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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字义山，号玉谿生，生于公元812年，死于公元858年，是个很不顺的晚唐诗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顺者少，不顺者多，也是无争的事实。但如李商隐这样“坎壈终身” 的不顺者，而且不顺到只在世上活了四十七年就一命呜呼，还是不太多的。
锦瑟无端五十弦（4）
“坎壈”，从字义来解，当有老百姓口头上常说的，沟沟坎坎，坑坑洼洼，不很平坦的意思。李商隐的一生，十岁丧父，三十岁丧母，四十岁丧妻，三次考场败北，五次幕府下岗，七次转业另就，这条实在太艰难的人生道路，真够难为我们这位诗人在其短促一生中，跌跌撞撞，踉踉跄跄地熬过来。
因此，这首在最后岁月里写成的《锦瑟》，凝聚着他的全部人生历程，浓缩着他的全部感情体验。如同贝多芬那支《命运交响乐》，每读每新，总能敲动着人们的心扉，与之共鸣。
这种以千年为单位衡量出来的不朽，才是货真价实的不朽。
惟其不朽，一千多年来，李商隐成为关注之焦点，研究之重点，大有成为一门显学之势。谈唐诗，首推三李，他是压轴的一位。虽然，他的作品，其费解、深奥、晦涩、隐喻之处，往往人言人殊，不得要领。但美不可言之处，对整个唐诗而言，可谓枇杷晚翠，异峰突起，形成闭幕前的高Ｃ，结束一代盛事。尤其他的这首天鹅之歌，从宋之苏东坡起，一直到今人钱钟书，或注或释，或议或评，无不竞为时尚，显出高见卓识。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文人学者，把功夫用在《锦瑟》上，这在中国诗歌史上，也是颇为罕见的现象。
所有琳琅满目的名人解读，概括起来，无非两类，一类认为诗中有人，一类认为诗中有物。认为有人者，又各有所指，或情人，或恋人，或爱人，或亡人，或诗人本人。于是，关于这首诗的热烈精彩，就都从这方面着力，也都从这方面出戏。
诗中有人，一个极曼妙的女子，为最早出现的说法，也是最有影响的说法。
李商隐有《锦瑟》诗，人莫晓其意，或谓是令狐楚家青衣名也。（刘攽《中山诗话》）
刘贡父云：“锦瑟，令狐绹家青衣。”亦莫能考。（张邦基《墨庄漫录》）
或云，锦瑟，令狐楚之妾。（计有功《唐诗纪事》）
适怨清和，昔令狐楚侍人能弹此四曲，诗中四句，状此四曲也。（许《彦周诗话》）
当然，最早的说法，不一定是最具权威的说法。但刘贡父，即刘攽（1023～1089），北宋史学家，是最接近李商隐《锦瑟》写作年代的北宋文人。姑且说他的传闻很大程度是道听途说，但应该比他年代稍后的那些所浮想附会的说法，可信性要高。其次，刘攽参与过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编撰工作，应该有着历史学家治学的严谨。所以他在行文口气中，加了“或谓”两字，以示存疑。然而，他的“青衣说”，对这首诗，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
锦瑟是青衣名，见唐人小说……宋人认作咏物，以适怨清和字面附会穿凿，遂令本意懵然。且至“此情可待成追忆”处，更说不通。学者试尽屏此等议论，只将题面作青衣，诗意作追忆，读之当自踊跃。（胡应麟《诗薮》）
此诗自是闺情，不泥于锦瑟耳。屠长卿注云：义山尝通令狐楚之妾，名锦而善弹，故作以寄思。（周珽《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
再以李商隐为令狐楚的得意门生、亲信下属的双重身份而言，也为“青衣说”提供了重要佐证。据《旧唐书》本传：
商隐幼能为文，令狐楚镇河阳，以所业文干之。年才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礼之，令与诸子游。楚镇天平、汴州，从为巡官，岁给资装，令随计上都。（多次科举失败后）开成二年，（经令狐楚力荐）方登进士第。
算起来，他从十八岁，大和三年（829）起，投靠、追随、信奉这位恩师，直到二十六岁，开成二年（837），令狐楚病故，另谋高就止，近十年功夫，他是以首长秘书的身份生活在令狐楚的节度使府，备受呵护，几乎成为其家庭一员，这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风流蕴藉、满腹才情的诗人，与一个名叫锦瑟的漂亮侍女，耳鬓厮磨；或者，与一个善弹锦瑟的美丽乐伎，过从亲密；或者，与一位身份为令狐楚之妾，另有一说为令狐楚之子令狐绹之妾的女子，有过不伦之恋的私昵，这些足够编成电视连续剧的爱情故事，曾经在令狐老爷或少爷府里发生过，是很容易推想而及的。
当然，这些很世俗也很庸俗的推想，会令正经人摇头不迭。但要求一个十八岁至二十六岁，时值青春期的李商隐，成为循规蹈矩的正人君子，也太道学先生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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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瑟无端五十弦（5）
何况在唐代，整个社会风气趋向浪漫，对男女情爱持开放态度，因此，文人风流，视作雅事，即或逾矩，也不至于出现《锦瑟》诗中那样严重的后果。所以，稍晚于刘攽的苏东坡（1036～1101），对《锦瑟》持相反看法：
山谷道人读《锦瑟》，殊不晓其意，后以问东坡，东坡云：“此出《古今乐志》，云‘锦瑟之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声也适、怨、清、和。’案李诗，‘庄生晓梦迷蝴蝶’，适也；‘望帝春心托杜鹃’，怨也；‘沧海月明珠有泪’，清也；‘蓝田日暖玉生烟’，和也。一篇之中，曲尽其意，史称其瑰迈奇古，信然。《刘贡父诗话》以为锦瑟乃当时贵人爱姬之名，义山因以寓意，非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黄朝英《缃素杂记》）
然而，也有人提出质疑，不以为然：
此诗说者纷纷，谓锦瑟为贵人爱姬者，刘贡父也；谓为令狐楚之妾者，计敏夫也。自东坡谓咏锦瑟之声，则有“适怨清和”之解，说诗家多奉为指南。然以分配中两联，固自相合，如“无端五十弦柱”、“思华年”则又何解以处此？详玩“无端”二字，“锦瑟弦柱”当属借语，其大旨则取五十之义，“无端”者，犹言岁月忽已晚也，观下句自见。顾其意言所指，或忆少年之艳冶，而伤美人之迟暮；或感身世之阅历，而悼壮夫之腕晚，则未可以一辞定也。（王清臣、陆贻典《唐诗鼓吹笺注》）
一首绝妙好诗，是阅读不尽，也品味不完的，这就是文学的不朽。
每个读者所读出来的《锦瑟》，其实都是加上了自己感受的镜中之像，搀进了自己体味的水中之影，不但不会同于别人，甚至也不会同于上一次阅读时的自己。因为这首诗中，那缠绵悱恻的思绪，伤感怅惘的情调，典故隐喻的深奥，诗人生平的附会，为读者阅读时的二度创作，提供了太多的想象空间。
于是，许多不一定站得住脚，但未必不无道理的推论一一出现：或曰追思他的艳遇，或曰悼念他的亡妻，或曰他的人生总结，或曰他的创作回顾，或曰顾念唐室故国凋零、伤时感世，或曰羁旅他乡、久客思归、不胜懊悔等等。
我不禁想起法国作家福楼拜，他的名作《包法利夫人》出版后，获得很大轰动和赞誉，从此享誉法国文坛。有一次，他在与朋友的交谈中，曾经语出惊人的宣告，“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我就是包法利夫人！”曾令人目瞪口呆。因为，那个Ｒ欲的荡妇包法利与多病的老单身汉福楼拜，风马牛不相及，毫无共同之处。
但是，这位文学大师却道破了一个极其深刻的道理，不管作家笔下的描写对象，为天为地，为山为水，为人为物，为虚无缥缈的空，为柴米油盐的实，其实都是在写作家自己。因此，真正的文学作品，总是作家寄托其心灵的所在。不是文如其人，而是文中有其人。法国另一作家布封说，“风格即人”，是至理明言。
作品的不朽，也是作家心灵的不朽。
因此，清人王清臣、陆贻典所说的：“或忆少年之艳冶，而伤美人之迟暮；或感身世之阅历，而悼壮夫之腕晚，则未可以一辞定也。”倒有可能是理解这首天鹅之歌的一把钥匙。
也有论者引用李商隐一篇《上河东公启》的骈丽短文，用诗人的自白，为其艳情作品并无所指辩解。虽然，在他的诗中，欲言又止的浪漫之思，吞吞吐吐的情爱之怀，钗头粉钿的香脂之气，衣衫窸窣的肌肤之亲，使人忍不住浮想联翩。但是，李商隐向这位显然太正经的老爷子申诉：“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妙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兼之早岁，志在玄门，及到此都，更敦夙契，自安衰薄，微得端倪。”这段话的要点是什么呢？柳大人，我尽管写了一些芳菲悱恻的浮艳篇章，但诗只是诗，并无实指对象。
我是守身如玉的，他想让他的领导相信。
河东公，即柳仲郢，是他最后的顶头上司，当然也不是白痴。此时诗人四十岁，丧妻不久。这位上级特地物色了一位乐籍女子，为其续弦，显然考虑到他应该更能接受这类风尘中人。不知李商隐为什么要婉拒，遂有这封表态的信，谁都看得出来，不过是此地无银的信口关白罢了。
锦瑟无端五十弦（6）
我才不信，一个不善浪漫，不擅情爱的文人，会写好浪漫和情爱？一个从无大爱，更无大恨的文人，会写出震撼人心的爱恨情仇？惟其如此，把爱写得那么奇丽，把情写得那么神秘，把性写得那么美妙，把女人写得那么灵动精致、呼之欲出的李商隐，才在这首回眸一生的《锦瑟》中，写出千古传唱的深情来。
显然，那是一个令他魂牵梦萦的女性，或许正因为她，一个名叫锦瑟，或者弹奏锦瑟的女子，而不得不与从他十八岁（公元829年，文宗大和三年）起到二十七岁（公元838年，文宗开成三年），追随了近十年的令狐恩公分手，走自己的路，从而铸下难以挽回、后悔莫及的大错。或许他想活得更好，或许他想把握自己，或许他想冲决而出，或许他想远走高飞……现在已经弄不清楚：李商隐为何要离开令狐楚家，投奔王茂元，并且做了他家的女婿？但在当时朝廷的牛、李朋党之争中，这种背叛是被整个社会不齿的。于是，这位晚唐诗坛的领袖人物，成为被唾弃，被鄙视，被排斥，被打击，两面不讨好的，一直到死也没顺过的倒霉角色。
所以他的这次出走，既有令狐少爷那忍无可忍的一纸逐客令，也有庭院深处漂亮女子擦拭不尽的泪水和那具弦断柱裂的美人锦瑟，更有“十年京师，寒且饿”（李商隐《樊南甲集序》）的难耐反弹。因为作文人者，在政客眼里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摆设，不会始终高看的。出于伙计对老板所给工资待遇的不满，遂有这次不得已而跳槽的决绝。更何况当时皇帝走马灯似地你上我下，朝臣贴烧饼似地变来变去，朋党之争纠缠得难解难分，胜负未卜的混乱格局中，良禽择木而栖，我李商隐为什么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而不头脑灵活，另觅主子，改换门庭，别开生面呢？
然而，他没有想到，他尽管很不得意，但也并非名不见经传的等闲之辈，在诗歌上，按唐李涪《刊误·释怪》载：“商隐词藻奇丽，为一时之最，所著尺牍篇咏，少年师之如不及”，是位拥有极大成就的诗界领袖。在文坛上，据唐裴廷裕《东观奏记》载：“商隐字义山，文章宏博，笺表尤善于人间”，也是位拥有极高声望的文学大师。因此，他的一举一动，影响视听，非同小可。这轻率的一步，前脚迈出去，后脚物议即至。在水火不容、冰炭难共的党争天下里，诚如陈寅恪所言：“不仅牛党目以为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Ｃ。”
于是，他栽了，而且栽得很惨，结果，他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政治上，依五代刘昫的《旧唐书》所写，是一个被朝野公认的，“背恩，尤恶其无行”的投机分子；在人格上，宋欧阳修、宋祁的《新唐书》载，在大众眼中，是一个极不可靠的卑鄙小人。“诡薄无行，共排笮之”，成了过街老鼠。这种极低评价，极坏舆论，与他在文学上的极高成就，诗歌领域的极大声望所造成的强烈反差，使他身心受到冲击的程度，可想而知。
那时，我在大师的家乡，劳动改造，重新做人，是在丹河的河床中采砂石，其苦可知。修建铁路隧道，需用混凝土，而且用量极大，所以不得不成年累月站在河水里淘泥净砂，就地取材，以供搅拌，累到腰都直不起来。但我想到这位博爱县的先贤，在唐朝的日子，虽然身体所受的罪不如我重，但是，在精神上所受的罪，那可真是让他度日如年了。于是，无所谓垢辱，无所谓羞耻，无所谓低贱，更无所谓异类非人的我，比之不得不生活在唾弃他的人中间，不得不与视他为小人的人周旋的李商隐，我不禁宽慰自己，不免作阿q式的自我安慰，反正我是完蛋了，也不在乎再完蛋一回或两回三回，抱定这个宗旨，还有什么好在乎的呢？
时间年龄纪事文宗大和三年（829）18岁入天平节度使令狐楚幕。大和七年（833）22岁应举，知举贾悚不取。大和八年（834）23岁入兖海观察使崔戎幕，不久，崔亡故，被遣散。大和九年（835）24岁二次应举，知举崔郸仍不取。 开成二年（837）26岁三次应举，因经门师令狐楚的力荐，终于登进士第。此年，令狐楚亡故。开成三年（838）27岁又应博学鸿词科，初试得中，复审除名，败出。赴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武宗会昌三年（843）32岁王茂元病故。宣宗大中元年（847）36岁再入桂管观察使郑亚幕。大中二年（848）37岁郑亚贬循州，幕散，又一次被遣归。大中三年（849）38岁又入武宁节度使卢弘止幕。大中五年（851）40岁卢弘止病逝，幕罢，回籍。此年，妻王氏死，困窘无奈，转投令狐绹。被婉拒，入东川节度使柳仲郢幕。大中九年（855）44岁因柳仲郢调回长安，幕散。大中十年（856）45岁为盐铁推官。大中十二年（858）47岁罢盐铁推官，不久病逝于郑州。
锦瑟无端五十弦（7）
丹河的水，即使夏季也是寒可彻骨，但我用不着像他那样，仰仗权贵，乞怜高门，巴结恩公，求全苟活；更用不着像他那样，谦卑恭顺，视人眼色，强作笑颜，小心行事。我的主张，既然做狗，就做死狗，做癞皮狗，做落水狗，绝不做摇尾乞怜、祈求恩典、俯首帖耳、奴颜婢膝的顺毛狗、叭儿狗。因此，听着那断断续续的悲怆怀梆，真为这位唐代的大师不得不臣服于那些王八蛋，以求一口嗟来之食而悲哀。
命也运也，想想都替他累死了。
老实说，上帝不会给人百分之百的完美，那些真正意义上的纯粹文人，不可能得到锦绣才华的同时，又得到巧言令色、圆滑世故、长袖善舞、吹拍钻营的本领。正如那些名利双收、左右逢源、春风得意、一路绿灯的作家诗人，总是写不出什么像点样子的作品一样。鱼和熊掌，是很难兼而得之的。李商隐，就是这种除了能做得一手好诗外，在现实生活中，一无能量，二无能力，到处碰壁，无不失败的人，这辈子便只有一连串的不走运了！
看他这份靠山山倒靠水水干的履历，便知诗人这短促一生，该是何等倒霉了。
东奔西跑，南投北靠，四处碰壁，落寞蹭蹬，郁闷到四十七岁的他，终于再也活不下去。情人飞了，老婆死了，朋友倒了，官职丢了，希望没了，前景完了，赌场情场，双双败北，也就只有悄没声地，独自恹恹而死。
一想到文人的命途多舛，谁也比不上四十年被人按住脑袋，不让抬起头来的李商隐了。所以，我对《锦瑟》第一句的“无端”二字，差不多可以读出一部中国文人的哀伤史。那些平白无故的灾难，变生不测的事端，祸从天降的惩治，猝不及防的凶险，毫无来由的迫害，平地风波的运动，别出心裁的整肃，大张旗鼓的镇压，无一不是突然间“无端”而来，让你招架不住，让你Ｐ滚Ｎ流，让你倒霉到底，让你不得翻身。因此，这首《锦瑟》，若与 “坎壈终身”的诗人际遇一并吟味的话，前瞻后顾，上下求索，触类旁通，见微知著，说不定还会得到一种感悟认知、意会神注的新体验呢！
曾经沧海难为水（1）
曾经沧海难为水一
中国文人最值钱的，是他的才华。
中国文人最不值钱的，是他的人格。
当然，也并非悉皆如此，但很大一部分文人基本如此。这也是我们翻开厚厚的文学史，常常不禁为之掩卷、扼腕叹息的缘故。
在唐代，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的双子星座之一，创“元和体”新诗风，为中唐诗坛扛鼎人物之一的诗人元稹，恰巧就是这样一位令人遗憾的典型。他的诗，写得非常之美妙；他的人，做得却是相当之糟糕。
这种两面性、复杂性，不光为舞文弄墨之人的通病，大概也是人类概莫能免的劣根本质。因此，卑鄙与崇高，苟且与正直，污秽与完美，邪恶与良善，同时聚合在一个人的身上，是很正常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百分之百的伟大光荣，百分之百的不可救药，实际上是不会存在的。只是可能在两种对立成分的配合比上，有此多彼少，或此少彼多的区别罢了。
元稹，字微之，河南洛阳人，在陕西凤翔长大。生于公元779年，死于公元831年，与其好友白居易相比，是个短命文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旧唐书》载：“稹性锋锐，见事风生。”《新唐书》载：“稹始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见斥废十年，信道不坚，乃丧所守。附宦贵得宰相，居位才三月罢。晚弥沮丧，加廉节不饰云。”这些评价，相当负面，也就足以说明诗人一生活得比较糟糕、比较尴尬的状态了。
他的诗歌，可分两体，各有成就：讽谕诗极其深刻，艳情诗极其浪漫。历经顺、宪、穆、敬诸朝的他，时属中唐，但他的创作，却仍是盛唐景象。无论在他生前，还是在他死后，都得承认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
也有对他相当不以为然的。唐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谈到公元7世纪初的中国文坛时，就把他列在不齿之徒排行榜的末尾：“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Ｙ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更有一位李戡，宗室子弟，对他尤为咬牙切齿：“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绝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Ｙ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肤，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杜牧《唐故平卢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
这种恨不得杀了元稹才解恨的刽子手面孔，对我们来讲，倒也不陌生。这些年来，每当文学新潮流出现，也是断不了看到的雷电风霜压顶而来的风景。正统派、主流派，所以有一种天塌地陷，惶惶然不可终日的感觉，就是他们眼中视之为“Ｙ靡”的作品，产生了他们认为的“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的后果。实际上，这些文学原教旨主义者，根本不了解“元和体”的出现，对于陈腐的，僵化的，教条的，惟上为意旨的文学，所起到的否定作用，所带来的具有鲜活生命力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所形成的“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的广大读者市场。这是毫无办法的历史选择，也是谁都抵挡不了的潮流。
尽管我们可以鄙薄元稹的为人，但他的诗歌，却是应运而生的时代产儿。所以他的诗歌，“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这种广泛的影响，也确实给他带来了好运。
据《旧唐书》：“穆宗皇帝在东宫，有妃嫔左右尝诵稹歌诗以为乐曲者，知稹所为，尝称其善，宫中呼为元才子。荆南监军崔潭峻甚礼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征其诗什讽诵之。长庆初，潭峻归朝，出稹《连昌宫辞》等百馀篇奏御，穆宗大悦。问稹安在，对曰：‘今为南宫散郎。’即日转祠部郎中、知制诰。朝廷以书命不由相府，甚鄙之，然辞诰所出，夐然与古为侔，遂盛传于代，由是极承恩顾。尝为《长庆宫辞》数十百篇，京师竞相传唱。居无何，召入翰林，为中书舍人、承旨学士。中人以潭峻之故，争与稹交，而知枢密魏弘简尤与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
对元稹这个具体的人来说，就不是像他写的诗那样尽善尽美了。以文章曲事太监，以诗词阿附权贵，只要能带来好处，低声下气，谄媚逢迎，又有何妨？脸皮一抹，也就无所谓做人的道德底线了。而后来，又经阉寺援手，Ｊ佞保荐，能给皇帝拍马Ｐ，那更使诗人感到无上荣光。为使龙颜大悦，我估计，那些日子里，元才子恨不能一天到晚十二个时辰，不寐不歇，歌功颂德，万寿无疆，大唱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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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沧海难为水（2）
中国文人之没出息，就是见了皇帝忍不住要磕头的那一份贱。
何况，他有磕头的本钱，你想磕还未必能磕得上呢！“九岁能属文，十五两经擢第，二十四调判入第四等，授秘书省校书郎，二十八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登第者十八人，稹为第一”（《旧唐书》）。他是“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的诗坛领袖，是“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的风流人物。据说，中国末代皇帝溥仪还统治着紫禁城的时候，曾经召见胡适进宫，与博士面谈半小时。看来，皇帝作为读者而不是屠夫时，也具有追星族的好奇之心。
很快，这位才子，以马Ｐ为敲门之砖，以Ｊ佞为进身之阶，现身在帝王的视线半径之中，一步登天；声闻于帝王的听觉范围之内，直达丹墀。中国文人能混到如此春风得意、不可一世的地步，还真是屈指可数。
据说，有一次早朝过后，他只是便中对穆宗抱怨一声，陛下，昨天傍晚，京师警察局竟派了便衣，在我居家老宅的靖安坊巡逻出没，尾随跟踪，不知是何用意？当天，京兆府主管公安的首长，二话不说，就把刑侦队长免职，连机构也奉旨撤销。一干人马，失业下岗，到底也没搞清楚，因何精兵简政。真是头掉了，都不知是谁砍的，诗人的声势威风，可想而知。
因此，一、你不得不佩服他在中国文人中间，这种出类拔萃的能量；二、你若为他想，要是不很糟糕的话，或者，不那么卑鄙的话，也难达到这种京师为之侧目的地位。
元稹加速度的成功之路，我以为原因有三：一、从人种学角度考量，与他家族的鲜卑后裔，血管里流动着的野性基因有关，野，什么都敢伸手；二、从地域学角度考量，与他长期生活在陕西凤翔，在那僻壤荒域里求生谋存的艰难有关，饿，什么都敢张嘴；三、从进化学角度考量，与他出身卑微的一个寒族子弟，拼命想出人头地，拼命想改变局面有关，爬，攀，附，靠，也就不择手段，不问是非。
所以，公元822年（长庆二年），他到底当上了宰相，这是元稹风头最健的一年。也是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钻营投机，攀附巴结，效忠纳诚的结果。尽管他奔走的是旁门左道，投靠的是太监佞臣，颇“为士类訾薄”，以致“朝野杂然轻笑”。但昏庸的穆宗李恒在诏书中，却对他褒扬备至：“劲气尝励于风霜，敏识颇知于今古。”可见其被宠幸，被倚重，被高看，被优渥的程度。
连他老婆也跟着水涨船高，成为宫廷贵妇沙龙的领袖，“予在中书日，妻以郡君朝太后于兴庆宫，偎为班首” 。小人得志，喜不自胜，那时的他，肯定飞扬跋扈，面目可憎，也使得他的反对派联手起来，抓他的把柄，找他的不是，要把他扳倒。唐穆宗将其拔擢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最高决策中枢的宰相地位，固然是其昏庸悃懦之故，但也足以证明诗人吹到巧舌如簧，拍到炉火纯青，哄到不露马脚，骗到天衣无缝的功力。
文人混迹官场，能爬到这么高的位置，在中国文学史上，他是绝无仅有的一两位，确是非同小可。然而，幸运之神，来得匆匆，去得匆匆，短命的“同平章事”，从二月到五月，连一百天也没熬到，就被人排挤出局。
到同州当刺史后，元稹声泪俱下地给穆宗上书：“所恨今月三日，尚蒙召对延英。此时不解泣血，仰辞天颜，乃至今日窜逐。臣自离京国，目断魂销。每至五更朝谒之时，实制泪不已。臣若馀生未死，他时万一归还，不敢更望得见天颜，但得再闻京城钟鼓之音，臣虽黄土覆面，无恨九泉。”还梦想着有朝一日，“制诰侍宿南郊斋宫”，再沐天恩。
可哪知道穆宗只坐了四年江山，就因服长生不老药驾崩了。诗人在《题长庆四年历日尾》诗中写道：“残历半张馀十四，灰心雪鬓两凄然。定知新岁御楼后，从此不名长庆年。”那无望失落之情，溢于纸面。看来，他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说到底，文人，再有心眼，再富心机，再小心谨慎，再心明眼亮，永远不是那些职业政客的对手。政治家玩文学家，如猫搏鼠，让你死，你就死。而文学家玩政治家，则如羊驱虎，你让人家死，死不成，反过来，你倒可能搭上一条命。要知道，为文是一门学问，做官更是一门学问，两者通常不能得兼。做得一份好官者，未必写得一手好文，同样，做得一手好文者，未必做得一份好官。所以，没才气的文人，才热衷做官，没本事的官僚，才附庸风雅。搂草打兔子，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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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沧海难为水（3）
而历史上那些真正的文人，从屈原起，到司马迁，到谢灵运，到李白，在官场无不混得很失败，归根结底，他们压根不是当官的料。也许，一开始就不应该搅到政治的浑水中来。老百姓的一句民谚：“没有金钢钻，别揽瓷器活”，没有为官秉赋，而且你心不狠，手不辣，千万别求仕进。总结元稹的一生，成功快，失败更快，问题全出在他“见事风生”的性格上。太急功近利，太短期行为，太随风使舵，太容易转向。这种性格悲剧，决定了他一生的结局。
然而，中国文人，很不幸，似乎是胎里带来的，都有做官的冲动。我认识的一些同行，削尖脑袋，热恋乌纱。做到了官，很高兴，做不到官，很沮丧。当然也不能完全怪这些文人，尤其那些古代文人，因为从他们入塾启蒙那天，朝至圣先师磕头开始，孔夫子教导的“学而优则仕”这五字真言，已经种下了病根。然而，封建社会的国家机器，是一个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的极其凶险所在，一个诗人，一个作家，要混个一官半职，谈何容易？
白居易比他明白，及早地抽身出来，退隐到他洛阳履道里的大宅子里，修身养性，颐养天年，不问政治，只管快乐。而且，他也绝不会感到寂寞，至少有半打小女子陪着老人家玩，这就是香山先生的大智慧了。因此，他能一直活到七十四岁高龄。而元稹，始终怀抱东山再起之心，始终冀图重获圣眷之想，心急如焚，辗转反侧。最后，终于走上穆宗皇帝那样的不归之路。因求长生，求雄壮，服药不慎，饮丹中毒。于公元831年（大和五年）七月间，暴卒于武昌任所，享年五十三岁。
一个诗人，一个作家，只要陷在非其所宜的官场浑水里，想要保持清纯的文人本色，想要追求高尚的道德情Ｃ，这种鬼话，说给谁听，也不会相信的。
二
其实，要想了解文人，还是从他的作品下手为宜。
虽然“文如其人”这句话，并不百试百验。但无论如何，“文为心声”，总会有蛛丝马迹，可以稍知秘辛，总会在字里行间，微露堂奥底里。而元稹这篇《莺莺传》，应该是进入他内心世界的最佳门径。
再没有比这篇美文，更能表现元稹做人与作文的强烈反差了。
这篇叙述张生和崔莺莺的恋爱故事，为唐人传奇中的名篇。经唐末、五代的战乱，一度湮没无闻，不见著录。直到宋初太平兴国二年官修《太平广记》时，才从民间搜寻出来，编入这套类书之中，得以重见天日。后来，经北宋苏轼、秦观、毛滂、赵令畤等文人的推介传播，大为人知；后来，又经金章宗时董解元，改编为《西厢记诸宫调》的弹词；再后来，更经元成宗时的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敷陈为杂剧搬演出来，《西厢记》遂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
由《莺莺传》而《西厢记》，最大的改变，是在结局的处理上。
中国戏剧，特别要考虑到的是观众的欣赏习惯，你要让他买你的票，坐下来看你的戏，有一条最为重要，那就是结局必须大团圆。也许因为五千年来的多灾多难，中国人常常不得团圆的缘故，便非常在意这个团圆。现实世界里有太多的不团圆，至少你在戏里，给我一个精神上的大团圆。戏曲大师王实甫深谙此理，便在戏的第五折结尾处，打出“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旗号，然后落下帷幕。
但在《莺莺传》中，元稹毫不顾及中国人的口味，偏不皆大欢喜，偏要此恨绵绵，倒不是他别出心裁的创造，确确实实是他个人的自身经历，是发生在公元800年（贞元十六年）以他为主角的一次爱情悲剧。
依今天的观点，这本应是最情投意合的爱情，最美满匹配的婚姻，却活生生被这位诗人以无情而又残酷的手段毁灭了。他的市侩心理，他的犬儒精神，他的实用主义，他的势利取向，导致了这场得到了她，又抛弃了她的悲剧。
这种始乱之，终弃之的故事，这种女人痴情，男人负心的故事，这种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的故事，这种天谴人责，另觅新欢的故事，长期以来，是章回小说，和戏曲文本的母题，也是一个永远有话好说，有戏好唱，有泪水可赚，有票房价值的创作源泉。
于是，《莺莺传》从此成为这种类型故事的标准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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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沧海难为水（4）
其大致梗概，无非是：一、邂逅惊艳，一见钟情；二、诗柬传话，小婢通融；三、花前月下，幽会西厢；四、海誓山盟，私订终身；五、长亭话别，静候佳音。后来通行本《西厢记》改进的地方，就是增添了一个大团圆的尾巴。而在《莺莺传》中，那个负心的张生，却是卷铺盖一走了之。对那个为情人奉献了全部的爱，然后又被情人抛弃的美丽少女来说，西风落叶，长安道远，“倚遍西楼，人不见，水空流”， 只有彻底的绝望和无可奈何的残生。
他笔下的她，面临即将分手的局面，也曾预感到将是永别，“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弃，命也如此，知复何言？”然而，又抱着一线希望，“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殁身之誓，其有终矣！”这是个既聪慧又多情天真的少女。我们把全部的同情心，集中在这个最后被抛弃的“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的弱者身上。
爱上一个女人，到了论及婚嫁的地步，遇到另外一个更值得娶进门的，娶了以后会获得更大效益的女人，马上改弦更张，背弃承诺，不作任何交待，不作任何善后，就跟她分手。这是他在这篇《莺莺传》中，应该写，却没有写，或不敢写出来的卑污。
事实上，是他来到都城准备会试期间，攀上京兆尹韦夏卿的高门，还不过是觉察到有可能成为这位长安市长，后来又为洛阳市长家的乘龙快婿时，马上，他那“见事风生”的性格，果断地，毫不犹豫地，便把一往情深的，苦苦等着他回去的莺莺，抛诸脑后，一刀两断。这种背情，这种负义，这种不能原谅的行径，他大概觉得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所以，有意忽略掉，免得被人谴责。这就是大诗人元稹在自叙体传奇文学《莺莺传》中所描画出来的自己。
我一直弄不明白这位诗人，一定要将自己这场爱情悲剧，借托他人的口吻，委曲详尽地讲述出来，用意何在？
在这篇传奇中，看不到他的自责之意、负咎之感，既没有《复活》里面那位聂赫柳道夫伯爵的忏悔，也没有《安娜·卡列尼娜》里那位渥伦斯基先生的懊丧。也许中国某些文人是个不大肯认错，错了还要极力狡辩抵赖，错了还要继续错下去，缺乏反省意识的群体。
单看元稹在文中振振有词的辩解，便可看到中国某些文人比不认错还不可救药的堕落，就是不要脸。他说：“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娇宠，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万乘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
这当然是混账逻辑了，他怎么能把美丽朴素、温柔婉约、感真情挚、聪慧可人的莺莺，附会到那样不堪的妖孽地步？你把那少女糟蹋了，你把那少女欺骗了，你还说人家是妖精，是祸水，简直岂有此理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也认为元稹的这番表白，纯系一派胡言：“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
而且，尤令人费解的，当元稹坦然而又薄情，轻松而又得意，对他的文友，如白居易，如李绅，如李建，如前辈杨巨源，讲述这场情感上的经历时，在座诸公，固然“闻之者莫不耸异之”，“与坐者皆为深叹”， 没有人对诗人这样的绝情辜负，这样的势利转向，有过一点谴责的表示。甚至，“多许张为善补过者矣”，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的。
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过，“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之不齿”。也许，唐代的社会风气，使之然耳；也许，人的生物属性，永远受制于人的社会属性，使之然耳。但我想不透的是，这位诗人既然舍寒门秀女而就市长千金，为势之所趋，为利之所择，天上掉馅饼，落在你的嘴里，你就偷着乐好了，似乎用不着大张旗鼓，写成文章，众所周知吧？
文人无行，古已有之，唐宋元明，离得太远，不得亲知亲闻。鲁迅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七论文人无行所鞭挞那些鬼鬼祟祟，也已相当隔膜。但以今度古，从当代文人的德行，大致也能猜测古代文人的一二。可奇怪的是，也许我的那些同行，对待他们个人生活中的莺莺，说不定比元稹更下作，更苟且，更卑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