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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本案件第一次涉及到新疆。
专案组立即派人到新疆了解子弹管理情况，但因子弹数量过大，分布面广，且下发时间长——无法进一步划定核查范围。
第三项重点工作，是确定犯罪嫌疑人的活动地区和落脚点。
面包车司机是几起案件中最重要的目击证人。因此专案组十分重视对他与犯罪嫌疑人短暂接触过程的挖掘工作。
其中，卓有成效的是对犯罪嫌疑人口音的确定。
专案组请来语言专家，把面包车司机与犯罪嫌疑人的对话拆开揉碎反复进行分析。双方在车上只说了几句话，一共27个字。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犯罪嫌疑人所说的“木板儿”这一句。专家们反复推敲后认定，对方所Ｃ的是北京地方话而不是普通话。这有重大意义，由此可确定犯罪嫌疑人应该是北京市人，而不是外地人。
4起案件的前3起均发生在北京石景山地区。专案组对首发案件十分重视。这是因为犯罪嫌疑人在首发案件中，流露的“自然情况”最多，粉饰的东西最少。而在继发案件中，他会不断进行某种“修补”。因此，一般认为，首发案件最能反映犯罪嫌疑人的真实情况。
首案发生在高并电厂，从犯罪嫌疑人对电厂情况的熟悉程度看，其居住地应该距电厂不远。
犯罪嫌疑人在“4·07”作案后返回，中途拦截蓝面包车，要去的地方是模式口337路汽车总站，经过专家分析论证，337汽车站应该是他的返回方向。
此外，337路汽车总站距高井电厂不远。
基于种种分析，专案组认为，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范围及居住地在石景山区之内（另一起案件发生在丰台西部，距石景山区并不远，而且交通方便），其中“重中之重”，应该在337路汽车总站附近。
专案组明确了侦查范围，决定在337路汽车总站周围5公里范围内，挨门逐户，进行地毯式排查。
这三项措施应该说对现场人证物证的利用上是合理的，在分析上是充分的，一线的侦察员在普查过程中，做了大量的细致工作——然而，经过长时间的工作，把337路汽车总站周围地区像蓖头发似的蓖了几遍，并没摸出有价值的侦查线索。
由此，“3·31”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披上了越来越浓郁的神秘色彩。
传闻中他被描绘成能够飞檐走壁，作案时忽来忽去，遇事反应之快，动作之迅速，逃匿之巧妙，均非常人所能想象。
又一说法，对方枪法神奇，与警方遭遇时，子弹仿佛长了眼睛，凡拿枪的都被击中手腕，凡追击者都被打伤腿，而且弹无虚发。
虽然事实与传闻有很大的差别，但对方枪法精湛这是无庸置疑的。“4·08”现场在场的人都能证实，对方拉开车门就Ｓ击，根本就没有瞄准的时间。对方Ｃ枪规范，边打边退携枪跳跃的姿态像受过专门训练。双方是遭遇战，他能迅速作出反应，主动出击，抢先击倒我方，然后迅速逃匿。这一切做得有条不紊，就像事先策划好的一样。未经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员，是难于做到的。特别是他的Ｓ击水平，包括Ｓ击的准确性、稳定性和连贯性，包括他对运动中Ｓ击种种技巧的把握，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现场勘查和现场访查都在昭示着一个方向，使你在判断上形成一个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的递进式四重推理：
案犯可能是复员军人；
案犯可能是复员军人中的特种兵；
案犯可能是特种兵中的特等Ｓ手；
案犯可能是符合上述条件的参加过越战的人员。
这使我们的侦破工作兜了一个大圈，直到最后，你也不能完全排除它。这是由现场的特点决定的，现场特征就是这样的一个导向，否则你将无法解释——所有另外的解释反而都是不科学的。
通过对4起案件所获的线索综合分析，专案组对犯罪分子作出了如下刻画：
犯罪分子身高在1.74米以上，年龄30—40岁之间，身体健壮，北京市人，住地（落脚点）在石景山区模式口337公共汽车总站附近，有参军史或者服刑史，有接触军事武器的经历。单独作案，目标是袭击军人哨兵，手段残忍，手中有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第三章
一、一个幽灵，回到北京
时间倒推至1996年3月12日，当白宝山回到北京的时候，他觉得天上的太阳格外灿烂。
他的身上带着“释放证书”，盖着朱红的印章——
白宝山，39岁，北京市人，原籍河北省徐水县，因抢劫、盗窃罪，1983年9月9日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现裁定释放。
签发单位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新安监狱。
签发日期：1996年3月7日。
不能说白宝山一回到北京就想犯罪，就想抢劫武器去杀人——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个罪恶的幽灵被打开枷锁，释放出来，从此开始了他的新一轮犯罪史——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两年后的1998年3月，当白宝山站在法庭上做他的最后陈述时说：“我出来并没想重新犯罪，我给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如果我能够正常地生活下去，我就不再犯罪；如果不能，我就去抢。”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讲的全是假话。
下午，白宝山携着笨重的行李，一身绿军服——那是在石河子军人服务社购买的，风尘仆仆回到他住过的老屋。北辛安的两间平房。
昔日的情景已不复存在。
这里本来是他和妻子及一对双胞胎儿女共同生活的家。他被判刑后，妻子已跟他离婚，带着两个孩子改嫁他人。
但老房依旧，屋子里似乎还残留着当年的温暖的气息。
白宝山离开时，大弟还没结婚。现在大弟、弟媳和他们的女儿住在这里。
白宝山推开房门，大弟和弟妹还没下班，屋里只有10岁的侄女在写作业。他与侄女从未见过面。女孩用一种陌生的目光注视着他，大眼睛里充满了好奇。
白宝山叫出侄女儿的小名——他是从大弟的来信中得知的，并做了自我介绍。
他没在大弟家久留，仍背着他的行李，让侄女带领，找到父母近年搬的新居——北京模式口居民区的一处单元房。
见面是尴尬的，这一点白宝山早有预料。气氛沉闷，母亲难过了，背过身去抹一阵眼泪。继父询问了一些路上的情况。没人提监狱，没人提服刑的事，可一家人还是很快就陷入了沉默。
晚上大弟和弟妹下班回来，得到消息立刻赶到父母家，全家人吃了顿团圆饭。
无论如何，他是从大西北回来了。体会到久违了的家的气氛，家的温暖，见到了年迈的母亲，见到了大弟。在白宝山心里，只有他们是他最亲的亲人。从今以后，他可以翻掉过去的一页，重新开始他的生活。
当然，并不是什么都能尽如人意。他的归来，也给家中带来许多麻烦。住房是首当其冲的问题。家中本来一切好好的，他回来了，总要占一块地方，这使家里本来就紧张的住房条件愈加紧张。最初几日，先住母亲家，以为权宜之计。
生活出路也是个问题。从监狱出来，发给他的22o元路费早花光了。他没有钱。他还没办户口，也就无法找事干，一时并没有生活来源。
母亲周济他一些钱，从她的退休金中每月拿出100元，补贴白宝山。归来的第二天，大弟就带他去了商场，花5o0块钱，为他添衣服买鞋，又背着媳妇取出1o00元交给白宝山，让他治病（他刚从大西北回来时有病）。此后也常塞些钱给他，供他日常花销。
白宝山打算做点小买卖，还打算学开车——但这都需要他先把户口落下来。
现在的白宝山，看上去是正常的，他身上潜伏着的危险性，并没有表现出来。他的思想陡然而起变化，主要与他办户口有关。
白宝山性格内向，平时寡言少语，不喜欢与人交往。即使在家，也常常整天跟谁都不说话。内向人看上去老实，但不见得不聪明。白宝山的聪明绝对是有的，但他的性格存在着严重缺陷。他的性格缺陷与他自幼的生活，与他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1957年，白宝山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父母都是首都钢铁公司的职工。他3岁那年，父亲病逝。母亲一人靠工资养活他的两个姐姐、他和刚满周岁的大弟4个孩子，当时的境况非常困难。因贫困所迫，母亲不得不把他送到徐水老家。白宝山的童年，是在徐水县的农村度过的，直到1971年，白宝山13岁的时候，才返回北京。此时母亲已经改嫁，继父姓梁，也是首钢工人。母亲和继父已生下了小弟。
小时候，白宝山没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农村，家里没钱上学。回到城市，13岁的白宝山与比自己小五六岁的孩子坐在同一间教室里上一年级，这使他的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他经常逃学，学习成绩始终不好，年年都是差等生。上到小学三年级时，他便辍了学。
家庭的变故和10年的农村生活造成他的孤僻性格，白宝山与“城里人”格格不入，从小就极为寡言，有着严重的自卑型心理障碍。他不愿与人交往，无缘无故就会仇视他们。他的好心，只放在自己及与自己最亲近的人身上，对其他人充满了敌意。
辍学后，白宝山很早就参加了工作，开始在一家街办的酱菜厂当临时工，那年他仅16岁。后来，到1976年，他18岁的时候，正式被石景山区第一电碳厂录用，成为一名装卸工。那时，他已长成一个细溜溜的1.80米的大个子。
在工厂期间，他几乎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因他不爱说话，许多工友对他都毫无了解。厂里民兵搞训练，白宝山参加过一次实弹Ｓ击，用“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靶，每人打3发子弹，他居然打了个优秀。就像一个混沌的人一下找到亮点一样，他一下子就迷恋上了打枪。那次之后，白宝山千方百计向亲戚借到一支汽枪，下了班就背着枪到附近的林子里去转悠，打鸟。一年之后，他的枪法练得极准，15—20米内，枪响鸟落，弹无虚发。同时，他的残忍性也有所表露，夜里他不睡觉，用气枪瞄着打老鼠，一枪能把跑着的小老鼠打进墙角里。
Ｓ击似乎是他的一种天赋能力，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快乐。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随便一抬手，不用瞄准，就能“三点成一线”。
孤独的人未必心理不正常，只是他们不喜欢交流。孤独的人做什么事容易全力以赴，往往能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孤怪孤怪，有孤才有怪。当然，孤独并不决定一个人走什么道路，不过孤独的人可能比开朗的人危险。如果白宝山能走正道，如果他不是去袭击八一Ｓ击场，而是有幸能参加里边的训练，或许他能成为Ｓ击高手，说不定能获得奥运金牌，但他偏偏走上了另一条罪恶的路。
白宝山23岁结婚，妻子是本厂女工，也姓白。一年后，他们生下一双儿女，龙凤胎。白宝山是十分顾恋小家庭的人，他所挂念的还有他母亲和大弟。而他的家庭生活又非常贫困，特别是在他有了孩子之后，生活负担骤然加重了。不能说贫困一定导致犯罪，但贫困对白宝山的心灵的确生产了无法排除的负面影响。加上他的独往独来，加上他无论白天黑夜喜欢四处游荡，加上他的“蔫大胆”，加上他排斥外界的Ｙ暗心理，加上周围“坏孩子”的影响——盗窃的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开始是小偷小摸，他偷过粮食，偷过木头，偷过别人晾晒在外边的衣物，渐渐发展到偷人家院里的自行车，勾结邻居家的孩子，结伙人户行窃，潜入工厂盗窃生产原料和成品……他心中的黑暗领地扩大了，但他“顾家”的意识并没泯灭。这从他销赃后拿出相当比例的钱分给自己的亲人这一点，可以得到证明。
他的盗窃行为触犯了法律，1983年他被北京石景山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在北京市服刑。1985年又因余罪被查出，被北京宣武区人民法院以抢劫、盗窃罪加判有期徒刑11年，两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4年。1991年，白宝山作为北京调犯，被遣送到大西北石河子新安监狱服刑，直至刑满获释，完成了他前半程的人生道路。
白宝山回到北京，已经跟10几年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小偷小摸的事是不打算干了，做什么他还要再想一想。现在他的首要任务，是先把户口落下来，办理好身份证等手续——然后先找一份合适的工作。现在的白宝山应该说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犯罪，并不是他唯一的出路。
二、户口、程序和它的负面效应
据白宝山交代，他第一次去派出所；是由大弟陪同的。
见到负责户籍工作的片警，他呈上释放证和有关材料。释放证上标着这样一行字：“本人必须在3月24日前将本证明书送达北京市石景山区xxx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手续。”
这位片警正忙着其他事情，晾了他一阵，口气冰冷地说：“户口马上办办不了，起码要等半年。”
白宝山口吃，一着急就更口吃，他结巴着顶撞了一句：“我有释放证，为……为什么还要再等半年？”
片警听着不舒服，撩他一眼，慢悠悠地说：“你要是这样讲话，那就再等两年。”
或许这位片警就是这样的办事作风，在他看来，对待像白宝山这样的从大西北回来的释放人员，就应该用这种口气说话。
白宝山受到深深的刺激，他感觉到被歧视，他像所有刑满释放人员一样十分敏感。一种愤懑、一种敌意、甚至一种仇恨意识，立刻从心底翻了上来。
在此之后，他一遍遍跑派出所。开证明，冲洗照片，填写表格。事情果然像片警所说的一样，一次次向后推延。户口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白宝山在后来的供词中提到：“我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跑户口，先后跑了六七次，他们就是不给我办。我认为，我已经从监狱里出来了，起码也是个公民，可派出所不给我办户口，我吃什么？我不能靠父母养我一辈子？我这个要求不过分，我要生活。”
关于白宝山申报户口问题，有关部门做过调查。
派出所原负责该片的那位片警说：“1996年3月，白宝山持释放证来我所办理户口，我要他写出书面申请，交一寸免冠照片，4月份交来，因照片不符合规定，要他补照。几天后重新交上来之后，我对其进行入户调查走访，多次上门，白宝山均未在家。5月，白宝山的姐姐称他已上外地。11月，我把白宝山户口事宜转交给新任外勤民警小吕。”字里行间，都是秉公办事。那么，白宝山的情绪是从哪里来的呢？
新任民警小吕接手后，曾去白家访问，白宝山外出未归。1996年12月派出所核查户口，小吕在白家见到白宝山，与他做了谈话，访问了周围群众，掌握了基本情况。1997年3月向上申报，再次到白宝山家回访，白宝山的大弟说，他已去了外地。白宝山的户口1997年8月25日由北京市公安局批准入户。
这漫漫的户口办理的过程，也正是白宝山频频作案的过程。白宝山户口办理的一年半时间里，白宝山作案10余起，杀害15人，而他的户口批准日，恰好是白宝山做最后一案，杀掉同伙的前一天。白宝山的户口办下来了，但距注销它的日子已经不远，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发人思考的讽刺。
办理户口是要经过一定时间，是要履行有关手续，但是不是一定要办理一年半的时间？劳改释放人员重新回到社会的怀抱，他们要重新生活，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应给他们以温暖，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存条件。如果不是歧视，不是刁难，不是一拖再拖，或许白宝山这个本来就存在危险，本来就敌视社会，有着严重心理缺陷的曾经犯过罪的人，不会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就重新走上犯罪道路，抢枪杀人的。
新生活的理想破灭了，白宝山身上仅有的那一点点良知丧失殆尽，我们现在打开的的确就是潘多拉魔盒，放出的的确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但是，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那只愚蠢的手，并不是监狱签发的释放证，而是我们某些民警的作风。这件并非小事的小事，维系着白宝山的生存希望，关系到他对社会的基本态度。我们不能不遗憾地认为，这是诱发白宝山重新犯罪的一个最直接的因素。
在法庭上，白宝山一遍遍地强调，他之所以重新犯罪，就是因为派出所不给上户口。“不给我办户口，这就是不让我生活。我只能去抢。我认为，派出所故意刁难我。我对我母亲说，派出所要我送礼，我连吃都吃不上，拿什么东西送给他们？”
不久之后，北京石景山模式口后边的小山上，时常出现一个穿着绿军服的高个子男人。他在山道上锻炼跑步，在一些军事机关驻地的周围潜伏下来，静静地观察——他在小心翼翼地选择着他的目标。
白宝山出狱时为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回到北京不到一个月，他就认为第一条道路已被堵死，他只有第二条路可走。他要抢劫武器，在他仇恨的意识里，抢到武器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死那个片警。
一个态度，引来了一场灾难——而我们的片警，至今仍蒙在鼓里……
三、狡猾、残忍的犯罪分子
在一个月内连续不断袭击军人哨兵的犯罪分子正是白宝山。
他想‘犒枪”，杀掉那个不给他上户口的片警，怀着极大的仇恨。
白宝山在西山转了几天，观察过几处兵营，包括他印象中守山Ｄ的哨兵，条件都不理想。最后他选择了高井电厂，因为那地方他熟，早年他工作的电碳厂距热电厂不远，上下班路过热电厂大门口，经常看到那里有哨兵背枪站岗。
3月31日晚上，白宝山跳墙进入电厂，并没想当天动手，他是来踩点的。但他遇到了好机会——值勤哨兵身体不适，蹲在地上呕吐。这使他轻而易举就得了手。
搞到枪，白宝山反而冷静下来。他想，杀掉那个片警，他的户口问题也解决不了，还会暴露他自己，那就不如先干点别的。
“五六”式步枪目标大，不好隐藏。
他便在附近的山上挖了个Ｄ，把步枪埋了起来。
挖Ｄ，这是在新疆浪迹过的人都擅长的一门技术。白宝山挖Ｄ是很高明的，他先在地表齐齐地挖下去，Ｄ为长方形，深近一米，上半部横着放两个圆木Ｇ，木Ｇ上垫上厚木板，上边压上半尺厚的土，再用草皮作伪装。你就是从他做的Ｄ上走过，也不会发现脚下的机关。
有了枪自宝山的胆子就大了起来，但长枪携带不方便，白宝山打算利用长枪再搞短枪。
于是他又袭击了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的哨兵。留守处也是他察看好的地方，但他不知道哨兵背着的是空枪套，里边并没有装枪。
那天黄昏他步行从山坡上走下来，隐藏在小松林里，观察哨兵人数和换岗情况。一切摸清之后，他连着打了两枪，哨兵始终在跑——他认为步枪的准星有毛病，并当即在心理上做了校正。
开枪后白宝山先撤进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又沿小路跑到河边。
他蹲下，把步枪内的子弹全部退出，又重新压满11发——这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最大压弹量。然后把枪装进毛毡袋子，朝“雅疗”医院方向走，从那里进入石景山经济开发区。
此时夜深人静，大街上空荡荡的。白宝山提着枪包，沿西黄村路朝南走了有一公里，在高科技园区拦下一辆从身后开来的面包车——接下来就是我们已知道的情景。
枪战发生后，白宝山边打边退，很快打出9发子弹。这个数字他记得很清楚，他不能全部打光，必须留下两发。这时他已退出了几十米。
按照白宝山的交代，开枪后他就再没看到警察，没听见警察开枪，也没发现警察追击。他朝东跑下去，跑过二三百米，来到一座红墙跟前（事后证实，这是北京燕东招待所），他翻过去。在红墙内，走了30几步就蹲下来，把枪膛里的两发子弹退出，黑暗中1颗子弹掉到地上，没有摸到。他又装满11发，跳到墙外，隐蔽在树丛中。
不久他听到警察的对话声，正在向这边搜索，距他大约50米。他伏在地上，屏住气息。
他听到一个警察问：“有人吗？”
另一个回答：“没有。”
然后静了一会，他们便撤了回去。
白宝山再次翻红墙进来，向前走到对面，蹬着墙角又翻过一道高墙，翻墙时又遗失厂两颗子弹，他没时间捡，黑暗中一直跑了下去。
他跑到牛祁府附近，钻进一座果园，在那里潜伏到天明。
他把枪和子弹埋在苹果树下，做好记号。等天亮之后走出来，跟着马路上晨练的人群，一路跑回家。
这次遭遇战后，白宝山停止了在石景山区再次作案的企图，但他并没放弃“搞短枪”的目标。
白宝山二姐在房山县某农场工作，他看望二姐的途中经过八一Ｓ击场，偶然发现这里的哨兵佩带着短枪。
那天是4月18日。白宝山眼睛一亮，立即中途下车。在Ｓ击场周围观察了一圈，发现这里的环境不错。地理位置偏僻，离村庄较远，周围道路复杂，有开阔的玉米地——这为他的进退提供了方便。
白宝山做事胆大心细，以联系打靶为名，走到Ｓ击场大门和哨兵搭讪，趁机观察了大门内的情况。
4月20日下午3点钟，白宝山骑自行车，带着装枪的帆布袋、塑料包装、擦枪布，把帆布枪袋绑在自行车大梁上，伪装成渔具，单身向丰台进发。他经过大东门，拐向西南，再经过一条铁路，过一座漫水桥，骑到Ｓ击场。
在距Ｓ击场200米处的一片玉米地里，他把枪和子弹分别埋好。然后，他在那儿一直守到天黑，骑自行车返回。
第二天，也就是4月21日，下午4点，白宝山再次出发。这次他没骑自行车。先坐337路到古城，再乘古城到大灰厂的班车，在八一Ｓ击场下来，抵达时间是下午5点半。
他来到玉米地，看看枪和子弹都在，顺势躺了下来，在玉米地整整躺了3个半小时。
哨上的情况他已摸清，哨位上有两个兵。他设计了几种情况。第一，他要潜伏到Ｓ击场内部去打。如果两个哨兵在一起，他开枪把二人都打死；如果没在一起，他等待他们在一起时再开枪。第二，如果他被发现，与军人发生冲突，他就把身上所有的子弹都打光，在这个过程中寻机会逃脱。第三，如果到最后仍不能逃脱，他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现在，他身上还有61发子弹——他共有子弹75发，打哨兵用去2发，与巡警遭遇，打了9发，退弹，掉1发，翻高墙，掉了两发。子弹数目，是白宝山心里最清楚的数字之一。
晚上9时，他从玉米地出来，提着枪往东走，从他看好的一段矮墙翻进去，迂回着向大门靠近，趁哨兵不备，闪身藏进正施工的新大门警卫室里。
新大门向内收进去1o米，主体建筑未完工，竖着脚手架。新的门卫室已盖好，没门窗，屋里有个灰桶。从窗的位置可以看见大门和值班室的小门，隐蔽性很好。
他看到两个哨兵出来进去，看到军官查岗。时间还不算太晚，不断有回归的人员叫门。
子夜时分，外边开来一辆小车，在门口按喇叭。一个哨兵走出来。外边问：“现在几点了？”哨兵说：“一点多了。”然后开门，放车进来。小车刚刚开走，哨兵回身锁好大门——白宝山就在这个时候在空房子里，举枪向哨兵瞄准，开了第一枪。
哨兵摇摇晃晃地向后倒退，并没倒下。他又瞄准哨兵胸部打了第二枪。哨兵手里的钥匙哗啦啦掉到地上，人也栽了下去。他已经走出来，边走边朝哨兵的头部补了第三枪。
然后，他走过去解下哨兵的手枪套。
这时他才明白他做了件蠢事，枪套轻飘飘的，里边并没有枪。再想别的已来不及，他还是把空枪套摘下来提在手上。
他知道值班室内还有一个兵，拉门看看那个兵在床上躺着，蒙着被子。他没再开枪。白宝山在被捕后曾说起当时的情景，以证明他并没有滥杀无辜。
他很快顺原路退出来，沿公路走过铁路桥。夜色中他看到桥墩下的草丛里卧着4棵水泥电线杆，他把手枪套塞进水泥电线杆的空心里。
这个处理并不妥当，这件物证能够说明他的逃跑方向。
果然，枪套第二天就被附近村里的孩子发现了。他们拿着玩了几天，又在庄稼地里埋丢了。孩子们警惕性不高，没把这件事告诉家长，这一线索也就没反映到警方。
他的这个差错，恰恰说明他当时心情恶劣。
路也走乱了，没走他预先踩好的路线，只认准永定河方向，走到河边逆水而上，寻找那个漫水桥。天亮的时候他走到西坟，爬上一座小山，这儿离他家已经不远了。他选择了一片槐树林，在那里用一堆枯树叶把枪埋起来。当时只能简单处理，因为天已经大亮了，他只能再等天黑才能把枪运回原处。
早上6点，他来到母亲家，换上一副刚起床的面孔。
这时他已不住母亲家，母亲为他租了间小房，白宝山单独住在外边。这样，家人就更不知道他晚上都在做什么。
白宝山连续作了4案，都逃避开警方的打击。他并不把杀人当回事，毫不顾及他所造成的后果。他多次开枪，打死打伤军人和警察。除了与巡警交火是一场遭遇战，其余全都是他有预谋地在进攻。
白宝山已成为一个冷血动物，一部血腥的杀人机器。他的残忍性就在于：当他确定了某一攻击目标之后，无论是谁阻碍了他，他都要把对方在Ｒ体上消灭掉。
第四章
一、一包玉米和10年徒刑
任何人走向犯罪都有着外部的和内部的原因。白宝山返京后不到一个月就重新作案，5o天内连作4案，打死哨兵1人，打伤军警人员6人，除了他反复强调的户口问题外，当然有着他自身的更深层的根源。
早年因盗窃，他被判刑。这造成他的家庭破裂，妻子与他离婚，儿女也跟着受累。他认为前罪判得过重，这影响到他的整个前程。他把这笔“账”记到法律和社会的头上。
按照白宝山的说法，他仅仅因为盗窃了人家几件衣服，就被判了4年徒刑。在服刑期间，被揭发出另一件事：他因喂鸽子，入院盗窃人家一书包玉米，被主家发现，追出来，他用木Ｇ打了对方头部一下——结果，他被冠以抢劫罪，加判了有期徒刑10年。
他不服气。
在判决时，他就认为法律对他不公正。他没有犯那么大的罪，却被判了重刑，对此他耿耿于怀。服刑期间，他在监狱里还反复研究刑法，以弄清什么是“盗窃罪”，什么是“抢劫罪”，认为他充其量是盗窃，不应以抢劫罪量刑。
这件事他始终装在心里，成为其报复社会的理由之一。
那么事实是怎样的呢？
我仔细阅读过有关方面的材料，应该说，量刑尺度，在不同的时期都有着当时的标准，我们只能历史地看待；另一方面，事情也不像白宝山描述的那样简单。
我们可以看一下关于白宝山早年的两次判决书——
1983年，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83）石刑字第46号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主要事实如下：
一、1982年12月，白宝山与张某在居民区盗窃晾晒衣服2件，价值人民币10元。
二、1983年1月21日，白宝山和张某连续撬锁3起，盗窃天鹅牌坤表1块，旧皮夹克1件，真丝被面2块，尼龙双人蚊帐1顶，尼龙自动伞1把，女式高跟鞋等共70余件，价值人民币50o元。
三、白宝山1982年12月16日入室盗窃凤凰牌自行车1辆，价值人民币110元。
据此，白宝山以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1985年，白宝山在监狱服刑两年后，被揭发出犯有余罪，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85）宣刑字第157号判决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白宝山1982年12月17日夜，在古城前街某号院内，偷玉米3书包，被事主郝某发现，追至门外。白宝山用木Ｇ猛击郝的头部，致使部某颅骨线形骨折，头皮裂伤，缝合9针。
二、1982年底，白宝山伙同白某，在石景山综合修配二厂一车间，盗窃手推车外胎170条，车轱辘两个，价值人民币3150元，运出销赃，得款2855元。已全部追缴，发还。
三、1982年8月8日，白宝山伙同石某，偷盗牡丹牌12英寸黑白电视机1台。
四、1983年1—3月，白宝山伙同石某等，偷盗工厂仓库内管件，阀门160件，价值1900元，偷盗圆木1根，直径40厘米，长7米，销赃得款500元，全部挥霍。
据此，白宝山被判抢劫罪5年，盗窃罪7年，决定执行11年，与前盗窃罪4年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自1983年3月8日起，至1997年3月7日止），剥夺政治权利2年。
从以上材料看，北京市两家初级人民法院当年对白宝山的量刑应该说是恰当的，并无如他所说偷一书包玉米便加判10徒刑的畸重情形。1982年前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很低，多数工职人员月薪只有几十元人民币，白宝山的盗窃数额不菲。他多次与同伙入户盗窃，性质恶劣。而在刑法上，对盗窃罪与抢劫罪的区别有着明确的规定，持械行凶，抢夺他人财产，伤害他人身体，以抢劫罪判刑是完全正确的。
但白宝山并不这样想，他从自身的私利出发，认为法律对他不公平。这种思想在他漫长的服刑过程中，在他承受离婚等人生打击时，不断得到加强。
白宝山是一个报复心理极重的人，1998年3月，白宝山在法庭上曾相当清晰地表述过他在狱中产生的报复思想。他说：“我想过了，法律这样判我，我服刑出来，就去杀人，杀死那些受法律保护的人。如果法律判我20年，我出来杀成年人；如果法律判我无期（徒刑），减刑后我出来年纪大了，没能力杀成年人了，我就杀孩子，到幼儿园去杀，能杀多少杀多少，直到杀不动为止……”
这里形成了一个悖论，一个改造和反改造的悖论。白宝山是一个极端的典型。他犯了罪，在改造的过程中受到惩罚，他却把责任推到无辜的人们身上。他的思维是最简单的反向思维：法律“不公正”地惩罚了他，那么一旦有机会，他就用不讲理的方法，惩戒法律。
二、“预谋犯罪”白宝山前期的心理过程
服刑，整个改变了白宝山的人生道路。
家庭没有了，妻子儿女失去了，白宝山成为一个孤独的鳏夫，成为被遗弃者。在狱中，每每回想起来，他都觉得自己可怜，也觉得对不起儿女。
白宝山的舔犊之情在他的犯罪意识中占有重要位置。白宝山出狱后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并没有去看望过自己的儿女，这更说明他在心里极为重视他们。现在他还没有钱，他不愿给儿女留下这么一个落魄的印象。将来，出现在儿女面前的，将是一个有钱有地位的父亲，他将留给他们一大笔财产。
1991年，也就是在宣武区人民法院宣判加刑的5年之后，白宝山作为北京调犯，被遣送到大西北，在新疆石河子新安监狱服刑。
大约在1992年间，白宝山接到当时仅10岁的女儿一封来信。女儿在信中向他诉说，继父对她妈妈不好，经常打骂她妈；对他们两个孩子也不好，别人家的孩子上学都有零花钱，他们没有。他们在外边总受别人欺负……
孩子的心灵受到了伤害，孩子的生活也受到多方面的影响——这都与他白宝山有关。
这封信对白宝山的触动很大。跟白宝山一起服刑的同监犯李清亮（化名）说，白宝山接到女儿来信，情绪极不正常。后来白宝山把这封信拿给李清亮看，当着李清亮的面痛哭了一场，发誓说：“我出去之后，一定要弄到300万（元），给我的两个孩子买房子，每人买一辆奔驰车，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不能比别（的有钱）人差。”
白宝山在狱中没交下几个朋友。这与他的性格有关，他与大多数犯人都不来往。李清亮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他比白宝山年长，人性不错，有见识，服刑前曾在北京某军事单位供职，懂得枪械知识。与白宝山要好的还有两人，一个叫吴子明，一个叫小蛋子（化名），他们都是本地人。吴子明对白宝山非常佩服，小蛋子曾跟白宝山住一个监号，他对小蛋子格外照顾，两人是另一种友谊。
当时李清亮对白宝山的境遇充满了同情。入狱，离婚，儿女受罪，即使说出弄300万那样的狂话也能理解。狱中人为了宣泄，为了Ｚ慰，常常如此。白宝山与他人不同，他是个有心力的人，不受信口胡吹，他想了，说了，就打算去做。还在监狱的时候，他脑子里就一遍遍过电影，设计着日后出去，如何去弄这300万元。
——这只能去抢银行。
他又一次次给自己出难题，设想抢银行会遇到怎样的情形，他又怎样应付，把自己追到“穷途末路”，再想办法解脱出来。
躺在监号的角落里，混迹于劳改的人群中，打饭吃饭睡觉，白宝山凡人不理，心里转动的都是这些念头。这成了他的白日梦，成了他的精神支柱，成为他消磨时光的好方法。当然，外人是不了解的。
在监狱里，白宝山便着手做着各项准备工作。
他知道，要作大案，没有文化知识是不行的。小时候他不肯读书，进了监狱却卧薪尝胆，坚持把文化课学下来，达到了能读书能看报的水平。
这时的白宝山在外表看来很老实、很勤奋，这正是他“立大志”的阶段。
同时，他开始研究案例。
他对所有能找到的，无论书本、杂志还是电视上的案例（监狱里能看到电视），都抱有浓厚的兴趣，以专业眼光反复加以研究。寻找作案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的继漏，分析警方的侦查思路和方法，研究作案后如阿逃避警方的打击。劳动之闲，他常常跟李清亮“探讨”。
一次他在电视上看过某警匪片后，对李清亮说：“这人太笨，遇到警察不能跑，要迎上去打。迎上去打还有跑的机会，一开始就跑，肯定叫人家捉住。”
还有一次，他看了几本杂志，和李清亮议论说：“他们被抓，毛病都出在钱和物（赃物）上。不带那些东西，就是被警察抓到，身上没有证据，警察也没办法。”
在白宝山“预想”的那些案件里，作为主人公的他，必须有武器。白宝山向往的不是普通的枪，是火力猛，威力大又携带方便的枪种。还要有车，有高超的Ｓ击技术和驾驶技术——这都是前期准备的“必要条件”。
在监狱里不可能搞到枪，也无法学习驾驶技术，但他可以学习枪械知识，还可以设法收集子弹。
新疆与内地比，有着许多的不同，新疆是祖国的西北边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