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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人要是执迷不悟到底，必然出现蛮可怕的精神症状。就看神勇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时，坚信刀枪不入，一排排走向死亡的誓不回头；就看“文革”期间那班造反派和红卫兵，在武斗中打红了眼的视死如归；就看近些年来，这个功或那个功的信众，念经除病，坐地升天，吞符作法，顶礼膜拜的死不改悔，便可领教了。一千年前的唐朝人，对不死药的虔信不疑，坚定不贰，死也要吃，吃死不悔的铁定了心，你能说些什么呢？
唐太宗都吃的呀！武则天都吃的呀！据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说，“惟武后时，张昌宗兄弟亦曾为之合丹药，萧至忠谓其有功于圣体，则武后之饵之可知。然寿至八十一。岂女体本Ｙ，可服燥烈之药，男体则以火助火，必至水竭而身槁耶？”不知道这种女宜服男不可服的说法，是否具有某种科学道理？但唐王朝最杰出的这两位男女，都在为他们的子民率先垂范，这种推广宣传，能不教全民追随，步其后尘吗？
唐朝的不死药（2）
所以，唐朝的不死药，几乎成为全民参与的群众运动。
在服药而死的人当中，最令人喷饭的，莫过于代宗朝曾为怀泽潞观察使留后，德宗朝曾为检校工部尚书的李抱真了。他大概可以算得上唐代服不死药而死的最为典型的人物了。
李抱真到了晚年，“好方士，以冀长生”。一个名叫孙季长的江湖骗子，投其所好，登门兜售其不死之药。称只要服了他炼出来的金丹，短期内可以祛病延年，久服后必然成仙升天。这等绝顶的荒唐，李抱真竟被蛊惑得深信不疑。于是邀他入幕为宾，礼敬备至。给他发高薪，配助手，还拨出大批银两，供他建炉烧丹。结果弄得满院子烟薰火燎，云缠雾绕，以致居宅所在街坊，笼罩在一片乌焦巴弓的难闻气味之中，路人皆掩鼻急走，不敢停留。
李抱真却兴奋之极，因为，对他而言，不死已不是问题，而是要得道成仙，指日升天，与大家要再见的事情了。见到同僚平辈、部属下司、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忙不迭地珍重道别，因为很快就要大功告成了：“此丹秦皇、汉武皆不能得，唯我遇之，他年朝上清，不复偶公辈矣。”那意思是，他要先行一步，再也见不到诸位了。
据《旧唐书》，此人先后一共“服丹二万丸，腹坚不食”，最后，服到只有进的气，没有出的气，如同死鱼缺氧一样直翻白眼。至此，“不知人者数日矣！”全家束手无策，只好准备办后事。有一个道士叫牛Ｄ玄者，出了一个恶招，死马权当活马医，“以猪肪、谷漆下之”。猪肪者，即猪油，谷漆者，即泻药，经灌肠润滑，加之峻泻药物，积痞排泄出去，才算缓过气来，睁开眼睛，略晓人事。
但那个江湖骗子却跑来对他说，眼看成功在望，翩然飞升，大人你怎么能半途而废呢？这个白痴，想想在理，怪罪家人救活了他，反而更为增加药量。结果，“益服三千丸，顷之卒”。这回，真是神仙也救不活了。
人，怎么能不死呢？不过早晚而已。可一根筋到底，坚信服了不死药就会不死，你对这等傻瓜，只有敬谢不敏。但是，一个人，两个人，这样疯疯癫癫，只不过是饭后茶馀的新闻。可在唐朝，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内，相当多的人都这样疯疯癫癫，以致成为时尚、时髦、流行、新潮，那可就当真是病态，当真成问题了。
风气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对社会而言，风气一旦形成，会产生正面效应，也会出现负面效果。好的风气所至，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坏的风气所至，如污泥浊水，不堪收拾。一般来说，良好的风气，向上的风气，循循善诱、使人心理健康的风气，洁净自好、懂得礼义廉耻的风气，都是腿短的，很难推广，更难实行。相反，浮躁的风气，邪恶的风气，推波助澜、制造盲动混乱的风气，薄幸谗险、绝不与人为善的风气，总是不胫而走。只要蛊惑起来，煽动起来，前面有人带头，后边一定就有起哄架秧者之流。接着，像滚雪球似的，一股奈何不得，邪乎得厉害，足以裹胁一切的力量，有时真会搅得天下不宁，日月无光。
说起唐朝的不死药，领风气之先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李世民啊！
这透着有点滑稽。一位英主，一位明君，一位封建社会中称得上为样板的帝王，他知道服药不对，求仙不对，他当然更知道人总是要死的，不过是死得重如泰山，还是轻如鸿毛的分别而已。这位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却选择了比鸿毛还轻的让人笑话他、蔑视他、看不起他的死法。服那位名叫“那罗迩娑寐”或“那罗迩婆娑”的，来自印度尼西亚婆罗门群岛的南洋高僧所炼成的金丹，而一命呜呼。
旧时的历史学家，编撰正史的史官们，哪敢如此直书昭陵毒毙的死因，那是大不敬呀！要知道，皇帝永远是对的，这是绝对真理。即使陛下错了，也是错得伟大光荣，错得英明正确的。可要是只字不提吧，为史官者，又觉得憋闷，觉得对不住历史。
于是，《旧唐书》的作者，含着骨头露着Ｒ，在《太宗纪》里不痛不痒地说了一句，贞观二十二年五月，“使方士那罗迩娑婆于金飚门造延年之药”。在《郝处俊传》里引郝处俊的谏文又说了一句，“先帝令婆罗门僧那罗迩娑寐依其本国旧方合长生药。胡人有异术，征求灵草秘石，历年而成，先帝服之，竟无异效。大渐之际，名医莫知所为。时议者归罪于胡人，将申显戮，又恐取笑狄夷，法遂不行”。在《宪宗纪》里额外补充地说了一句，“李藩亦谓宪宗曰，文皇帝服胡僧药，遂致暴疾不救”。这样，总算让我们在这位大人物头顶上闪亮炫目的光环里，看到一个其实也并不怎么样的晦暗缺口。
唐朝的不死药（3）
也许上帝不给人百分之百，也许我们不该求全责备，也许瑕不掩瑜，这是一个手指头与九个手指头的关系。还是尽善尽美的天可汗，还是永垂青史的贞观之治，这是毫无异议的。但要听他公元628年（贞观二年）在御前会议上的一次极其冠冕堂皇的训话，与他本人实际上的所作所为，你就会觉得他的伪善表演得不免太过分了。他说：
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童女数千人，随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神仙，乃将女嫁道术之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吴兢《贞观政要》卷六）
若以这些记录在案的话，你不能不承认，李世民具有相当程度的唯物主义观点和相信科学、破除迷信的进步思想，还颇有一点反权威的精神，敢于对秦始皇、汉武帝发难。可据《资治通鉴》，这位陛下，却是一直没断了服用种种延年益寿、壮体强身的不死药。
春，正月，开府仪同三司申文献公高士廉疾笃；辛卯，上幸其第，流涕与诀；壬辰，薨。上将往哭之，房玄龄以上疾新愈，固谏，上曰：“高公非徒君臣，兼以故旧姻戚，岂得闻其丧不往哭乎？公勿复言！”帅左右自兴安门出。长孙无忌在士廉丧所，闻上将至，辍哭，迎谏于马首曰：“陛下饵金石，于方不得临丧，奈何不为宗庙苍生自重！且臣舅临终遗言，深不欲以北首夷衾，辄屈銮驾。”上不听。无忌中道伏卧，流涕固谏，上乃还入东苑，南望而哭，涕下如雨。及柩出横桥，上登长安故城西北楼，望之恸哭。（《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
看房玄龄和长孙无忌两位臣下的坚定态度，这种因服药而有所禁忌的干预，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而且，还可由此判断，唐太宗服的药，是中国古方，当为发轫于汉，滥觞于魏晋，至南北朝，至隋而泛滥，至唐代便大行其道的“五石散”。
读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可知，服了这种药以后，痛苦难耐，非常人所能忍受。因其所含药物成分，据《抱朴子》所载为丹砂、白石英、紫石英、雄黄、白矾、曾青、磁石；《诸病源候论》所载为石钟Ｒ、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尽管自魏至唐，其配方至少不下十馀种，莫衷一是，但都离不了以上所列硫化物及矿石等燥热上亢类药。所以服药以后，要行散，要挥发，要冷食，要静息——纯系自虐，不得安宁，否则，药性散发不出，就会出大问题。这才使得长孙无忌敢拦住唐太宗的坐骑，要陛下回宫静养。
既然服药如受罪，为什么还自讨苦吃？因为，在古籍《神农本草经》中，这些药石被视为“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品。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等传统医学书籍中，更认为具有壮阳及治疗阳痿的功效。所以，古人服用“五石散”，实际上是看重其所能起到的“伟哥”作用。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有“贪饵五石，以求房中之乐”的说法，也证明了当时人服药风气所为何来。
而据荷兰人高罗佩在其《印度和中国的房中秘术》一文中研究认为，性行为和延长生命力的依存关系这两种古老文化是相互影响的。对李世民来说，当然中西合璧，各取其长。一方面，魏晋时何晏、王衍的“五石散”及其衍生产品，得以再度弘扬；一方面，胡僧那罗迩娑寐、卢伽阿逸多的金丹，得以成气候而光大，其根本原因，就是这种不死药本土的也好，进口的也好，不但起到长生不老的作用，还具有壮阳固本的作用，这正是李世民对付三宫六院所求之不得的。
唐太宗的后宫里，有多少佳丽，已不知其详，但其建制，肯定要较他为秦王时，大大扩编。然而，这好像还不能满足他的性需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载：“太宗杀弟元吉，即以元吉妻为妃。”玄武门之变后，他很快将他的弟媳，那位漂亮的小杨妃，纳入他的后宫，宠爱有加。显然他早就垂涎这位婀娜多姿的原教坊的舞伎，很快生了一个儿子李明，封曹王，倘不是受到阻拦，甚至要立她为皇后呢！
同是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载：“庐江王瑗以反诛，而其姬又入侍左右。”庐江王李瑗系李渊兄之子，因从李建成谋反伏诛，他马上将李瑗身边最美丽的侍姬，收之内廷，归为己有。一次，还向黄门侍郎王珪炫耀，问他是否知道这个美人是谁？“李瑗杀其夫而纳之”。下面没有说出来的话，就是如今我杀了李瑗，她复又归之于朕。王珪能对这位好色的帝王说什么呢？
唐朝的不死药（4）
而据《资治通鉴》载：“故荆州都督武士彠女，年十四，上闻其美，召入后宫为才人。”看来，他对于女人，是采取多多益善的政策。结果这个才人，在后宫三千粉黛中，并不能时常受到宠幸，她就瞟上了他的儿子李治，后来成为他的老婆。所以，民间遂有“脏唐臭汉”甚为不雅的负面评价，应该是和这些宫廷秽闻分不开的。
从这位具有胡人血统的李世民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原始民族的性习惯、性观点看，仍保留着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述及的早期社会形态的“普那路亚婚”和“劫掠婚”的野蛮性风俗。因此，他特别不在意、不在乎中原地区的家族辈次、姻亲血缘的伦常。这种Ｌ伦行为，他是不以为然的。所以，他活了50岁，以如此短促的生命周期，却高频率地生育出14位皇子、21位公主，若夭殇计算在内，当更多一些。
所以，他在声讨秦皇汉武求仙长生的同时，半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地求助于不死药。
看来，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所批评的马列主义施之于别人、自由主义行之于自己的现象，也不仅仅是今天才有，过去绝无的事情。在唐代，雄才大略如李世民者，一面唱高调，大批判，一面犯糊涂，做蠢事，说一套，做一套，最终死于饵食丹药上。而且，他开了这个头以后，他的继承人，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等帝，几占唐朝二十二帝的四分之一，一个接一个地走上他的这条饵药致死之路。
由于求不死而死，由于饵药石而亡，几乎成为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高祖朝的杜伏威，瓦岗寨式的枭雄，“好神仙术，饵云母被毒暴卒”；肃、代宗朝的李泌，一个聪明透顶的政客，因“服饵过当，暴成狂躁之疾，以至弃代”；宪宗朝的李道古，一个方士掮客，逢人推销不死之药，他自己也“终以服药，呕血而卒”（均见《旧唐书》本传）。
作为整个社会中最不安生的一群，最敏感、最激情、最冲动的一群，文人怎么不为风气所动，怎么能自外于这个大潮流呢？公元840年（文宗开成五年），白居易写过一首《戒药诗》，既描写上层人士求不死的痴迷狂热，也反映了那时文人热衷此道的趋之若鹜：
……
暮齿又贪生，服食求不死。朝吞太阳精，夕吸秋石髓。
徼福反成灾，药误者多矣。以之资嗜欲，又望延甲子。
天人Ｙ骘间，亦恐无此理。域中有真道，所说不如此。
后身始身存，吾闻诸老氏。
白香山的这首《戒药》诗，别看他站得很高，想得很开，说得漂亮，唱得好听，其实诗人本人，也是服食不死药的坚定分子。公元837年（开成二年），老先生的一首《烧药不成命酒独醉》五律，就是诗人的不打自招了。实际上，他和李抱真、杜伏威、李道古、李泌一样，也曾经在自家院子里炼丹熬药，不过规模要小一点罢了。如果说大臣们是工厂化生产，诗人们就是小作坊作业，而且因为烧丹不成，诗人很感郁闷，只好靠家乡的河东桑落酒，给自己增加一点残剩之爱，一点破败之情和坚壮不起的一点阳刚之气了。
老文人的可怜挣扎啊！这些年来，一些文章过气、风流已逝、岁月不再、齿豁脸皱的老前辈、老名流、老领导、老作家，看红颜别抱，忍欢场冷落，那一对酸出醋汁来的昏花老眼里，流露出相当难熬的痛苦光景。可文人，只要上了文坛这辆公共汽车，就是到站了，也不肯下车，还努力朝齿白唇红、胸丰臀满的美女作家那边凑过去。白居易的诗，就是这种心态了。
白发逢秋王，丹砂见火空。不能留姹女，争免作衰翁。
赖有杯中绿，能为面上红。少年心不远，只在半酣中。
宋人叶梦得的《避暑录话》，提到白乐天，揭了老诗人的一点底。说他“未能全忘声色杯酒之累，赏物大深，犹有待而后遣者，故小蛮樊素每见于歌咏”。白居易自分司洛阳以后，在履道里定居下来，为了自娱自乐，府邸里还设了一个私家歌舞伎班。叶梦得提到的这两位漂亮小女子，一位叫小蛮的，善歌，一位叫樊素的，善舞，既是班中主要演员，更是老先生晚年的钟爱。
我想，诗人比不上唐太宗，可以延请外来的和尚炼丹，只好自己点火添柴，配药加料，察看火候，围炉巡视，为这些歌舞班里的红粉知己，老先生也必须要造药，要服药，以便贴身呵护，老树开花。
。。
唐朝的不死药（5）
虽然累一点，可自有古代“伟哥”所提供的乐趣。老实说，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快乐生活，远非当代那些高收入作家所能做到的。如今文人有钱者虽然很多，但要让他办一个只侍候自己的文工团，恐怕还没有这等气魄。在他们看来，如果公家不肯出钱，还需要自掏腰包，还不如多找几位三陪小姐打打茶围来得经济实惠呢。
他在写《戒药诗》的前一年，公元839年（开成四年），诗人这年六十八岁，患了风痹症，估计当为帕金森氏综合症。终于万般无奈，忍痛割爱，将这些青春貌美，鲜活亮丽的小女子，一一送出履道里的公馆，垂泪而别。因此，在放遣诸妓以前，年近古稀的老爷子，欲望未减，雄心不已，恐怕离不开这种“资嗜欲”和“延甲子”的壮阳药。
由于朝野上下求不死药的风气盛行，由于文人学士服强壮剂的时尚大兴，相对来说，因为服药而送命者也大有人在。七十岁时的白居易，有一首《思旧》诗，一下子让我们看到，至少他的朋友，如元稹，如杜元颖，如崔群，如韩愈，耽迷斯道而撒手西去，成为不死药的牺牲品。从此人鬼异途，Ｙ阳阻隔。这位老人家不禁为自己幸而解散了私家堂会班子，放走那几位小姐，而能苟存下来，额手称庆的了。
闲日一思旧，旧游如目前。再思今何在？零落归下泉。
退之服硫磺，一病讫不痊。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
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绵。
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唯余不服食，老命反迟延。
况在少壮时，亦为嗜欲牵。但耽荤与血，不识汞与铅。
饥来吞热物，渴来饮寒泉。诗役五藏神，酒汩三丹田。
随日合破坏，至今粗完全。齿牙未缺落，肢体尚轻便。
已开第七秩，饱食仍安眠。且进杯中物，其馀皆付天。
有人说服硫磺的退之，不是韩愈，因为韩愈是个圣人，圣人不干这种非圣人的事。但据近人陈寅恪考证：
如元稹杜元颖崔群，皆当时宰相藩镇大臣，且为文学词科之高选，所谓第一流人物也。此诗中之退之，固舍昌黎莫属矣。考陶谷《清异录》载昌黎以硫磺饲Ｊ男食之，号曰“火灵库”。陶为五代时人，距元和长庆时代不甚远，其说当有所据。至昌黎何以如此言行相矛盾，则疑当时士大夫为声色所累，即自号超脱，亦终不能免。
其实，也不必为圣人讳，圣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这一点，陈寅恪的见解，十分精辟。且不论中国文人的矫情伪饰，佯狂张致，心口相忤，言行不一，心、口、手笔之三点不能成一线，从来就是如此这般。若以总体而论，当这些文人处于一个时代的大背景下，除具特别异秉的极个别者，几乎无一能在风气之裹胁下，开顶风船，逆行不止；同样，也几乎无一能在潮流之冲决中，砥柱中流，悖势而动。“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踟蹰前行的韩愈，能有这种大智大勇吗？
这使我想起“文革”晚期，简直不可思议的，没有号召，没有动员，没有开大会，也没有听传达，忽然间，打公Ｊ血，喝红茶菌，站鹤翔桩，作甩手疗，乃至于耳能听字，眼能透视，特异功能，五花八门，凡诸如此类的荒谬，无不望风披靡。现在想想，与唐代匪夷所思的服药行为，从本质上来讲，公元7、8世纪的中国人和20世纪的中国人，究竟存在着多大差别呢？
以今度古，或以古度今，本来，孔孟之道讲求中庸，但中国人要是一窝蜂起来，常常是相当不中庸的。尤其是被蛊惑到集体无意识的程度，往往歇斯底里到无所不用其极，往往偏激别扭到毫无理性可言。所以，风气这东西，潮流这东西，引导得好，有助于社会进步；引导得不好，变成一股祸水，那一定会贻害无穷的。
唐朝的不死药，虽然已是陈年往事，一个历史的笑话而已。但为什么兴起之勃，势头之盛，邪恶之广，为患之深，确是令人禁不住要多想想的。
唐朝的谎话政治（1）
——你能相信蝗虫不吃庄稼吗？
唐朝的谎话政治《资治通鉴》记载，唐僖宗乾符二年（875）的秋天，大批蝗虫自东而西飞袭而来，蝗群遮天蔽日，所过之处一片赤地，一切绿色的植物都给啃了个精光。《新唐书》对于这次黄河流域的蝗灾也有记载：“乾符二年，蝗自东而西蔽天。”
京兆尹，也就是首都市长杨知至，上了一本，奏称：这次蝗灾，波及全国，托皇上的恩庇，独我们京畿一带，蝗虫虽然也飞来了，可它们不吃庄稼，一只只都抱着荆棘而死亡了。在朝的宰相大臣们，互相为之祝贺。
蝗虫不吃庄稼，满朝弹冠相庆，这场面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蝗灾，在《新唐书》中，记录在册者共十八次。从唐高祖的武德六年，到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二年、三年、二十一年，都发生相当范围的蝗灾。唐文宗李昂开成年间，共五年，隔一年就要闹一次蝗虫，遍及全国，荼害无穷。 “开成元年夏，镇州、河中蝗。二年六月，魏博、昭义、淄青、沧州、兖海、河南蝗。三年秋，河南、河北镇定等州蝗，草木叶皆尽。五年夏，幽、魏、博、郓、曹、濮、沧、齐、德、淄、青、兖、海、河阳、淮南、虢、陈、许、汝等州螟蝗害稼。占曰：‘国多邪人，朝无忠臣，居位食禄，如虫与民争食，故比年虫蝗’”。
最后的这个“占” ，正是遭难不浅的老百姓用这种求神问卜、诉诸上苍的方式，宣泄怨恨，也是对“不作为”的统治者和各级官僚的一种诅咒。在史官眼里，出现蝗虫残民的灾难，“若无功而禄者然，皆贪挠之所生，先儒以为人主失礼烦苛，则旱鱼螺变为虫蝗” 。看起来，祸害庄稼致使农民颗粒无收的蝗虫，与强拿硬索、残酷剥削的官员，在与民争食上，在吞噬民脂民膏上，在不顾百姓死活上，本质是相同的。
历朝历代，都不乏蝗灾，唐朝当然不能例外。不过，同是在都城长安发生的蝗灾，贞观二年六月，“京畿旱蝗”，唐太宗李世民就不是不作为，而是身体力行地“作为”：在苑中掇蝗祝之曰：“人以谷为命，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但当蚀我，无害百姓。”将吞之，侍臣惧帝致疾，遽以为谏。帝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新唐书》卷三十六）。至少，他把蝗虫给京畿百姓造成的灾害放在心中，不可能像这位京兆尹，在朝廷上掀起这种不伦不类的黑色幽默的场面。
开元四年，山东螟蝗害稼，宰相姚崇分遣御史，督催各道、州、府，捕而埋之。这种积极的扑灭政策，遭到地方官员的抵制。他们说，十六国时期的汉国国君刘聪，也曾下令用捕杀的方法除蝗，结果越除越多，为害滋深。姚崇是位贤相，他驳斥这些不尽力除蝗的地方官员：“刘聪伪主，德不胜妖，今日圣朝，妖不胜德。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言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今坐看食苗，忍而不救，因此饥馑，将何以安？”姚崇坚决实行对蝗虫的扑灭埋瘗之法，比李世民冀以祷祝免灾，更为着实有效。
可到了末世唐朝，国势日衰，主子也好，卿相也好，再找不出盛唐时那种直面灾难的勇气，全力抗灾的力量，只有寄托于侥幸，寄托于幻想。而当侥幸和幻想都不足以掩盖这种满目疮痍的国家局面时，就只有寄托于谎言了。
第一，蝗虫已把大半个中国的禾苗一扫而光，赤地千里，哭都来不及，何贺之有？第二，蝗虫即使抱树而死，也是“所至草木叶及畜毛靡有孑遗”，吃得无可再吃，给老百姓的灾难已经造成，稍有良知者，皆能明辨其诬妄，纯系一派胡言，怎么有脸在那里开庆功会呢？
唐到僖宗，已经是气数尽了的衰世败象。黄巢的农民起义，流窜全国，弄得大唐王朝的日子很不好过。惟其不好过，就需要打肿脸充胖子，制造出一派大好形势。记得在“文革”期间，从大字报起，到大串连，到大批判，到文攻武卫，到全国一片红，弄得整个国家的形势，相当的不好。可那些红卫兵小将，造反派战士，偏要负气地唱“就是好，就是好”。一个“就是好”嫌不够劲，再加一个；一遍“就是好”嫌不过瘾，再来一遍。唱多了，唱久了，便产生听觉疲劳，也渐渐分不出到底是好还是糟了。
唐朝的谎话政治（2）
这种在“文革”中经常见到的，半夜三更起来敲锣打鼓庆祝形势大好的场面，想不到在唐朝乾符二年就出现过了。
宫阙殿堂之上，山呼万岁之中，文武百官为皇上的洪福齐天，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居然连蝗虫见了我们大唐圣明天子，也统统绝食自杀，以谢国人了，那是多么的光荣，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值得举国欢腾啊！杨知至笑了，在场的众大臣也咧开嘴笑了，因为十几岁年纪还是个顽童的僖宗笑了。在座的除那个傻小子外，大家都明白，这是一个弥天大谎，但说谎者、助谎者所以有恃无恐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因为僖宗需要这个谎，相信这个谎。
谎言，是政治家用来对付最高统治者的武器。
给《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注到这里，回顾唐代的历史说：“杨国忠以霖雨不害稼，韩晃以霖雨不败盐，今杨知至以蝗不食稼抱荆棘而死，唐之臣以蒙蔽人主而成习，其来久矣！”
在最高统治者四周，其实是存在着一道包围他的“谎之墙” ，这就是胡三省所说的唐代的谎言政治。若是这位帝王头脑还算清醒，若这道墙还不至于高到挡住视线，那么他还可能看到紫禁城外的真实风景，还可能听到御河桥外的真实声音。若是这位帝王神志不算清醒，这道墙就会越砌越高，那么他就很可能隔绝于世界变化，疏远于时代潮流。如果这位帝王鸩安宴乐，昏庸失德；如果这位帝王声色犬马，行尸走Ｒ，那他就会生于墙内，死于墙中，成为历史的垃圾。
这道墙，看不见，摸不着，但感觉得到，体会得到。唐代宦官仇士良，就是最为精通营建“谎之墙”的高手。二十年间，亲历顺宗、宪宗、文宗、武宗四帝，他竟一点破绽也没有出过。他告老还乡时，曾把如何控制皇帝的诀窍，传授给徒子徒孙：“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
他所说到的“娱其耳目”的“目”，他所提及的“彼见前代兴亡”的“见”，就是之所以要筑这道墙的缘由。有一次，李昂问当直学士周墀：“朕可方前代何主？”周墀答：“陛下尧、舜之主也。”李昂叹了口气，对这位臣下说道：“朕岂敢比尧、舜，何如周赧、汉献耳？”周墀大吃一惊：“彼亡国之主，岂可比圣德？”李昂最后说：“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这个家奴，正是仇士良。他经营的这道“谎之墙”，牢不可摧，坚不可破，弄得这位帝王奈何不得，想跳也跳不出去。
胡三省说，“唐之臣以蒙蔽人主而成习，其来久矣！”其实，岂止人臣要以谎言来蒙蔽人主呢，甚至连人主也需要以谎言来麻醉自己。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莫过于那个女皇帝武则天了。
这个女人当上皇帝以后，心里总是有点不踏实，她的侄子武承嗣看到了这一点。武是个不成器的小玩闹，因其姑成为一国之主，他跟着Ｊ犬升天，自然要想法给姑妈解心宽。不过，此人智商不高，琢磨出来的主意，也很不高明。雇人“凿白石为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末紫石杂药物填之”。但武则天实在需要这种明知是谎言的东西，好用来Ｚ慰。“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献之，称获之于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宝图’。擢同泰为游击将军” 。
如此拙劣的把戏，竟能大行其道。那是一个何等精明的女人，会看不穿这种连傻子都明白的花招，可她欣然笑纳，为之大张旗鼓地庆祝，为之大造舆论地宣传。由此，武氏一朝，这种“祥瑞”的公然谎言，弄得她的臣下烦不胜烦。中国人，好说谎者多，好拍马Ｐ者更多，而中国的最高当局，好听信谎言者多，好被人拍马Ｐ者更多。于是，上下结合，左右逢源，将唐朝的说谎政治推向高峰。
“太后好祥瑞，有献白石赤文者，执政诘其异，对曰：‘以其赤心。’昭德怒曰：‘此石赤心，他石尽反邪？’左右皆笑。襄州人胡庆以丹漆书龟腹曰：‘天子万万年。’诣阙献之。昭德以刀刮尽，奏请付法。太后曰：‘此心亦无恶。’命释之”。此风一开，便不可收拾了。
最为滑稽突梯者，有一个叫朱前疑的投机分子，给武则天上书，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陛下寿满八百。这当然是所谓痴人说梦的昏话，这位女皇帝听了以后很开心，当即赏了他一个“拾遗”的官。随后，此人再次上书，说他又做了一个梦，梦见陛下发白再玄，齿落再生。武则天居然相信这等鬼话，把他提拔为驾部郎中，调到她的司机班来了。这还不算，有一次，此人出差回来，竟然上书曰：“闻嵩山呼万岁。”因为武则天已经到了没有谎言无以为生的程度，“赐以绯算袋”，也就是给他挂一个功勋章的意思。
唐朝的谎话政治（3）
人臣蒙蔽人主，人主麻醉自己，这当然也不光是唐朝才有的政治现象。在人类社会中，只要在权力起到作用的政治体制中，要想完全摆脱这种人性弱点而形成的弊端，几乎是绝无可能的。
唐德宗时的一位清廉贤明的宰相陆贽，曾经在上奏里说过：“流俗之弊，多徇谄谀，揣所悦意则侈其言，度所恶闻则小其事，制备失所，恒病于斯。”因为大部分皇帝的耳朵，都患有偏听症，喜欢听顺悦己意的话，而不愿意听到逆耳不快之言。所以，报喜不报忧，便成了帝王周围的人的职业习惯。
说谎，不但是家常便饭，而且成了这些人的生存手段。不报忧，但忧实际存在着，怎么办？就要想方设法地掩饰隐瞒，于是，只有靠撒谎来蒙蔽皇上；要报喜，而无喜可报，怎么办？就不得不编喜造喜，制造喜的假象来哄骗主子，一句话，还是要靠谎言。
虽然，说谎话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弱点之一，大概除了植物人之外，没有人在其一生当中不曾撒过谎。但是，朝廷之上，宫禁之中，那些良心大大坏了的政治家，不说谎话，简直就活不下去，再碰上头脑大大坏了的统治者，没有谎话，也是活不下去的。所以，一位西哲说过，“宫廷是谎言的黑暗渊薮”，这是一点也不错的。
当撒谎成为做皇帝的和做臣下的对话方式时，那必然催生下列非说谎不可的状况：
一、撒谎的比不撒谎的能捞到好处；
二、撒大谎的比撒小谎的能得到更大的便宜；
三、能瞒天过海、滴水不漏、胡吹海唠、天花乱坠地撒谎，并且做到脸不红心不跳，面不改色者，能把皇帝老子骗得鬼迷心窍、深信不疑、引为心腹、以作依靠者，那就达到撒谎的最高境界。
这样的撒谎能手，还有什么目的不能达到，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成的呢！
唐朝从太宗时的魏徵起，各代都幸而有一两位贤相。魏徵死得早，算他命大，其余的，结果都不大好。有的更悲惨，不是杀头，就是贬谪。这给做臣下的长了教训，为了说真话，而付出充军发配、满门抄斩的代价，就不如撒谎哄皇帝开心，还能升官发财，来得实惠了。
陆贽为什么想起来给德宗说这番话呢？也是感触实在太深的缘故。因为在唐代历朝大臣中，若要评选出一名谎话大王的话，这份光荣的桂冠，非他的同僚，德宗当政时的裴延龄莫属。此人撒起谎来，真是风云变色，天昏地暗，其玄虚离谱，其没边没沿，其瞎说八道，其荒腔走板的程度，令人张口结舌，目瞪口呆，闻所未闻，心惊Ｒ跳。而他眼皮不抬，脸皮不动，心定气闲，胸有成竹。
撒谎，到了极限，就是一种艺术了。
德宗贞元十年（794）“上欲修神龙寺，须五十尺松，不可得。延龄曰：‘臣近见同州一谷，木数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开元、天宝间，求美材于近畿犹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对曰：‘天生珍材，固待圣君乃出，开元、天宝，何从得之？’”
这个裴延龄，当着大庭广众，言之凿凿，说他在陕西同州一带，发现很多高达数十丈的栋梁之材，可供陛下盖庙建殿。这当然是鬼话连篇了。李适听后，也犯嘀咕。他知道从他祖父那时起，建宫殿就无法在京畿（包括陕西同州）一带找到可用之材，怎么可能出现像裴延龄所说的那种情况。难道森林可以像发豆芽菜似的，一夜之间，就能长成参天大树？
虽然历代皇帝弱智者多，这也是中国有许多昏君、暴君之外，还有更多无能庸君的缘故。不过，这个德宗，至少能知道同州，即今之大荔县，离长安不远，属京畿之地，从他曾祖玄宗那一辈，就难以采伐到巨材来盖宫殿，所以表示不信，说明他还不算最糟的庸君。
但裴延龄敢当李适的面说谎，因为他把握住这位皇帝的弱点，好虚荣，图声名。“天生珍材，固待圣君乃出”，如果你坚持说同州没有树，那就等于承认自己不是圣君，如果你不想认为自己不是圣君，就得默认同州有树的事实。于是，李适便被架着非当这个圣君不可。
同一年，这位说谎大王，又上奏一本：“左藏库司多有失落，近因检阅使置簿书，乃于粪土之中得银十三万两，其匹段杂货百万有馀。此皆已弃之物，即是羡馀，悉应移入杂库，以供别敕支用。”胡三省注云：“匹段杂货，使在粪土之中，已应腐烂不可用，虽甚愚之人亦知其妄诞也。德宗不加之罪，延龄复何所忌惮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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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谎话政治（4）
德宗竟然相信这类到了连常识都不顾的谎话，也真让人咋舌。可见古往今来的皇帝，很容易被一些巧言令色的骗子包围蒙蔽，而上当，而执迷不悟，直到民不聊生、国破家亡，上断头台为止。丹麦的安徒生写过一篇《皇帝的新衣》，在外国，叫做童话，在这里，童话就成为荒唐的现实。那个裁缝骗子以无作有，装模作样，不过只做一袭皇帝的新装罢了。比之这个裴延龄，发现百万有馀匹段杂货埋在粪土下多年而不朽烂。这谎撒的，那做皇帝新衣的裁缝，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所以，皇上一旦喜欢听谎，老百姓也就水深火热，只好没脾气了。
到底不愧为撒谎冠军，就在前一年，他已经充分展现了睁眼说瞎话的专长。“京城西污湿地生芦苇数亩”，可到了他的嘴里，这数亩地变成了“长安、咸阳有陂泽数百顷”。并且奏称：该地“可牧厩马”。从数亩到数百顷，这种荒唐的膨胀系数，让唐代那些天马行空的诗人，都不得不佩服这位谎话大王的想象力。
这不禁使我们想起大跃进放卫星的神话年代，想起那“亩产万斤粮，炉炼万吨钢，超英又赶美，公社万年长”的红旗诗歌，想起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言壮语。说到底，也跳不出中国人习惯了的，比谁更能说谎话的比赛罢了。
到了恢复理智后的现在，我们翻出当时的旧报纸、旧杂志、旧图书，看到那些沸沸扬扬的套红大字标题，无论编造奇迹的人也好，还是相信奇迹的人也好，一定会觉得当时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行径，是多么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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