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瓢冷水把王以哲浇个透心凉。他原以为千里之外跑来陈情，少帅起码能给个灵活的应对之策。谁知少帅不但不发一兵一卒，扔给他的还是那避之唯恐不及的紧箍咒。一阵绝望、怨艾从心头升起。
王以哲弄不明白，自进驻北平后，少帅怎么像是变了个人。东北基业可是大帅几十年风风雨雨创下的啊！难道你少帅愿意看着它沦入日本人之手？更何况你少帅当初归服南京国民政府，不就为抵抗日本人插手东北事务吗？而且大帅死于日本人之手，东北人谁个不知，哪个不晓。
王以哲虽不能说草莽出身，但毕竟身在关外，尚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军事与政治那种互相缠绕、互相挚肘、难分难解的复杂关系，也不可能了解到，攻于心计的蒋志清为迫使张学良俯首听命而采取的种种政治权谋和外交手腕，自然也就难以真正理解张学良当时的苦境。
张学良似乎看穿了王以哲的心事，轻轻地叹了口气，解释道：
“既然我东北已归顺南京，我又身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学良就得听中央的。我虽为一人之下，可这一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该清楚，迈过他能行吗？眼下我已派人把情况报告给了总司令，他也指示了，一切先从外交解决。”
其实，张学良这么做也是有原因的。
他年轻气盛，如日当空，正处在事业的顶峰，虽对他巩固自己的东北大权起了重要作用，但也掩饰了他的一个极大弱点，即对外交、政治上的复杂、艰险缺乏清醒的认识，很多观点显得稚嫩。当他看到日本国内的政局出现动荡，而关东军兵力又显得单薄时，总是一厢情愿地拿日本与中国的情形作比较，因而也更轻信日本人还不至于在整个东北大动刀兵，实行全面的武装占领。此时尽管已有人向他指出，日军有可能以占领奉天为开端，逐步实现对东北的占领，但他已完全听不进去了。
除此之外，中东路事件的阴影不萦绕在他的心底。中东路事件是张学良执掌东北政权后第一次大的对外军事行动，战争的惨败无异于给意气风发的张学良当头一棒，这是张学良主政东北以来遭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而这种挫败感一直延续现在。
在他看来，中东路事件中，苏联是被动的，准备不充分，而东北军是做了充分准备的，东北军尚且失败。而现在日本蓄谋已久，早已作好充分准备，东北军若真卷入战争，孤军奋战，取胜又谈何容易？同时，张学良心中还有这样一个顺理成章的比较：1904年的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其强大的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几乎全部被歼。日苏相比，日军战力明显强于苏联，那么，东北军与苏军作战都打不过，更何况要面对比苏联更加强硬的日本人了。没打先有怯敌之心，不能不说与当年中东路的惨败有直接的关系。
对这些，王以哲当然无从知晓，他只觉得这种事靠外交解决简直是天方夜谭。何况他是一个军人、一个领兵打仗的将领，他所需要的，只是军队力量的强盛和命令的合理、可行。
“印度的事业你知道吗？”望着沉默无言的王以哲，少帅言犹未尽地问道。
“知道一点儿。”王以哲心中不免有些纳闷。
“蒋总司令要我多研究研究印度，效法圣雄甘地。对日本人就像甘地对英国人一样，采取不合作的办法。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办法。争取公理，留待国联裁决。”
张学良一时又有些神情黯然，“我原想回关外一趟，可有些事又使我未便成行。你还是快回奉天吧。遇事多和张辅帅、藏主席商量。”
王以哲退出协和医院后，一阵失望、凄然之感涌上心头。东北军坐镇一方，几十年征战，上不怕天、下不怕地，今天却要外国人来保护。大帅要是地下有灵，能咽得下这口气吗？唉，让我回去怎么向弟兄们交待。
果然，军官会上，王以哲话没说完众人就先炸了锅：“遭受日本人攻击，不抵抗怎么能成呢？这不让我们睁着眼等死吗？”
“军人打仗就是要尽用手中武器。不还击，不抵抗，那还要我们干什么？”
见众人群情激奋，王以哲站起来摆了摆手，重复道：“我们要绝对服从，不要再为难副司令了。”
年轻气盛的旅部朱参谋站起来说道：“可我们也不能坐着等死啊，根据上峰的指示，敌军不来我们不能走，可敌人来了，我们还走得了吗？走不了只有起来应战，应战又哪有不抵抗之理呢？”
……
王以哲认为众人说的有理，一时颇感为难。沉思良久，咬着牙说道：“不行的话，我们就来个见机行事。敌人来了我们就跑，实在不行也可以开枪迎击。但要保证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的退让。必要时全军退到东山咀子附近集结，候命行动。”
众人一时相对无言，表情复杂。既然旅长已经担了责任，做了退让，还能再说些什么呢？命令总归是命令，军人对命令是没什么价钱可讲的。
会就这样有些沉闷地散了。
可赵镇藩却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眼下，奉天城的日本人不但急运军火，大搞演习，还给在乡军人及日侨发放武器，大事训练，颇有些蠢蠢欲动之势。而7旅却被这道命令捆得死死的，连个整体计划都搞不出来。战事在即，何谈动员战备、筹措物资，更别说进入戒备状态了。看着周围的日本人像憋足了劲轰然鸣叫的坦克，再看看7旅和东北军各部队太平无事的样子，看看奉天城一片祥和、毫无大战在即的气氛，赵镇藩心中是千般焦急，万缕悲哀。
越想越烦，赵镇藩索性出了屋子，信步来到了大营院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