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四十二章唐代象棋的那些事儿
唐代是中国象棋成形的孕育阶段,在此期间,由于皇室对象棋的关注和爱好,使得象棋盛行于后宫和坊间,这也就有了一些流传已久的象棋故事。?
中国象棋史中,谈到一些梦中下棋的故事,其中,最为玄妙的莫过于,武则天梦中下象棋决定皇储归属的故事了。?
武则天晚年,为立太子问题绞尽脑汁。可她的儿子都姓李,她想传给本家侄子武三思和武承嗣。?
一天夜里,武则天做梦,梦见与大罗天女下象棋,总是输,而且棋子总摆错位置。?武则天问宰相狄仁杰,狄仁杰回答,象棋不胜,是宫中无子,此乃上天假托象棋暗示陛下,储君位置不能长久空缺。太子是天子之本,本一动摇,天下大乱。陛下请尽快立庐陵王李显为太子,可以此千秋万代常享宗庙。如果立武三思,则不一定。?
武则天感悟,立即将李显召还,立为太子。?至此,李唐薪化活动难以望其项背。可以说,人无论男女老少,地无论城乡厅幽,无不为其魅力所感染、所陶冶,尊之为国粹瑰宝,实乃当之无愧。事物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厚聚,方能喷薄而发;源远,方能流域而广。象棋运动深入社会生活,形成如今的规模、气势,自有雄浑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
上溯到北周,就有许多、戏剧作品描绘象棋运动。并有不少故事流传下来。明代初年,明成祖朱棣的太子朱高炽(明仁宗)见两个小太监在宫中对弈,遂命进士曾棨以诗咏之。曾棨略加思索,当即吟咏出七律一首:“两军对敌立双营,坐运神机决死生。千里封疆驰铁马,一川波浪动金兵。虞姬歌舞悲垓下,汉将旌旗逼楚城。兴尽计穷征战罢,松阴花影满棋枰”。这首写于十四世纪初叶的诗篇,被后世誉为吟诵象棋运动的代表作,诗的神韵鲜明地揭示了在中华民族辉煌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楚汉之战和象棋的血肉之缘。与此同时或在此前面世的象棋谱《百变象棋谱》(1532年重刊,初刊的时间相传为元代至治二年,即公元1322年)、《梦人神机》(约刊于十三世纪中叶)等书所标明的象棋制艺中,也明确地标出了“河界”或“楚河汉界”,以及分为黑、红双方对垒。
1972年,在江西安义县出土了一幅完整的宋代铜质象棋,三十二枚棋子的正面是阳文楷书各自的名目、背面则为各自的象形图案;另外,在黄河以北的鹤壁集窑址也出土了宋代制作的瓷质象棋;1964年,在福建泉州湾打捞的宋代沉船中,则发现了色分黑、红的木质象棋子。象棋制艺成型约在唐末至宋初,成型之前流传于各地的棋式异同参差。不同的如:有的棋盘有“河界”,有的没有;有的在棋盘的方格内置子,有的在纵横线的交叉点上置子(其实,方格也可以看作是粗线的交叉点);至于棋子的名目和两方棋子的颜色则基本相同,已有“将、士、象、车、马、兵”和分黑、红二色。那时,不叫做象棋,而称之为“象戏”,唐代大诗人白居易(772—846)曾写下十分生动的诗句予以吟赞:“兵冲象戏车”;再早,北周武帝宇文邕(543—578)撰写《象经》一卷,记述象戏的著法;可见,象棋制艺成型之前,已以不同的姿态融入社会生活之中。所以,人们有理由认定:尽管“象棋”一语最早见之于《楚辞》和《国策》;尽管传说象戏来自黄帝的阪泉之战与涿鹿之战,“黄帝驱蠢兽为阵,象之雄也,故戏兵而以象戏名之”(宋、晁无咎);尽管在广大地区流传时不同地域有过不同的式样,但,两军立营,相持对垒,中隔“楚河汉界”,棋子命名“将、士、象、车、马、兵(卒)”,色分黑、红而战,战局中“斗智不斗力”、通力擒“将帅”等等,莫不植入楚汉之战的文化底蕴,而与中华民族划时代的发展——奠基汉王朝,在历史、地理、人文形态诸方面处处吻合。
汉高祖二年(前205年),刘邦引兵东向,出函谷关;三月,与诸侯会盟洛阳,集56万人马伐楚,乘楚霸王项羽率兵征齐而后方空虚之机,一举攻下楚都彭城(今徐州)。项羽闻讯,立即回师,在灵壁(今安徽)一带与汉军展开激战。是役,汉兵大败,溃不成军,刘邦仅得数十骑卫护而逃出重围。五月,到荥阳招集残部,又会合萧何从关中送来的人马,兵势重振。从此,楚、汉在荥阳展开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拉锯战——你进我退,我进你退,反复争夺。在此期间,形成了一段极为特殊的战争景象:汉高祖四年(前203年)十月,“复取成皋(今荥阳市汜水镇),军广武,就敖仓食。项王已定东海,来西,与汉俱临广武而军,相守数月”(《史记?项羽本纪》)。也就是说,楚据东广武城,汉据西广武城,中间隔着广武涧(古运河鸿沟经广武山连接黄河的一段)相持。当时的形势是“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饷,汉王、项羽临广武涧……”(《史记?项羽本纪》),在空前残酷、激烈的争战中势均力敌,谁也无法逾越鸿沟一步。形势促使双方相约: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鸿沟而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史记》)。历史就这样使鸿沟成了“楚河汉界”,特别令人注目的是“中分天下”(中分即从中划分),那象棋的棋盘不正是吗?进一步联系到象棋的棋制,历史也在告诉后世:黑、红两军隔河界相持立营,严阵对垒,以及擒“将”制胜,并非来自人们的凭空想象,而是植根于中华民族开拓进取、蓬勃发展中一幕极为壮烈、极为震撼人心、极富理念价值、极具深远影响的史实。
唐代大诗人李白为此而挥笔写了《登广武古战场怀古》,热情洋溢地赞颂:“秦鹿奔野草,逐之若飞蓬。项王气盖世,紫电明双瞳。呼吸字,形象地记录了刘邦被命为“赤帝子”,衔天命,斩白蛇的传说。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秋,“乃立季(刘邦)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上赤”(《史记?高祖本纪》)。刘邦最初举兵起义,便是这般情况。从此到发展壮大成为汉王,刘邦的人马尽尊尚红色,以赤帜红旌为其标志。棋盘上,隔“河界”对垒的“红”方,当然来自汉军的人文遗留。
顺便提到一点,在象棋的开局中有一句民间流传了许多代的俗语:“红先黑后,输了不臭。”也是有文化背景的。它,同样来源于楚汉之战。公元前205年,汉兵率先代楚,拉开了“中原逐鹿”的序幕,造成了广武山红、黑两军的对垒;当楚、汉相约“鸿沟为界、中分天下”之后,又是汉兵率先进攻,最终歼楚军于垓下,完满地为历史落下了极其壮烈又极为重要的一幕。故,反映到棋局中就形成了“红先黑后”的俗语。?象棋运动的内涵“斗智”
象棋棋子的名目,许多来自楚、汉两军,深受当时政治军事体制的影响,古人早已发现这一颇具深意的现象。宋人程颢(1032—1085)在《咏象棋》一诗说:“偏裨兼备汉官名”,说的极为中肯贴切。(但是,也有一些名目是由前代继承和后代发展中来的。例如:“车”便受春秋战国时期的影响而制定;“炮”呢?则受后世战争器械改进、发展的影响。棋子名目以及棋盘定制和著法的文化内涵十分广泛,其来源更是错综复杂、深邃丰富,将另作专题探讨。)象棋文化策源于“中原逐鹿”,象棋之所以作为一个运动项目,它的特征与内涵无论何时都不能忽略,必须深入地予以阐明。前面我们引用了明代诗人曾启的诗句“坐运神机决死生”,形象的概括了两点:一是“坐运”,二是以“神机决死生。”象棋这种运动的特性和内涵的核心,用一句精辟传神的话来说,即“斗智不斗力”。而“斗智不斗力”也源于楚、汉在广武山上的对垒。
“楚、汉久相持未决,……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史记?项羽本纪》)。两军阵前,汉王刘邦不仅鲜明地提出“斗智不斗力”的制胜方针和策略,而且身体力行地贯彻,演绎出许多极其生动的范例。他用陈平的反间计,离间范增和项羽的关系,使项羽夺范增之权,自折股肱;用张良的笼络计,当韩信攻取了山东一带请求封为“假齐王”时,立即下诏封韩信为“齐王”(刘邦下诏书的地方,因此而得名“诏峪”。诏峪离汉王城二十余里),巩固已方的团结。当项羽将刘邦的父亲“太公”放到砍肉的高案子上,威胁说:“今不急下,吾烹太公(若不马上投降,我煮你的父亲)。”刘邦冷静地回答说:“吾与项王……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史记?项已本纪》)。此,即大诗人李白措写的情形:“分我一杯羹,太公乃汝翁。”刘邦一方面发布项羽的十大罪状,涣散楚军的士气;另一方面,当他被顶羽射中胸膛,摇摇欲倒之时,怕影响士气,便趁势府身摸着脚,骂着说:“虏中吾指。”他伤痛难忍,还强行巡视军营,慰问士兵,使敌人无隙可乘(见《史记?高祖本纪》)。这些“斗智不斗力”的典型范例,这些指导象棋艺术发展的精神内涵,募不发生在汉霸二王城的所在地广武山。另外,与刘邦相比,刚愎自用、急燥鲁莽、暴虐蛮横的项羽也只能像后人在一首诗所写的那样“智穷欲烹太公肉,勇绝偏染乌江沙”了。
千百年来,“楚河汉界”凌然于棋盘;黑红两军严阵而对垒;“斗智不斗力”既是象棋运动的特性,又是象棋运动的精髓,更是象棋艺术发展的原动力。人民大众的追求丰富多彩的生活中创造了象棋,象棋在发展中丰富、美化了人民的精神生活。1999年4月,广武山区的山民捐献出了珍贵的收藏文物——宋代铜质象棋(棋子的大小若制钱而稍厚,棋子正面阳文楷书,棋子背后有对应图像,三十二子一子不缺。妙在红黑双方的铜质不一样,分红铜与青铜,红黑两方皆是将士象车马卒,无帅、无兵、无相)为象棋文化又增添了一段佳话。作为象棋文化的策源地,荥阳和她的广武山正以在中华文明史中的鼎然而立的地位和独特风貌,激励着象棋运动更加发扬广大、灿烂夺目。
比较象棋和国际象棋的棋盘,很多人都知道象棋的棋盘上多了一条“河界”,也就是说多了一条线。即国际象棋棋盘上的中心线划到一方作为“河岸”;而增加的一条线,作为另一方的“河岸”。可是,人们不一定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条“河”的问题,更不是简简单单的多了一条线的问题,它的内里积淀着深邃的意识形态。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条“河”把棋盘分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每一部分都有它各自的意蕴。两部分相隔对峙而又相关连,更增加了多层次的文化意境。千多年以前,象棋在孕育和发展的实践中,人们以对历史的深刻认识和理解,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艺术才能象征性地创造出了象棋棋盘横竖线组合的格局。据传,唐代的象戏样式和国际象棋惊人的相似,唐代象戏以它固有的文化影响力,向周边传播,特别是通过西域传播到中亚和阿拉伯地区,交流国际之间,而在本土,由于唐代后期的藩镇割据、战乱不息,五代时期更加兵荒马乱,人民迫切渴望统一,象棋也在社会的演变和人民群众的意念中,步步发展演变成型,现今的制艺。另传,象棋原先的棋盘并不是这样(或者说,曾有过不是这样的棋盘),它的纵线是十一条,布棋时将两炮分别放在两车的外侧。可是,这种棋盘在实践中很快就被淘汰了。因为在文化观念上它违背了“王”(棋中的将、帅,实际是王)与化精髓,不能不涉及诸棋子在开局前摆放的位置,也就是说不能不探讨“布子”的文化意蕴。“卒”的棋子数和在棋盘上直面强敌的处境,充分体现了成边和守关的历史功绩和战略地位。它的著法(行一步而不能后退),也透露出卒子生命的艰辛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勇往直前的壮烈精神。“将(王)”呢?独此一枚,却又最为尊贵。虽然,表明了它所产生的封建社会的统治观念“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同时,也应该看到事物的辨证性,这种观念还产生了“统一”的“中央集权”意识,及促进整体协调发展的有利于社会进程的影响。所以说,象棋设一枚“将”并以它为中心,普及了国家统一的精神观念。士、相、马、车各两枚,对称地排列在将的两边,引人关注的是另一枚棋子“炮”(同样有两枚,同样讲究对称),并不和它们并排连在一起,而是在“九宫”的外角上立垒,移可攻、连可守,成待机拒敌之状。这不能不说是特意的布置,前八枚棋子在“将”的两翼左右相拥,恰恰形成了八佾和八骏的基本态势,程颢以诗颂之曰:“中军八面将军重”,即此。同时,以“将”为中心,在底部组列成“九”的格局。不但和戌边守关的卒五遥遥相连,举步相通,更与距“将”五步之遥,昂立守卫的“炮”紧紧相依。在此特定的文化思维范畴之内,真可谓把“九五”的意念发挥得淋漓尽致。处处深化“国家”和全局观念,巧妙地把浑厚深邃的传统文化赋予游乐益智的体育运动,怎能不令人去节赞叹而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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