就跑去拽我上东来顺、珍珠阁。我和石玉芳结婚后，他每星期必去一趟，自己亲自动手下厨房，有时候我让他放下大勺，跟我去参加集会，他可说什么也不肯离开炉台。他自称他是块艺术家的材料，不能搞政治。”
“现在还是这个主张：为艺术而艺术。”
“他刚开始写东西的时候，还是不错的，受现实主义的影响，写得朴素真实。
可是到了北京就变了，变成了唯美主义的信徒了。最近我看他在《日报》上发表了一首诗，简直是空洞无物，无病呻吟。我看了又生气又着急，就写了一首打油诗寄给他，想刺激刺激他。”
王一民一听忙问道：“这么说你和他通信了？”
“哪能通信呢。”李汉超笑着摇摇头说，“我用了一个化名，笔迹也改了。不过寄出去后我有点后悔，因为他太熟悉我的笔迹了，我虽然改了，他要用心辨认也能认出来。”
“我看你多余这样躲躲闪闪，老朋友老同学，应该出来见见他，做做他的工作。
他在北方文坛上很有影响，连卢运启那样的老名士对他都很推崇。能把他的立场、观点改变了，让他为无产阶级写作，成为左翼作家，不是件大好事吗？”
“对，我很同意你的看法。”李汉超点点头说，“而且你应该先把这工作承担过来。”
“我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了，可他那为艺术而艺术的根子扎得太深，我的话他听不进去。他对你是最信服了，你说话他能听。”
“不，我现在不能见他。”
‘为什么？他可总向我打听你。““你就说不知道我的下落。”
‘他根本不信，他早就知道我们的信仰，他说我们一定有联系。““可是我要是就这样往他面前一站，不等于更明白地告诉他，我不但是信仰，而且正在实行。”李汉超摸着他那满嘴大胡子说。
“若不他也会猜得到的。”
“他猜是一回事，我们用形象向他进一步说明又是一回事。在这方面能避开就应该避开。何况只要我在他面前一出现，马上就会带来另外的麻烦。”
“你是说他会往北平写信？”
“对，他会马上告诉石玉芳，连一天也不会耽误。”
‘告诉就告诉吧，你们夫妻分开已经三年了，早就应该告诉了。““不行，不行。”李汉超紧摇着头说，“石玉芳的性格我太了解了，三年的时间她决不会有什么变化，一知道我在这里，她会日夜兼程领着孩子找上来的。”
“那就来吧。”王一民点点头说，‘你现在不光管工会工作，还要考虑全面工作，得住在’机关‘里。石玉芳领着孩子一来，就会变成’机关‘的最好掩护人，这还真是求之不得的。““那家庭的麻烦也跟着而来了。”
“照你这么说共产党人就不能要家了。”
“要家你为什么不把老妈妈和妹妹从吉林老家接来？还让年老的妈妈去给人家当老妈子，让妹妹去给人家缝穷？几次劝你都不听，你……”李汉超瞪着眼睛一口气说下去，真像放机关枪一样。
王一民急忙打断他说：“可我和你不一样呀，我妈妈她们可以自食其力，你这是妻子呀！”
“那你为什么不找个妻子，都快三十岁了，还打光棍！”
“这是什么话？你……”王一民激动地望着李汉超，李汉超也直望着王一民，两个人对视着，都有很多话要说。这时从堤岸高处传来大皮鞋踩在石头马路上的咋咋响声，不是一个人的，是许多人的脚步声……由远而近。
王一民立刻闭住嘴，李汉超忙扯起钩竿，王一民拽住钓钩一看，曲膳早已被鱼吃没了。他们在首战告捷以后，竟没有再去管它。王一民忙去拿曲鳝。就在他蹲那儿忙活的时候，一双大皮鞋脚走下来了，一束手电光照在他拿曲鳝的手上。王一民一抬头，手电光又照在他的脸上，强烈的光柱刺得他什么都看不清，他忙把脸转向暗处……
皮鞋脚直奔装鱼的篓子走去。
王一民忽然听见一串粗野的笑声：“腰细哪！大大的好！”
王一民这时才看清，一个穿黄呢子制服的日本宪兵，正往出抓那条鲤鱼。鲤鱼被揪着脑袋从鱼篓里拽出来。就在那条鱼刚一离篓的时候，尾巴忽然左右开弓，啪啪甩了两下，接着扑通一声，蹿进江里去了！日本宪兵一声惊叫，忙用手电筒往江里照，那儿只有一圈一圈的波纹向外扩展着，鲤鱼已无影无踪……
从江堤上面传来一群人的哈哈大笑声，下边这个日本宪兵也哈哈大笑起来，他一边笑着一边向堤岸上跑去……
堤岸上的笑声伴着叽里咕噜的日本话，渐渐远去了。
一条快速汽艇从江东逆流开过来，在江心里打了一个弯。汽艇前的探照灯，放出一溜白光，从他们面前扫过去，只见船上站着几个人，船尾上的照明灯，照着一面随风摆动着的日本旗。这是日本江防队的一条巡逻艇。
巡逻艇倾斜着转了一个圈，然后开足马力，船头翘翘着，船尾贴着水面，发出一阵难听的嘶鸣，向西面驶去。
巡逻艇激起的浪花拍打着堤岸。李汉超将鱼钩抛到水里说：“自从玉旨雄一来到哈尔滨以后，又从南满调来一个饭田大队。他们的‘春季大讨伐’已经开始了。”
“越这样越能看出他们的恐惧心理。我在一中看日文报纸《每日新闻》，那上面竟然报道了我们在‘纪念碑’上刷大标语的消息，可见日本朝野上下都为之震动了！”
“是呀，‘赶走日寇，还我山河！’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呼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在瞩望着！”
王一民望着江心那向前急驶的巡逻艇激动地说：“全世界人民都在看着：中国的土地在燃烧，中国人民在流血，每时每刻都有日本侵略者的枪弹射进中国人民的胸膛，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这个时候，我怎么能……”他硬咽着，说不下去了。
李汉超点点头说：“我懂得你的心思，这也正是我不同意给玉芳写信的原因。”
水面上的“浮子”又沉下去了，鱼竿的顶端又在抖动，但是他们两人都没有动。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李汉超挥了挥手说，“算了，不说这些了。你上次不是说塞上萧要介绍你到卢运启家去当家庭教师，教他儿子国文吗？我向省委汇报了，省委同意你去。”
“省委有什么具体指示没有？”王一民忙问。
“省委前些日子开会总结了工作，认为我们自从贯彻中央一月二十六日《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信》以来，工作有很大进展。对信中‘实行民族反帝统一战线，总同盟抵制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洲国’的要求也做了认真地讨论，在城市、乡村和各游击队里，都反对了左倾关门主义倾向，扩大了我们的阵线，总的形势很好。
但是我们的工作还只是偏重于基层群众——这当然是首要的，可是对社会上的上层人物，我们工作得还很不够，像邓铁梅那样的人物还是太少了。由于这个原因，省委同意你到卢运启家去当家庭教师。这个卢运启当过滨江道尹，黑龙江省省长。是东三省有名的才子，在社会上也很活跃，他独资办了个《北方日报》，后来又办了个《北方剧团》，演遍了东北各地，出了几个好演员，还越来越叫座。这就使他影响更大了，所以日本人早就看上了他。他们很需要这样的人物当牌位，为他们的满洲傀儡政府涂脂抹粉，撑门面。他们已经把手伸向了卢运启。现在好多动摇不定的人正在注视着卢运启的动向，他的行动会影响一大片上层人物。所以省委赞成你的计划。你去了以后，省委要你相机行事，能争取就争取，不能争取就利用，你看有什么困难没有？”
“我努力去做吧，遇到问题再汇报。”王一民一边思索着一边说，“我想接近他还是能办到的，除了老塞给介绍之外，我个人也能和他挂上点边。”
‘有社会关系吗？“李汉超敏感地问。
王一民笑了笑说：“你忘了我父亲早年不也是东北的名士吗？他们年轻时候曾一同办过诗社。”
李汉超一听也笑了说：“嗅，这我倒忘记了。”
“不过只有那么一段。”王一民笑笑说，‘后来这个卢运启飞黄腾达了，我父亲就再也没有和他来往过。““把能用的社会关系都用上吧。要慎重行事，不能暴露自己。”李汉超停顿了一下，又加重语气说，“总之，要提高警惕。最近敌人的统治加强了，各机关学校都往里派日本人，派一个执掌生杀之权的太上皇。所以斗争中一定要注意策略，既要积极地加紧工作，又要时时警惕着魔鬼一样的敌人。”
王一民深深地点着头。
他们又钓上来一条鲤鱼，王一民高兴地装进鱼篓里，他准备把这条鱼送给房东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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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课后，王一民一个人走出学校。五点刚过，春天的夕阳还暖洋洋地照在人身上，路两边柳叶点碧，丝垂金线，春天终于来了！
大好的天气，王一民不坐车了，步行回住处。从道里水道街到他住的南岗花园街，至少有五里路。王一民为锻炼身体和节省车钱，有时就步行。他沿着石头道街往东走，顺便进了两家商店，想买点日用品。就在他几出几进的工夫，他逐渐感觉到身后好像长了“尾巴”。经过几年地下工作的锻炼，使他对周围的感觉异常敏锐了。这个长“尾巴”的感觉一形成，他立刻像运动员走进比赛场地一样，全身神经立即兴奋、紧张地进入了“竞技”状态。这是一种比沉着、比镇定、比勇敢、比信心、比智慧的角逐，他已经多少次甩掉狡猾得像狐狸一样的追踪者。被追踪是危险的，“竞技”胜利又是愉快的。但今天和往常不同，往常他总能找到自己被跟踪的原因，今天是什么原因呢？他在学校工作了一整天，没和任何工作“关系”接触，也没做任何可以引起人怀疑的事情。为什么会被人跟踪呢？他在想着……按往日的回家路线，他应该沿着石头道街一直往东走，但今天他走到地段街口，一侧身就拐进去了。
地段街，是日本侵略者的商业区，穿着和服、木展，梳着蓬松的发髻，涂着厚厚的胭脂的日本女人满街都是，喝醉酒的日本浪人在人行道上横冲直撞。所有的橱窗里摆的都是五光十色的“东洋货”，中国人走在自己国家的这块土地上倒好像身居异国一样。一进街口不远的地方正在大兴土木，一座高大的楼房从平地上竖起来了。脚手架上的中国工人，正在往大楼墙壁上贴具有日本建筑独特风格的“瓷砖”。
脚手架前面立着一面大牌子，上写着：“丸商株式会社建筑现场”。牌子后面是一道堵截行人的临时木板墙，墙上横七竖八地贴着一些掉了颜色的红绿标语，上面写着：“今皇上登基是‘满洲国’自主精神和正义的成功”，“日满共存帝德交辉”，“王道乐土四海欢腾”……在标语中间还夹杂着一些宣传画和广告。一幅带图片的宣传画上写着：皇帝陛下大观兵式，于新京飞行场庄严举行，于芷山上将为总指挥。
陛下御佩用新制之大勋位兰花大绥章，张侍从武官长御陪……
在这幅宣传画旁，又新贴了一张美华照相馆的广告，上面写着：美华照相，春色姣妖！
柳叶儿绿了，迈进吧！
人生黎明古道，莫待东风无语时春残了。
请到美华来——来，来，来照相，把您欣喜时的容颜珍藏了，您的爱，会永远记着。
在这不伦不类的文字下面，印着一张年轻女人的半身像，她穿着半袖旗袍，双臂环抱，伏身桌上，每只胳臂上套着六只粗细不等、形状不一的镯子，头发烫成大波纹，披在肩上。照片下边写着：“美华新作，社会明星，哈埠名闺符德金女士之造相。”在这张广告旁，又贴着日本武田药厂新出品的专治花柳梅毒特效药的招贴画。这些迥然不同的内容，真像电影蒙太奇的运用那样，往一起一联结，就产生了极大的讽刺效果。
mpanel（1）；王一民走到这块贴满广告、招贴画的木板前就停下了，他貌似悠闲地看着那幅美华照相馆的广告，接着又把身子往来路上偏一偏，去看另一幅招贴画。招贴画上写些什么，画些什么他都没看清。他正集中全身的神经，运用偏向来路的目力余光，去捕捉他所感觉到的追踪者。当他几经思考，找不出为什么会有人跟踪他的答案以后，就想认真地观察一下。他从熙来攘往的人流中，看到一高一矮两个人，在他刚一偏身的时候，就迅速地扭过脸去，互相一拉，站到一家日本“写真馆”前边去看橱窗里的照片。从青色的服装和压低的鸭舌帽上看，这一高一矮两人和自己感觉到的跟踪者互相吻合。但是当他定睛一看以后，不由得使他感到十分意外，大吃一惊，原来这两个被他捕捉到的跟踪者，竟是他的两个得意弟子，刷大标语的勇士，共青团员肖光义和罗世诚！他们俩为什么要跟踪这个曾经和他们一同战斗过的老师？莫非是自己的感觉发生了错误？王一民又认真地、像过筛子一样地把后面的人观察了一遍，再没发现形迹可疑的人。这时，肖光义的头向他这边偏过来了。当那目光向他这个方向一瞥的时候，他完全断定跟踪自己的确是这两个心爱的学生。他一转身，继续向前方走去。他一边走一边紧张地回想着：从“纪念碑”前打倒敌人，到第二天一同在“白露”小吃铺吃了顿丰盛的早餐以后，便没有再和他俩多谈。有几次他们凑到自己身旁，有意唠点什么一。他俩要唠的，完全可以猜想得到。出于年轻人的好奇心，他们会提出一些问题，但是怎么回答呢？许多问题都不能正面讲给他们听。自己和他们不能直接发生组织关系，这是地下工作的原则。这样不得不找各种理由避开他们。对他们俩在刷大标语以后的情形，共青团书记刘勃已经告诉自己。
刘勃说，他们汇报了“纪念碑”前所发生的全部经过，突出讲了你救他们出险，两枪击毙两个特务的情形。他们问刘勃“王老师是不是共产党员”？刘勃说不是，他们似乎不太相信。刘勃嘱咐他们不要向任何人讲王老师救他们出险的情况，对自己的父母亲人也不能讲，这是团的纪律。他们两个人都作了保证。但万没想到，在自己几次避开和他们直接谈话以后，他们竟会异想天开地跑出来跟踪。在这充满白色恐怖，斗争非常残酷的环境下，怎能做这样的儿戏？如果不立即制止，说不定他们还会干出更加胆大妄为的事情呢！刷大标语事件震动了中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成功与失败往往只有一线之隔，生与死也常常只有一步之差，不能因为一件事成功了，便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一蹴而就。风不能总向一个方向吹，顺风路不能天天都遇上。而青年人恰恰在顺风的时候不想逆风，风越顺就越兴高采烈，以至失去控制，超出限度，办出蠢事。现在这两个年轻人不正是沿着那样的路子走吗？他们没想到这种假跟踪会引来真追捕，快乐的游戏里面隐藏着危险的后果。王一民越想越觉得这两个青年又可恼又可爱，又聪明又糊涂。一时之间他真不知怎么办好了，是和他们谈还是不谈？抑或是立即站下，把他们截住，训斥几句，顶回去？但从方才的迹象看，自己要站住，他们也得站住，自己要去撵他们，他们非得回头就走不可。如此走走停停，岂不更加引人注意！
王一民想到这儿，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他不往南岗走，不能把他俩引回住处。
他要从地段街转到新城大街，然后进道里公园。但那里距离第一中学太近，住宿学生吃完晚饭后，常有人到那里去散步。所以他就越过公园，从中国头道街，向中央大街街口走去。当他走过东正教江沿大教堂拐弯的地方时，正好有一辆装肉的冷藏车停在人行道旁。银白色方形的车体，有三米多高，真是一个好掩蔽物。王一民见没人注意，就绕着冷藏车，从人行道上迅速地转到马路上去了。
这正是繁华的中央大街的尽头，再往前走就是松花江边了。晚餐后出来散步的人正往江边上去，遇上这样好天气，出来的人就更多一些。如果说地段街是日本人的东洋街的话，这条中央大街则是充满欧洲风味的西洋街道。人行道上碧眼黄发的外国人居多数，外国人中俄国人又居多数。他们多数成双成对，有的还领着小孩。
五六十岁的老太太也涂脂抹粉，和老头在一起走，也挎得紧紧的，亲热得就像欢度蜜月的小夫妻一样。这时已经是草长莺飞，杂树生花的季节，但是他们有的脖子上还围着狐狸皮。这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廉价的黄色狐皮，而是名贵的黑色或白色的狐皮，一张就价值千金。他们从秋风一吹的时候就开始围上，一直围到立夏才拿下来。有人说因为他们是从西伯利亚或接近北极的地方来的，怕冷，所以才总围着不肯轻易取下。这说法是只见一斑，不见全豹。因为当你顺着围狐皮的脖子往下看的时候，那下边竞然是光腿丝袜，十冬腊月也是如此。上边过冬，下边过夏，季节的混乱，冷暖的反常，都在一条躯体上表现出来。这股“洋风”在哈尔滨已经吹遍了，不光是俄国“玛达姆”如此，中国那时髦女人也早已效仿上了。
王一民在冷藏车旁闲散地迈着方步，一边走一边看着那形形色色的行人。当他估计两个跟踪者已经超过冷藏车的时候，他就转到了车的后面。他还在想：得怎么对待这两个可爱又可气的学生呢？这时，一排黑色小汽车从他身旁跑过去，一直驶向松花江边。他瞥见车里坐的多半是日本人，一个年轻的日本女人还把脑袋从车窗里探出来，咧着通红的嘴唇在笑。她脸上的胭脂一直搽到脖子下面，凡是露肉的地方都像新出厂的面粉口袋一样白，看样子很像日本歌妓。这一排小汽车有十多辆，后边几辆上坐的全是宪兵和警察。王一民知道这是日本上层统治者在携妓游乐；从车队沿江向西而去的情况看，很可能是到水上饭店纵饮去了。水上饭店是从江边上一直延展到松花江水面上的一座高级饭店。在哈尔滨那数不清的中西大饭店中它是首屈一指的，它的名声已经传到东洋三岛和欧美两洲。它所以出名不仅因为松花江水就在顾客的饭桌下流过，在涛涛的流水声中举杯痛饮别有一番风味，它的出名主要还是由于它用重金招聘了最优秀的厨师。吃中菜，这里最具有北方特点，厨师是早年从北平请来的。而最有名的则是它那具有俄罗斯风味的西餐，厨师是十月革命炮轰冬宫以后，从沙皇的御厨房里流亡到哈尔滨的。这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伙人。
本来光凭这一伙带有神秘色彩的白俄就可以吸引一些好奇的顾客，又何况他们确实掌握了纯俄罗斯的烹调艺术呢。
最近日酋玉旨雄一新上任，王一民从报纸上注意到，哈尔滨各界和各著名的汉奸都在宴请他。水上饭店当然是他们大摆宴席的好地方。所以王一民估计很可能是这么一伙人。果真如此，松花江边上就会布满了各式各样的走狗。他们不戒严，却设下了陷阱。在这种情况下，王一民当然不宜于和两个一直处在兴奋状态下的学生会面了。
突然出现的车队，帮助王一民下了决心。他从冷藏车后面，几步就跨进了中国头道街，然后横穿过马路，像进自己家门一样走进了一座黑大门。这是一个大杂院，他知道类似这样的大杂院，都是通连两条街道的。从头道街的北门进去，就会从二道街的南门出来，一进一出，一条街道越过去了。他用这个办法，接连穿行到五道街。然后他走进了一家馄饨馆，用一碗馄饨，两个烧饼，解决饥肠辘辘的问题。
王一民回到住处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对面屋的作家塞上萧还没有回来，屋里静悄悄的。他拉好窗帘，打开台灯，准备选几篇古文，备备课。塞上萧已经给他说妥，到卢运启家去兼家庭教师。卢运启听说是他青年时代故友的后代，非常高兴，表示欢迎他早日前去。他也准备一两天内就去上课。
王一民找完书，刚坐到椅子上，还没等翻开书，忽然隐隐约约听见院里有人打听他的住处。奇怪！自己从来没把住处告诉过陌生人，连学校登记簿上写的都是从前的旧住处，现在有谁到院里来找自己呢？他急忙走到窗前，微微掀开窗帘的一角，向外望去，朦胧中看见一高一矮两个人，正站在胖大的房东老太太面前问话。房东老太太正用手指着自己的房间向这两个人说着。当王一民在昏暗的夜色中辨认出这两个人是谁以后，他不由得又吃了一惊，怎么回事？还是那两个心爱的学生！他们是怎么找到这里的？王一民相信自己的感觉和眼睛，从他横越马路，到走进馄饨馆，又回到自己住处，再没有发现任何跟踪者，包括这两个学生在内。自己本想明天再找个机会和他们唠唠，现在既然这样穷追不舍，而且就站在自己院子里，怎么能再避而不见呢。
当王一民推开屋门的时候，肖光义和罗世诚已经站到他的门前了。两个青年一齐脱下帽子，向他鞠了一躬，齐叫“王老师！”
王一民见房东老太太还没有回屋，似乎惊异地站在那里看着他，便坦然地一边往屋里让着两个学生，一边对房东老太太点点头说：“您进屋坐坐吧，这是我的两个学生。”
“好，好！”房东老太太也点点头说，“王先生应该有客人来，更应该有女客人来。”说完她格格笑了起来……
王一民关严屋门让两个学生坐定，给他们每人斟了一杯茶以后，就笑着对他们俩说：“好哇，你们两个当了半天福尔摩斯，辛苦了。”
两个学生高兴地笑着，大个子罗世诚说：“不，王老师，我们不看那洋玩艺，我们爱看武侠小说。”
“那就是要当小侠艾虎，再不然就学浪子燕青。”
“不，我们不学那些为皇上、太子、员外老爷卖命的武侠。”肖光义又摇着头说，“我们就是要学王老师的本事。”
“嗯？学我？”
“对，学王老师。”罗世诚一拍腿说，“学您的文才，学您的勇气，学您的枪法，学您的武艺。”
“嗯？我还有武艺了？”王一民笑着说，“我真不知道我怎么还有武艺了？”
“我们看见了。”肖光义瞪着眼睛说，“那天晚上您甚至连点动静都没出就把特务撂倒了，您跳起来真比狸猫还轻还快，我还没看明白您就把敌人扔到三四米以外的手枪拿到了手。”
“我们跑进小树林，怕您陷进虎口，又蹲那儿看了看……”罗世诚接着说。他个子大，但说话速度可没矮个的肖光义快，声音也没有肖光义清脆。
罗世诚才说了两句，肖光义又接过来说：“‘我们看您几乎都没用瞄准，一抬手叭叭两枪，两个敌人就倒下了，又一转眼，您竟上了墙头。”
“我看连那武艺超群的南侠展熊飞也没您这功夫。”
王一民听到这里，纵声笑起来，笑得那样开心，竟流出了眼泪。他擦了擦眼睛，又走到窗前，从窗帘缝里向外看了看，然后转过身来，向两个学生说：“你们可真会编，我还成了展熊飞啦！这要叫康德皇上听说，还备不住把我请去，封我给他当‘御猫’呢！”
“我们一点也没编。”罗世诚涨红着脸，非常认真地说，“那天我们蹲在小树林里都看见了。我们当时想，敌人要对您下毒手，我们就冲出去拼命。”
“后来您跳上了墙头，我们俩也就跑了。”肖光义又激动地说，“我们俩一口气跑到我家里，真盼着天快亮，恨不得一时能看见您平安脱险。”
“当我们在火车站前，听见您一声咳嗽，一眼发现您的时候，可真用得上‘心花怒放’这个形容词了。”罗世诚一挥拳头说，“那时，我就更加相信您武艺高超。”
“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把心里话跟您说说。我们不但要当您的学生，还要当您的徒弟。”
“跟您学文习武，练成好功夫，好打日本鬼子！”
王一民又笑起来了，他一边笑一边摇着头说：“学文，我一定好好教你们，学武，我一招不会，那天晚上完全是人急出猛劲，根本没有什么招数。”
‘不，王老师，我知道您会武术，我还有证据……“罗世诚一边说着一边转着脑袋向四面墙上看，似乎在寻找什么。当他转回头来的时候，眼睛里充满疑问，嘟嚷着说：”嗯？怎么没有了？“王一民心里猛然一动，他立刻明白他是在找那把宝剑！这把剑是前两天才从墙上摘下来的。当他探知敌人在搜捕“纪念碑”事件的“要犯”当中，特别注意会武术的人的时候，他就悄悄地把这把剑藏起来了。现在罗世诚显然是要拿这把剑作为他会武术的见证。使王一民奇怪的是：这个第一次走进他屋里的罗世诚，是怎么知道这墙上挂着宝剑的呢？从这把剑又联想到这两个学生竟然找到了他的住处，这是从谁口中打听到的？想到这里他就对面现狐疑之色的罗世诚点点头，笑着说：“看起来你们下的功夫还不小呢，不但对我跟踪、盯梢，还打听到我的住处，连我屋子里的摆设都探听出来了。”
反应灵敏的肖光义听到这里连忙摇头摆手说：“哎呀，王老师，您可别冤枉我们，跟踪确实跟了，这也是您逼出来的，您在学校里不肯跟我们谈嘛。至于其他情况，我们从来也没下功夫去打听，是罗世诚听人说的。”
王一民的眼光移到罗世诚的脸上，这双锐利的目光像要穿透罗世诚的心。罗世诚狐疑的眼光没了，脸又涨红起来，他猛然往起一站，激动地说：“王老师，您的住处我早就知道了，但是我知道您不大愿意让人到这里来……不到不得已的时候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
“今天我们俩把您跟没了。”肖光义接着说，“想和您谈谈的心情又特别迫切，所以经我们俩再三研究，才找上门来。”
“我知道我们来了以后，您一定会问我们听谁说的。”罗世诚说到这里更加激动地把手按在前胸上说，“请王老师相信我们两人，我们把您看成是我们的恩师，像慈父一样的恩师。我们不会做任何不利于您的事情，我们猜想您可能是那抗日最坚决的共产党，我们盼望您是，那样我们就和您更亲了，因为我们是……”
“因为我们是热爱祖国的青年！”肖光义赶忙接过来说。因为他想起他们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时候的誓言：不许向任何人泄露团的机密。当他们还没有最后证实王一民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怎么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呢，哪怕是救过自己性命的人也不行啊。
罗世诚由于过分的激动，和对敬爱的老师的无限信任，险些把不应该说的话说出去。经肖光义又一点他明白了，忙点点头说：“对，因为我们热爱祖国，痛恨日寇。我们知道您的心和我们是一样的，当您给我们高声朗诵杜甫那‘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著名诗句的时候，我们看见您的眼睛是湿润的，从那时候起，我就准备把心交给您了。在‘纪念碑’前，您的突然出现，使我们感到非常惊奇，过后我和肖光义俩曾经反复研究：您是无意中遇上的吗？是‘路遇不平，拔刀相助’吗？
怎么会那样巧？又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是后半夜，已经半夜一点多了。”肖光义急忙纠正他说，“您怎么会在后半夜出来闲逛呢？”
王一民听到这里微微一笑说：“你们不要忘了，那里是火车站。我要去接一位客人，从我住的这个地方到火车站不是要经过‘纪念碑’吗？”
“您可以作这种解释，可是巧得太不能让人相信了。”肖光义说。
“您不愿意告诉我们事情的真相，我们也不多问了。”罗世诚又用手按着前胸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不能公开告诉人的事情。例如我是怎么知道您这住处的？
甚至屋里原先挂口宝剑我都知道。我明白老师一定急于想了解是谁告诉我的，但是我诚恳地向王老师说：我现在还不能说，我不想当任何人说。”
“这是真的。”肖光义忙证实说，“他当我也没说。他有好多事都不愿当人说。
我和他这么好，可是连他家住在哪里都不知道。他家在本市，却在学校住宿，从来也不让我上他家去。”
“哦，是这样啊？”王一民注视着罗世诚。
罗世诚的脸阴沉下来了，他点点头说：“对，我不愿让人到我家去，我也不想说明原因。但是，请王老师相信我和我的家庭，我的父亲是个老画匠，一生贫苦，没做过一件坏事，和中国所有的善良老百姓一样，他对日本侵略者也是极端仇恨的。”
王一民从罗世诚那深沉的眼睛和诚挚的感情中感到了他的真诚。他深深地点了点头以后，就转了话题。他向两个学生讲了他对时局的看法，指出日本侵略者必败的前景。但他着重讲了斗争的艰苦性和长期性，嘱咐他们一定要戒骄戒躁，百倍警惕，不能件之所至，任意而为。他批评了他们对他的跟踪。他仍然没有讲他的政治身份，只是说在抗击日寇的战斗中，他们已经结成了战斗的友谊。
肖光义和罗世诚又像在课堂上听他们的王老师讲课一样，认真地听着。不同的是这里没有课本，没有讲义，也不能记笔记，只能记在心里，深深地记在心里。
9
塞上萧原本姓萧不姓塞，因为生长在长城以外的塞北，就把发表作品时候的笔名写为塞上萧，表面的意思就是在塞上有这么个姓萧的，实际含意当然比这还要深刻些。这名字乍听起来有些别嘴，可是作品发表多了，叫开了，反倒把真名真姓挤没了。有些著名作家不都是这样吗？有多少人能记得高尔基原名叫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呢。外国名字一长串不好记，中国名字只两三个字，总算好记吧。但不是也有人不知道鲁迅叫周树人，茅盾叫沈雁冰，老舍叫舒舍子吗？
塞上萧是个年纪尚轻的作家，当然不能和这些名震寰宇的大师相比。成就不能比，事理却相通。不但生人不知他姓萧，连原先称他为小萧的熟人也改称他为老塞了。从小萧到老塞，经历了多少人世间的变迁哪！
塞上萧的家是吉林市有名的大资本家。人们一听资本家这个词儿，很自然就联想到洋奴。买办，穿西服，坐流线型小汽车，甚至下馆子都得吃西洋大菜，生活完全是欧化的资产阶级——布尔乔亚了。资产阶级比起封建地主来当然是一洋一土。
可是且慢，拿这把尺子去衡量上海的资本家还差不多，东北的资本家就大不相同了，尤其是塞上萧他家这资本家，竟“土”得和封建地主差不多。且看他家开的那些五花八门的买卖吧：油房、烧锅、当铺、绸缎庄……买卖开的可真不少，竟没有一个能和现代化联系起来。这些买卖的原始雏形大概在春秋战国那时候就可以找到。他家这买卖古老，人也古老。塞上萧从私塾到中学都得穿长袍马褂，戴红帽疙瘩的小帽头。就和那日酋玉旨雄一下火车时候的那副打扮一模一样。现代日本官僚穿上中国老式服装，使人觉得非驴非马；十几岁幼小儿童，穿上大人先生的衣服，更显得滑稽可笑。而且塞上萧又不是个老实孩子，顽皮劲一上来，竟忘了这身不能乱跑乱动的“礼服”。有时弄得衣服大襟扯开线，有时红帽疙瘩被同学揪下来了。他家本想把他打扮成个体面的少爷，他却经常弄成个瘪三样。家里老一辈的一研究，认为这都是少不更事，没有娶妻生子的缘故，于是，就在他十二岁那一年，给他定了亲。
十六岁刚一过，塞上萧的父母就张罗着给他娶亲。
娶亲的仪式完全是老式的，而娶来的这个媳妇和这仪式也完全一致，搭配得非常协调，就像从苏州园林那圆圆的月亮门里走出来一个古装女人一样。这位新娘不但梳着油光光的疙瘩髻，插着亮晶晶的碧玉簪，而且在鲜红的裙子下边还露出两只像锥子一样的尖尖小脚。这脚小得真真有三寸那么大。脚越小，流下的疼痛泪水越多。这姑娘为裹这双小脚已经流了一缸泪，而在以后那凄凉的日子里，流下的泪水一缸也装不尽呢。
那时满清政府已被推翻，民国已告成立，裹小脚的女孩子已经逐渐少了，尤其在东北的吉林。吉林是满族人聚居的地方，满族女人是不缠足的。汉族人在满族这个健康风俗的影响下，缠足的本不多，有那缠上的也马马虎虎，像鲇鱼一样，刚有个尖头，是象征性的“小脚”。民国一成立，一些人又都放开了，变成“民装改造”。
这样一来，剩下的小脚就很少了，尤其像塞上萧媳妇这样小而又小的小脚，全吉林也难找出一份。从这也可以看出，塞上萧家封建到什么程度，无怪乎连一处新兴的买卖都不开设呢。
mpanel（1）；塞上萧的婚姻完全是父母包办的。定亲时他还不大明白，结婚时也朦朦胧胧。
他媳妇虽然脚小，脸盘可不小。宽敞的脸上，长对大眼睛、大鼻子、厚嘴唇、大耳朵。她十八岁，发育的已经比较成熟，所以整个人是比较胖大的。而比她小两岁的塞上萧却长得又瘦又小，十六岁的男孩子正是发育的时候。这一胖一瘦，一大一小的小夫妻显得那么不像夫妻。但是塞上萧的父母对这胖大的儿媳妇可很满意，他们认为这是副非常富态的福相。而且在这高大身材的衬托下，脚就显得更加小。这也正是塞上萧的父母觉得最漂亮之处。漂亮可是漂亮，却带来一个很大的缺陷，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头重脚轻。站在那里，总保持不住平衡，脚得不住地移动，就像踩着一副高跷一样。
塞上萧结婚这一年，正念中学二年。他开蒙念书并不晚，但是头四年念的都是私塾，光念五经四书了，对算术、自然、地理、历史等一点没学。尤其算术，连阿拉伯数字都不认识。到五年头上，由于大势所趋，他父亲这顽固堡垒被时代潮流冲击得守不住那些经书了，才无可奈何地送他上了官学，按年头一排，他被送进了高小一年级。往课堂一坐，学国文他觉得太浅，学算术却像鸭子听雷，一窍不通。他父亲为他专门请了一位教算术的家庭教师，但是不行，人家都学小数点了，他才认1、2、3、4……累死也撵不上啊！于是只好降级了，从高小一年，一直降到小学三年，这才算勉强跟上课程。所幸国文不用念了，有国文的底子，地理、历史也好办些，光攻算术一项，总还可以对付。但有一样不太妙，就是他的岁数比一般同学都大些，到他十六岁结婚的时候，他同班同学多数都还十三四岁。个别的有和他仿佛的，也有娶了媳妇的。那是早婚的年代，尤其是有钱人家。
因为同学年纪小，所以结婚时候就一概没有邀请。同学们光知道他娶媳妇了，却没看见他媳妇什么样。像他那样的家庭，没有特殊情况，妇女是不上大街的。这样，他和他媳妇也就不冷不热，相安无事地生活下去。他还没大感觉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
东北汉族有个习惯，每逢过春节的时候，新结婚的夫妇必须成双成对地出去拜新年，靠近的亲戚朋友家都需走一走，任落一屯不落一邻。像他家这样名家老户，简直就得可吉林城跑了。他家没有小汽车，论经济力量买架飞机都不成问题，但他父亲不买这些洋玩艺。他有一辆非常漂亮的大马车，黑色的油漆闪光瓦亮，黄铜的镶边耀眼生辉，车轴辘比一般马车能大出半米多。一头从赛马场买来的高头大马驾着这辆车，跑在吉林的石头马路上，咔咔响的马蹄子下边溅着火星子。人坐在软软的座垫上，随着有节奏的马蹄声一颤一颤的，比闷坐在小汽车里有气魄多了，无怪日本天皇一直保持着坐马车的老传统。
塞上萧和他的新媳妇就是坐着这辆大马车出去拜新年的。开始小两口同坐在一辆车上在街里跑，还没觉得有什么别扭的地方，甚至还有点惬意的感觉，可是渐渐地他觉得不好看了。
吉林过春节的时候还是冰天雪地的季节，大街小巷的路面上铺满着冰雪。这样的路面使塞上萧的媳妇走起来简直是战战兢兢，寸步难移。所以每上下车的时候他必须扶着她，有时还得扶进入家的大门，直到亲友出来接，他才能松开手。这两口子一紧靠在一起就构成了非常滑稽的对比，这幅难画难描的景象，谁看着都忍不住要笑。出于礼貌，大人能强忍住，但比他小些的，管他们夫妻叫哥哥嫂子的孩子，就不管这一套了。他们笑着、闹着、逗着，使他越来越感到难堪。而最难堪的一次是在一条窄胡同里发生的。
有一家亲戚住在一条很窄的胡同里，马车赶不进去。这又是一家爱挑礼的亲戚。
临从家出来的时候，塞上萧的妈妈嘱咐又嘱咐，让他们非去不可。塞上萧只好叫马车停在胡同口上，自己扶着媳妇进了胡同。还没走上几步，迎面过来一群学生，有十多个。塞上萧一看，糟了！都是自己同班同学。他们穿着节日的服装，笑着，闹着，嚷着走过来了。塞上萧想躲无处躲，想撒腿往回跑，媳妇还赘脚，急出一身汗。
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被同学们发现，轰的一下子围了过来，十多个同学，你说他笑，连逗带闹，把塞上萧臊得脸像被蜂子蜇了似的火辣辣难受。他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忙把搀扶媳妇的手缩回来。这下子可坏了，和他同样紧张的新媳妇本来已经站不稳，两只脚紧捣腾，他又一松手，便失去平衡，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上。名贵的银鼠皮大衣扣子绷掉了，紧裹在身上的红丝绒袍的下襟扯开了线。年龄大些的同学见闹得过分了，忙止住笑，想去搀扶，又不好意思；那些小同学竟拍手打掌地笑出了眼泪。新媳妇挣扎着自己往起站，一脚蹬滑，又跌下去。她急向塞上萧求助，刚想喊他，只见塞上萧一跺脚，扭头撒腿往回跑，跑得那样快，那样急，像着了魔一样。围在脖子上的长围脖跑掉了，火车头式的崭新水獭帽子也甩到胡同口一边。他不顾赴马车的在后边惊慌地呼喊，拼命地向前跑去……
赶马车的不知出了什么事情，忙冲进胡同。这时新媳妇已被小同学扶起来，正惊呆地向胡同口那边望着。赶马车的把这位少奶奶扶上了车……
从此以后，拜新年这套事就取消了，塞上萧再也不和他媳妇一同上街。他父母亲用尽一切办法，威逼、利诱，甚至打折了一根手杖，也无济于事。
等到春节过后，塞上萧上了学，同学间的戏谑就不用提了。有一天上晚自习，塞上萧从外边进来，看见自己书桌上放着一本漂亮的大画册，坐下一看，紫面、烫金的宇，是弯弯曲曲的外国字。那时初中已经开始学英文，塞上萧学会了一点，所以认出这不是英国字。画册旁还放着一张白纸条，他俯身一看，纸条上写着：“此为俄国人在我国土地上修筑中东铁路之纪念画册。妙在首页，请君细观。”
塞上萧急翻开画册厚厚的封皮，露出第一篇，上有大小不等四五幅照片，其中一幅，用红笔圈上了。画面上照的是什么？冷眼一看，竟辨认不清。说明也是俄国字，不认识。只见一个尖尖的东西，像用老树根削出来的绞锥一样悬在画面上。塞上萧仔细一看，哎呀！原来是一只裸露着的女人缠足，在这幅画旁，还贴着一张小纸条，上面用蝇头小楷写着：请与尊夫人（萧家少奶奶）裙下之双钩相比，孰大孰小孰优孰劣？此物既可登俄罗斯帝国筑路大画册之首页，尊夫人之双钩亦可展览于世界之列强矣！望君莫失良机，速偕尊夫人西欧一游，君赖此物即可一举成名天下扬，归国后则会得到“金莲博士”之雅号，胜似在此坐冷板凳多矣！
塞上萧一边看着一边觉得血往脸上涌，浑身气得直颤抖。他知道这画册是谁的。
班里有一个比他还大的同学，父亲在铁路局做事，这画册是他的，字也是他的笔体。
塞上萧猛一回头，看见后排座位上，有一张黄黑色的饼子脸，正得意地咧着大嘴对着他笑呢。塞上萧一把拽起大画册，大踏步向后排座奔去。他头发都要竖起来了，眼睛瞪得溜圆、锃亮，眼珠子红得像要往出喷火一样。他站在那张饼子脸前面，胸脯一起一伏的，张着嘴喘着粗气。当一个人真正愤怒的时候，就会发出一种吓人的威慑力量，哪怕像塞上萧这样弱小的人。他愤怒地逼视着面前这张饼子脸。饼子脸从黑黄色变成黑红色、黑紫色。嘴角的笑纹收回去又张开，就在这一收一张的时候变成痉挛似的哆嗦。
塞上萧举起手中那厚厚的画册，猛向这张痉挛的饼子脸上砸去，血从饼子脸当中那大鼻子头里流下来……
屋里多数同学显然都知道这件事，有的甚至还参与了这场恶作剧。本来想看一场笑话，哪知却发生了流血事件。同学们轰一下子站起来，跑过去，把饼子脸举起的拳头按住。把塞上萧拉开了。
塞上萧拿起书包跑了出去。他一口气跑到松花江边，对着滔滔的江水眼泪一双一双地流下来。
塞上萧终于离开了原来的学校，转到另一座中学去念书了。他变得沉默，甚至有些孤僻。在念到高中二年的时候，他坚决从家里搬出来，到学校去住宿，任凭父母怎样劝阻，甚至请出年高德勋的老乡绅前来晓以大义也不行。这时他已经近二十岁，个头长高了，虽然还很纤细，但终究是个大人，父亲的手杖也轻易不好再上身了，他从家里搬出来后，和他同宿舍的就有同学年的李汉超和初中二年的王一民。
这两个新伙伴都喜欢读当代小说，在他们的影响下，他也读了起来。他读得比他们还贪婪，还杂，还广，连张恨水的言情小说他也读。不久，由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在同学中流传开了。他一口气读完。他觉得自己的烦恼比起少年维特的烦恼不知要深重多少倍。维特的结局是自杀，自己又将如何呢？
有一次——就在他看完《少年维特之烦恼》后不久，一位同班同学结婚，请他去参加婚礼。这位同学是自由恋爱，结婚仪式也完全是新式的。这在吉林城还像凤毛麟角一样罕见，因此便轰动了全城，能挂上一点边的都随份儿礼，赶来看热闹。
你看，新郎新娘来了，他们不坐花轿，不拜天地，身穿礼服，有男女傧相相陪。从车上下来后一路上撒着纸花，奏着雅乐。新娘披着白色的轻纱，轻纱长长地拖在地上。四个像小天使一样的小女孩在后面拉着，五彩缤纷的纸花在新娘的头上飞，悠扬动听的音乐在新娘的头上飘，新娘的头半低半扬，新娘的脸半羞半笑，就是梅兰芳当时才演出的《天女散花》也没这样美。塞上萧完全被感动了，眼泪在他的眼圈里转动，在模糊的泪眼中他仿佛看见自己的媳妇穿着大红袄，头上蒙块布，被人从花轿上抱下来……自己戴着小帽头，和她跪在天地前，一叩首、二叩首地任人摆布着……他的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但人家这是办喜事呀，怎么能……他一扭身，走出去了。真是“欢笑喜满堂，斯人独。瞧淬”。
这一天午后，不会喝酒的塞上萧喝了过量的喜酒，他完全醉了。他泪流满面地喊着：“人生啊！我的人生为什么这样！”他反复地重复着这句话。同学们把他扶上马车，他在马车上不肯坐下，站在车踏板上，面对着马路旁熙熙攘攘的人群，张开手臂，大声地，悲愤地呐喊着：“人生啊！我的人生为什么这样！”一群小孩跟在马车后面跑，过往行人都惊讶地看着他，以为这个年轻人疯了！
塞上萧当然没有疯，不过他更内向了，更沉默寡言了。他还在看文艺书籍。在念高中三年的时候，他在无意中读到了一篇介绍歌德和他写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文章。他发现歌德写这小说的时候只有二十五岁，比自己也大不了多少。书中的维特几乎就是写他自己，是他自己对封建社会的呐喊。这些情况的发现使他忽然萌发一个大胆的想法：年轻的歌德能把自己的“烦恼”写成小说，我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的经历也写成一本书呢？这个念头一经出现，万千思绪便一齐兜上心头，人物在眼前闪动，情节在脑海中翻腾，闹得他吃不饱睡不好。于是他便毅然地拿起笔来，悄悄地写上小说了。他怕被同学们发现，多半是半夜爬起来写。一个人跑到教室里，有时一写就写到天亮，激动得手颤抖，眼泪流在纸上。他写呀写呀，把几年来咽到肚子里的眼泪又倾洒在纸上，把多少年对谁都不能说的话又用笔说出来。
“悲愤出诗人”，他的小说文字虽然不讲究，技巧虽然不熟练，但是这是一个人发自肺腑的声音哪！他的小说初稿写完了，十五万多字。书名为《人生啊！》。小说不算太长，但他却累出了肋膜炎，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他的父母吓坏了，把他送进了最好的医院，包了一间最好的病房，让他一个人住着。他反倒因病得到了最好的写作环境，又悄悄地修改了一遍。当李汉超和王一民来看望他的时候，他把小说稿偷偷地交给他们，请他们做第一个读者。
李汉超和王一民半夜坐在教室里，一看看到大天亮，两个人都被感动了。他们没有告诉病中的塞上萧，一人分一半，给他抄得清清楚楚地送了回去，塞上萧面对着那一丝不苟的蝇头小楷，感到无比的温暖。自从他来到这个人世上，生活在人和人中间，给他温暖的人太少了。他的父母有的是金钱，缺的却是感情。人家说把“钱”字拆开，一边是“金”宇，一边是两个“戈”字。戈者兵器也，手执兵器就要杀人，杀人是残忍的，是无情的。有一个“戈”就够呛了，而钱字一沾金字边，竟出来两个戈，可见钱与情对立到什么程度了。要钱就不要情，甚至出卖情，绞杀情。钱字下面干出了多少男盗女娼，杀人放火的勾当，古往今来有多少战争不是由此引起的！
钱使塞上萧的父母变得无情。营利场上使他们无情，对待子女也使他们无情。
塞上萧在家里得不到的温暖，在学校里也很少得到。现在两个亲爱的同学把温暖送到病房中，使他高兴地感到人生也并不都是冷冰冰的，也是有温暖，有快乐的。
塞上萧向李汉超和王一民征求对小说的意见。他们两人在称赞了一番以后，都不同意塞上萧那个悲惨的故事结尾。那结尾竟把一个被大家庭旧礼教、旧婚姻制度压榨和逼迫得走投无路的青年，处理成上吊自杀了。李汉超和王一民认为这个青年应该从这个家庭里走出去，找自己的路。哪怕就像易卜生写《娜拉》那样，也比这凄惨的结局好哇。
塞上萧听完后只是痛苦地摇着头说：“走不出去，走不出去！你们不理解，墙壁太厚了，走不出去！”
书写出来了，怎么办呢？写书不是为给自己看哪，总要拿出去发表，装印成册。
他甚至连怎么投稿都不明白，自己夹着厚厚的一摞稿纸，往书店里跑。当时吉林市的书店都不大，出书能力很差，再加上作者是个黄嘴丫子还没褪的小青年，都怕招来一项赔本的生意，所以看都不看就给推出去了。吃了几次闭门羹以后，他忽然想起他有一个叔伯叔叔，叫萧文彬，现在哈尔滨《北方日报》当主笔。从前在吉林做事的时候很喜欢他，经常领他上街，听书，看戏。后来因为这位叔叔总和父亲闹别扭，就越来越疏远了。据说他给父亲出过好多主意，甚至让父亲出洋考察，回来兴办实业。这些主意不但都被父亲顶回去，还说他“云山雾罩，玄而又玄，萧家出了这么一个光会叫的百灵鸟，还不如有一只会下蛋的老母**好”。这话不知怎么传到叔叔耳朵里去了，他气得说了句“真是个老木乃伊，实乃不可教也”！从此就再也不来了。话再传回来，父亲竟弄不明白这“木乃伊”是什么玩艺，请问了两位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都摇着头说：“不知这典故出在何处。”越不知道越感觉是回事，越要弄个明白。后来在医院里请问了一位医科大学毕业的大夫，才知道“木乃伊”
竟然是那没有腐烂的僵尸。父亲一听勃然大怒，这还了得，竟敢以小犯上，辱骂德高望重的兄长！你既然如此无理地称兄长为“没有腐烂的僵尸”，这回我就要来个“诈尸”给你看看。这位老资本家坐上大马车，想找上门去大兴问罪之师，谁知竟然扑了个空，人家已经不辞而别，到哈尔滨报馆做事去了……
现在已经相隔多年，不通音讯。但塞上萧却总想着这位叔叔，有时就跑图书馆去翻翻哈尔滨《北方日报》，发现有他叔叔的文章就读一读，越读越觉得他叔叔是正确的。几次想给他叔叔写封信，尤其在婚后悲痛的时候，但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谈起，就没有动笔。这回他想起了叔叔，决定给他寄去。他写了一封充满热烈感情的长信，真实地叙述了自己的写作动机，叙述了婚后的不幸，他说这小说是写他自己的。
小说原稿和信寄走不久，就接到他叔叔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说小说使他很感动，只是文字差一些，他准备帮他润色一番，然后在《北方日报》上连载，连载完了再出书，这一切都由他负责了。同时他建议不用本名发表，因为他越看越感觉书里那个封建家长——旧势力的代表太像他的哥哥，作者的父亲了。用本名发表不但会气死他父亲，而且也为本族那些老辈所不容，弄不好就会惹起一场轩然大波。
书中旧势力的代表那么像塞上萧的父亲，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他完全是凭着久已积压在心里的爱和恨写出来的，自己几乎从来没有分析过。现在经叔叔一说，他自己也出了一身冷汗。于是就决定用塞上萧的笔名发表。
他给叔叔写了信，希望他叔叔在修改的时候，把凡是明显触犯父亲的地方都去掉。他叔叔照他的意见做了，删去很多。
这叔侄二人不可能是个彻底的叛逆者。
小说《人生啊！》在《北方日报》上连载了，他让叔叔把报纸都给他寄到王一民家中，稿费存在叔叔那里。这样，在吉林就只有三个人知道这小说是谁写的。；塞上萧的父亲还不知道他已经进了他儿子的小说呢。
小说每天只能连载四五百字。到塞上萧高中毕业的时候，小说还没载完。这时他那六十三岁的父亲得了重病，中风不语，倒在床上。塞上萧眼看着同班同学各奔前程，自己却不能动地方。李汉超考进了北京大学文学系，这对他是个很大的刺激。
他早已感到自己那小说文字表现能力太差，需要提高，但就是走不了。
两个月以后，那位六十三岁的老资本家僵卧在棺木里了。但他成不了木乃伊，他这副皮囊不如他的用想坚硬，他的思想是至死也冥顽不化的。
塞上萧父亲死后，那些买卖都由他两个亲叔叔分别掌管起来。他不但与叔叔无争，还怀着一种感激的心情向他两位叔叔致意：只要能供养他的母亲和他自己念大学就于愿足矣。他两个叔叔满口应承：一表示要奉养老嫂以终天年；二表示要把侄媳当成儿媳一样看待；三表示对他念书完全赞成，漫说上北平念大学，就是出国留洋他们也同意，花多少钱都不成问题。这样，塞上萧就上了北平。
北京大学早已开学，进不去了。和李汉超一商量，他进了私立的朝阳大学，学费高，对他当然不成问题，能学习就行呗。
从此，塞上萧开始了新的生活。
10
塞上萧在朝阳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小说《人生啊！》不但在报纸上连载完了，而且由哈尔滨时代书店出版。封面画了一棵枯树，树下是一面打碎的镜子。书名《人生啊！》是用小行书写的，惊叹号画得很大。塞上萧三个字是作者自己的签名，写得很潇洒。十五万多字的小说，有一个不算窄的脊梁骨，摆在书架上也很好看呢。
塞上萧喜欢得晚上睡不着觉，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的真正的欢乐呀！从前他觉得人生是灰色的，暗淡的，甚至相信“生活就是一系列惩罚”的说法，觉得人生真是一件可怕的事，只有死亡才能解脱。所以他才让他小说里的主人公上吊了。现在他又觉得人生是光明的，前途是灿烂的，美好的前景正在向他招手，只要肯努力去奋斗，就能获得幸福。
他高兴得晚上做的梦都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以前经常做噩梦，不是死爹就是死妈。有一次梦见他被那帮爱闹恶作剧的同学推进大海里，四面无边无岸，滔天的波浪向他打来，眼看就要道没顶之灾了，他惊喊着醒来，吓出一身冷汗。现在呢，一闭上眼睛就是鲜花和笑脸。他梦见一群姑娘给他献花。梦见他写的一大部长篇小说出版了，布面精装，名画家插的图，书名从中国字变成各种外国字；他梦见全世界都争看他的书，外国报纸上登着他的大照片。他梦见他在一座大学的操场上发表演说，他站在高处，周围围得人山人海……醒来时候，总觉得这个场面在哪儿见过？
后来猛然想起：这不是前几天自己在“北师大”操场上听鲁迅先生讲演时的情景吗。
哎呀，鲁迅竟变成了自己。想到这不由得脸上一阵发烧：这要叫同学们知道有多不好！
一年来，同学们对他越来越敬重了。他这班同学虽然都是学文学的，但是多数都是才练习着写作品，有几个能在报屁股上发表个千八百字的短篇，已经像在一片幼苗中长出的几棵高草一样，自视甚高了。稿费虽然只有几块钱，也炫耀着请几个同学上东来顺吃顿涮羊肉。哪怕再赔上几块钱，精神上却得到了满足。塞上萧可和这样的同学不同，他接连着用塞上萧的笔名在北平《晨报》和《创作月刊》上发表短篇小说。这两种报刊当时在学生中都是很有影响的，所以一下便传开了，全校学生几乎都认识他。好多人想知道这个眉清目秀、细高挑儿的同学是哪儿的人，从哪儿来的，从前写过什么作品没有了关于这些大家都弄不大清楚。正在大家窃窃私议的时候，《人生啊！》的单行本传到北平，传到“朝大”了。哎呀！塞上萧的书！
塞上萧在中学时候就写书了！天才，天才在这里呢！
塞上萧被公认为青年作家了。一九二八年新年的时候，北平《晨报》请他写文章，还登了他的照片。学校也请他发表谈话。他自己觉得比以前高大多了。
一阵热乎劲过去以后，评论出来啦。开始只是一两篇小文章，发表在《晨报》上，说塞上萧的作品是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文字粗浅，不能给人以美的感觉。接着又出来几篇有分量的评论，说他那只是萌芽状态的文艺，在为人生的旗号下粗造滥制，劝他赶快提高。
这些评论就像一盆一盆冷水从他头上浇下来，不但浇到他的头上，也溅到同学们的身上，有些人便对他摇起头来，甚至从前佩服他的人也用怀疑的眼光看他了。
本来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是供人评论的，从抱在母亲怀里就有人说：真俊哪，看这大眼睛！到会坐着，会走路，会说话，每长一寸都会产生新的评论。所以人本应该习惯于被人评论。不但应该习惯，还应该锻炼得能和那不公正的评论作斗争，有的应该顶回去，反驳，战斗，像鲁迅先生那样。
mpanel（1）；但是塞上萧可不行，他又开始做噩梦了，在他眼前灿烂的前途没有了，闪光的未来不见了，一切又都开始灰暗下去。他在苦闷中开始研究自己的作品，越研究越感觉评论说得有道理，自己写的那些玩艺确实粗糙，确实艺术性很低，确实应该提高。他把自己的书摔到一旁去，看着那书皮生气：为什么画个破镜子呢？简直是不祥之兆。
他给他的叔叔写了封信，向他请教。叔叔回信也要他提高，刻苦地提高！于是他就猛读起外国名著。他专挑那些文字写得美的，技巧高的来读，读着读着，他对英国十九世纪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的作品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读他的话剧《少***扇子》，为他那俏皮而洗练的台词所倾倒；他又读他的童话集《快乐的王子》，又被那宝石一样的光彩照射得叹为观止。当时王尔德虽然已经轰动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他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还不多，他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位作家，加紧学英语。他的英语在中学时就开始学，进大学后又接着学，拿着字典可以看英文书。这时再一抓紧，勤奋加上他的聪慧，很快就能读懂原文。他直接给英国书店去信、汇款，把所有王尔德的作品，连同宣扬他那“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的论文，以及关于对王尔德的评论，都买来了。他完全沉醉在对王尔德的研究之中。
一九二八年的中国正是革命和反革命殊死战斗的时刻。一方面是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南昌起义、八七会议、秋收起义、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中国人民举起了武装斗争的大旗；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各派军阀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下，对革命人民进行着血腥的屠杀。
在这种形势下，北平的学生运动也正如火如茶地开展着。而塞上萧却真的“两耳不闻天下事”了。他一方面陶醉在王尔德的唯美主义里，一方面又沉沦在北平学生公寓的放荡生活中。放荡生活和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本是一个母体里的双胞胎。王尔德认为在生活中已经看不到出路与希望，只有艺术是最真实的，最美的。为了追求这个美，别的什么都可以不要。王尔德的主张和塞上萧那早有的灰暗思想是一脉相通的，所以现在是一拍即合。
北平学生公寓住的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塞上萧住的这个公寓就更多一些，因为都是朝阳大学的学生。对他们当中一些人来说，念书就是混张文凭，闹个大学毕业的资格。所以念书倒成了次要的，吃喝玩乐才是真格的。熟悉那时北平学生公寓生活的人都知道，旧社会享乐的一些玩意儿在那里面几乎都可以找到。
赌、酒、女人，甚至抽大烟，在公寓都方便。没有一家公寓不是明文禁赌的，又没有一家不是公开聚赌的。如果你想打麻将，只要告诉伙计一声，马上就可以送上一副好骨牌来，只要头钱多打一些就可以了。女人呢，反正有钱就好办，伙计是善察人心的，他甚至会给你领个女学生打扮的姑娘来。半夜十二点过后，肚子发空了，要吃什么几乎是一呼就到。钱多的，伙计给你用提盒到饭店去提；钱少的门外就有馄饨、硬面饽饽；你又没钱又要喝酒怎么办？先赊着，四十枚花生豆，二两腊肠，一壶烧酒，就可以让你有半仙之体，甚至还可以腾云驾雾。公寓周围有不少靠着这帮学生少爷吃饭的，坐在屋子里什么肮脏的勾当都可以办到。这不是念书的学生，是书本里的蛀鱼，是书桌里的蛀虫，它们很小，很不显眼，但是天天在那里啮食，天长日久，把最有价值的东西都蛀空了。这是腐朽的旧中国的产物，你到这样的公寓里转一圈，真会为中国的前途担忧。
塞上萧和这帮“蛀虫”样的学生少爷还不一样，他还要研究他的王尔德，他还要思考问题，他还想写东西。但他和他们有时就闹到一块去了，甚至还闹得很凶。
这时李汉超已经参加党了。他是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骨于，斗争非常紧张，但他并没忘了这位颇有才华的老同学。他有时来看他，每来一次总劝他从这里搬出去，和他住在一块。塞上萧当然不肯。他们俩经常辩论，李汉超让他走出公寓，走出课堂，到斗争中去看一看。他则紧摇着头说：“我是搞艺术的，不是搞政治的。一个艺术家如果一沾政治的边，就会把艺术上的美破坏得体无完肤。；”李汉超一听这话，立刻就激动起来，两人就会争得面红耳赤。虽然如此，关系可从未中断，一逢节假日或星期天，塞上萧就去找李汉超，死活也要把他拉到馆子里去，吃上一顿好饭。不是塞上萧一个人不能吃，也不是非得李汉超陪他吃才有意思，而是心里惦念老同学的身体。他猜不准李汉超参没参加共产党，但他知道他是信奉共产主义的，而且正为之献身。他见老同学没早没晚地搞学生运动，有时顾不上吃顾不上喝，身体明显消瘦下来。一个人的信仰是不能劝阻的，主义认定就不好改变。塞上萧觉得，这正像他父亲信奉封建礼法、崇拜孔老夫子，他信奉唯美主义、崇拜王尔德一样，各有自己的理想。所以他根本不想去劝告李汉超，两人你搞你的政治，我搞我的艺术。但是对朋友的身体他却要尽一点责任，大责任尽不上，每隔几天帮他改善顿生活是完全能做到的。这对他来说简直成了必尽的义务，如果遇上哪个星期天没找到李汉超，他就星期一再去，一直到找着为止。李汉超也明白他这份心思，所以就不推辞了，推辞也没用。本来李汉超自己也不是下不起馆子，他那地主家庭总给他汇钱来，但他一个钱也不肯乱花，他要买书，要救济困难同学，要尽可能地多交一些党费。而且他也真顾不上去讲究吃喝呀。
他们的关系一直继续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九一八”事变的枪声响后不久，李汉超就抛下妻女，赶到抗日第一线，参加东〕比义勇军去了。
塞上萧还原地没动。他大学本已念完，但他不愿离开那学生公寓，不愿离开已经过惯的北平生活，而且北平的图书馆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不愿回吉林那个家。他的媳妇对他就像一块永远不散的黑云一样，随着他的心清在他头顶上飘来飘去，有时离得远些，有时离得近些，有时就顺着头顶压下来，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曾给母亲和两位执掌家业的叔叔写过好多次信，要求离婚，结束他和他媳妇那痛苦的生活，还给他们婚姻上的自由。可是每封信都遭到严词拒绝。
他母亲甚至告诉他：这是他父亲为他办的亲事，要把媳妇“休”回娘家，除非让他父亲点头。唉！这真是从何谈起，父亲已经进入九泉之下，难道要到阎罗殿前去找他？而最后一封信更加厉害，竞附上上他媳妇的一段誓言：我幼读《女儿经》，长读《闺中训》，我明白德容言功与三从四德，我也知道好马不配双鞍，烈女不嫁二夫郎。我进了萧家的门，活着是萧家人，死了是萧家鬼，今生今世不和你“打霸刀”。
接到这封信后，塞上萧就再也不向家中提这件事了。也只有这时他才真正感受到中国这套封建礼法把人束缚到什么程度！有些人就像最虔诚的宗教徒那样，一生就以身殉道。
寒上萧不愿回吉林老家不等于他不惦念东北家乡。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对家乡的沦陷，人民遭受的涂炭，还是思念不已的。他送李汉超上火车的时候，曾泣不成声，泪洒胸怀。
九月二十一日，他从报上看到了日本大兵开进吉林省城的消息。他痛苦得连王尔德都研究不下去了。过不几天，王一民给他来了信，信上说：他准备马上就离开吉林，投笔从戎，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去。信中愤慨地述说了吉林被汉奸熙洽出卖的情况。当时吉林省长张作相正在锦州老巢里给他母亲办丧事，军政大权完全操纵在满清皇族、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省督军署参谋长熙洽手里。九月十九日日寇刚一占领沈阳城，熙洽马上就和他当年在日本留学时的老师，现在指挥一个师团侵略军的多门二郎联系上了。二十日熙洽下令将吉林驻军全部撤出吉林城。二十一日熙洽亲往土门岭迎接日寇司令官多门二郎，于是日本侵略者就非常迅速地，不费一枪一弹地开进了吉林城。
塞上萧看完了信气得咬牙切齿，他恨熙洽这个民族的败类，祖国的叛徒，人民的公敌。他几乎想拿起笔来写一篇声讨熙洽的檄文。但是他没有，他不能这样做，他可以在心里恨，在嘴里骂，但不能诉之于笔墨，他的笔墨是他献身于艺术的工具，不能为任何政治目的去乱用。他从来就反对“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他认为国防和文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为什么要硬拉到一块去呢？用文学去干国防，不但国防干不成，连文学也干没有了。
塞上萧在心里筑起一道长城，把文艺和政治完全隔离开了。这道长城的地基，还是王尔德那“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
塞上萧思念东北，又不愿回吉林老家，怎么办呢？北平学生公寓终久不是长居久安之地。这时他想起了哈尔滨，那里是他的发迹之地，他的处女作《人生啊！》就是在那出版的。他觉得这个塞外的都市是可亲的，而且自己名字正叫塞上萧，命里注定要过塞上的生活了。于是他给在哈尔滨《北方日报》当主笔的叔叔写了一封信。叔叔回信要他立刻前往，一切都不成问题，工作也已安排好，就在《日报》编文艺副刊。叔叔说他已是有名望的青年作家，又在文科大学里深造了数年，《日报》能得到这样人才真要以手加额，高呼天助我也！
塞上萧非常高兴地来到了哈尔滨。以他叔叔为首的《日报》全体同仁热烈地欢迎了他。叔叔特意领他去拜见了《日报》董事长，社会名流卢运启。第二天《日报》就在显著位置上发了一条消息，大标题是“著名小说《人生啊！》作者，青年作家塞上萧前日抵哈，并将于本报任职。”副标题是：“本报董事长卢运启老先生会见塞上萧，给以非常之勉励云云。”
拥有大量读者的哈尔滨《五日画报》上也刊登了塞上萧的大幅照片。照片上的塞上萧叼着一个很大的烟斗，斜靠在一株枯树上，头发蓬散着，穿西服不系领带，衣襟敞着，眼睛微微眯缝着，作沉思状。如果研究过王尔德的人一看这照片，就知道他模仿的是谁了，照片也打上了王尔德的烙印。
几天热闹过去，塞上萧到《日报》去上班，没到一个星期，他就受不了啦。每天按时上下班，趴在桌子上一天到晚看别人的稿子，去为他人作嫁衣裳。刻板的生活，劳累的工作，坐在那里表就像定住了一样，真成了度日如年。他塞上萧本是作家的材料，怎能干这样烦琐的工作？他也不需要那几十块钱的微薄薪水谋生，他需要多少钱，吉林两个叔叔从来都是满足供给的。所以一个礼拜刚过，他就向主笔叔叔提出坚决不干了。不但工作不干，连他叔叔家也不住了。叔叔待他本来非常好，婶子对他也极亲热，可是他不习惯那套有秩序的生活。他的叔叔简直像个标准钟，起床，吃饭，睡觉，甚至读书看报上厕所都有钟点。他塞上萧是个自由王国的公民，怎么能做时间的奴隶！
在塞上萧坚决要求下，他首先从报馆退出来，接着又从叔叔家搬了出来，住进了花园街现在的住处。
塞上萧当上了职业作家。
《日报》上开始发表塞上萧的新作品。熟悉他的读者一看，都感到文字确实比以前美了，构思比以前巧妙了，只是内容空虚了，有的甚至是无病呻吟，玩弄词藻。
在一首题名《夜空》的诗里，竟出现了这样的“诗句”：没了光芒，月去星藏，深夜啊，怅惘，凄凉！
斜风细雨，凭窗仰望，夜空啊，迷迷，茫茫！
下边还有好几段，都是这样没有任何内容，就像一位老人要与世长辞时发出的痛苦哀鸣一样。诗发表不久，就收到《日报》转来的一首诗，诗的作者叫“南方笛”。
诗曰：塞上萧啊！不要怅悯，不要凄凉。
天在头上，地在脚下，不会迷茫。
夜空就是夜空，何必劳神仰望。
奉劝君：莫学那犬儿汪汪叫，莫学那乌鸦把脖扬，赶快缩回头，伏身桌上，写些有益的篇章！
南方笛敬献塞上萧塞上萧读完，几把扯得粉碎，用力摔进痰桶里。刚摔完，又觉得诗上的字迹有些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急又走到痰桶前，往里一看，已经完全浸进脏水里去了。
塞上萧又陷入了苦恼中，他有几天没有动笔写东西。一天晚上，他叔叔给他一张《娜拉》的戏票，是北方剧团在亚细亚电影院演的，让他去看，最好能给写篇评论。他不愿去，他在北平看过著名电影演员黎莉莉、谈瑛、郑君里演的《娜拉》，塞北的剧团怎能和上海来的名演员相比呢。但是他叔叔一定让他去，而且告诉他，这个北方剧团和《日报》是一个董事长，都是卢运启出钱办的。卢运启是一代名流，风流儒雅的名士，名士就爱办这样能出名的事业，要不怎能成为名士呢。叔叔一定要他去，他只好去了。他的座位在第五排正当中，是看话剧最好的位置。他开始确实没抱多大希望，幕布拉开以前，他昏昏欲睡地坐在那里。等到幕布拉开，娜拉从门外走进来，他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看，但没到半分钟，他的两只眼睛就全睁开了，而且越睁越大，越看越出神。这个娜拉真美呀！在她那俊美的鸭蛋形脸上，鼻子眼睛搭配得那么合适，浑身上下那么匀称，线条那么好看，简直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一样。前些日子他在一篇小说里还写过这样的话：“每一个漂亮的姑娘都是一幅画，而且是决不雷同的画。”那么今天这个演员，就是千万张画中最美的一幅了。
简直可以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画家达。芬奇画的《蒙娜丽莎》相媲美了。她不仅是形象美，声音也好听，而且表演得也恰到好处。在塞上萧的脑子里，原认为北平那位电影明星演的娜拉，是个高峰，那鲜明的形象经常出现在他的眼前，但被现在台上这位一比，便立刻黯然失色，襟袖无光了。
第一幕的幕布刚一合上，他立刻跑出去买说明书。才人场时候他根本没想买，可是现在想买人家又不卖了。他几乎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厚着脸皮向人家要东西。他要了一张印得很粗糙的说明书，急忙一看，演娜拉的那个女演员叫柳絮影。他来到哈尔滨以后，曾不止一次地听人说过这个名字，在画报上也看见过，甚至有一次坐电车还听见过几个中学生在热烈地讲着她，可惜那时自己却没往心里去。
他又回到座位上继续往下看，越看越兴奋，如果说前一幕他感觉到的主要是柳絮影形象的美的话，越往后看他越感到她的精神美，内在美，她满脸正气，一尘不染，简直像个圣洁的女神。
我们在欣赏一出好戏的时候，不是往往有这样的感觉吗？当那位主要演员乍一出台的时候，形象并不怎么好，甚至还有一些不足和缺陷，使你感到有些失望了，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人物性格的形成，心灵的深人展现，越来越感到这位演员美。
缺陷被弥补了，不足之处不见了，内在的美代替了表面的漂亮，心灵深处放出的光辉照亮了每个观众的眼睛。这时你便会感到评论一个人的美与丑，单凭外部形象来论定是不准确的。主要的依据还是内心世界，或是高尚的情操，或是肮脏的灵魂，都在内心深处掩藏着。当然演员还有不同之处，就是艺术的魅力。
今天这位柳絮影是外在的美和心灵的美都同时展现出来，而且是相辅相成，相映生辉的。这就使塞上萧这位观众越看越感动，最后，当娜拉从“泥娃娃老婆”变成自觉的女性，起来撕破她丈夫海尔茂的假面具的时候，他竟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戏演完了，塞上萧不由得拍手叫好，他感到这才是真正的艺术，真正的美！也只有这样的美才是最真实的，最有价值的，最感动人的，他真要为这戏写评论了，不，不是为这个戏，而是为这个演员。
塞上萧不由自主地走进了后台，他来后台干什么？他自己也说不太清楚。他不认识这个剧团里任何人，他的名字人家可能知道，但是又不好自报家门。像一般人递个名片，自己又不习惯。刚进报馆的时候，叔叔给他印过一盒名片，上写：《北方日报》文艺副刊编辑、作家塞上萧。他因有自封作家之嫌，从来没用过。现在更不能用了。他就这样一个人空着手进了后台。后台里灯光不大亮，还有股潮湿气。
幕布才拉上不久，有些人正在整理道具，移动布景，人来人往很乱。有的演员一边走一边往脸上涂卸装油，脸上一条红一道黑的，像小鬼。
塞上萧试探着往前走，竞没有人来问他。那是个只重衣裳不重人的时代，尤其在戏园子这种地方。塞上萧虽然不太讲究穿戴，甚至有些不修边幅，但是他的西装总是最好的进口料子的，不用经常烫也是笔挺的。能穿得起这样西装的人，当然有些来历了。
塞上萧从布景片子后面走过去，来到了一个小化妆室门前，门半开着，屋里通亮。他站在门前往里一看，柳絮影正坐在一面大镜子前，从头上往下拔鬓角上的一朵小花，一边拔一边对身后的几个人笑着。在她靠背椅的后边，站着五六个不同年龄、不同装束的人，有穿着最讲究西服的青年，也有穿长衫的中年人，甚至还有一个挂着警尉肩章的警察。他们都向柳絮影笑着，说着，那个穿西服的青年把柳絮影刚从头上拔下来的小花～下抓在手里说：“送给我做纪念吧。”他的手才抓着小花，几只手同时伸过来了，大家抢着，笑着，闹着。正在这时，一个仆役打扮的人，从塞上萧身旁一挤，急匆匆走进化妆室，对柳絮影躬着腰说：“柳小姐，滨江警备司令部李司令大公子的车在外边等着您，请您到宴宾楼去吃夜宵。还有……”
柳絮影一皱眉，手一挥说：“你告诉他们，我今天晚上不舒服，哪也不去。”
仆役忙笑着说：“那怕不大好，柳小姐……”
这时，忽然从塞上萧身后传来一阵急促杂沓的脚步声。塞上萧一回头，只见有三个人直向这个化妆室奔来。为首的一个约莫有三十左右岁，高个，赤红面子，一脸疙瘩，穿一套深绿色的西装。后面紧跟着两个像马弁一样的随从，崭新的军装，十字花的武装带，屁股后面都挎着匣子枪。这三个人一阵风似的走过来，塞上萧忙将身往旁边一闪，为首那个昂首阔步地走进去，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那两个随从一边一个，像二鬼把门似的站在门旁。
门，关得严严的，塞上萧觉得鼻子一酸，心口像被谁打了一拳似的难受。他一转身跑出了后台，跳上一辆人力车，很快地回到了花园街宿舍，饭也没吃就蒙头倒在床上。
塞上萧没有写剧评。但却产生了写剧本的冲动。
后台那短促的一瞥，给他造成了一个强烈的印象，想不到在前台那样圣洁的柳絮影，回到后台却是那样放荡，这使他心里在一时之间很不好受。他从没接触过女演员，现在他似懂非懂地在想：戏子，戏子就是演戏的，在前台那一切都是装出来的，装得越像戏就演得越好，甚至可以使那么放荡、糜烂的女人装成头上放出灵光的圣徒，大概这就是她们的本事，她们的表演才能吧。
但是过了一段，他又有些怀疑自己的判断是不是公允？说她放荡吧，她也只是在从鬓角边摘花时对那些人笑了笑，至于那些人抢那朵小花，总归是那些人的事呀；说她糜烂吧，并没有看见她有什么不堪的行为；说她投身于有权势的汉奸公子吧，她却向仆役挥手拒绝了……
这一切搅得他思想很混乱，甚至很头痛。他想不去想它，但是不行，这个柳絮影竟好像在他脑子里生了根，挥之不去了。
想来想去，他忽然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要写个剧本请她演。她在后台究竟怎样，只凭那一瞥，是判断不清的。但在前台她是出色的，迷人的，有艺术魅力的，就发挥她这方面的才能吧。
王尔德的剧本已经风行全世界。塞上萧曾精心研究过他的《理想的丈夫》、《少***扇子》和《一个无足轻重的妇女》等名剧。有些被人传诵的俏皮台词，名言警句，他差不多都会背了。他从前就曾经有过写剧本的念头，现在由于柳絮影的出现，这念头变成了创作上的冲动。他决定用自己那本《人生啊！》为主要故事线索，写一出婚姻、恋爱、自由的剧本。
塞上萧夜以继日地写上了。由于他有自己悲痛的经历，深刻的感受，所以写的时候竞冲破了那“唯美主义”理论的束缚，出现了现实主义的色彩。王尔德也有过这种情形。写作中出现的现象，有时是特别复杂的。
塞上萧的四幕话剧《茫茫夜》写出来了。他叔叔领着他去找了卢运启，得到了这个老头儿的支持，剧本交给北方剧团排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