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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德宗还信以为真，还挺当回事，还派有司到那里去阅视。回来一汇报，哪里能放养牧马？纯系天方夜谭，根本没有这回事。本是该追究他欺君之罪的，可是德宗不了了之。正因为有这把大保护伞罩着，他才肆无忌惮地“恣为诡谲，皆众所不敢言，亦未尝闻者，延龄处之不疑。上亦颇知其诞妄，但以其好诋毁人，冀闻外事，故亲厚之” 。
有说谎者，必有信谎者。惟其有信谎者，说谎者才得售其Ｊ，若无信谎者，说谎者没有市场，谎言也就寝息。可是德宗皇帝信谎，需要谎，这种供求关系，决定了裴延龄在他的位置上得其所哉，谁也奈何不了他。
陆贽早就对德宗说过，裴延龄是“诞妄小人”，不可用，“用之交骇物听”。到了这种地步，他不得不上书，直抒己见：“……移东就西，便为课绩，取此适彼，遂号羡馀，愚弄朝廷，有同儿戏。”也许是气急败坏的缘故，竟语不择句，把德宗比作了秦二世。他说：“昔赵高指鹿为马，臣谓鹿之与马，物类犹同，岂若延龄掩有为无，指无为有。”
然而，德宗的耳朵，和其他许多皇帝一样，也患严重的偏听症，自然听不进去这番忠言。而那个集吹牛、撒谎、胡说八道与恬不知耻于一身的裴延龄，照旧当他的官，撒他的谎，拍他的马，优哉游哉。忠诚正直的陆贽，却不得不吞下一个单人独骑，逐出长安，踽踽孑行，贬往远州的苦果。等到德宗驾崩，顺宗接位，才想起把他召回，可是未抵京师，就命逝黄泉了。
历史从来都把说谎者绑在耻辱柱上，这也是应有的正义判决。然而，那些相信谎言，需要谎言，还为无耻之徒、卑鄙小人提供滋生土壤的统治者，正义之剑却总是很少刺及。其实，要没有唐德宗的信谎，会有裴延龄的说谎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对握有权柄的信谎者，由于流毒所及祸殃一方的灾难，尤其不能高抬贵手、宽贷这类主犯的。
在中国，从来就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无论水灾、旱灾、风灾、雹灾，乃至虫灾，包括公元875年这场蝗灾，总是短暂的。而人祸，则是无法愈合的创口，遗患无穷。
因此，也可以说，那些手中握有权柄的说谎者，信谎者，需要依赖谎言生存者，是比蝗虫更坏得多的人类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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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大不易白乐天（1）
居大不易白乐天公元789年（贞元五年），白居易18岁，随父在衢州任上。
这一年，著作郎顾况“坐诗语调谑，贬饶州司户”，路过此地，时为文学青年的白居易，抱着一腔热诚，到他的下榻处，登门求见。
著作郎，是官名，掌碑志、祝文、祭文修撰之事，隶属秘书省。官位不低，从五品上，实际却是坐冷板凳的闲差。在这个有声望，无权势，有地位，无利益的清水衙门里混口饭吃，绰绰有馀，生老病死，保证待遇。但图功名，求利禄，想发达，往上爬，却并非是值得留恋的地方。
顾况认为自己“当得达官”，有点不安心，有点不自在。
中国文人之吃亏，多在于自我感觉良好。因为当时先后为德宗相的柳浑、李泌是他的朋友，一言九鼎，大权在握，安排一份要职，应该不会有什么困难。可他疏忽了一点，这两位是政治家，而非纯粹的文学家，谈谈诗歌，怡情悦性，饮饮老酒，消食化痰，当无不可。但要让他俩向皇帝举荐，要朝廷叙用，委以重任，授以达官，就不能不心存顾忌了。
谁能把握得住这位大牌诗人的自由主义呢？万一吊儿浪当起来，万一胡说八道起来，谁来替他擦Ｐ股？果然，“吴人顾况，词句清绝，杂之以诙谐，尤多轻薄。为著作郎，傲毁朝列，贬死江南”（李肇《唐国史补》）。
顾况就这样被踢出长安，谪往饶州。途中经过衢州，碰上拿着自己作品求见的白居易。一般来讲，官员倒台，通常也就狗Ｐ不是了，立马可怜兮兮，一脸惶恐，只有他努力搭理人，而无人再像以前那样巴结他了。而文人失败，哪怕失败得很惨，只要确实写过有一点影响的东西，还是会有人刮目相看的。至少那些文学后生们，才不在乎你犯过什么错误，戴过什么帽子。这一点，当过右派的我，倒是蛮有体会的。
于是，遂有了白居易受到顾况赏识的这段佳话：
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原上草送友人》，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叹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王定保《唐摭言》）
白尚书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著作。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张固《幽闲鼓吹》）
白居易这次面谒顾况，与他“初举”、“应举”，了无关系。白居易第一次来长安应进士试，是在公元799年（贞元十五年）。而顾况被贬饶州，为公元789年（贞元五年）间事。后来，顾况隐居茅山，为公元793年（贞元九年）间事。这位早就受了道箓，早就隐居山林，怎么可能跑到长安去，专程为白居易鼓吹说项呢？所以，真实的历史，应是顾况在贬官南下途中，与白居易有了这次接触。
类似的文字记载，还见诸于《唐语林》、《全唐诗话》、《唐才子传》等书。看来，顾况赏识白居易，道路传说，反响很大，才留存文人笔墨之间。那时，白居易才十九岁，名不见经传，而顾况乃诗界大腕，文坛掌门。尤其在李白、杜甫、王维等顶级大师死去之后，就他独撑唐诗一片天，因此，他的评价等于给白居易打开了文学之门，也把他推上了仕进之途。
第一，名人说话；第二，作品过硬，白居易顿时成了明日之星。这对他公元800年（贞元十六年）第四名进士及第，对他公元802年（贞元十八年）登书判拔萃科，对他公元806年（元和元年）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对他公元807年（元和二年）任翰林学士，便一路绿灯，通行无阻。唐代的科举制度，仍受九品中正制度影响，缙绅豪门的保举，名流雅士的推荐，十分要紧，干系重大。这位继续高举盛唐诗歌风韵的前辈，出来为白居易打包票，还有哪位主考官，敢不当回事呢！
这则文坛佳话，实际意义不仅如此。顾况所说的“居大不易”和“居天下有何难”，并不是无足轻重的闲话，而是确实值得我们所有人深思熟虑的真理。
什么叫“居”，仅仅是指遮风蔽雨的屋子吗？若这样简单化的理解，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居大不易白乐天（2）
所谓“居”， 大者，概括天下；中者，泛指人际；小者，意味周遭；实者，物质世界；虚者，精神空间。一言以概之，“居”即人的生存环境。对文人来说，我指的是那些非假冒伪劣，非投机倒把，非虚抬行市，非狗Ｐ不是，而指那些真有才华，真有思想，真有灵感和想象力的作家、诗人，追求既广阔，又自由，无拘束，无疆界的创作天地，那是尤其不可或缺的“居”。
一个关在笼子里的鸟，可能感到寂寞和无奈；一个关在笼子里的人，可能感到痛苦和悲哀；而一个关在笼子里的作家或诗人，那很可能就会发疯。因此，顾况这句看似无意的戏谑之言，具有非常深刻的内涵。
那时还年轻的白居易，也许未必能够理解顾况对他姓名调侃的真意。因为这位著作郎，其实也是在长安“居大不易”，才卷铺盖走人的。所以，我在臆测，白居易要到公元815年（唐元和十年），才明白其中堂奥。
那年，他四十四岁，按孔夫子教导，已是过了“不惑之年”的这位诗人，仍旧改不了他那多血质，好冲动，重感情，易愤激的性格。结果，为当年六月宰相武元衡被暴徒无端刺杀，政府反应迟缓，跳出来打抱不平，申张正义，结果碰了一鼻子灰，被贬江州，尝到他平生第一次失败的滋味。
人家告诉他，老弟，为什么要打你的Ｐ股，因为你越位了。什么叫越位，就譬如一间屋子里有很多人，比你有发言权的多的是。你的爹，你的妈，你的娘舅，你的姨妈，还有你的大哥二哥，表兄表姐，轮不着你第一个抢着说话。老弟，你要记住，“居”之所以“大不易”，就因为你不是鲁滨孙，那荒岛上只你老哥一个，你怎么折腾怎么是，可你在这个屋檐底下，你要跟头把式的话，还得注意不要碰到别人。
经过这次冒傻气、吃苦头以后，他终于懂得必须调适个人的生存环境，才能在“居大不易”的外部世界里，努力顺应，才能达到“居天下有何难”的目标。这是了不起的觉悟，也是诗人此后一辈子谨行不渝的方向。
白居易活了七十多岁，在中国古代文人中，算是长寿者。后四十年，他一直贯彻始终这个目标，一直身体力行这个方向。第一，努力在物质世界中，营造最为适宜的生存条件；第二，努力在精神世界中，拓展最大限度的自由空间。在唐代众多文人中间，他大概是唯一的，过得最快活的聪明人了。
在中国，其实聪明的文人多的是，但活得不那么辛苦，不那么Ｃ劳，不那么忧心，不那么负担的聪明人，却很少很少。白居易有一首诗《吾土》，“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这恐怕是他对于“居”这样一个大题目最为通脱、最为豁达的诠释了。
其实，白居易在任左拾遗、翰林学士期间，以敢言直谏、慷慨陈词著称。这是前面提到的他的多血质性格所决定的。在元和十年（这是他生命转折的关键一年）以前，他是经常上书，面折廷争，谠言诤论，以忠忱报效自任。《旧唐书》本传里，有这样一段关于这位关东汉子有点倔，有点犟，有点拧，有点一根筋的性格描写：
王承宗拒命，上命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使，谏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论，辞情切至。既而又请罢河北用兵，凡数千百言，皆人之难言者，上多听纳。唯谏承璀事切，上颇不悦。谓李绛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耐。”绛对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必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轻言也。陛下欲开谏诤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
白居易一生，亲历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七朝，几乎目睹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型期里的全部败象。朝政之腐败，宦官之猖獗，党争之恶斗，藩镇之割据，外族之纷扰，战乱之频仍，灾难之常至，百姓之呻吟，对诗人而言，不可能不产生感同身受的认知和触动灵魂的震撼。
因此，他早期的文学观点是属于干预生活的绝对现实主义者。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中国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心结，在动荡岁月里的责任意识，在危乱年代里的经世热忱，是不可遏止的。所以，他从呈顾况披阅的《赋得原上草送友人》，到诗人四十五岁这年所作的《琵琶行》，年代大约为公元788年（贞元四年）到公元815年（元和十年），这二十多年间，是以讽谕诗为他的创作重点。其中，《秦中吟》十首、《新乐府》四十首，为其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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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大不易白乐天（3）
这些诗歌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政治色彩，鲜明的时代气息，勇敢的批判精神，高昂的抗争意识，无不激起共鸣；所反映出来的统治者对于被统治者的残酷剥削，贪婪榨取，无尽搜刮，民不聊生的惨状，无不义愤填膺。他的这些诗篇，满城传唱，万众吟诵，然而，也触犯了既得利益阶层。
正如他在《与元九书》中所说：“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握军要者切齿矣”，遂导致他第一次面临“长安居大不易”的失败，尝到了生存环境没有调适好的苦头。
反正，中国文人的脐带，如果系在大地母亲身上，系在民族国家身上，系在人民大众身上，你就不可能和统治者心血相通，你就不可能使统治者龙颜大悦，你就不可能不因为你的干预时政，挑战丑类，揭露败恶，批判权贵，说了些真话，道出些实情，而不遭受统治者的修理。
也许统治者日理万机，一时疏忽了你也有可能，可统治者手下的牛头马面、打手爪牙，却绝不是吃干饭的。于是，过了初一，过不了十五的白居易，到底被那些嫉恨他的人，新账旧账一块算，只有捏着鼻子“出佐浔阳”。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三十九载：“元和十年秋，或言居易母堕井死，赋《新井》诗，出为刺史。王涯言其不可，乃贬江州司马。”下注：“论盗杀武元衡事，宰相嫌其出位故也。”
什么叫出位？就是诗人未能在此时此刻的生存环境中调适好自己的位置。
据清徐松撰《唐两京城坊考》，白居易在长安的四个坊里生活过，有过自己的屋宇房舍。基本都在东市之东，约相当于今日北京城的东四环部位。公元802年（贞元十八年）春，白居易第二次来京会试，以书判拔萃科及第，次年授校书郎，才在长安正式找房子住下来，所谓“卜宅之始”，住常乐坊。为主客司郎中时，住新昌坊；为左赞善大夫时，住昭国坊；为刑部尚书时，住宣平坊。期间还曾寄寓永崇坊的华阳观。但是，京城对他来说，仍是“居大不易”。
小的人居环境，未能尽如人愿，是与对大的政治气候未能周全应对存在必然联系的。公元816年（元和十一年），他就在诗中写道：“行年四十五，两鬓半苍苍。清瘦诗成癖，粗豪酒放狂。老来尤委命，安处即为乡。或拟庐山下，来春结草堂。”此时，就已经萌发出《吾土》诗中“岂限长安与洛阳”的不再逗留首善之区的逃避想法。
你可以责备他的退缩，他的软弱，但你不得不认同他这种聪明人的选择。作过斗士的人，不一定要当永远的斗士到底。我们总是以完人，全人，尽善，尽美，去期待谁，要求谁，指望谁，推动谁，说到底，其实是一种残酷，一种不堪负荷的道义承担。你得相信，鲁迅的《聪明人、奴才和傻子》一文，绝对是人世间的真实写照。
在宋叶梦得《避暑录话》中，有一番诠释诗人远离官场纷争，跳出政治绞杀，彻底改变自己，全方位调适的精彩分析：
白乐天与杨虞卿为姻家，而不累于虞卿；与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党于元稹、僧孺；为裴晋公所爱重，而不因晋公以进；李文饶素不乐，而不为文饶所深害者，处世如是人，亦足矣。推其所由得，惟不汲汲于进，而志在于退，是以能安于去就爱憎之际，每裕然有馀也。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时年才五十八，自是盖不复出。中间一为河南尹，期年辄去，再除同州刺史，不拜。雍容无事，顺适其意而满足其欲者十有六年。方太和、开成、会昌之间，天下变故，所更不一。元稹以废黜死，李文饶以谗嫉死，虽裴晋公犹怀疑畏，而牛僧孺、李宗闵，皆不免万里之行。所谓李逢吉、令狐楚、李珏之徒，泛泛非素与游者，其冰炭低昂，未尝有虚日，顾乐天所得岂不多哉！
要知道，对中国文人来说，最大的诱惑，是握权，最大的机遇，是升官。假设换一个人，这样的人际网络，这样的夤缘关系，这样的后台背景，这样的机遇门路，还不得半夜做梦都笑出声来。这不等于阿里巴巴四十大盗的那座藏金Ｄ吗？只消一句“芝麻开门”，还有什么要求，什么欲望，不能满足的呢。
可白居易简直像有洁癖似地，远离着一切是非，逃避着所有邪恶。这就是诗人令我们钦佩的地方。因为，他表现出来一种高尚的约束，这可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中国文人能够达到的境界。
居大不易白乐天（4）
其实，佛家讲“戒”，就是提倡自我约束。为了清心寡欲，为了洗却凡尘，为了修心炼性，为了超度通脱，为了尔后有可能的成佛成仙，就得戒。然而，这对凡夫俗子而言，谈何容易。戒所以为戒，正因为不戒，若是世人都戒，也就无所谓戒了。惟其不成，这才有戒。
大千世界，充满诱惑，芸芸众生，六根不净，欲望也就成了饮食男女几乎无法抑制的本能。因此，不戒或许更接近于人的本性，有无可指责的一面，但也有不可恣肆的一面。所以，能戒，能约束，更多体现出一种人格力量。
白居易之了不起，即在于此。前人对其卷入漩涡中，然后跳出是非外的洁身自好，也有很高评价。“乐天素善李绅，而不入德裕之党，素善牛僧孺、杨虞卿，而不入宗闵之党，素喜刘禹锡，而不入任、文之党。中立不倚，峻节凛然”（葛立方《韵语阳秋》）。“予按乐天尝与刘禹锡游，人谓之刘、白，而不蹈司马党中。及与元稹游，人谓之元、白，而不蹈北司党中。又与杨虞卿为姻家，而不陷牛、李党中。其风流高尚，进退以义，可想见矣。呜呼！叔世有如斯人之仿佛者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当然，我们还要了解到，白居易之聪明，之睿智，之不断地调适生存环境，之不停地拓展精神空间，从而延续了他的人生，他的诗歌，奠定了他在历史上的不朽价值。之所以要这样做，我们应该为白居易设身处地想一想。大环境，也就是中唐残酷的党争倾轧，黑暗的政治迫害，无望的社会沉沦，深重的民族危机，所构成的这“居”，使他除了逃避躲让之外，别无选择。
他在《与元九书》中，曾经这样自我担承过：“微之，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白居易被贬江州以后，在那里编纂了他的第一部诗集。从此，诗人实际上中断了他的政治性很强、现实性很浓的讽谕诗写作。倒不完全因为这些作品曾经给他带来了不幸，而是中唐的腐败黑暗，政治迫害，朋党倾轧，兵燹灾变，使他的兼济之志，除了无穷的碰壁，无谓的麻烦，无尽的###，无聊的暗算弄得焦头烂额外，一无所得。于是，他在独善之义的闲适诗方面，另辟精神空间，创“元和体”，别出蹊径，独树一帜，不但改变了唐代诗风，也影响着千年以来中国文学。
文学是要变的，作家也是要变的。不变的文学，必死无疑，同样，不变的作家，总有一天，老调子已经唱完，就该找根绳子把自己勒死了。古今中外，很多真正的作家，最后采取自杀的手段结束生命，就因为这种没有出路的彷徨所致。在我们这里，却是相反，那些大作家、老作家，根本已经写不出东西，还要硬写，还要一本书一本书地推到我们眼前，好像发誓，不*得中国读者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于愤怒与痛苦中自杀，决不罢休似的，也真是中国式的今古奇观了。
再没有比迁延中唐长达四十年之久的朋党之争，更能暴露中国知识分子那最污浊，最Ｙ暗，最寡廉鲜耻，最见不得阳光的丑恶灵魂了。钱易在《南部新书》里，讲了一则小故事：“白傅与赞皇不协，白每有所寄文章，李缄之一筐，未尝开。刘三复或请之，曰：‘见词翰，则回吾心矣。’”看看这个李德裕，是个什么东西，也就无须废话了。
因此，白居易在开辟新的精神空间的同时，也在另谋新的生存环境。
《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说：“居易初对策高第，擢入翰林，蒙英主特达顾遇，颇欲奋厉效报，苟致身于谟之地，则兼济生灵。蓄意未果，望风为当路者所挤，流徙江湖。四五年间，几沦蛮瘴。自是宦情衰落，无意于出处，唯以逍遥自得，吟咏情性为事。大和已后，李宗闵、李德裕朋党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无如之何。杨颖士、杨虞卿与宗闵善，居易妻，颖士从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惧以党人见斥，乃求致身散地，冀于远害。凡所居官，未尝终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务，识者多之。”
也许，任何一个信口雌黄的人，任何一个站着说话不嫌腰痛的人，任何一个习惯于高调指责一切的人，任何一个其实很王八蛋却总将别人看作王八蛋的人，大可以痛斥白居易的软弱、转向、后退、认输。可是，善良的人们，怎么不能替这位诗人想一想，他为什么要冲锋陷阵，为什么要慷慨就义，为什么要奋不顾身，为什么要一往直前呢？
居大不易白乐天（5）
文学在变，生活更在变。
公元835年（大和九年）“甘露事变”发生，白居易写过“彼为菹醢机上尽，此作鸾皇天外飞。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咏史》）。“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从这些诗句里，我们看到在那场血腥的政治屠杀中，他对于能够侥幸逃脱，未遭杀身之灾，是心有余悸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实际上他是在肯定自己这些年来为改变生存环境所作出的努力，是值得的。
因为，大约从公元824年（长庆四年），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洛阳，便基本上离开“居大不易”的长安。而从公元829年（大和三年）起，一直到公元846年（会昌六年）去世，就一直居住在洛阳外郭城东南端的履道里。得以存在下来，得以进行创作，得以享受生活，得以安度晚年，成为快乐神仙。
他写过一篇文章，题曰《池上篇》，讲述他在洛阳履道里那个精神家园里的幸福时光。
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飘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如鸟择木，姑务巢安。如居坎坎，不知海宽。灵鹤怪石，紫菱白莲。皆吾所好，尽在吾前。时引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优哉游哉，吾将终老乎其间。
这篇得其所哉的短文，至少可以说明一点，在长安“居大不易”的白乐天，终于在洛阳静静的伊水边，实现了当年顾况对他“居天下有何难”的期许。
世事短暂，文学长久，聪明如斯人者，才真是值得我们钦敬啊！
锦瑟无端五十弦（1）
锦瑟无端五十弦按西方传说，天鹅在生命终结的时刻，总是要发出动听的哀鸣，人们遂将文人的最后作品，喻之为“天鹅之歌”。
公元858年（宣宗大中十二年），晚唐诗人李商隐，被罢盐铁推官，回到河南荥阳后不久，忧郁而卒。诗人在临终前的这段时间里，曾经写了一首七律《锦瑟》。清代编《全唐诗》，将此诗列于“李商隐卷”的卷首。看来这首天鹅之歌，显然是公认的诗人代表作。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首诗人的绝唱，写得美妙绝伦，意境无穷，堪称为中国诗歌的天籁。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为之动情，为之倾倒。然而，迄今为止，没有谁能完全读懂它，弄通它。可它的艺术魅力，在心灵上造成的震撼，却是每个读者绝对真实具体的感受，不能不认为是一种奇迹。
在那影影绰绰、朦朦胧胧、依稀仿佛、似有似无的诗境里，人们所读出来的：那浪漫神秘的恋情，那温馨甜蜜的思念，那绮丽美艳的伊人，那音韵犹存的锦瑟，那讳莫如深的往事，那难能自拔的伤感，那既嗟且怨的命运，那惘然若失的梦幻……所有的这一切，读者忍不住要问，诗人到底想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于是，宋以后，至明，至清，至民国，至当代，一千多年间，中国文人中间好玉谿生者，无一不在费尽心思，破解这诗一样的谜，谜一样的诗。
谜，要是一猜即破，也就没有什么意味了；要是总猜不开，也就没有什么兴味了。他让你猜，又不让你猜透，这就是李商隐《锦瑟》的妙处所在。中国有很多探求这首诗究竟的人，一上手，都认为这是不难剖析的谜，但深入堂奥，如坠五里雾中，其歧义性、多解性、隔膜处、存疑处，纷至沓来。愈解愈迷惑，愈破愈茫然，终于不得门径，无功而返。结果，就成现在这种样子，瞎子摸象，各执一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很难形成一致公论。
你不能不赞叹，不佩服，一首五十六个字的七律，历经千年春秋，不但有人拜读，有人赞赏，还有人研究，有人写文章，企图破解李商隐的这首《锦瑟》，企图揭开中国诗歌史上最美丽，最引人入胜的谜，这大概便是真正的不朽了。
实际上，这首约作于公元858年的绝唱，虽只八句，恰是诗人“坎壈终身” （《旧唐书》本传）的命运写照。
他没有料到，在写作这首诗的时候，死神已经在门外恭候着了。
那年，他四十七岁，被罢盐铁推官。其实丢掉的这芝麻绿豆大的官，约相当于如今县政府里轻工业局的局长一职，应该不至于当一回事的。可他，曾经做过侍御史，至少是局级干部，曾经补过太常博士，说不定享受过副部级待遇。最后，职位剥夺，俸禄取消，成了无所傍倚的平头百姓，对诗人来说，实在够郁闷的。回到荥阳老家不久，心劳成疾，凄苦辞世，中国文人的命，也真是脆弱啊！
四十七岁身亡，死得也太早了些，《全唐诗》中，我们还能看到崔珏的《哭李商隐》：“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为他抱屈。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按照托尔斯泰“情场得意，赌场失意；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事无双赢定律，文人太得意了，通常就写不出什么好东西了。相反，所谓“穷而后工”，所谓“文章憎命达”，对诗人作家而言，倒是想写出好东西的一条绝对真理。古人且不去说他了，就我认识的、知道的、听说的那些同行，一旦Ｐ股冒烟，有了座驾，文思也就跟着肠梗阻，连想放个响Ｐ，也是难上加难的。
因此，休看李商隐活得痛苦，死得惨怛，但是，文学史记住了他，读者记住了他。那些当时将他踩在脚下的衮衮诸公，神气活现过的，不可一世过的，侯门深似海，把我们这位诗人晾在大门外干着过的，如今再也无人提起，可李商隐和他的诗，却永远鲜活地存在着，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公平。
说起来很失敬，我对这位大诗人，是在我成为人所共辱的贱民以后，才熟悉起来的。以前读玉谿生的诗，觉得离我很远。直到1958年的春天，戴上右派帽子，手里捏着户口粮食关系，逐出北京，发配到新线铁路工地，才有可能重读大师。
锦瑟无端五十弦（2）
怎么也想不到，第一个落脚的地点，适在河南省的博爱县。而据当地文史资料，这里正是诗人的原籍故里。
这种鬼使神差的安排，一下子拉近了我与大师的距离，想不出究竟是偶然呢，还是必然？也许古往今来，为文人者，倒霉的多，不倒霉的少，“同是天涯沦落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总有机会碰上了。尽管那时，对其知之甚少，统共也背不出他的十首诗。但我却知道他是个“坎壈终身”的人，因此，落魄的我，能有幸视他为同类，不禁感到鼓舞。尤其，一想到巨人尚且被侏儒踩在脚下，右派的我被人蹂躏，也就差可自安了。
博爱原属沁阳，从这个县名，大致可知民国年间，才设县另治的。《旧唐书》和《新唐书》均称：“李商隐，字义山，怀州河内人。”怀，即怀庆府，现为新乡市。那年春天，我从北京坐火车到新乡，再转车焦作，然后又到博爱县的九府坟，编入刚召募来的当地民工队伍，沿着丹河，步步攀高，翻山越岭，往太行山深处的新线工地走去。
丹河逶迤出山处的平川地带，人烟稠密，物产富饶，自流灌溉，水美地肥，是著名的怀山药、怀生地的中药产地。而顺着河谷，蜿蜒而进，到达只有大白天里公然出没的狼，只有夜里令人心悸的寒号鸟，只有一出门就撞鼻子的大山，只有超负荷的强体力劳动的新线工地，唯见山高坡陡，地寡人稀，荒芜贫瘠，一片凄凉，真是心寒透顶。也许春风得意的人，不大能读进去李商隐。那几年里，随身携带的清人沈德潜的《唐诗别裁》，其中选他的40首诗，曾是我得以寄托的精神绿洲。
山里的春天来得晚，山里的太阳也得十点钟以后才露面。在这深山老林里，那些一无去处，二无消遣的民工们，劳动之馀，也只有抽旱烟，喝闷酒，兴致上来，扯开嗓子，吼几句梆子腔消磨时间。久而久之，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我也渐渐地听惯了乡民们所唱的，略异于正宗豫剧的“怀梆”。
那时没有样板戏，因而唱过野台班的老于此道的李商隐乡党，工馀之暇，断不了串上几出，作为消遣。若不去考究说雅不雅、说俗不俗的半吊子唱词，只是倾听、欣赏、品味其声调，这些业馀演员，唱到投入时，也是蛮能煽情的。怀梆苦戏较多，如泣如诉的悲哀，呜咽缠绵的伤心，一唱三叠的感叹，愁肠百结的情思，那苍凉、委婉、幽怨、深沉的唱腔，着实令我为之回肠荡气，胸臆共鸣。而且，最奇怪的，总能使我想起李商隐，想起他那首谜一般的《锦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我不也同样如此吗？那种失去了全部的追悔，那种流金岁月一去不复的怀念，那种像蹀躞而行的负重牲口，不知道前途，不知道目的地的命运……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对着昏灯，守着寂寥，在古老的怀梆旋律里，真是忍不住潸然泪下。
戴上右派帽子的我，不是罪人，胜似罪人，这等无刑之刑的日子，相当难熬。但比起公元9世纪的唐朝晚期，被卷进朝廷党争漩涡之中的李商隐，我觉得他的际遇，可能要更糟糕些。因为，我是碧落黄泉，彻底完蛋，也就破罐破摔，听天由命了。而他，至少保持着罐子的表面完整，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做人。可是，在中国，在文人的群体中，谁块头最大，谁分量最重，绝对是那些妒火中烧的文人们集中攻击的目标，李商隐为晚唐的首席诗人，岂能轻饶了他？殷鉴不远，记忆犹新，我们都曾亲眼目睹“文革”期间，那些文学大师们怎么被文学小人团团围住，咬得遍体鳞伤的。
然而，李商隐的痛苦，在于他在当时的朋党之争中，始终扮演着一个两面不讨好的，被唾弃，被鄙视，被排斥，被打击的可怜角色，而不能自拔。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对李商隐的尴尬处境，有着切中肯綮的论述：
至于李商隐之出自新兴阶级，本应始终属于牛党，方合当时社会阶级之道德，乃忽结婚李党之王氏，以图仕进。不仅牛党目以为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Ｃ。斯义山所以虽秉负绝代之才，复经出入李牛之党，而终于锦瑟年华惘然梦觉者欤？此五十载词人之凄凉身世固极可哀伤，而数百年社会之压迫气流尤为可畏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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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瑟无端五十弦（3）
牛，即牛僧孺，主角其实为李宗闵，史称牛党。李，即李德裕，史称李党。前者代表新贵阶层，属于浮薄潮流一派，后者门阀色彩较浓，维护旧族利益，很看不起暴发户。两派交锋的实质，说起来振振有辞，似乎是思想意识形态之争。其实，归根结底，仍是官大官小，权力分配之争，吃Ｒ喝汤，获益多寡之争。
这几位狗咬狗一嘴毛的晚唐朋党主角，都曾是不大不小的文人，都曾是不香不臭的诗人。在《全唐诗》中，至今保存着他们在朝时酬应唱和，在野时失意牢Ｓ的诗篇。
文坛文坛，其实没有这个坛，只有大大小小的文学圈子。这种或暂时的，或长远的，或松散的，或紧密的文人集群，与黑社会的拜把兄弟，与青红帮的契结金兰，在本质上并无区别。不过没有杀公Ｊ歃血为盟，没有摆香案磕头发誓，稍微斯文一点罢了。
但只要形成圈子，第一抱团，第二护短，第三排外，第四利益共沾，这四大纲领，便是铁的纪律。因此，当李德裕、李宗闵、牛僧孺这班小人式的文人，文人式的小人，官做到节度使、兵部尚书、翰林学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高位，进入政坛，握有权柄，吆五喝六。原来的圈子，就会发展成为同进同退，同枯同荣，同声共气，一致对外的宗派主义政治集团，也就是朋党。
文人不能弄权。凡弄权的文人，不是制造别人的悲剧，就是制造自己的悲剧，自古以来，莫不如此。据司马光《资治通鉴》：“自是德裕、宗闵各分朋党，互相倾轧，垂四十年。”我们看到，知识分子要是恶斗起来，那也是相当下作，无所不用其极的。后来，弄得皇帝也受不了，叫苦连天，“上（唐文宗李昂）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于是，本是天平节度使令狐楚门生的李商隐，忽然跑到泾原节度使王茂元那里，成为上门女婿。而令狐为牛党，王为李党，党同伐异，是人性恶本质的必然，皇帝都摆不平这帮打红了眼的朋党斗士，像他这样虽然声名藉甚，但仍须仰求乞食的诗人，为自己走错的这一步，当然，也未必就是完全错的这一步，不付出代价，行吗？
陈寅恪出于对诗人的同情，说出“此五十载词人之凄凉身世固极可哀伤，而数百年社会之压迫气流尤为可畏者也”的话来，为其诿过于当时之社会风气。其实，我觉得很正常，诗人也是人，也是饮食男女，也是性情中人，也是人间烟火之一员，也是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供求者。何况，作为一个中国文人，他能免了没起子的时候，能免了做没起子的事情吗？我是怀疑的。
因此，如果他有些卑鄙龌龊，有些投机取巧，有些急功近利，有些小人心肠，也是大可不必求全责备的。所以，诗人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地点，所选择的这门错误婚姻，以及随后所付出的一生，我同情，也能原谅，但也无需乎为贤者讳。
顶多，为其惋惜：大师啊大师，前辈啊前辈，您的诗写得美妙绝伦，你的人却怎么做得如此一塌糊涂呢！
也许，大师未必时时刻刻都大师，未必没有不地道的时候，未必不做不地道的事情。因此，李商隐的苦果，很大程度上是他自找。俗话说得好，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也是不必为之回避的。
现在弄不清楚李商隐为何要离开令狐楚家，投奔王茂元。
也许，历史只是让人看到一半，那是字面上的东西，另一半，隐藏在字面背后，是谁都看不到的。因此，前人所言“史无信史”，“尽信书不如无书”， 绝对为腐儒所深恶痛绝的看法，是有其道理的。而且，即使字面上的那一半，还有很大的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