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Ｃ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然而，成则为王败则寇，在中国，谁赢了，谁就嘴大，谁就有理，谁输了，谁就会被踏上千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一部“二十四史”，从来都是胜利者的大嘴史，失败者的完蛋史。我的古代同行，那些中国文人们，也许本意想写出真实，也许内心想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可他们有这个胆子吗？他们敢不视胜利者的眼色行事吗？领导画一个圈子在那里，打死他也不敢出格的。因为他们得靠皇帝老子赏饭吃，不知什么时候皇帝老子一不高兴，摸摸你的脑袋，捏捏你的脖子，怕是吃什么都不会香的了。
这样一来，文人们便努力放淡得无味的Ｐ，尽量闭上说真话的嘴。于是，玄武门之变的负面部分，肮脏部分，黑暗部分，见不得天日的部分，也就是王夫之所说的唐太宗的“慝”， 在竭力讳言，拼命粉饰，乱加窜改，尽量湮没以后，后人从那些语焉不详的记载中，休想了解当时那场骨Ｒ屠杀的真实历史。
历史，总是让你看他要你看的那些，所以，信史不如疑史。
不过，平心而论，李世民公元626年的武装政变，夺得帝位，对他个人而言，应该得到很高的评价。这与他公元617年至627年荡平群雄，建立唐朝，以及公元627年至649年的贞观之治，一统宇内，可视为他平生三大杰作。中国历朝历代的宫廷政变如家常便饭，不可胜数，但达到李世民这次“苦迭打”完美水平者，找不出第二个。
李世民打江山，漂亮；治天下，漂亮；夺得帝位，也漂亮。
就政变，谈政变，你不能不佩服李世民之英明睿智，神武果断，坚定决绝，毫不“费尔泼赖”，一点也不拖泥带水的王者风度。综观这次“苦迭打”的全部运作过程，那完美娴熟、毫无漏Ｄ的韬略，那击中要害、攻势凌厉的战术，那策反御军、瓦解劲敌的Ｙ谋，那重点消灭、下手无情的残忍，若不带王夫之的正义感，从政变学的技术角度来看，那父子三人，败倒在他名下，也是活该。他太强了，不是一般的强，而那三位，一个是笨蛋，一个是混蛋，一个是老糊涂蛋，只好出局。
我不知道秦王府的谋士们，在策划这次政变时，事先作过政治预案没有，敌我双方要付出多大代价？但战果，当得上“多、快、好、省”四字。最少的流血，最小的成本，最短的时间，最佳的善后，几乎不到一个对时，基本结束战斗，太阳尚未完全落山，战场业已打扫干净。人不知鬼不觉中，太极宫出现了新的主人。
整个长安城几乎没有被这场“苦迭打”惊动，因为这个城市太大了。加之那时没有手机可发短讯，没有网络可传消息，也没有“娱记”和“狗仔队”报道这次政变的一个重要诱因——李渊那两个宝贝儿子，竟联合起来给他们的老爹戴绿帽子。也许，这次“苦迭打”的起因，是个永远的谜，究竟这对难兄难弟，睡了他父亲若干太太中的哪几位，连史家都捂着嘴，摇着头，以一句“宫禁深秘，莫能明也”，来搪塞后人。
夜色朦胧中的上弦月，照例挂在城墙的角楼上，它发现谁也不觉得六月的这一天，在玄武门所发生的一切，对大唐王朝来说，意味着什么？平康里那厢的性服务行业，姐姐们照常开门接客，酒家胡开的西域饭店，半Ｌ的胡姬笑靥迎人，曲江池的进士们经常聚会的歌厅，妖娆的歌伎馀音绕梁。总之，夜未央的长安城，仍是一派升平景象。
这种投入极少、产出极大的政变，可谓破天荒的纪录。不是我们中国人总爱炫耀那辉煌的过去，就拿这个“coup d’etat”来说，翻开《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它解释这个词汇所引用的例证，简直令人笑掉大牙。书中认为1799年11月9日（雾月18日）波拿巴·拿破仑推翻督政府；1851年路易·拿破仑解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国民议会，为典型的政变。哦！天哪！那小儿科的叔侄俩所搞的“苦迭打”，与大唐王朝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李世民政变水平何以如此之高，因为他“夺大位之心”久矣！
唐朝的钉梢（6）
大唐王朝建国以来，内忧外患，立足未稳，李世民当然不会搞“苦迭打”。公元621年（武德四年），解决了窦建德、王世充两位军阀的内忧以后，而外患突厥颉利可汗还在结集力量之时，他认为可以腾出手来，进行“苦迭打”的谋划了。虽然正史有关玄武门之变的记载，非常简略，而且反复强调，是在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迫陷害之下，李世民一再退让，退得无可再退的自卫反击，这当然是御用文人的说辞。掌握了国家机器和舆论导向的李世民，即使拍胸脯，让其秉笔直书，他们也不敢拿自己脑袋开玩笑。
第一，李世民可不是一个脓包；第二，李渊、李建成、李元吉加在一起，绝不是他的对手。*迫是有的，陷害也是有的，而李世民之所以一再忍受，不作反弹，正是其狡猾处。两兄弟根本不晓得他们自以为得意的，施之于李世民的一切恶行，恰好给了李世民用来制造舆论、邀买民心、激励部属、提升形象的绝妙卖点。
同年六月，李世民开始进行政变的试探，他搞了一次盛大的阅兵式，以献俘的名义，以凯旋的形式，亲率野战部队，进入京畿重镇，直接挑战太子的近卫军和皇宫的御林军，实际上是准备武装叛乱的实兵预习。
正史是这样记载的：
太宗亲披黄金甲，陈铁马一万骑，甲士三万人，前后部鼓吹，俘二伪主及隋氏器物辇辂献于太庙。高祖大悦，行饮至礼以享焉。（《旧唐书》卷二）
如此旌旗蔽日的千军万马，如此剑戟戳天的铁骑劲旅，这不是示威，还能是什么？老爷子无论如何也是“悦”不起来的。没有办法，他有愧于这个儿子，对这位拥兵自重，率部压城的秦王，他有沉重的负债心理。怎么办，李渊只能以超规格赏赐来安抚他，实施政治上的赎买了。
高祖以谓太宗功高，古官号不足以称，乃加号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新唐书》卷二）
十月，加号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位在王公上。增邑两万户，通前三万户。赐金辂一乘，衮冕之服，玉璧一双，黄金六千斤，前后部鼓吹及九部之乐，班剑四十人。（《旧唐书》卷二）
为什么老爷子感到歉疚呢？据《新唐书》载：“初，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及取天下，破宋金刚、王世充、窦建德等，太宗功益高。”没有秦王，不可能有李渊的今天。但是，武德元年，禅隋立唐，按嫡长制的封建继承传统，他立李建成为太子。这当然无可厚非，然而却是一步臭棋。这个庸君，多好说不上，多坏也说不上，指望他有超常的英明之举，立嫡选贤，是不可能的。但这样一来，摆不平这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儿子，制造了三兄弟的尖锐矛盾，成了老爷子的心病，也成为唐朝初年的乱源。
一、 李世民一心要“苦迭打”，而且除此以外，别无选择；
二、 李渊怕李世民“苦迭打”，拼命采取补偿措施，封官许愿，物质满足；
三、李建成有危机感，很怕这位老弟搞“苦迭打”，便与李元吉结盟，并联络后宫佳丽，因为老爷子好色，枕边风很管用，努力打压削弱秦王。
权力，即诱惑，最高的权力，最致命的诱惑。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官，还抢得头破血流呢，何况皇帝，南面为王。到了公元626年（武德九年），三兄弟针锋相对的权力斗争，已经公开化、白热化，基本上无法缓解了。而李渊突然火上浇油，更加剧了李世民“苦迭打”的进展速度。
我估计，唐高祖刚刚花甲之年，已经患有老年痴呆的早期症状了。
也许中国当皇帝的人，位高权重，养尊处优，耽于声色，放纵欲望（不光光是性欲，还包括一切一切的欲），结果，反倒促使人的生物机能加剧退化。正如熟得过快的瓜，未破先娄，外观还说得过去，内里早就一锅糊涂浆子。这种越活越颠倒、越老越错乱的不死之死，似乎是中国封建最高执政者难逃的宿命。
上（即李渊）晚年多内宠，（先后生有）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竞交结诸长子以自固。建成与元吉曲意事诸妃嫔，谄谀赂遗，无所不至，以求媚于上。或言烝于张婕妤、尹德妃，宫禁深秘，莫能明也。（《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
唐朝的钉梢（7）
一方面，是两个儿子告御状；一方面，是若干女人嚼舌头。李渊对李世民的政策，忽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收回以前所有承诺，不再采取怀柔政策。与此同时，拆散他的队伍，调开他的将领，处置他的部属，削弱他的实力。高祖的变卦，不是在消解矛盾，而是在激化冲突，*得李世民刻不容缓地启动“苦迭打”程序，决定在玄武门一锤定音。
而要将李建成、李元吉齐聚于玄武门而歼之，他是请不动的，必须有父王的传唤，才能将他们召来。
六月三日晚，李世民决定激怒高祖，就抓住这个“烝”字， 使得这只自以为雄风不倒的老公Ｊ，立刻血压升高，手脚冰凉。何谓“烝”？即“下与上通Ｊ”。接下来，李世民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地陈情：“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雠。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在气头上的李渊，正被绿帽子弄得怒火中烧，哪里能听下去，只是吩咐他：“明当鞫问，汝宜早参。”便回后宫处置那两个Ｙ妇去了。（以上均见《通鉴纪事本末》）
次日清晨，他一心等着这场三堂会审，当面对质。可日已当顶，既不见原告，也不见被告。还在纳闷，还在游艇上闷闷不乐之时，那宫城北门早就驳上火了。冷兵器时代，其实是无声的战争，宫城又大，战场上的厮杀动静，根本传不到他耳边。
他哪里料到，心毒手辣的李世民，早做好套子，率部包围住匆匆进宫来的两兄弟。他在暗处扯满了弓，心里在说：“老哥，你就看箭吧！”他要先消灭这个抢了他太子位的哥哥，方解心头之恨。这就是杜甫那首《前出塞》的诗所写“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Ｓ人先Ｓ马，擒贼先擒王”了。
虽然他们同为一母所生，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决战一刻，也就无所谓血缘，无所谓亲情。他先张弓Ｓ杀其兄李建成，接着尉迟恭又与他一起杀了其弟李元吉。更无比残忍的是，嘁哩咯嚓，将太子五子——李承道、李承德、李承训、李承明、李承义；元吉五子——李承业、李承鸾、李承奖、李承裕、李承度等，统统斩草除根，一个不留。
一不做二不休的李世民，随即进得宫内。其来势汹汹的样子，在场的大臣很清楚，显然是要和这位进退失据、前后矛盾、昏庸失察、轻信谗言的老爷子算账的。如果李渊硬是不合作的话，不是手起刀落，身首分离，就是推下船去，将其溺毙。对一个六亲不认，杀红了眼的人来说，已经杀掉这么多的兄弟子侄，还怕多杀一个亲老子？
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唐高祖以秦王之故，两子十孙同日毕命，不得已而禅位，其方寸为如何？”李渊只好识相，只能知趣，他不傻，别以为他这个儿子干不出弑父的事情来。虽然如今上了年岁，无论如何，想当年也曾经是一位枭雄，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光Ｇ原则，久惯江湖的他，还是懂得的。尤其看到那个满身披挂、持矛带刀的尉迟敬德，他儿子李世民的最得力助手，必然是这次政变的武装力量总指挥，已经命令游船靠岸。
那一张铁青的脸，使他顿时清醒。第一，他不再是昨天的李渊；第二，他儿子也不再是昨天的李世民了。昨天的李渊要李世民死，这儿子绝活不成。同样，今天的李世民不想让李渊活下去，他这个老子也是必死无疑。李渊不得不承认自己输了，更不得不表示自己服了。
第一步，他答应先确立其太子地位，马上昭示全国；第二步，他答应乖乖禅位当太上皇，保证退居二线，不碍手碍脚。有了这个许诺，裴、萧、陈三位又给他做足面子，“‘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Ｊ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事，无复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
李世民何等聪明角色，见好就收，马上跪下来，仰脸凑上去，吮吸老爷子的茹头，表示不忘根本。这种效忠礼节，有点莫明其妙，如此匪夷所思的场面，当然相当可笑，也许李氏祖先，出身夷狄，有这样一种奇风异俗吧。
于是，李世民从玄武门这片“血泊”中，开始他的“贞观之治”。 后来，人们记住了“贞观之治”，而忽略了“血泊”，也就不去计较他的那些无法见诸光天化日的“慝”。
唐朝的钉梢（8）
因为中国人对于统治他们的皇帝，要求其实是很不高的。你不杀他，他觉得万幸，你给他一口饭吃，他感到皇恩浩荡。经历了太多的庸君、昏君、Ｙ君、暴君，居然在一筐烂苹果中，还有较为完好、说得过去的一个唐太宗，也属太难得，太稀罕，太金贵了。哪怕果皮上有些锈渍斑点，有些磕碰硬伤，也就不那么当回事，瑕不掩瑜，帮着他把历史的这一页翻了过去。
偶读今人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他谈到李世民的这次“苦迭打”时说：“太宗之所以得胜，建成、元吉之所以致败，俱由一得以兵据玄武门即宫城之北门，一不得以兵入玄武门故也。然则玄武门惟唐武德九年###事变成败之关键，至为明显。但此中实有未发之覆，即玄武门地势之重要，建成、元吉岂有不知，必应早有所防卫，何能令太宗之死党得先隐伏夺据此要害之地乎？今得见巴黎图书馆藏敦煌写本伯希和号2640李义府撰常何墓志铭，然后知太宗与建成、元吉两方皆诱致对敌之勇将。”
看来，这次“苦迭打”关键之关键，是玄武门禁军首领常何，史书都讳而不谈了。
这位李建成的部属，并非那天战场上阵前倒戈，弃暗投明的，而是早就被李世民所笼络收买，成为埋在玄武门的内应。李建成、李元吉在六月三日夜里，已经得到张婕妤的线报，获悉李世民已伏兵太极宫。明知是Ｙ谋，仍敢大摇大摆地进宫，他也深信不疑玄武门是他的地盘，禁军听他的指挥，常何是他的嫡系。没想到，一进皇宫，状况丕变，立刻陷入腹背受敌的死地，只好交出性命。
可想而知，这个收买常何的过程，自非一天两天；这个将玄武门的控制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的过程，更非一年两年。唐太宗谋权夺位之心，与“苦迭打”的准备，也就是王夫之所说的“慝”，早就烂熟于心，早就成竹在胸，早就准备无所不用其极，早就打算用同胞兄弟的血Ｒ骸骨作垫脚石，登上九五之尊的宝座。
这就是伟大的唐太宗很不怎么样的一面了。
因此，我对于史，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无论过去的，还是后来的，我都持半信半疑态度。可以读，不可以信，可以引以思考，不可以据以当真。大概没有偏见，无以成文人；没有矫情，难以成历史。所以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一部中国历史，概括起来，无非“瞒”和“骗”这两个字。细细想来，真是很有道理的。
也许，这话说得有点绝对，但有助于我们懂得，如何避免去做别人思想的奴隶。唐朝的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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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歌手（1）
先从王昌龄、高适、王之涣这三位诗人的一次长安郊游说起。
那是一个冬天，天空中飘着不大不小的雪花。按照如今西安的气候，度量唐朝开元年间的这座都城，也应该是天寒地冻，冷得伸不出手，人们尽量蛰居在屋里的季节。现在弄不明白究竟是诗人们事先商量好了，临时无法通知更改，不得不冒雪应约而去呢，还是一千多年前，关中地区的大气环境要温湿煦暖些的缘故，不像现在这样的干冷干冷，诗人根本没把这点雪花，这点寒意当回事。倘若，这两个原因都不存在的话，那就是在太平岁月里活得太滋润，太舒服，太过温饱，太过丰裕的唐朝人，一种排遣时光的浪漫了。
当时，这三位诗人，都在风尘未遇之时，诗名是有的，功名却未必。因此，也没有私家车，可以自驾出游，也不好意思向哪家出版社或哪家文学杂志社打秋风，借用他们的公家车。这样，诗人们在西市集合，出春明门，任由蹇驴驮着，在飞舞的雪花里，在透着格外清新的冷空气里，往郊野蹀躞而去。
也许一路走来，有些累了，也许本来就没有什么一定之规，只不过文人雅趣罢了。恰巧路边有座旗亭，便跳下驴来——自有人为你拴好牲口，进得店中。唐朝到了开元年间，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大富足的状态之下，以至像这类官道上的驿站，都免费向过往人等提供食宿便利。
不过，终究是文人的缘故了，多少还有一点潇洒，还有一把风流。当然，他们属于进京待考的举子，非今天那些没着没落的北漂一族可比，是可以亮出身份，掏出官牒，享受这种优渥待遇的。但无论怎么说，他们已是小有名气的诗人，便额外付了点银子，讨了个雅座，要了一壶河东桑落酒，把杯弄盏，兴高采烈地开始谈天说地。文人在一起，能有什么别的话题呢？无非谁写得好，谁写得坏，无非谁写得不好，偏派红包要大家说他好，无非谁写得很坏，居然恬不知耻地捣弄到一个什么奖之类，属于言不及义的闲扯而已。
正当他们三位高谈阔论之际，忽然，几辆应该称之为轩的高盖马车，停在旗亭外边，顷刻，人声笑语，喧然而来。诗人们望眼窗外，只见一行人，悉皆丽服盛妆，奢华曳冶，花枝招展，灿若桃李的妙龄靓女，加上若干她们的跟班听差之流，进到店堂之中。听她们的口风，毫无疑问，这班欢场人物，显然也抱着与诗人同样的心思，步履出闹市，踏雪望终南，寻求一份野趣而来。
公元713年到公元741年的唐朝开元年间，说来不长，却也不短的29年间，大概算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最好年月了。惟其难得，所以杜甫有诗云“忆昔开元全盛日”，总也忘怀不了。这之中，除了物质因素外，更憧憬的，或者更神往的，则是开元年间那种难得的浪漫精神。
惟富足，才有可能浪漫；惟太平，才有条件浪漫。而整个社会能够浪漫起来，有得浪漫，可以浪漫，是建筑在相当长时间的国泰民安上的。
若是兵荒马乱，疲于逃命，路有饿殍，民不聊生，大概很难有强烈的创作冲动，肚子都吃不饱，还能有心思作诗吗？饿得前胸贴后膛，想风流也是风流不动的，杜甫在这方面最有体会了。在三年灾荒期间，作家几乎没有什么作品拿出来贡献给大家，也是一个雄辩的证明。应该说，文学也好，艺术也好，只要赶上一个相对平稳，相对温饱，而且，相对来说还是不怎么苛虐文人和艺术家的年代，总会有一个长足的进展，庶几无负于这个大时代。
其实，这三位诗人，准备一捷科举，拿得进士名头，温习诗书，勾留长安，偶尔兴起，踏雪郊游的这个冬天，还只能算是“开元全盛日”的初始时期，好日月还在后边呢！
可文坛的盛唐气象已经显现出来了，像李白、贺知章、王维、孟浩然等名气更响的诗人，他们的作品，不仅为宫廷慕名，为帝王瞩目，甚至连日本、朝鲜、Ｊ林、西域各国，都不惜重金收购，视若瑰宝。那时的中国诗人，要比当下中国的小说家神气一些，不是他们巴结外国的汉学家，而是外国的汉学家跟他们猛套近乎。就看李白那首《哭晁卿衡》中他与那位日本人阿倍仲麻吕的交往，便知大概。
这时，旗亭里又走进四位绝姣好、绝艳丽的女子，毫无疑问，她们才是这次欢场人物聚会的主角。一时间，竟十分热闹起来。这群吸引眼球的美女，令诗人目荡神移，鬟香鬓影，秀色可餐，遂不觉沉醉其中。可男欢女笑，打情骂俏，视觉上享受，听觉上痛苦，坐了一会，终于也打算离开了。
唐朝的歌手（2）
没想到有人提议，值此良辰美景，何不请这几位姐姐拿出看家本领，唱上几首从教坊里传出的曲子，令吾等一新耳目呢？唐朝的歌手，在宫廷的，属于教坊，均系大腕；在藩邸的，属于乐坊，也有名角；而在民间的，属于唱班歌社，便是大众娱乐了。
这三位诗人，王昌龄居长，便在阁子里低声对高适、王之涣讲：此辈不知我们是谁，既然要歌，必歌时人之作，这倒不失为对吾辈之诗一次难得的评断机会。到底要看看这些歌手，会唱出些什么来。
说话间，音乐声起，一位歌手引吭而歌：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这是王昌龄的诗，他竖起拇指。接着，又一位歌手也款款地站起来唱道：
开箧泪沾臆，见君今日书。
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
这是高适的诗，他也竖起一指，面露喜色。随后，第三位歌手被众人推上前来，她一张口，使得王昌龄笑逐颜开：
奉帚平明金殿开，暂将团扇共徘徊。
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王昌龄竖起两指，表示他连捷。
王之涣自以为得名要较之他俩早一点，却没想到歌手们不唱他的作品，使他很没面子。遂一摆手：“此辈皆潦倒乐官，所歌皆下里巴人。俗物岂敢近哉？”他指着那四位歌手中未献唱的一位，也是最出色、最俊美的一位，说道：“待此子所唱，若非我诗，即终身不敢与君等抗衡矣！脱是我诗，君等皆须列拜床下，奉我为师。”大家笑着说，就依你，我们等着看她究竟会唱什么？
她姗姗地走到众人面前，樱唇初启，玉喉高启，唱出来的果然是王之涣的成名作：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王之涣也将指头竖起，“田舍郎，吾岂妄哉！”
因大谐笑，诸伶不解其意，皆起身曰：“不知郎君，何此欢噱？”昌龄等因语其事，诸伶竞拜曰：“俗眼不识神仙，请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者从之，饮醉竟日。（《说郛》卷二五载薛用弱《集异记》）
由此可知，唐诗之所以繁荣，很大程度上因为唐诗是可歌的。后来的诗，便不可歌了，于是，也就远不及唐，也就休想超越这座中国文学史上的诗歌巅峰。诗不可歌，干巴巴地停留在文字的审美意义上，诗的活力便先衰减了大半。再后来，诗变成白话，变成拆开分行的散文，连顺口都说不上，何从歌起？这样，中国的诗也就走到了尽头。
因为诗之可歌，在唐朝，也成就了歌手这一行当。
在中国，只有唐朝这些职业歌手的名字，是正经八百地写在史书上，写在文人的作品里。我很钦佩唐朝的歌手，他（她）们没有禁忌，没有教条，没有框框，没有任何阻隔，也没有任何踌蹰，面对那些瞪着牛大的眼珠子，视他们为异端的正统派，敢把西域胡人的音乐引进中原，敢将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视为华夏正声，敢将本土诗人的词章，大歌而特歌之。在印刷术出现之前，是歌手的声音将诗人的文字，覆盖在整个大唐王朝的全部版图之上。
无妨如此说，唐朝的歌手将唐朝的诗人，送上缪斯的神殿。
（武）元衡工五言诗，好事者传之，往往被于管弦。（《旧唐书·武元衡传》）
李益……每作一篇，为教坊乐人，以贿求取，唱为供奉歌词。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画为屏障，“廻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为歌词。（《旧唐书·李益传》）
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吾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白居易《与元九书》）
诗人成为香饽饽，诗篇成为抢手货，而那位李白，竟大马金刀地不买唐玄宗的账，“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种盛况，既空前，更绝后，也就只有在浪漫的唐朝才会出现。
盛唐诗歌之所以盛，很大程度上，是诗人和歌手珠联璧合的结果。诗到盛唐，蔚为大观，云蒸霞蔚，众星璀璨，歌手对他们作品的演绎、传播、推广、媒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强大作用。同样，诗人的华彩词章，珠玑文字，为歌手们的演唱，拓展想象空间，深入情感境地，扩大美学视野，放眼广阔世界，在艺术的完美创造上，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在这种相得益彰的精诚合作中，诗人和歌手，常常结下深厚的情谊。
唐朝的歌手（3）
我估计，当时的诗人，相当感念这些歌手。至今，在《全唐诗》中，我们还能读到留在诗人笔下的，如李氏兄弟，如米氏父子，如八郎李衮，如念奴等等歌手名字。因此，玄宗开元年间，既是唐朝的鼎盛时期，也是唐诗的鼎盛时期，更是唐朝歌手这个行当的鼎盛时期。
说来也许要让今天那些当红的歌星嫉妒，别看她们在屏幕上连跳带蹦，连吼带叫，和她们一起疯狂的歌迷，基本是她们的同辈人，更多的是中学生。而当唐朝的歌手出场献艺的时候，谁是她们的追星族，恐怕当今那些红歌星连做梦也不敢想的。
一国之主，九五之尊，人称风流李三郎的李隆基，居然带头为之鼓掌叫好，为之神魂颠倒。“宫伎永新者善歌，最受明皇宠爱，每对御奏歌，则丝竹之声莫能遏。帝尝谓左右曰：‘此女歌直千金’”。“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尝一日离帝左右。每执板当席顾眄，帝谓妃子曰：‘此女妖丽，眼色媚人’每啭声歌喉，则声出于朝霞之上，虽钟鼓笙竽嘈杂而莫能遏。宫妓中帝之钟爱也。”
领衔文坛的诗人李白，翰林待诏大学士，也Ｒ麻兮兮地来凑这份热闹，甘为女歌手的“粉丝”。“宁王宫有乐妓宠姐者，美姿色，善讴唱。每宴外客，其诸妓女尽在目前，惟宠姐客莫能见。饮欲半酣，词客李太白恃醉戏曰：‘白久闻王有宠姐善歌，今酒肴醉饱，群公宴倦，王何吝此女示于众？’王笑谓左右曰：‘设七宝花障，召宠姐于障后歌之。’白起谢曰：‘虽不许见面，闻其声亦幸矣！’”（以上均见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
由于帝王的提倡，由于诗人的支持，唐朝的歌手也自然成为快活一族，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享受豪华奢侈的生活，府邸不亚贵族，车马拟比王侯。以开元时期最有名的李氏兄弟为例，据郑处诲的《明皇杂录》：“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顾遇。于东都（洛阳）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于公侯。宅在东都通远里，中堂制度，甲于都下。”这三弟兄在洛阳盖的连跨数坊的大宅门，恐怕当下那些红得发紫的歌星也未必有这份财力。在五环路外，买幢花园洋房，在远郊区县，盖栋郊区别墅，应该不算困难。而要她们投入上亿资金，去修一座恭王府式的建筑群，估计是力不胜任的。
所以，真浪漫，要有真本钱。开元年间这种自上而下的浪漫，就是建筑在这样雄厚的物质基础上的。说实在的，在玄宗开元之治前的唐朝，并非如一些历史学家所鼓吹的，是那样一个尽善尽美的大唐盛世。
据今人钱穆的观点，“（唐）贞观时代之社会情况，实未必胜于（隋）大业”， 他认为，“隋室虽祚短运促，然其国计之富足，每为治史者所艳称。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隋朝的综合国力，远胜于李世民、李治、武则天所经营的唐。“在其（隋炀帝）末年，天下储积，足供五六十年”（《国史大纲》）。
李唐王朝的统治者，从贞观开始，不过只是给中原百姓创造了一个休养生息的安定环境罢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人口生丁的繁殖，与社会大环境的安定丰足，有着莫大关系。唐也是直到玄宗朝的开元十四年，有户七百零六万；开元二十八年，有户八百四十一万，与隋开皇中有户八百七十万，差可比拟。所以，钱穆认为，“一到唐玄宗时，社会富庶已与隋代相似”。
中国人那种百折不挠的顽强抗力，那种承受磨难的经久耐力，也真是令世人赞叹不已。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无论是旷日持久的折腾，还是疾风暴雨的摧残，只要能让老百姓喘口气，假以时日，很快，这块国土上又将春风和畅，焕发生机。
同样，盛世文章，自然也是随之而来的一片繁荣景象。
在这二十九年间，“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余端”。（《新唐书·食货志》）
这二十九年，才真正称得上盛唐。要没有这点本钱，李隆基也不敢放开手脚浪漫。据唐刘肃《大唐新语》：“开元中，天下无事，玄宗听政之后，从禽自娱。又于蓬莱宫侧立教坊，以习倡优曼衍之戏。”现在也很难分得清楚，耽安宴乐的这位风流李三郎，是他带领着歌手和诗人沉迷于物欲的渊薮中呢，还是整个社会已经形成的腐朽败坏风气，簇拥着这位陛下走向覆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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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歌手（4）
正如欧阳修对他的评价一样，“方其励精政事，开元之际，几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考其始终之异，其性习之相远也至于如此，可不慎哉！可不慎哉！”（《新唐书·玄宗本纪》）
这大概也是握有最高权力的中国皇帝，几乎不能逃脱的，最后必将走向自己反面的命运。公元755年（天宝十四载）冬，他的宠将，平卢、范阳、河东节度使安禄山，在范阳举兵叛变，南下攻入洛阳，次年占领长安，所过之处烧杀抢掠，生灵涂炭，中原化为丘墟。其部将史思明攻占河北十三郡地，更是燹毁夷灭，神州陆沉。史称“安史之乱”的这场浩劫，就是这位原来的有道之君，后来成为无道之君的李隆基一手造成的。从此，李唐王朝一蹶不振，走向衰亡。
大约在公元770年（大历五年）左右，由于战乱的关系，流落到潭州（今湖南长沙）的诗人杜甫，恰巧遇上了同样流落到江南一带卖唱为生的李龟年，故人相见，一言难尽，彼此潦倒，惟有哽咽。诗人当时到处投奔，无所傍依，而这位开元年间排行榜总在榜首位置的名歌手，混得似乎更惨。“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阙，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郑处诲《明皇杂录》）。
这能让杜甫那颗诗人的心平静下来吗？于是，就有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诗：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南逢李龟年》）
一位盛唐歌王，一位盛唐诗圣，随着盛唐的不再，也终于鞠躬谢幕，相继退出人生舞台。
其实，回顾整个中国文学史，一个大时代的开始，总是一次新文###动的开始。同样，一个大时代的终结，也必然是这个文学进程的终结。唐朝的歌手也好，唐朝的诗人也好，兴也固然由于盛，这是不必说的了；其实，衰不也是盛时种下的苦果吗？
因此，总结一下时代更迭及文学盛衰的历史教训，对后人而言，也是不无裨益的。
唐朝的不死药（1）
唐朝的不死药唐代上层社会，服长生之药，求不死之风甚盛。
人岂有不死之理？但不想死之心，人皆有之。明知其绝不可能，可没有一个人碰到这种可能性的时候会放弃的，哪怕百分之百的荒谬，也不肯失之交臂。即使科学发达至今天，不也有过这种功那种功，弄得一帮愚民膜拜崇信，成为现代白痴吗？
何况一千年前的唐朝？
在中国，怕也不止是唐代，有钱的，有名的，有权的，有势的，日子过得滋润得不行的那些人，以及没钱的，没名的，没权的，没势的，日子过得不那么舒坦快活，而在孜孜奋斗企冀改变的那些人，都在千方百计地延年益寿，寻丹觅药地争取不死。
再则，最好的死，也不如最不好的不死。于是，可想而知，唐朝人吃不死药，比当代人吃补药的积极性高上十倍，不足为奇。当时的长安，恰逢盛世，人们自在得简直不知所以，便想办法要长久的快活，想办法能取得长久快活的灵丹妙药。于是，来自西域、南洋的胡僧，来自道教名山的方士最吃香，因为他们能炼不死神药。皇帝下帖诚邀，名流登门求教，官员趋前问候，小民望风追随。有一个名叫“那罗迩娑寐”或“那罗迩婆娑”的高僧，是从印度尼西亚的婆罗门岛渡海来到大唐，那就更是不得了。最后，他混到了李世民的高级医药顾问一职，负责监制御用的长生不老之药。
在太极宫的金飚门，为他建造一座炼丹的冲天炉，白天火光熊熊，夜晚耀如白昼。
同是洋人，这个叫“那罗迩娑寐”或“那罗迩婆娑”的胡僧，可比当今瑞典科学院专管诺贝尔文学奖的院士来到中国，要神气得多。人称“天可汗”的万世之尊，亲下丹墀，合十礼敬。因为这位外国和尚，能让你不死，活八百岁，活一千岁，能让你与你的重孙子，一块儿再娶媳妇，能让你与你的灰孙子，一块儿重做新郎，那是金山银山也买不来的福气啊！至于挟重金而来华的洋院士，相比之下，那诺贝尔奖的区区五十万美金，就不免有点赧颜了。
唐朝的不死药，种类繁多，系统不一，方剂互异，用药有别，冶炼炮制的方法手段，也各有各的高招，通常都秘而不宣。若像做豆腐、炸油饼那么简单，那些卖野人头的胡僧，那些推销狗皮膏药的方士，还能骗谁去？这也是时下文学界经常被几个故作高深的假洋鬼子，唬得一愣一愣的原因。这也不稀奇，自有人类，就有骗子，正如盖了房子，人住进去，必然会有耗子、蟑螂一样，是不受时间控制和空间影响，是防不胜防的。
唐朝的不死药，大致有两个来源，一是魏晋时文人服用的五石散；一是域外传进中土的炼丹术。有一位名叫高罗佩的荷兰人，在他的专著《中国古代房内考》中，认为有关长生不老之术，永寿不死之药，无论在印度的还是中国的古老性文化里面，都是与房中术（sexology）相关连的一门学问。
但无论什么事情，一落到中国的犬儒主义者手里，就常常学招变样，偷换概念，形同实异，荒腔走板。狸猫换太子，化严肃为粗鄙，挂羊头卖狗Ｒ，认真求实被油腔滑调代替。《淮南子》曾云“橘逾淮为枳”，而被他们捣弄折腾以后，过了淮水，橘就变为驴粪蛋、屎壳螂，令人啼笑皆非。
因此，别把李唐王朝看成一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