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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 10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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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捷C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帜鲜明地反对革命怀疑论者,在某个特定的时期,他们甚至可以成为革命的主攻方向。

    (一)血统论——

    (如果参加革命还需验明其血统是否纯正,那么几千年来的革命史将不复存在,无论陈胜吴广,还是恩格斯、毛泽东、周恩来,究其血统和出身,都不配当革命者,这实在居心叵测!)

    上海滩的楼世芳先生说:“革命——请不要亵渎这个神圣的字眼。革命,令我想到鲁迅笔下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夏瑜、一个是阿q,前者掉了脑袋,死后热血还被人用馒头蘸着,以‘治病’的名义吃掉,而那个阿q,确实从未庄到过城里革过命的……结果如何不得而知,只是阿q回到未庄多了一些吹牛皮的资本而已”……楼世芳在《一统斋》里是读过点书的,所以他还举出圣经故事来:“法利赛人把一个通J的女子带到耶稣面前,准备将这女子用乱石砸死并嘲弄耶稣,‘这是摩西的法律,你还有什么话说?’耶稣沉默良久说,‘你们中间,只有没有罪过的人,才有资格扔石头’,然后法利赛人羞愧地一个个走了”,楼先生据此感喟:苍天在上,中国足球圈谁有资格扔第一块石头,革什么命呀?什么事不做最好。

    楼世芳先生是读过点书的,这从他平时讲话喜欢引经据典可见一斑,但书还没有读够,所以道理就没有通。鲁迅恰恰在《药》里讴歌着为革命丢掉脑袋的夏瑜,但愤怒地鞭挞了那些围观在刑场边上“脑袋像鸭颈一样向上提着”的麻木人们,并且宿命式地安排了华小栓即使吃了蘸了夏瑜人血的馒头,也活不了命。

    中国革命缺乏的就是胆敢第一个跳出来造反胆敢丢掉脑袋的人,但不缺在刑场边上伸长鸭颈了围看的麻木观众,更不缺如楼先生这样在革命者脑袋落地时还发出“哄”的一声的卫道士。

    ——所以,如果你真要以“夏瑜”来比喻徐明、张海们,我倒觉得这真过奖了,抬高了他们的坚决性和彻底性,我倒希望他们的革命再赤LL再猛烈些;如果你真要以“阿q”来讽刺徐明、张海们,我倒觉得他们不像阿q而像小d,当小d也胆敢用筷子盘起辫子的时候,阿q气愤异常:“妈妈的,就你也配用筷子盘起辫子,就你也配起来革命”……阿q是有些失落,某一个夜晚当白盔白甲的革命党人起来合伙搬走秀才娘子的大花床却没有叫上阿q,他也骂:“妈妈的,儿子不叫上老子”。我们知道,这次上海申花是没有赶上革命的班车。

    楼世芳先生戟指苍天;“谁有资格扔第一块石头?”我必须向舒桂林表示足够的敬意,因为他旋即反问:“革命还需要资格吗?”是的,认为小d们没有资格革命的是阿q,认为阿q没有资格革命的是赵老太爷,认为赵老太爷没有资格革命的是长毛党人——倘若革命也要问资格、也要问出身,那就永远不可能有革命,这真是中国革命的悲哀。实德、健力宝确实是关联关系的祸首,国安确实也不敢说P股上没屎,甚至中远、颐中、金德……但我要问楼先生的是——“即使马克思也从没有要求过革命者一定要是圣人,你有什么权力要求徐明、张海们的革命性纯金足赤?”这种苛求革命出身、抬高革命行列门槛的做法,是道貌岸然地变相反对革命和分化革命。

    那好!既然如君所言,“因为谁的P股上都有屎、谁都没资格去扔第一块石头”,那么中国足球就这么混帐王八蛋下去吧,就这样沆瀣一气继续通JL伦吧。让我们蹶着肮脏的P股,把屎风干!

    居心叵测啊,按照这个逻辑,武松就不是革命者,因为他街头斗杀西门庆就是犯了“扰乱社会治安罪”,宋江也不是革命者,因为他手刃阎婆惜就是犯了“虐待妇女罪”,陈胜吴广也不是革命者,因为他们首先触犯大秦律例“遑期未行”罪当立斩,甚至恩格斯、毛泽东、周恩来也不是革命者,因为他们一个是资产阶级子弟、一个是富农成分出身、一个是江浙富商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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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才能活命(2)

    “革命者往往是从旧的堡垒中出来,因更清醒地认识到旧堡垒的罪恶,才有革命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如果书读得够多,请查一下这句著名的革命者成分论断出自哪位伟人之口!这群中国足球最初的革命者,注定不可能是记者、是球迷、是官员,而是如徐明、张海这样的打出旧堡垒的人,因为他们的反击最有力!最到位!最能打到旧体制的七寸!哪怕他们并不十分干净。

    谢谢楼世芳先生提起了“文革”,但我要说的是,在“文革”期间最流行的就是“革命血统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天生会打D。那个年代,很多血统不正、出身不好的人被剥夺革命的权利,那个年代,死了好多人——不知向我力荐《往事并不如烟》并对文革痛心疾首的楼世芳先生是否记得这本书里描写的文革“血统论”对中国人民的戕害!

    (二)人格论——

    (如果中国足球的问题只要提升“人格”就能解决,那么请雷锋、焦裕禄、孔繁森或者耶稣来担任足协主席吧!在错误的体制下,再高尚的人格也对大环境无济于事,在正确的体制下,体制会*迫不那么高尚的人们来适应新形势,打出“人格论”,其实就是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的“清官论”,天哪,包公包大人、海瑞海大人!)

    “在一个‘非革命的年代’里,革命通常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字眼……‘革命’俨然一跃成为中国职业足球领域最新流行语……遗憾的是,在革命降临之前,夜幕首先降临了——大宝饭店门外,各家俱乐部老总们彼此说着‘大宝啊,明年见’……”这是由于最近专攻评论的董路先生对于新闻事实把握不准造成的,这怪不得他,因为他以为俱乐部开了个务虚会议就妥协了,没有深入第一线的他不知道的实际情况是,老总会只是斗争中的一个幌子,更激烈的角逐是夜就在“投资人”与阎世铎之间针锋相对地展开。

    但因为徐明、罗宁们与阎世铎有一个酒局就认为双方耳鬓厮磨握手言欢就未免武断,革命难道不需要请客吃饭吗?曹C与刘备不是也在亭子上煮酒论英雄吗?李自成与张献忠不是也并驾齐驱笑谈“双雄会”吗?毛泽东与蒋介石不是也在1945年于重庆某个山顶茶居上推杯换盏吗?用这样世俗的标准来怀疑10月18日晚、19日晚徐明们与阎世铎们的碰头性质是一种苛求,至少,这一场中国足球革命是一桩正反利益碰撞的大事件,而不是飞短流长的胡同邻里纠纷——急了,拎板儿砖往阎世铎头上砸去,真正的革命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动声色之下却惊心动魄,不是每次都有看官们需要的血腥感官刺激。

    今天,对于这场革命的评论有种危险的道德化倾向,用封建的道德标准来误读今天的革命和革命者,除了楼世芳先生手执“血统论”外,还有董路先生的“人格论”,和敌人喝了酒就不是革命者?和敌人握手拥抱就意味着妥协投诚?在我的印象中,董路是一个难得的正直评论人,但如果正直到了《十五贯》里那个“过于直”的县官境界,就会出现狭隘、简单的倾向。

    董路认为,中国足球首先需要的是一次“人”的革命而不是“体制”的革命,中国足球的祸根是出现在具体的“人”身上,任何一种先进的体制下如果“人”的问题不解决,最终结果依旧是“穿新鞋走老路”——并且善良地认为,“即使中国足球始终处于现有体制下,如果相关人等能够实事求是、克已奉公、各司其职、公正公平的话,中国足球也不应该混乱不堪了……”

    是的,中国足球从业人员的人格素质低下造成目前中国足球的困境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首要原因,在任何一个社会环境下,社会结果的造成根源肯定是体制而非生活在体制之内的人,如果本末倒置的话,那极易倒退向封建的几千年来的“清官论”——希望某一个或者某几个清官大人就能够改写历史环境,希望包大人的铡刀能一刀下去就为秦湘莲伸冤让封建时代的妇女们从此得到解放,希望刘罗锅能带皇帝微服私访从而一举根除长江堤防的丑行,希望冯玉祥“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的正直宣言就能让蒋王朝的劣习尽收……拜托,“清官”从来没有救得了中国的任何事情,包括中国足球,比如许放先生临死之前也没有一双新鞋可穿,但他撒手尘寰后却钻出来那么许多蝇营狗苟。

    从我10余年的一线采访中,我能够(包括全部长期采访中国足协的记者们也能够)肯定郎效农是一个清廉正直的足协官员,即使延伸到整个中国行政机关的公务人员序列中,郎效农也是一个在品德C守上无可挑剔的人,几乎每天早上、每天夜里你都可以见到一个老僧入定般的郎效农孜孜不倦地在为中国足球工作,他从没有收过红包,他甚至从没有去过桑拿房……还有王俊生,还有阎世铎,还有李晓光,还有王彬、董华、冯剑明、张吉龙……等等,他们算不上高尚,但从某种意义而言,由于中国足协10余年来面临的批评和压力,已使他们夹着尾巴成为中国机关干部里还算清正勤勉的一族。

    革命才能活命(3)

    但于事无补,“中超之父”郎效农救不了中超,足协前后两任主席王俊生、阎世铎也救不了中国足球,如果好人、圣人能救得了中国足球的话,那么请雷锋、焦裕禄、孔繁森或者耶稣来当足协主席吧。

    人品?!我相信朝鲜足协的官员们一定是人品无瑕的,以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肯定忘我无私勤奋工作,但在那样的体制下,朝鲜国的足球水平又怎样呢?而在它隔了一条三八线的南部,韩国足球却在职业体制下生龙活虎。

    (三)私欲论——

    (可疑,投资人还是投资权力的人?程建国先生认为这些足球投资人的欲望在于“城市名片”,是投资权力以及相关而来的政策倾斜、广告效应。我想问的是,贝鲁斯科尼、阿布、默多克投资足球还是投资权力?只要对足球运动有推动力,你管它动机如何,没有私欲就没有革命,中国足球的一大原罪就是缺乏进取欲望。你纯,你救得了中国足球吗?)

    如果纯真救得了中国足球,那么法国足球的鼻祖应该是圣女贞德;如果强求一个资本家投资足球完全是为了足球本身,那么这个世界上将没有像皇马、ac这样的强势俱乐部。

    我并不怀疑程建国先生所说中国足球“投资人”其实是“投资权力人”,大量的材料可以说明,从王健林到杨肇基到尹明善到徐明到张海甚至遥远地区的李志民,其实都是从投资足球中得到或者已经得到某种足球之外的回报——这没有问题,只要他们确确实实在推动了地区足球的生存和发展就行了,即使他们在利益得不到满足之后要抽身而去,也必须承认在资本投入某个地域对这个地域足球起到的必然逻辑关系。

    贝鲁斯科尼是投资足球还是投资权力?默多克是喜欢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足球技艺还是追逐足球能给他的传媒帝国带来的效益?还有阿布,还有佩雷斯,甚至还有阿维兰热、布拉特以及萨马兰奇、罗格。现代体育、职业足球发展到当今这样的商业高度时,有什么理由向资本家、政治家们要求他们一定要像旷古时代的圣人一样澄明无邪呢?

    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对革命的反对。

    一个必然要在这场革命中澄清的问题是:革命需不需要完全纯粹的动机?也就是说——是不是有了私欲就不能革命?

    毛泽东在《论统一战线》里表达出这样的意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战胜一切反动的势力。徐明不那么纯粹,张海不那么纯粹(注:他甚至现在还被抓了),国安有自己的私欲,但一个革命战线的形成难道一定要清一色的马克思、列宁吗?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都始于私欲,没有私人的欲望哪来革命的初生,当这些私人欲望形成了共同的利益时,当这些由私欲而成的共同利益又能够顺应潮流推动历史的发展时,它就是革命,就是彻头彻尾的革命。这是历史的、也是革命的规律。

    水泊梁山108条好汉人人都有自己的私欲:杨志一怒杀了泼皮、石秀抓烂别人的豆腐、时迁见色心动、鲁智深想的就是吃R……李自成这么彻底的革命也充斥着私欲!刘宗敏与郝摇旗争抢陈圆圆,牛金星与李信文人相轻,李过与宋献策反目成仇,就连李自成最初的革命动机,也不过是一个陕北娃子肚子饿了要打家劫舍而已。

    革命以及革命者的动机永远是个渐进的过程,就像你不能要求贺龙元帅两把菜刀闹革命时就是一个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你不能要求朱德在打响南昌起义第一枪时脑海里就浮现出1949年10月1日的盛大景象,甚至不能要求青年毛泽东在长沙师范时就已成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等到革命动机都纯正了才能革命,只能被人革了命。

    因此,我的意思反而是:我认为中国足球的问题正是徐明、张海们还不够赤LL,还不够公开地说出利益的症结——才导致所谓“中超”从一开始就成为先天机制错误、被迫后天“造反”弥补的一桩烂摊子。有什么遮遮掩掩的,英超之所以能有今天的辉煌,正是由于曼联、阿森纳一干豪门要赤L地争取利益,正是阿布拉莫维奇、默多克拎着钞票要攫取足球之外的一些至关利益。

    “动机不纯”?好一个以革命的口吻反革命的标语。私欲!?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到将来,私欲都是推动这个社会前进的原动力。

    (四)最后的共识——

    (我们争吵得太久太多,但我们总应该拥有最后一个共识,都活不下去了,不改行吗?)

    “人类向善的本性使民主成为可能;人类向恶的本性使民主成为必须”。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民主不是炫耀的招贴画,它必须是制约人性恶的基本制度,而且我们能争取达到它。虽然楼世芳先生严厉地嘲讽了中国足球这场民主变革可能带来的后果,但要我要说的是——“不是我们想拿革命招摇,而是中国足球如果不来一场变革真的将死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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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才能活命(4)

    因此我有一个本文重中之重的问题——

    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把这场风波当成“革命”,不管是否有卫道士声色俱厉地斥责这是“反革命”,我问:“在中国足球这具躯体前,我们之间有没有共识?”

    有没有共识?有!这就是对现状不满,认为中国足球不改不行了,中国足球必须换个活法才行了!如果拥有这个共识,下一步的问题就是“怎么干”而不是“干还是不干”?否则会很无聊甚至无耻。

    嘲讽和批评这场革命的人出于“血统论”“人格论”“私欲论”来弹劾徐明、张海们,事实上就是认为这群人既不配革命也拿不出完美的革命办法,因此就不会有成功的明天。对于这些怀疑论调者,我的回答是:

    一、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一部真理式的、圣经式的文件等待着中国足球的改革,在我们都承认无法找到一个绝对正确的方法、路线拯救中国足球时,只能选择“最不差”的方法和路线,也就是选择我们目所能及力所能及的最接近成功的法案。现在,参照成功的欧洲足球先进国家的模本构思的“职业联盟”是“最不差”的。

    二、如果你认为你有更加“最不差”的法案,请你拿出来。但有言在先,像楼世芳先生那种认为“最好的革命就是什么事都不干”或董路先生那种“只有圣人才能救足球”甚至程建国先生那种J贼文人式的虚无哀叹请勿当成法案端上来。

    三、既然上述三先生(以及背后代表的人群)都以进步者自居,当这场革命到来,请勿叶公好龙,任何要求革命以及革命者完美无瑕的作法并不现实,因为我们能够把握的也只能把握的就是当前发生的这场革命,而且,骑在革命的墙头上向革命扔砖头——不觉得有点卑鄙吗?

    在中国足球最危急的关头,在嘈嘈切切错杂弹中,只有一个是绝对正确的,那就是——中国足球必须改变!革命,才能活命。

    李承鹏

    2004年10月22日凌晨于北京大宝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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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超元年的一张白条

    大约从10年前或者更早,朱广沪就不吃R了,在他的寝室里除了堆积如山的足球录像带,就是一盒又一盒的饼干。这个素食主义者从一盒饼干到另一盒饼干,从一次失败到另一次失败。

    大约从10个月前或者更早,深圳队就不发工资了,在未曾夺冠的这段路程里,他们除了时时感受到高层抽疯式的震荡,就是隔三差五领取些“空头支票”。这群捏着白条打工的民工们,从一座高楼到另一座高楼,从一次比赛到另一次比赛。

    11月24日晚,深圳队夺冠了,首届中超冠军的头衔与其说是一次荣耀上的褒奖,不如说对一群民工艰苦挣扎后的抚恤。那天晚上与郑智在“粑子火锅”涮着毛肚,郑智说:“我们就是这口锅里的毛肚,世界上有没有一个赛季不发工资还夺得冠军的球队?”后来我上网查了一下,大概是尼日利亚军政府内乱时有过6个月没发工资的先例。

    我认为,中超冠军贬值了,但深圳夺冠却没有贬值,虽然这样一个中超冠军怎么看都像一个绝妙的锦标讽刺,但在缩水夺冠甚嚣尘上的时候,我认为无论从足球意义还是人性意义而言,这个冠军都是他们艰苦打拼出来的,李伟锋、郑智、李毅、朱广沪手里可能捏了很多张白条,但冠军名次却不是白条。在大连实德被罚6分退出竞争后,惟有深圳健力宝有能力代表2004掠下最高山头。翻开健力宝队出场主力名单和技术统计,这是一个以超强稳定打法和实力派路线获得胜利的球队,以中国足球的缩水而否定深圳队的努力不仅有失公平,而且没有人性。

    “家贫出孝子,国难显忠臣”,在混乱不堪,前途沓然的中国足球背景下,深圳健力宝毕竟凭借朱广沪的人格魅力以及那一干弟子“士为知己者死”的江湖气息为这座原本要抛弃他们的移民城市拿下了第一座冠军奖杯。深圳这座被抛弃的城市,已好久没有在中国拿过第一了。

    这是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第4个冠军,它没有产自足球基础浑厚的大连、山东,也没有产自烧钱如烧纸的上海,在8个月无米下锅的时间里,冠军从朱广沪那种很江湖的个人气息中慢慢孕育,无论阎世铎的“政治足球‘还是革命派的“金元足球”理论与这个冠军的产生无关。它像一个难产儿,要么自生,要么自灭,但凭借很原始很粗糙的生存欲念获得了冠军——哪怕未来它将为此付出高昂利息。

    与阎世铎无关,与张海无关,与中超无关,与还在纸上的“职业联盟”无关,它是那样的游离于中国职业足球体制之外,你甚至可以怀疑这是那支在巴西丛林里逗留下来的残存部队时隔8年后的一次还魂,那个计划经济的余孽杀将回来,报仇了!

    所以,之于朱广沪、李伟锋、郑智、李毅、杨晨,这个冠军并没有贬值;之于中国足球,它却大大贬值了——阎世铎在2000年底“深圳会议”上鼓吹出来的宏大叙事般的中超概念,却这样被一支浑不吝的球队用最原始的办法拆散得七零八落,没有政治,没有金钱,没有口号或莎士比亚名句。一支父子兵用义气、用防反就可以完成阎世铎耗资数十亿,历时4年描绘的蓝图。

    “中超元年”为捏着白条的民工所创造,就是对所谓“中超”豆腐渣工程的绝妙讽刺。

    然后做鸟兽散……一群民工在修建了一座中超楼盘后各奔东西,带着生活的心事和事业的绝望去盖下一个楼、接下一张白条,或在次一年的中超分崩离析,或在a3联赛中被日韩球队打得落花流水。

    再过几天,阎掌门就将拿着厚厚一叠文件描述未来的中超改革了,就像拿着厚厚一叠白条,好诡异的图像——欢迎下一个白条冠军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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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仇杀,没有德比

    据说天很冷,据说地很滑,据说故事沿着《大上海。1937》或《无间道》的仇杀顺江而下。但终结者却是东北青年张玉宁。外乡人用自己的暴躁方式了段属于上海人的缠绵恩仇。甚至用地道的沈阳口音为上海式进球仰天喊一声“整啥呢,我靠”。

    当吴金贵红着眼睛却推说“风吹的,风吹的”时候,当成耀东言不由衷地“向老大哥学习”的时候,当申思顿悟似的说“这球没法踢”的时候,当李明像沙漏一样漏过来球的时候,每一次炒作得到了炒作应有的结果,每一种胜负归附在不同的阶级立场——站在上海人的立场,4比1是家族内决斗的结果;站在大连人的立场,大连队又不经意间得到攫取冠军的火种;站在全国人民的立场,“上海德比”是对在甲a垃圾比赛中也能生产出极致作品的认同。

    既使站在“东方卫视”的立场,它也是预演明年中超转播的很好的“暖场”,与央视展开一次电视德比。

    输掉前3个德比,赢得第4个德比,但更上海的申花这一次胜利却足以赚回更多,因为它可能因此赢得末代甲a冠军。“仇杀”还不会停顿,只要你听到现场4万多人只为“申花”加油的声音就可以知道,所谓“德比”,不过是上海人“排外情结”在球场上一次世俗的表达,哪怕“国际”拥有更正宗的上海口音更纯正的上海血统更地道的本帮菜饮食口味,但“申花”是明媒正娶的正房,是10年来由一只电热水器到城市旗杆的历史产物。而国际不是,上海国际应该是“海上国际”,是至今仍漂荡在离上海市区30海哩远水面上的一叶孤舟。

    “上海无德比”,如果哪一天大连人乘风破浪追杀过来,“上海德比”就变成了“上海窝里斗”,3分,不是一个很遥远的距离,这场比赛后,精于算计的上海人会从球场内硝化甘油的刺激中清醒到一个简单的算数题。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上海人并没有“J贼”到用一场假球来保住冠军,但同样他们没有能够提前5轮就确定今年是“上海年”。德比,为了“更上海”的上海申花,变成可能中的内耗。

    在徐泽宪开车回家的路上他一定不由得要想一个要命的问题:为什么上海国际就不是上海的国际?这个在上海名头极响的老板可以修建无比叫好的“中远两湾城”,却不可以为自己的球队寻找一寸立锥之地;而楼世芳不一样,这个前铁道工程兵绝对自信地知道自己不费吹灰之力就在上海打通了一条坚实的地道,只有一个上海,使上海德比成为一场本埠人对外乡人的追杀,至少是“上支角”对“下支角”的打压。

    5个球,比赛像一场争夺地盘的青帮械斗一样好看,但它不是德比,它是来自南斯拉夫、巴拉圭、德国、以及中国沈阳的外乡人的表演,所谓“新上海人”是产品广告式的说法,而准确的意思是,上海人用钱开了个很隆重的“堂会”,并且准备把站在对立面的“伪上海”赶到海上去。

    全场人都在赶杀被视作“伪上海”的上海国际,这样的德比就不再是德比,而是城管人员在追赶“三无人员”,哪怕徐泽宪召集了再多的上海球员,哪怕修了再多的楼盘,这支球队仍然没有拿到上海蓝印户口甚至“暂住证”。

    一个很视觉化的例子是:当同样在为上海这座城市战斗的成耀东离开申花主场虹口时,竟在车上用一块毛巾裹住自己的头,而楼世芳却在康桥基地书房里很从容很有心得地翻看希拉里的《亲历历史》。结论是:在一场好看得几臻甲a极品的战斗后,“上海”看上去更像仇杀而非德比。

    别给我事儿*一样再提什么“德比”了,中国哪有德比?所谓上海德比,不过是一次被坊间叫得很响亮的弄堂群殴罢了。

    上海德比,摸了谁的手

    如果过去的上海德比是“火星撞地球”,那么现在的上海德比就是“左手摸右手”,上海德比摸了一下肖战波的左手,然后被金哨孙葆洁很可疑地宣判为进球。

    真的是左手摸右手,虽然东方卫视年轻的主持人试图用发哥在《上海滩》里很酷的“浪奔,浪流”来营造某种背景,但历经3年共7场的疯狂血拼后,上海德比已出现非常无奈的审美疲劳,当国际的王国林向申花的吴冀南索要球票,当沪上媒体齐声呼吁“安全、健康”,当徐泽宪、楼世芳、申思、范志毅、祁宏、徐根宝等德比主角远遁江湖——上海滩已无德比,有的只是上海一队打上海二队,或者弄堂甲队打弄堂乙队。

    没有恩怨,就没有江湖,没有对峙,就没有德比,曾被引为联赛极端词汇的“上海德比”平庸如此,是整个中国足球低迷的真实揭发——无论是涅波的442还是成耀东的4321,无论是张玉宁的复出还是詹可强的怒S,他们永远无法复制2002、2003德比的技术含量,如果没有孙葆洁关于“无意手球”的牵强解释,这场比赛就是0比0,就是左手无聊、右手无奈的0比0。

    还别提3万人的上座率,上海“国际车展”每张观摩票80元,第一天就涌进去8万人,说明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城市里,用范志毅追撵徐根宝,用楼世芳挤压徐泽宪的眼球时代已经过去。人民有权力进行更多的选择。

    这样一个在过去4年烧掉7个亿的城市,必须要一段时间来喘息,这样两支纠缠了两代甚至三代人恩仇的球队,必须要消停片刻积结下一次格杀。前几天,楼世芳去了海南参拜佛像开光,徐泽宪去了虹桥听张信哲个唱会,吴金贵忙着局势开发,徐根宝被“女足选帅”缠绕,申思被一个小女生短信S扰,范志毅继续和裁判、司机没完没了……每个人都忙着要讨每个人的生活,“德比”便成为J零狗碎的历史碎片。

    可能用“后德比时代”来形容这场比赛更合适,经历了3年7场比赛的血雨腥风,经历了肖战波怒踹于海、王国林拳打陆俊,经历了“空心萝卜”和“徐根宝,你看见了吗”这样的嚣叫,上海足球开始进入主角缺失后的真空状态,陷入了斗无可斗杀无可杀的迷惘空虚——如果一定要从正面的角度解释,那就是开始回归足球比赛的本质,但问题是,中国式足球和中国式生活一样,一旦进入本质状态,也就进入无聊状态。

    这就是“上海德比”的矛盾,“上海德比”像经过了火星四溅的恋爱双方,折腾多年之后终归家庭生活,面对同一块天花板同一堵白粉墙同一台电视机收看无聊节目,相安无事却又各怀心事,了无生趣——然后我还要说“安全、健康”,说“再见,谢谢收看”。

    上海无德比,上海却永远有争议,肖战波去年一脚踹出了上海滩“全武行”,今年却很幽默地说将“进球献给妈妈”——已然连胜的申花将士将分享140万人民币的奖金,并且直冲下一个德比对手“中邦”,生活平庸但很幸福,谁也不会拒绝连胜奖的充盈感。

    只是中邦怎么看也像一支厂区队,何况曾经的德比主角范志毅因为上下其手根本不上了场——这样的德比,虽然砍掉下去连着R的疼,但摸上去却是“左手摸右手。

    从此上海无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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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承鹏:姚不劳模谁劳模?(1)

    在一个几千年来笼罩于农耕文化之下的国家,“劳动”这个词汇已被打上很狭义的烙印,在一个意识形态单一的民族内部,“模范”不可能成为多元文化的标准。

    直到现在,一看到“劳动模范”中国人就会条件反S地想到掏粪工人时传祥的身形,就会想到寒冬腊月、朔风肆虐、满手老茧、跳下茅坑等等令人触动的场景,如果你突然提到那个身家逾亿、风光无限的姚明,当然会有概念上的链接障碍。

    “劳动”等于“受苦受难”,“劳动模范”等于“极品式的受苦受难”,所以姚明遭遇这样一场比赛是有道理的,始于半个世纪前的“劳模”评选在历史的变迁中必然会出现观念冲突。

    我们喜欢在一些标准上喷口水,20多年前有一部如雷贯耳的电影叫《决裂》,片子是讨论到底要不要向“白专道路”开炮、什么样的学生才配进入大学课堂等火红思想的。片中最经典的一场戏是——有个大字不识一箩筐的打铁匠一定要上大学,结果被教授们拒绝,于是引发一场群众的咆哮,于是引发了一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最后的情节是,工宣队队长举起打铁匠长满老茧的手向全校几千师生高呼:“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上大学?看看这双手、这些老茧,难道这还不算有资格吗?”掌声雷动、群情激昂,打铁匠进了大学,老教授被押赴农场……

    打铁匠之所以上了大学——是因为那时候大学的标准不是数理化和abc,而是“三忠于”;姚明之所以被一干人反对评劳模,是因为这些人认为劳模的标准应该是粪臭、油渍、尘土飞扬,而不是金钱、荣耀和星光大道。有些中国人对“劳动”的理解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他们还沉浸在王进喜、杨白劳、白毛女的遥远回忆中。

    我查了一下《现代汉语词典》,“劳动”——人类创造物质或精神财富的活动,“模范”——可以作为榜样,值得学习的人或事迹,所以“劳动模范”应该是“创造了物质或精神财富并值得作为榜样来学习的人或事迹”。在物质上,姚明给自己也给国家挣了不少外汇,在精神上,他在nba在雅典奥运赛场上的表现给我们以享受给国家增了光,现在大街小巷的孩子们都在追随着姚明的身影,你说姚明不劳模谁劳模?

    我的意思是,时传祥、王进喜是一个时代的标准,他们是一种类型的劳模;而姚明、陈中、刘翔是另一个时代的标准,他们是另一种类型的劳模。用一种类型的劳动来打击另一种类型的劳动是不公平的,是对“劳动”最大的轻贱蔑视。这个社会需要各种方式的劳动者,没必要让所有人都穿着耐克鞋学习灌篮,也没必要让所有大街都充满粪臭。

    对姚明获得“劳模”的质疑主要有两点:一、他在美国而不是中国工作;二、“全国劳模”的获得者应该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劳动者而不是明星。第一点,显然有古怪的地域排斥的心理,其实姚明的人事关系还在上海运动技术学院,他只是因为nba的工作性质才必须在美国进行日常工作,请问——是否以后的劳模都必须出身于根正苗红国有单位,是否还得细分为“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国有绝对控股”等等条款,并更进一步把所有商业系统的人士赶尽杀绝才后快?如此,“全国劳模”评选应该改名为“全国国有独资社会主义企事业单位劳动模范”评选。

    至于“默默无闻”,其实时传祥一经当选也就名闻神州大地,至今还流传于学校教材上作为英雄人物学习,他已经是个大名人了,莫非还要有关机构因其名声太盛取消其“劳模”称号?名望只是辛勤劳动下的自然产物,与资格何干?可见,有些中国人不仅有“仇富心理”,还有“仇名心理”,这实在猥琐。

    可能来一次逆向推定更有助于我们接近事情的真相,比如说取消姚明劳模称号,理由是姚明太有名、太有钱,而且在帮美国人打工……那么我们势必误导了一种对“劳动者”的正确认知,孩子们会认为姚明不过是一个常常上电视的明星,不过是上天给他一副好身板,不过是个运气绝佳的有钱人,从而忽略了以下事实——姚明为了工作,在6个月内生生练出13公斤肌R,为了成为球星,10余年来努力克服左耳失聪、腿腱偏短、臂长不足等生理缺陷,甚至为了形象健康,绝不抽烟喝酒制造绯闻。

    孩子们学什么呢?他们只能把“劳模”定位在很狭窄的认知区域:扫大街、堵井喷、掏大粪、公车售票、交警……列宁说,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我们应该给社会树立更多元化的榜样。

    时代在变,“劳动”也在变,一个社会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志是:究竟怎样看待“劳动”及“劳动者”?我觉得,“劳动”不应该被当成一件暗无天日的东西;它应该充满乐趣;应该富有想像力;应该体现个人奋斗的激情;所以姚明当选全国劳模是对几千年来中国人“劳动”促狭观念的某次纠正,这样的榜样出台真的生动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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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承鹏:姚不劳模谁劳模?(2)

    人生不只有掏粪、扫大街,也可以“i love this game”。

    (本部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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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黄金一代成黄昏一代

    拔锚——扬帆——然后触礁!如果达·伽马能够活到500年后,他一定会用鹅毛笔醮血书写这样一则哀绝的《航海日志》:2004年6月12日午后,遭遇希腊海盗,激战90分钟,死于巨龙。

    当斥资2亿美元号称为欧洲正本清源的《特洛伊》全球同日热映——“黄金一代”变成“黄铜一代”,“黄金一代”变成“黄昏一代”,一匹叫“特洛伊”的木马疯狂驰骋,把号称豪门盛宴的’2004欧洲杯踹踏得像一场暴民的革命,把年老色衰还强撑妖娆的葡萄牙打回原形!

    所谓“黄金一代”,已无情若朝露,菲戈的鬓角还保持着某种怀旧气质;但一个猝然而至的粗暴夜晚,“婉约小资”却被山地暴民生冷肢解——小资干不过蛮汉,咆哮的雷哈格尔带领一帮身高米的战士,从木马肚皮里钻出来,高呼“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杀戮!长矛从前胸进去、后背出来,不留一丝活口——让你丫小资,你们全家都小资。

    “黄金一代”已成“黄铜一代”,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好莱坞大片用历史给欧洲杯开了狂野的片头,即将举办奥运会的希腊人给正在举行欧洲杯的葡萄牙人来了一场粗鲁的示范。

    雷哈格尔就是阿伽门农,一场541的诡异变阵就是那匹深夜潜入的木马,葡萄牙人还在欣喜波尔图平民身份夺得欧冠桂冠,却又被另一群更平民的平民,不,让一群暴民再次颠覆了王权。

    这是真正的冷兵器时代的流血事件——我预言,“颠覆”将成2004欧洲杯主旋律,从曼联被干掉,从ac米兰被干掉,从皇马、尤文被干掉,手执铁盾、抛石器的暴民们冲上欧洲王公贵胄的盛宴,踢翻鱼翅捞饭、鲍鱼燕窝,高喊:“妈的,给我来一锅乱炖!”

    这就是2004欧洲足坛的逻辑,这就是本届欧洲杯开始叛乱的定音鼓,欧冠联赛的爆冷逻辑记忆犹新,欧洲杯再在创口上撒一把盐,所以,我情愿把这两档欧洲足球的战争混为一谈,欧洲杯成为欧洲冠军联赛又一次让赌民们捶胸顿足血崩不止的续集。

    刀伤,就让它更伤;狂乱,就让它更狂乱。

    刚才,颠覆欧洲的阿布坐着两亿欧元的罗盘号来了,刚才,西班牙人差点拿俄罗斯人下不了刀了,2004欧洲杯的第一天——整个欧洲足球背弃了他们使用的阿迪达斯新球“roteiro”(航海者),一个黄昏的到来,老油条们似乎在海面上都找不到北了,而欧洲城乡结合部的希腊却将一路驶向天堂。

    这就是大航海时代的预言,没有狂徒们的异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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