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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一个叫“胡登辉”的青年用一根绳子勒住脖子，在“圆明园”上吊自杀了。胡登辉是文革时代中国足球最好的前锋，速度比郝海东还要快，技术比郝海东还要好，因为打成“反革命”，所以在秋天一棵开始落叶的歪脖子树上终结生命。
胡登辉死后，没有人敢去看他的尸体，除了戚务生。中###员和中国队队长的戚务生蹬了一架平板三轮车就直奔“圆明园”去，把胡登辉已经发硬的尸体放上去，铁青着脸回到龙潭湖。
多年以后，当王立仁、蔺新江、徐根宝、王俊生这一辈提到戚务生那天的举动，都要高高竖起大拇指，说：“这人够义气！”
我曾经跟大戚探讨过他的腰，一个58岁的人还能保持这么笔直的腰很不容易，他说：“腰杆直了，好做人”。大戚的“板儿腰”在圈子里是出名的，而比“板儿腰”出名的是他的人品。昨天和大戚媳妇刘学民聊起最近火得不行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一致的意见是，大戚很像“石光荣”，一个一根筋的人，一个不见得讨人喜欢却绝对值得尊重的够义气的人。
因为“够义气”，所以眼里不容沙子，围绕着区楚良和云南红塔的假球传闻是这个江湖公开的秘密，这让戚务生火得嘴唇都起了大泡，他总觉得“足球不该这么玩，就算玩也不能玩过了”。昨天和他那帮来自天南地北的老哥们儿一起陪他喝酒，喝着喝着，发誓不看足球的他就忍不住打开了客厅里的电视机，然后一通狂找终于找到了“云南二台”，二台正在直播红塔与力帆的比赛。
他不太习惯坐在柔软的沙发上指挥比赛，板直着腰很像一个固执守候地头的农民，“冲啊，冲，愣那儿干嘛”，“孙治你脚软什么”，“往里切，又不是黄花鱼溜什么边呀”，“阵型距离要保持，对，注意横向关系”，大戚是不可能离开红塔队的，像他这种踢了40多年球的人真退下来，会和退出军界的石光荣一样郁闷。
然而球还是输了，“红塔二连败”——最后两分钟萨乌的脚后跟进球让大戚居然崩出这句新闻标题式的话。一帮老哥们都不敢看他那著名的铁青色的脸，只说“喝酒，喝酒”。大戚最后端起盅子，一气就“咕咚咕咚”掉。第一次坐在家里看自己球队比赛的戚务生至少5分钟就念叨一句：“不行，这种作风不行，绝不行。”然后冲到楼上不知给谁大骂去了。
我向大戚述说了昨天在重庆采访区楚良的情形，小区很郁闷的样子，他指天发誓称自已没有打假球，并说一定要玩命拼下这场以证明自己。大戚静静地听着，竟静静地回忆起15年前他和区楚良的第一次交情，“那个小孩真好，漂亮的广东仔，全队长得最漂亮的就是他了，才19岁，扑了国家队多个必进之球，是我把他招进队里的，是我……”他说区楚良再高5厘米就是世界第一门将，他说小区的聪明完全可以是个好教练，然后又大口喝酒。
58岁的戚务生与34岁的区楚良都属猴，年维泗曾说：“大戚的腿，小区的手”，在这个领域里他们都有天赋，属于应该踢球的料，但江湖上的波诡云鹬最终让整整15年的交情出现可怕的细隙。这个时代的复杂就在于谁也无法绝对得知真相，在同一件事情上，人的辨别力是弱小的。我真正关心的是，像戚务生和区楚良这两代人，对足球的标准究竟有什么不同，或者说在这次风波中他们的生存态度是什么。
江湖说：这场球肯定被幕后庄家Ｃ纵了；江湖又说：这场球并不止是某一个或某几个球员在猫腻。比“红塔假球”更可怕的是中国联赛已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而且就在一场球一支队里会分出好几种势力在比赛进程中抗衡——江湖是什么？江湖不是江和湖，江湖是一种无力自拔的漩流！当冲突出现时，我们看不到所谓江湖，而只能看到事件推出了“大戚”和“小区”作为事件形象代言人。
永远得不到真相，所以引起我注意的已不再是真相，而是这两个曾经相濡以沫的师徒在这样一个混乱江湖中的分道扬镳，这是中国足球的悲剧，是江湖的悲剧，更是人性的悲剧。区楚良对我说的是：足球对我意味着全部，我还想发展，还想当国家队教练；大戚说的是：足球对我也意味着全部，我要善始，也要善终。他俩说的是同一种理想，但他俩却永远不可能在同一种理想得到同一种现实，就像一枚硬币，它们都在江湖的桌面上旋转，但a和b永远聚不在一起，就像大戚和小区以后因为这件事也永远不可能再回复到过去。
要么赌了，要么没赌；要么是“技术性”的，要么是“非技术性”，这已不重要。在两座城市、两代人的两种答复之间，我看见一枚硬币在桌上疯狂旋转——一个腰杆笔直的像一杆标枪的人，一个是手指颀长得可以弹钢琴的人，一个曾为圈子里传为佳话的师徒关系，从此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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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硬币疯狂旋转（2）
这种悲哀让人透骨冰凉！
像士兵一样战斗！
那天晚上，我的战友潘超在巴黎十三区灯火阑珊的一家桥头酒吧告诉我：“要是再有战争，我就是《足球》报第一个申请当战地记者的人。”潘超的理由很简单，他喜欢激烈的工作状态，像电影《we were soldiers》一样，在硝烟中烧烤青春。
这部中文译名为《越战忠魂》的电影被大部分足记奉为教科书，是因为它对战争状态的极端体验——可以完成的任务，不可完成的任务，ak47有节奏的点Ｓ，“格林”机关枪大雨倾盆的洗礼，有时可以精准Ｓ杀200米外“猫耳Ｄ”里点烟的敌人，有时3天3夜都嗅不到对手的一丝狐臭，直到被一个加强营的北越士兵包围。战争对士兵的诱惑不是最后的结果，而是在过程中的反复绝望。
2002把我们猝不及防地推向前沿，这一个故事的混乱性与重大性并存，每一次你都来不及反应，满脸迷彩的敌人已经出现在离枪尖只有3公分的地方。反黑、世界杯、留洋、选帅、“西安事件”……能经历这一年的战斗，等于读4年上海体院新闻系，多年以后，新闻史可以证明它的显赫地位。
“我们曾是士兵”，在今年3月与赵震、徐杰一并加盟《足球》后，姬宇阳这样总结这一年的记者经历。《足球》大部分记者都有士兵的潜质，有观察家的眼睛，有狗仔队的执着，在七大经典战役中布满他们的体味和思想。
告诉公众“事实背后的真相”，这是《纽约时报》的铁定法则，作为一张严肃报纸的严肃士兵，我们必须做的是深入新闻事件躯体之内吸食养分，正如蚂蝗一样，客观来源于深入，真理来源于直接——绝非为现象编织解释。
当然，正如曾经的战地记者和体育记者海明威说的那样：我们写的，不过是露出水面的冰山的八分之一。当严肃精神与事件的隐秘性发生矛盾后，我们托不起整座冰山，但八分之一足够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剩下的八分之七，历史自己可以完成。
鲍勃·迪伦的摇滚在轰鸣，“we were soldiers”！一个接一个的战役被拿下前充满绝望，有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敌人的准确位置在哪里，我不知道战斗最后的结果将怎样，只有一种希望支撑——熬到天明，总有直升机会载着我们回家，所幸，我们等到了。
像刺客一样紧紧相随
2002年11月12日巴黎时间下午15时10分，我们的车经过塞纳河畔一座“下穿式”隧道，那是戴安娜王妃香消玉殒的地方，我们下车，点燃一支香烟Ｃ在公路边上的泥地上，用足3分钟向戴妃致敬。这一刻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帕帕拉齐’？”
这个问题曾经痛苦地折磨我，直到我们把“阿里·汉”这个答案像恐龙化石一样从地底艰难挖出，我给自己的回应是——“如果公众需要，我们就是‘帕帕拉齐’，如果我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伤害到公众的利益，没有让明眸善睐的戴妃随风夭去，我们就是——光荣的——帕帕拉齐！”
潘超后悔的是，我、路东和他“横行欧洲的经历没有用摄像机记录下来”，那将是中国记者最高采访能力跟踪的写照，可以作为新闻系的课外教材，一个让中国足记可以释然的情节：《图片报》《队报》的大牌记者们与中国同行每天“狗影相伴”。
有一天，大名鼎鼎的菲利浦·关托在寒风凛冽的塞纳河边守候了3个小时；有一天，《北荷兰日报》的摄制组在零下6摄氏度冰天雪地里把手指差点冻坏……在我和刘晓新的争论中，我们发现必须为“狗仔”正名。
刘晓新认为：“只要现实需要，我们就可以是狗仔”，我认为：“做一个狗仔，中国记者不一定合格”。一个真正的记者，必须“身体力行”，必须在第一现场、第一时间掌握蛛丝马迹，他才有资格向公众发布信息。对于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编织情节，“意Ｙ评论”的家伙，我回击是——你都没吃过葡萄，凭什么批评葡萄的味道？
作为专业足球记者，中国人不是做得太过，而是做得不够，拿到红包的次数永远与拿到新闻的次数成反比，“大腕是怎样炼成的”，现实需要中国足记像刺客一样对事件紧紧跟随。
“猪湾事件”、“越战最高机密”、“水门事件”一个个光荣的揭发离不开光荣的“狗仔”，记住美国最伟大的新闻记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兼总编雷斯顿说的：“不揭开盖子，我将终身寝食不安。”
2002年，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狗，并越来越讨厌矫情的猫了——谨以此文献给可爱的戴安娜王妃。
出来混，该还的已经还了
蓝西服，黄尸袋，绿菊花，白血病，以及浅灰色的“死亡卡”……“黑哨”龚建平死去的时候竟然和这么斑斓的颜色混在一起。
北京304医院的太平间在地下二楼，在那间30余平方米的房子里，病例号“290016”的龚建平和其它7个已经过去的人躺在一起，属于他的是一间靠里的铝合金停尸柜，属于他的还有一袭黄色的标准尸袋，靠胸口处是二三十朵中国刺绣的淡绿色野菊花——室温22c，一切都很平静，据看到他遗容的人说：龚建平的样子非常平静，非常平静，就像根本没有经过非常痛苦的切喉手术，就像很多事情根本没在他的生活中发生。
长长的拉链合上黄色的尸袋后，一个曾经搅起中国足坛惊涛骇浪的人物就去了，就在北京一场大雨中去了。
龚建平，男，生于1960年7月，就职于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国际级足球裁判，于2002年4月17日因涉嫌受贿被正式批准逮捕。属鼠，终年44岁。
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串文字，当我们得到“龚建平死于白血病”的突然消息，有一种极度难言的感受——“为死者讳”，中国人的传统是不能去说死者的坏话的，即使他生前再作Ｊ犯科，但人去了，一切将随他之去而去……何况在我们已知的圈内秘闻里，他并不算是一个罪大恶极之人；何况在他去了之后，留下的是一对孤苦伶仃的母女居住在北京石油学院那间破筒子楼里……
无法评说，无法面对，当你这时候面对“龚建平”这个名字和事情时竟然和一年半前有着相当迥异的滋味，虽然那时候新闻界因抓住一条大鱼而群情激昂，但因为他死了，一切就发生了变化。
悲剧的一生。龚建平的悲剧与中国足球的悲剧连接在一起，这个曾经的有志青年，这个曾为考上国际级裁判发愤用功的人民教师，这个早年甫一出道就被中国足协某###人士拍案叫绝“好苗子！”甚至震翻茶杯的裁判天才，随中国职业联赛而生，因中国职业联赛而死，像命中注定的一轮升腾和堕落。
——“中国足球”还有多少这样悲剧的人和事？这个时代还有多少因谋求幸福在个人奋斗路上渐行渐远之人？不追究龚建平是因为“当我们经过坟墓同样站在上帝面前时，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那些没有经过坟墓，不敢站在上帝面前的人和事呢？你总不能说因为没有呈堂证供没有白纸黑字没有“现金已讫”没有白血病就认为天下一切太平了吧！
作为龚建平个人的罪孽已经了结，作为中国足球整体的罪孽却没有了结。
我不知道这次死亡事件应当成是一次法制类警钟还是足球类训诫，但中国足球不会因一个“黑哨”的死亡而变得洁白，街市不会因龚建平去了太平间而清静太平——我倒宁肯这是一次人性的触动，为了妻儿，为了父母，为了学生，为了阎主席的语录，悠着点玩儿！
像一次命运的安排，曾经搅起中国足球史上最大风雨的龚建平在北京的一场大雨开始的时候被送进304医院，在这场大雨还没有停歇的时候被送进太平间。“出来混的，迟早要还”，龚建平该混的混了，该还的已还了，死亡——对于极度压力之下的人是最好的解脱，无论是之于“白血病”还是之于“黑哨”恶名，都是一种很好的解脱。
足协搬家记（1）
多年以后，当冯剑明回想起很多年以前的这一天他穿过足协悠长晦涩的走廊跑来跑去，把那些乱七八糟的物什理顺、码齐，再努力澄清自己纷乱的头绪时，一定有些破碎虚空……
但现在他仍然感到幸福。从2楼搬到3楼，坐在中国足球史上昙花一现式的人物——前专职副主席王钧空下的“301”室里，他觉得宽敞多了。这次“轮岗”，虽然他和郎效农被机关里的人们认为是“被阎世铎拔掉的两大炮筒子”，但远离了“新闻办”就远离了最纷乱的家长里短，远离了米卢和记者们的争斗Ｓ扰，他还是很惬意。他像个辛勤的小蜜蜂在房间里搞来弄去，把王钧留下的那张足协最大的办公桌倒腾了几个方向，才踏实地坐下来。“我脚下就是王俊生”，他蹬了蹬地板，作Ｙ笑状……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马桶，据说王钧上任时就是坏的，过两个春节了还在“滴滴答答”讨厌地作响。“足协工作效率太低了”，冯剑明说。
足协的这次“轮岗”是史无前例的，因此也就有了史无前例的搬家，谁也说不清轮岗的重大意义在哪里，因此谁也说不清楚搬家有何作用。但“搬家”，对于中国人而讲绝对是一次最好的心理流露。
没有多余的空房，所以这次搬家必须像一次“多米诺骨牌”，冯剑明第一个搬出来，接下的人才能蚂蚁串线一样依次折腾起来。穿着黄背心的“搬家公司”小工与拿着相机、录音笔的记者们在Ｙ冷的走廊上神出鬼没，身形诡异。
杨一民原来在技术部当头头，人多必然势众，而且谁都知道杨一民现在红透半边天，高升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冯剑明刚搬出来便有人抢身而进，把地板擦得锃亮让杨主任进场。郎效家继续他千年不变的凝重脸色，抱着一大摞卷案寻找去处——那堆纸是老郎的心血，甲a联赛的历史就在这里面，中超联赛的蓝图也在这里面。老郎是足协干才，抱着那些纸的他就像一个“君子固穷”的秀才抱着无人理会的诗作，很彷徨、也很自尊。
除了外事部、财务部，足协各部门几乎都在搬。旧秩序不打乱，新秩序无法建立。“裁委办”要搬、开发部要搬、综合部也要搬。碰见据说已被阎世铎架空调入女子部的张健强，他笑得意味深长的说：“这证明老阎重视女足工作……”秦小宝则率众搬到二楼，有人说二楼太“Ｙ”。她答：“就是要Ｙ，以Ｙ治Ｙ”，忽然有个说法，王俊生与冯剑明那一朝向房子不好，“Ｙ森得碜人，俊生就是在那里得的病”……听者频频点头。
看到刚刚被女记者弹劾下课的李晓光时，本想来一次宽慰性质的握手，但发现他穿了一件大红色体恤，脸上挂着外面带来的阳光，就想起他仍是技术部主任，一个保留了正处级待遇的人还犯不上有沧桑感。近来对于晓光的说法很多，有“化险为夷”式的，有“平稳过关”式的，有一点很肯定，阎世铎要求他协助朱和元熟悉工作直到今年6月，也就是小组赛打完。米卢很伟大，女记者更伟大。
然后就听到一阵领导者通常具备的爽朗笑声，高大的阎世铎陪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走过来，那人，一脸的精明干练。阎世铎像以往一样对记者露出开明的笑容，眼神里却透着警惕。中年人级虽显然高过阎世铎，因为他总走在前面，阎世铎则在侧后方以最适宜的距离频频引见介绍，人们当然要露出可爱的笑容与中年人握手，我们听到：“段局长好”。
中年人就是段世杰副局长，传说中将代替聂伟民担任中国足协主席的人物。这不仅是“搬家”的一天，也是“轮岗”的一天，重要的一天来了重要的人物。
我的大脑还来不及把“段局长”与其它某些重要事件划上等号，就必须走开了。一方面是因为想起阎主席曾严厉批评新闻办让记者在走廊乱窜，另一方面是因为米卢要来见新任“国家队办公室”主任朱和元，重新商定国家队大名单，包括招不招进与米卢梁子很深的孙继海。
朱和元屋里堆满待搬的东西，很凌乱，但他本人仍然是满头头发一丝不苟，仍然是很节制的说话方式，这两点，正是极重言谈仪表的阎世铎欣赏的，朱和元当年在“健力宝危机”时单枪匹马前往巴西，快刀斩乱麻之势摆平了复杂局面，后来一个人撑起举步维艰的女足超级联赛，以阎的用人方式，他不大可能不成为“红人”。朱和元与记者抽烟闲聊，说：“新闻要平和，要合作，要帮忙”……李晓光也经常这么说，但新闻和足协却越来越剑拔弩张。
突然米卢嘻嘻哈哈地走上来，他穿了件新买的花毛衣，蹦蹦跳跳地绕开满走廊的杂物，像那个突然闯进“闭关重地”捣乱的周伯通，弄弄这个，搞搞那个，急得郎效农大叫：“那叠纸别碰，小心烫手”。
足协搬家记（2）
杨一民极仔细地抹净新办公桌每一丝尘埃，朱和元极认真地谈着他的新话题，冯剑明又开始整理东西，张健强踱来踱去，三楼从搬家开始便有糊味，有人在用电热杯烧牛奶引发短路，“谁又在用电热杯哪，没公德心”，尉少辉大叫。
当郎效农确信米卢不大可能把他的宝贝文件弄乱后，才和王有民一起去了香河基地，他的“家”还没有搬完，就必须去看王俊生留下的那笔“遗产”是否合格——香河国家队基地虽然超标很多，但已经竣工了。他走出足协大门的时候，足协门口那著名的两棵树上有只怪鸟展翅而飞，“靠！什么时候了，还有乌鸦！中国足协要搬家，就应该告把门前这样树搬走，这么多年，球全是给这群衰鸟给霉的！”某人说完，啐了一口唾沫……
春天 高峰结束（1）
对于高峰而言，春天还没好好开始，就已经结束，浪子之路走到了尽头。正月初八下午，弹掉手中最后一截烟烬，他疲倦得一击即倒：“不玩了，不好玩了。”
在“丽斯花园”那幢漂亮得让人产生迷茫的房子里，我把一个认真的问题摆在那英与高峰面前：在不踢球日子里，高峰怎样面对余下的生活。这个问题静电一样触击着高峰，他说：“还没方向，真没方向。”曾经在“工体”南门开过一家涮Ｒ馆，很快就关门了，仗义疏财的他不适合做天下任何一门生意；曾经也有当教练的念头闪过，但生性不羁的浪子只能为人友，不能为人师。我说：“你还可以去电视台评球。”但高峰自己否决了这个建议：“我只会踢球，不会说话。”
高峰这辈子生来就是踢足球的，除了足球他不会干别的，所以，当金志扬听说高峰彻底歇了的时候，在电话那头捶胸顿足：“怎么真的就不干了呢？高峰没了，中国哪儿去找第二个高峰呢？”
生活之与昨天就是天翻地覆，高峰的不同是买了平生第一个闹钟，“以前是睡到昏天黑地，反正有教练，现在我需要一个闹钟叫醒我，有些事情不能耽误了。”一个闹钟提醒着高峰，用时针和分针啼啼哒哒提醒着这个浪子黑白颠倒的生物钟，所以在门外给“浪子”打通电话时，得到一个惊讶的发现：正午时分的他居然已经起床。站在贴满春联的门口，他很不熟练地给客人递着拖鞋，一如既往地因抽烟而咳嗽，楼上隐隐约约地传来女主人打电话的声音，背景音乐是臧天朔的《朋友》……
高峰只用了一个月，就能把高尔夫球打进100杆了，但高尔夫无法填充他的生活；“丽斯花园”里那几条爱犬也是生活的慰籍，但无论“皮皮”还是“逗逗”都驮起不了一个球星失落的心灵；也许过几年会有孩子，这个主意不错，他俩说这可以给这么多年的分分合合一个交待。
从腊月二十六，那英就一直和高峰在一起。“丽斯花园”是机场高速旁边一处看起来有些空旷的别墅区，是他俩分分合合地生活了三年的地方。快刀要收鞘的时候，那英总觉得应该好好地过一个春节，所以除夕那晚，她和高峰疯狂地在门前草坪上放着鞭炮、礼花，惊得后院的“皮皮”和“逗逗”犬吠不止，差点挠破后面的纱窗。高峰很喜欢在北方的冷空气中嗅到硝烟的味道，特别是在这个离开足球的时候。
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异乎寻常漂亮的家，而且漂亮得并不张扬，简约的明式茶几，内敛的雕花平头案，古朴的红木仿古木箱，深褐色的布艺沙发与红木椅遥相呼应，餐桌上喷薄着一大簇百合花叶子，整个房子透着煞费心机弄出的一种随意从容。“交房时是清水房，房子从装修设计到摆设都是我媳妇弄的。”高峰用常见的懒散说着内心某种骄傲，熟悉那英的人都叫她“格格”，“格格”用房间恰到好处的设计显示着自己的聪明。不仅如此，两层楼的屋子里充斥着女主人的元素——客厅茶几上那一大叠杂志全是以那英为封面的，角落里的cd架上大部分摆放着那英的歌碟，旋转楼梯下是一架立式钢琴，就连一进门鞋柜里漂亮的一溜女式靴子也在暗示着这家女主人尊严地存在着。
说话是从喝酒开始的，我们搬了一整箱的“燕京”啤酒，并且抽烟，“yoyo那天，我都跑到级了，一只脚踏在半空中时却被宣判犯规……我想我还能踢，但再这么踢下去有什么意思呢？”
那英从楼上下来的时候，普通得让人怀疑那么美好的歌声是出自这么瘦小的身躯，穿着一条类似中学生做广播体Ｃ的运动长裤的她就像所有普通家庭的主妇一样热情地招呼客人喝茶，就像所有普通主妇一样为大家更换着烟缸，就像起晚的家庭成员自个儿忙着捣腾午餐（一个汉堡包），在被高峰拒绝续茶后，她静悄悄地坐在角落一侧，像个普通东北人家的媳妇一样聆听着男人们的谈话。她曾有言在先：“我这样的女人不适合站在背后对男人的事指手划脚，别人会说这女人太多嘴、缺心眼、瞎起哄，所以现在我说什么都不合适，不过我对中国足球是有看法的，找时间我会说出自己的观点。”
然而，以那英的性格她无法保持沉默，做无所事事状的她在一旁一直支着耳朵听着每一句谈话的内容。像一只敏感的声纳，高峰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关于yoyo，关于退役，关于离开国安很难说出自己到位的想法，于是，10分钟以后那英便像所有维护家庭权益的东北媳妇一样忍不住了：
那英说：“怎么开心就怎么活，我只要我们家老高开心就行，我不想对高峰退役发表看法，不是不支持他，我们家老高嘴笨不会说话，我这才要帮他规整规整，说实话我对中国足球那点Ｃ性不是不了解，按理说男人背后的女人不能多嘴，特别是我和老高这样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但什么是球星？没有个性能成球星吗？流氓也好，痞子也好，只要他有球技有个性，他就牛*，我才不管他是什么人呢。”屋子里很安静，就连客厅里的玻璃缸的鱼们也在倾听着一个东北媳妇的辩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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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 高峰结束（2）
关于高峰，那英的故事仍在流传，事实上这一刻这个女人为这个男人的辩护词说明了一些东西，高峰突然想起什么，回头问那英：“你吃药了吗？多穿点衣服。”那英点点头，松弛下情绪向客人解释：“高峰感冒了，你瞧他把我也给传染了。”说起高峰时，“格格”依然眼波流动——“我才不管他去哪儿，还干不干呢，只要他开心，去哪儿都成。”
不再踢球的高峰，仍然唱歌的那英，所以未来的日子更富挑战性，所以我认为这件事不太像一般意义的足球故事，更像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故事。我关心他们未来的生活模样，在整个谈话中，高峰不停地咳嗽，拼命地抽烟，而那英则像一个普通的女人一样在旁边端茶送水，我不认为这是做秀，不知为什么，这对分分合合，打打闹闹的男女，竟让我想起了多年前流行的一部电视剧的男女主角，《过把瘾》里的方岩与杜梅。8年前在大学生体育馆的缘起的一面注定了这场恩怨缠绵，纯中国式，他们永远会争吵，永远会和好，然后再争吵，再和好，我的一个奇思妙想是——也许当可能是中国最有才气的前锋不再踢球后，就会和可能是中国最有才情的歌手归于安宁，一切就像《百年好合》中的故事，只有伤心欲绝才能练就“百年好合”。
房间里的电话突然响了，就在那英为高峰辩护之时，“皮皮”私自跑出去了，一个老外邻居特别打电话通报，那英一阵风般出门“接驾”，高峰说：“最多时候家里养了七、八条狗，现在还有一条大狗在犬校训练。”高峰还说：“我非常喜欢孩子，非常喜欢。”在退出足坛的日子里，他将有更多的时间与狗以及将来的孩子在一起。
由于家里的保姆回老家过年去了，那英接完狗后就钻进厨房干起可能令人的歌迷意外的工作，从有节奏的声音判断她肯定不是一个生手，高峰说：“我媳妇就这样，有时候我对哥们都比对她好……”依然用懒散的方式透露着某种骄傲，在这个浪子与玩了多年的足球分手后，也许他累得还再会与处了8年的女人分手，从这个意义而言，这个意味着一个“结束”的春天，对于高峰也意味一个“开始”。
一个东北男青年与一个东北女青年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我媳妇”与“我们家老高”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人生已经很累了，让这对先后坐着火车从沈阳来到北京的男女真实过活，那英也有唱不动的时候，所以，我喜欢看到素面朝天的那英傍坐在“下岗球星”高峰身边的样子，发生着普通恋人之间的恩恩怨怨，或者白头偕老。
“那感觉一定很牛*！”借用那英的话语方式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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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人范志毅
范志毅把胡子留起来，然后又剃掉，这两个行动他没有给出理由。
范志毅说：33岁过后，很多事情不再需要理由了，人是可以按自己的感觉做事。人生如球场，范志毅生猛而迅疾的感觉是对的；但有些时候他会猝然出位，铲翻别人或被人铲翻。
江湖已然很乱，能像范志毅这样恪守“老大”准则的人并不多，所以他很受伤，同样受伤的还有彭伟国、魏群，他们三个是曾经的好朋友，是死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江湖上对上述三人毁誉参半，但他们绝对够朋友———这一点现在已不流行，但弥足珍贵。
我曾经对范志毅说：你是个类型化的人，如果早生100年，可能是除暴安良的“小刀会”领袖；如果早生50年，可能是上海滩叱咤风云的黑帮头子，早生20年，可能是挥舞红袖标文攻武卫的造反派。范志毅一愣，说：“我还是要当好人。”
范志毅要当好人，这说明他还是一个试图保持纯真的人。他给自己定下一个规矩：每年做一件善事。去年是参加了一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组织的义演会，今年又去了。
事实上我不准备把范志毅刻画成一个好人，他身上突然爆发的一种暴烈的东西影响他成为一个君子，一个圣人，他更接近斯托伊奇科夫、加斯科因、鲍耶这样至情至性的“混蛋”，可爱的混蛋。
我问过小范身边的朋友，“他这33年来打过多少架？”朋友的结论是：大小战斗不计其数，但没有一架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这是秉性。
小范妈妈告诉我们：从小他就喜欢吃馄饨，每吃必约一帮朋友，1毛3分钱一碗，如果身上只有5毛钱，他必再筹集2分钱请足三个朋友。这是面子。
阿三则告诉我们：他一向不喜欢怀疑人，朋友向他借钱，他从不皱眉头。有一次他终于被骗走100多万，心疼，但一言不发。这是气质。
这样的故事在小范身上很多，而且今后还要发生，因为他改不了耿直的东西。
与小范交朋友是件快乐的事情，他不像通常意义的上海人，他说：“实际上很早很早以前老家在宁波，后来举家北上。”宁波这地方始终是要出些人物的，比如《书剑恩仇录》里的“红花会”总舵主，比如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蒋介石。
像小范这样另类的上海人———是上海滩旧时风范的一个流传，是安在温柔窝里的一颗炸弹，是“小刀会”最后一把刀柄，是对必然秩序的一种“Ｃ蛋”。他的刚猛是为了掩饰自己的脆弱，他的脆弱源于他的善良。
我们知道，混蛋，在这个世道上也许是最有人性的。
20多年前，有个小孩每天必去黄埔江边看大轮船，看着铁锚在肌Ｒ虬劲的水手臂上拉起、放下，他说：“我要坐大轮船，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而“很远很远的地方”是爷爷灌输给他的——英国，那里有他爷爷的弟弟一家，爷爷的弟弟娶了一个英国姑娘，“每天可以吃甜点心”。
他就是范志毅，20年后，他终于去了英国，然后又回来，又去，又回来。这期间，他像儿时看到的那只铁锚般沉沉浮浮。现在，他有了一个女儿，圆了世界杯出线的梦想，又获得了“亚洲足球先生”，昨天我问他感觉如何，他居然说一句不相干的话：“我想请大家吃馄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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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旗帜成为手纸
高祖深惧韩信，假吕雉之手杀之。“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一生威风八面的淮Ｙ侯在“上不见天日，下不接地气”的情形下被三尺竹签扎成蜂窝，死前吐出一口怨气。
都“老家伙”了，诸如韩信、诸如尉迟恭、诸如郝摇旗、诸如宿茂臻、魏群，“曾经作为一个时代的旗帜，然后成为时代的手纸”。
这样形容有些残忍意味，因为有一个时代的开始，就会有一个时代的结束，始于职业化初期的城市英雄们，与一期再一期新闻纸一样，逐渐发卷、变黄，没有人能够对时间负隅顽抗。在职业足球，更须与时俱进，我们只是感慨：甲a8年的时代人物，居然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
这个冬天特别适合分手，方式不同而已。王涛挥手退去是一种淡然，老茂掩面退去是一种愤然，魏群现在是一种茫然，曾经的大侠一夜间发现：想挥刀，可惜刀已无柄。还有李明一个传说是，实德可能要将他派发到拥有一流的港运业九流的足球业的新加坡踢球。恍然间，很容易让人想到宫磊“法属塔希堤”一样的沓沓岛国生活。
差不多了，廉颇在战国的“万人敌”时段，也不过10年光Ｙ，然后他就在饭桌与茅坑之间向赵王申报余勇，但“倾，三遗屎”。所以对于“狡兔死，走狗烹”的定义并不准确，该走的迟早要走，这是命里劫数，人生与围棋一样，由“劫”和“活”组成。
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魏大侠的情景：那是199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他在和刘文韬比试腕力，那时他很年轻，一身的腱子Ｒ沾满了发亮的汗珠，像一头农耕后刷洗过的莽牛，余东风说得极骄傲：“如果这支队有一样东西用不完，就是魏群的力气。”
魏群有一种属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期港九、油尖旺“老大”的人格魅力，但徐明定要用新兴的“企业意志”干掉一个世纪“袍哥文化”的感染力，我常常在想“没有魏群，会不会有’95保卫成都的成功？”这样的类比也存在于宿茂臻身上，没有这个喜欢Ｌ露上身的大前锋，有没有’99山东双冠王？米兰·昆德拉说，“人生就是不确定”，过了冬至，大碗喝酒大块吃Ｒ的魏群却被挂了牌去，历史就是一股青烟，我在青烟中遥望魏群就像遥望挂在城头一颗迟暮英雄的头颅。
跟老茂通上话时，他已从泣不成声中平静下来，一个小时候没去成英伦的汉子老暮之后却一定要去英伦，这就是全部的过程和答案。宿茂臻是我的朋友，他留给我的疑问，不是为什么退役，而是永远是一个悲情英雄，似乎北宋年间那个水泊梁山的英雄命运，毫不保留地遗传到这杆山东足球的旗帜上猎猎招展。
王涛是一架退役的b52轰炸机，这时他平静的力量与当年呼啸的派头一样动人，“功德圆满”是媒体准备送给他的一句结束语；只有李明透着一丝隐忧，如果谁像半年前米卢那样做掉他，贴上8分钱邮资就送李明去某个岛国，全体大连人肯定跟他急。
刘晓新说：我们没有权力评价这些俱乐部的做法。我同意，任何一个职业俱乐部都是一部需要更新的机器，我的触动只是——这帮在过去时光里占据熟悉空间的响当当的人物，竟然就去了，时间残酷得像一把铁刀。
一代人物和我们分手时，昨晚的残酒甚至还没有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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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钉铁板”与“森林大海”
“钢钉铁板”与“森林大海”的奇怪组合
要认识宿茂臻，就绝对不可以忽视他伤痕累累的双腿。
当这个身高米，体重78公斤，踝关节嵌着一根6厘米的钢板，8枚不锈钢钉的大块头站在你面前，平淡地叙述着过去13年间的4次大伤，14次小伤和不计其数的皮Ｒ伤时，你会联想到《机械战警》施瓦辛格扮演的那个半铁半Ｒ的家伙。
钢板与铁钉是光荣的曼联送的，这使宿茂臻的伤也拥有一丝光荣的色彩，1989年秋天的某个下午，在鲍比·查尔顿、弗格森这些伟大人物的注视下，宿茂臻开始自己在曼联的第三堂训练课，如果这堂课顺利结束，他将与曼联签下一场正式加盟合同。
但是，一个叫斯坦因的光头疯牛般从侧后方铲了过来，“铲草机”至少铲掉了30英寸的草皮，也铲断了宿茂臻右踝关节。在曼城一个医院里，罗博医生用钢板与铁钉把犬牙关错的骨头整合起来，像在修理一个破旧的闹钟。
这是宿茂臻第一次受伤，然后是第二次、第三次……直到1998年的东京国立竞技场，“那天，骨头的响声响彻整个体育场，啪……很多队友都听见了，我第一次感到恐怖”，日本人弄断了骨头也弄断了韧带，我问过队医老尹，老尹的回忆：是的，那声音响得很奇怪，就像是一把弹弓被绷断。
“你知道躺在床上看队友打完一轮又一轮比赛的滋味吗？感觉生命像水一样溶逝……”这句话的话语方式令人吃惊，因为这更像是申思、谢晖这样的小资嘴里出来的，而不是从山东大汉宿茂臻嘴里出来的。
在仁川临海凭风的天堂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