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怎么样？”荣臻不待对方开口便抢先问道。
“刚才7旅赵参谋长报告，大约10点半左右听见大营西南方一声巨响，情况不明。时隔不久，日本人向北大营连开数炮，而且有步兵越过铁路向大营冲去。”
“日本人方面有什么消息？”荣臻想了想问道。
“下午和林总领事谈完后再没接到任何通告。”
荣臻转过身去没再吭声，他意识到可能他最不愿看到的局面出现了。日本人可真是挑了个好时候。现在关外兵力空虚不说，几个主要长官也都不在位。即使关外剩下的这些部队也完全分散在东三省各地，完全没有进入备战状态。枪林弹雨里冲杀出来的荣臻什么时候打过这样的仗，经历过这种局面，“灵活处置”，说起来容易，怎么个灵活法？更何况对手还是凶残无比、有备而来的日军。要是好处理，张作相岂能到现在还不回来。荣臻觉得自己像被推上了一艘狂涛中的小舟，随时都有可能遭到灭顶之灾。
桌上的电话这时响了起来。
“喂，荣参谋长吗？我是赵镇藩。据准确情报报告，刚才日军炮击北大营，现在营西门外有日军在活动。”
“你们旅长呢？”
“旅长在家里。我刚才去了电话，他可能随后就到公署。参谋长，如果日本人向大营发起攻击怎么办？必要时我们是否可以迎击。”
“一定要沉住气，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都放在库房里，等事情查清楚再说。”荣臻沉声道。
“收枪入库？那日本人冲进来，不是让我们等死吗？！”赵镇藩有些急了。
荣臻本来就心情沉重，一听这话更是火冒三丈，压抑在心里的一股无名火终于无法控制地冲了出来。“就是挺着死，也不准开枪。挺着死，也是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扔下电话，荣臻六神无主。其实他心里很清楚，让7旅官兵收枪入库，很可能就是让他们等死。可他又能怎样呢？少帅在北平三令五申不得抵抗，以免事态扩大。张作相跑到锦州奔丧，到现在还没回来，自己又能做些什么呢？荣臻毕竟只是个参谋长。如果要他耐心细致、智谋过人地辅佐官长，他可能非常称职，但大事来临，要他行权决策时，就显出了果敢拍板的欠缺和胆魄的不足。
就荣臻个人而言，他当初对不抵抗命令也是有着种种忧虑的。兵家之争，哪有战端未开就一味退让，下这种命令呢？就是想挂免战牌，这仗也得免得了才行啊。人家四处打你，你想仅靠躲避使对方罢手怎么可能呢？以往与日本人打交道的经验明白无误地告诉他，对日本人避让，无异于抱薪救火，只能助日本人的骄狂气焰。日本人的蛮横早使他觉得无法再忍了、下午他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谈判便是如此。
18日下午，林久治郎来到公署，又谈起了令荣臻头疼的“中村事件”。
“关于‘中村事件’，现在已到了严重关头，参谋长准备如何答复？”林久治郎开门见山，摆出一副最后通谍的咄咄逼人之势。
荣臻对此早有准备，他计划在最后关头亮出自己的“杀手锏”，让日本人无话可说，彻底了结了令人心烦的“中村事件”。他不慌不忙地转回身，拿出中村大尉在新安岭一带绘制的军用地图、各种文件及间谍实物，说道：“总领事，你自己看看，这些东西能让我说什么呢？你们既没有向交涉署照会，又没有我们的护照，如何让我们行保护之责？”
“荣参谋长，我们已经谈过多次，今天还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干啥！”
尽管嘴上强硬，这些突然出现的物证还是令林久治郎大吃一惊，他万没想到中国方面会在最后一刻走此一招。立时，他觉得满身燥热，汗珠顺着他那泛着油光的面颊淌了下来。忙乱中手帕也不知哪去了，最后终于掏了出来，忙不迭地一阵猛擦。
但林久治郎不愧是个经验丰富的外交官、熟知中国事务的中国通。他深知此时的丝毫慌乱不但影响后面的谈话份量，还会给对手增强一分心理优势。现在必须反击，在心理上打倒对手。他太熟悉中国官员的弱点了。必须施以高压！
他拿出一副蛮不讲理的口吻对荣臻说道：“日本军人横暴，不服从外交官的指示，自由行动，这是我们陆军省历来的作风。到现在这个紧要关头，拿出这些东西，谈别的都没什么用。还是考虑如何处理这件事吧!”
荣臻乍听这话先是一愣，随之血往上涌，气往上冲。什么外交官，简直与强盗无异。你们军人历来的作风是横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我们的军人呢？公理呢？真是强盗逻辑。想胡搅蛮缠，想讹诈，算是你瞎了狗眼。
想到此，他不顾身旁其它官员的一再暗示，硬邦邦地顶回一句：“我们的军人也是横暴的，你们没护照，擅入我新安岭屯垦区绘图、拍照、辱骂他们，我们也没办法。今天让我退缩办不到，我不能写亡国史的第一页。”
林久治郎一跃而起，把手一挥，像是要把荣臻拂走似的，声音尖厉地威胁道：“这事没法谈了，告辞。”
临走，还回头扔给荣臻一句硬邦邦的话：“日中友好关系的最后破裂，我不能负责。”
一副刁蛮无理、盛气凌人。这些事想起来就让荣臻心烦、气闷。依他的看法，不给日本人一点颜色，他们是不会老实的。
可10天前在北平，张学良撑着病体对他讲的那些话又时时撞击着他，“不要抵抗，遇事一定要退让。”
平时替别人出惯了主意的荣臻，今天却实在没法替自己拿出个主意。他觉得自己像是处在一条狭窄的山岩上，左走不成，右挪不是。纵使他此刻心里再急也无济于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